伟大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内部危机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清朝政府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参见《资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放弃帝国中央的行政权而听凭外国人摆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而且几乎霸占了帝国的主要财源——中国的海关总署。慈禧太后（1835—1908）虽能震慑其国人，但外国人却不那么怕她。在她的统治下，这个衰弱的帝国似乎注定会在帝国主义联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国进入东三省，其敌手日本又将俄国从东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夺取了中国台湾和朝鲜，并且积极准备下一步侵略。与此同时，英国已经扩大了其香港殖民地，并且觊觎西藏。德国在中国北部占据了一些基地；法国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国周围施加影响力，并在中国南方扩展其阵势；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国割让澳门。可是虽然群狼愿意联合对付其猎物——比方说，1900年以镇压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为借口，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联合占领并抢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这一庞大帝国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美国这个新兴的帝国强权，坚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与早期帝国主义者同样的权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样，这些在太平洋上对中华帝国进行的你争我夺，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较为直接的结果是，它们一方面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方面却造成了这个世界最古老政治实体的崩溃。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中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然而，西化却正意味着必须摧毁他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即使没有受到宫廷阴谋与分裂的掣肘，没有因为对技术的无知而削弱，并能免除每几年便来一次的外国侵略，保守人士领导的改革还是注定会失败。其次，人民起义和秘密会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反对传统，仍旧和往日一样强大。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北部有900万—1 300万人死于饥荒，而黄河决堤证明了负有护堤责任的帝国的失败。因而，虽然太平天国失败了，但是各种不满成分还是结合起来强化了这个传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事实上就是一次群众运动，其领导阶级乃由义和团的组织所形成，这个组织便是庞大而古老的白莲教秘密会社。可是，基于明显的理由，这些反叛的锋刃表现为杀气腾腾的仇外情绪和反现代化。它是针对外国人、基督教和机器而来。虽然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却无法提供规划或前景。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本地某些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尽管它是狭小而不稳定的。当地的统治群体已经在悄悄脱离清王朝。只有在这里，古老的秘密会社才会与意欲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现代化具体方案相结合，甚至对它发生兴趣。孙中山（1866—1925）从南方新兴的共和革命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怀有对清朝根深蒂固的敌意，都痛恨帝国主义，这种痛恨可用传统的仇外言辞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加以明确阐述；也都支持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革命的论调。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土地改革）——虽然是承继自西方的政治词汇（尤其是穆勒的措辞），但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孙中山乃是接受教会教育而且到处旅行的医生）的中国人，也可将它们视为反清老调的合理延伸。而对于那一小群主张共和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秘密会社对于接触都市，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也有助于在海外组织华侨的支持团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上，动员这些团体。
不过，秘密会社（如日后共产党也将发现的）绝不是新中国的最佳基础，而来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进知识分子，其人数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完善，无法取得大权。同时，启发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典范，也不曾提供治理清朝帝国的具体办法。清朝帝国在1911年的一场（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然而，实际上，一时取代清朝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之后的将近40年间，中国不曾出现稳固的全国性政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