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冲突是英国在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正是冲突最终毁掉了英国的殖民计划，建立起美国这个新国家。白人殖民者与阿尔贡金部落的公开交战让他们彰显了自己有别于美洲土著的身份，并且明确界定了两者之间的种族差异。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种族差异也会出现在白人社会和非洲群体之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歧视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当时这种关于种族的观点会逐渐凝结为一种固有的种族、民族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战争正是一个主导因素。
战争让英国殖民者更加确信自己本质上的“英国性”（Englishness）。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也源于他们对其他国家殖民美洲情况的了解。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有决心，一心想让美洲土著信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抛弃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国的社会文化。但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当时的一位官员让·博沙尔·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国人会变成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变成法国人。”[1]不过在英国人看来，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反正不久之后，他们既会和法国人、也会和土著人作战。英国人通过暴力维护了自己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捍卫了这种身份中蕴含的价值。最终，这种暴力又会迫使他们从自己原有的欧洲身份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美国这个政治文化国家、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也许的确起源于“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但这颗种子绝非新世界里唯一的种子。当其他所有的种子都开始发芽，一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现了。
到了17世纪晚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地区，也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形式：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公司特许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其中，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都是清教徒移民社群。这些殖民地的创立者中，有一些是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统治集团发生了冲突，另一些则是希望在这里寻求更宽容的宗教自由和更好的经济机遇。1635年，罗杰·威廉姆斯被逐出马萨诸塞后建立了罗得岛殖民地；随后，塞勒姆的安妮·哈钦森被约翰·温斯罗普解雇，也来到罗得岛。不久，“唯信仰论危机”（Antinomian crisis）引发了更大的冲击，哈钦斯的姐夫约翰·惠尔赖特（John Wheelwright）和他的跟随者们也放弃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去往从1623年起就已有部分英国人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寻求宗教庇护。托马斯·胡克教士（Thomas Hooker）和当时马萨诸塞的领导人同样意见不合，虽然没有与他们公开敌对，但还是希望远离他们的管辖，因而在1636年带领跟随者去了康涅狄格山谷。
鉴于这些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有团结协作的可能。不过，殖民扩张带来的危险还是促使新世界里的这些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一个相对短暂（仅持续到1684年）的新联合体。在当时，英国清教徒异见者侵占了越来越多土著部落的土地和欧洲邻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43年组成新英格兰同盟（罗得岛未受邀请）。这个同盟的主要功绩——如果能称之为功绩的话——是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这些殖民地探讨自我防御问题的时候，遥远的英格兰正在燃起内战的战火。英国内战期间，来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也迅速减少。1660年，查尔斯二世复辟君主制，才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新纪元，也对殖民地事务有了更多的关注，而这在殖民地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在此之前，英国并非只因忙于内战才无暇顾及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向来甚少参与，不过是看到许多穷人都去了切萨皮克，棘手的清教徒都去了新英格兰，而长舒一口气。殖民地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阀：英国社会那些不受欢迎的元素都可以安全地转移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例如在1666年，苏格兰爱丁堡的政府官员就曾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乞丐、流浪汉和其他不宜留在这个王国的人”都被迁移去了弗吉尼亚，眼不见为净[2]。就殖民地事务而言，英国的唯一关切是让英国船只成为殖民交易的主要受益者，但就连这一关切也是在英国遭到来自欧洲冲突的威胁之后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法》（Navigation Act），但查理二世于1660年即位后随即废除这部法令，制订了新的航海条例。短期来说，这对英格兰（不是整个大不列颠，因为船只和货物只经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船只和新英格兰的造船贸易都有好处，因为“英格兰”船只中也包括了那些在殖民地建造的船只。但从长期而言，英国想要控制上述这些殖民地，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1660年以后，英国在初步尝试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也迎来了一股殖民热潮。大量新的英国殖民地在美洲出现，这些殖民地有时也为纪念其建立而被称为复辟时期的殖民地（见表1）。这些殖民地最初都是英国国王特许给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卡罗来纳的所有者是一群贵族领主，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爵位继承人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和乔治·卡特里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其中，伯克利爵士和卡特里特爵士还被任命为新泽西殖民地的贵族领主。新泽西是从新约克（即纽约）分离出来的殖民地，而新约克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前身又是荷兰人建立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英国在1664年的英荷战争中夺得这片殖民地的控制权，同年，查理二世将其授予弟弟詹姆斯。或许是缺乏命名的灵感，又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头衔到处留名，时为约克公爵的詹姆斯将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城市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市（即纽约市），1685年继承王位后，又将纽约归为皇家殖民地。此时，纽约的白人人口已经比1664年翻了一番，达到20000左右。
表1 最初的13个殖民地（按定居点建立时间排序）
和之前一样，英国这次新殖民热潮的动机仍然是追逐利润、扩张势力以及传播新教。鉴于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传播新教这个动机多少有些可疑，但对于当时的领主来说，英国王室的宗教立场并不重要。在伯克利这样的人眼里，卡罗来纳殖民地和新泽西殖民地都不过是投资机遇而已，他们毫无在那里定居的打算。因此，伯克利将自己持有的新泽西所有权份额都卖给了英国贵格会教徒。当时，这些贵格会教徒正开始在新泽西西部地区定居，而公理宗信徒和浸礼会基督信徒则移居到了东部地区。
新泽西和新英格兰情况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谐。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带领贵格会财团买下新泽西殖民地的东部土地时，就在当地以苏格兰人为主的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安。新泽西为当时的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庇护所的所在。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4]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英国在17世纪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下一个殖民地，即佐治亚殖民地要到几十年后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并且这个殖民地已不再是为宗教异端者提供的庇护所，而是为英国债主建造的避难所了。当时，英国殖民地的范围已经从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大多受一名由英国王室或领主任命的总督管辖，立法机构则分为总督任命的议会（上议院）和选举形成的议会（下议院）。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例外：这两个殖民地由立法机构选举总督。事实上，尽管这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追求极为相似，并且也形成了新英格兰同盟，但除了与大不列颠的共同联系之外，并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殖民地团结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印刷文化。
图12 威廉·佩恩《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伦敦，1682年）。
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的支柱。但仅仅通过日益详尽的地图、针对潜在移民的宣传材料、约翰·史密斯等冒险家写的新世界游记或是西奥多·德·布里绘制的插图，并不能让美洲殖民地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要探寻美国早期身份认同的灵魂，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当乏味的官文里，例如佩恩所写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这是一片充斥着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对于定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就连那些契约和宪章中用小号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也相当重要。
清教徒尤其热衷于利用表意明晰的宪章来获得控制权。清教徒“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的资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湾股份公司。与伦敦公司不同的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宪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里：通过1629年的《剑桥协定》，他们从公司那些没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买断全部产权，从而取得了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权，并且将殖民地交由约翰·温斯罗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来管理殖民地，这也是美国最早的一部成文宪法。同年，新罕布什尔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约》（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号”公约》）来管理殖民地。
在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领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爵士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帮助下制定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以确保卡罗来纳世袭贵族的统治。虽然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专有的“标准”治理模式（总督、地方参事会和议会）取代，但它还是彰显了政府、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这些议题在殖民计划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经历让这些英国殖民者远离了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大宪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实上，鉴于殖民时期的契约和协议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改写和修订中，美国最终发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宪法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在18世纪初，还没有人会预料到英国这些殖民地最终会形成统一，更不会预料到会有一份单独的宪法文件来管理这些殖民地。不过，殖民地政府内部的紧张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虽然当时几乎没能增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却已开始削弱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部分是由于这次战争，殖民者和“祖国”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初露端倪：英国王室对新英格兰发回的报告感到不安，力图对殖民地实行更严苛的控制。英国在1651年、1673年接连颁布《航海条例》和《种植园税法》（Plantation Duties Act），开始尝试不断加强控制殖民贸易。1675年，英国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来掌控殖民事务。1684年，由于马萨诸塞无视贸易限制，英国废除《马萨诸塞宪章》以示惩罚。紧接着，詹姆斯二世（James II）于1686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图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罗得岛、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统一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辖。设立自治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条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但詹姆斯对于殖民地的治理没能持续多久，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统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Mary）登上了王位。
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公章上印着一句箴言，意为“唯有在贤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与君主政体的分歧日益扩大，与自治领公章上那幅表现英国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于君主统治的图案中传达的理念更是极为不符。不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当时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更不应将这种在共和时代到来之前形成的自由观归为一种共和思想。英国王室在17世纪末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敌意，但在18世纪，这些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变为意识形态上对王室的全盘对抗。不仅如此，英国议会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中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自古以来的”权利时，其呼声不仅在光荣革命时期响彻英国，也在遥远的美洲引起共鸣。当威廉胜利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民众就起义废黜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罗斯（同时也是自治领总督）政府、纽约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威廉·约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这些起义都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不过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殖民地，反对旧政权的人并没有果断行动，而是等到他们相当确定威廉和玛丽的新政权得到确立之后，才开始行动。
图13 新英格兰自治领（1686—1689年）印章。出自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通史》第三卷（1879年）第9页。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外交中心友情提供，详情访问https://diplomacy.state.gov/exhibitions/100935.htm。
简单说来，殖民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权力交替。和英国一样，殖民地的权力交替同样体现了殖民地内部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而殖民地的新政权也同样只是沿袭了旧政权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对自治领的反对、对那些充当英国王室喉舌的殖民精英的反抗，未必就早早预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对未来美国的发展毫无影响。对美洲而言，威廉推翻詹姆斯的统治，不仅意味着马萨诸塞、马里兰和纽约的天主教徒被逐出权力舞台，还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光荣革命终结了天主教在英国复苏的希望，也给未来的美国留下一种反天主教的传统：直到近300年后，美国才会迎来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即1960年上任的约翰·肯尼迪）。殖民时期虽然确立了白人新教徒的支配地位，但它同时又是英国君主政治更替的产物。
新英格兰自治领之前曾试图限制、甚至剥夺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这些权利得到了部分恢复，但程度有限。1691年，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相继成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王室指派总督。同时，在马萨诸塞，特权不再由教会成员专享，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决定所属。以商人和地主为主的新社会精英阶层取代了“圣徒”统治者，开启了新的政治趋势。18世纪早期，大多数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和公司特许殖民地都转为了皇家殖民地，只有五个殖民地例外：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即便如此，这五个殖民地也不能完全避开王室的干预。在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下，英国王室眼中的殖民地和弗吉尼亚公司最开始预想的切萨皮克一样，是一个财富之源，有着丰富的原材料，不仅为殖民地，也为英国本土创造了就业机会。此时，距詹姆斯敦最初的艰难建立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满意，因而也越发热衷于保护自己的投资。
《航海条例》颁布以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监管力度一直不够。于是在169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对殖民地产品的管制。到了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洲出产的几乎所有原材料都被划入贸易委员会的管理范围。这对美洲殖民地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反倒能够确保他们在英国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到1720年，美洲有超过一半的烟草都出口销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也让美洲得以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尤其是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并且参与到欧洲、加勒比海与西非地区之间物品和奴隶的三角贸易之中，美洲殖民地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获利颇丰。对美洲来说，新英格兰代替了欧洲在三角贸易中的位置，将朗姆酒从波士顿和纽波特运到几内亚，随后将奴隶从非洲运往西印度群岛，最后又带着朗姆酒所需的原料（糖蜜和食用糖）回到美洲，这种罪恶的航行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简言之，英属北美殖民地不是在孤立隔绝中发展的，这些殖民社群形成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英国本土的宗教和王室冲突也许的确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
1700年以后，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与此同时，非洲人口输入持续增加，殖民地，尤其是南部地区以种族来界定奴役身份的特点也越发明显。一方面，这使得殖民地朝向一个有着种族分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的增长又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殖民地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都开始围绕着这两个看起来明显矛盾的概念发展：自由和奴役。当然，这两个概念其实毫不矛盾，要完全理解其中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另外一个概念。对于美洲来说，想要取得自由，便要施行奴役，反之亦然。
那么，何谓美国人呢？
1782年，即《巴黎条约》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前一年，法国移民约翰·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émigré John 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书中，克雷弗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么，何谓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他在答案中描述的美国公众形象要比他自己初到美洲时所见的更积极正面。他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但又与欧洲人不同。“他是一个美国人，”克雷弗克指出，“他把所有古老的偏见和礼节都抛在身后，拥抱新的生活模式，遵从新的政府管理，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形成新的见解和习惯。”美国人被视为各民族的混合体，一种“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不同血统的奇妙混合”。克雷弗克自豪地说，他“可以向你指出一个人，他的祖父是英国人，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他们现在的四个儿子娶了四个不同民族的妻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终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是来自西方的朝圣者，他们充满活力、孜孜不倦，将很早之前始于东方的艺术和科学带到这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他遵循新的原则行动，为此他必须吸纳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历经了被迫失业、卑屈依赖、贫穷困苦与无用的劳动之后，他开始辛勤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质报酬。这就是美国人。[5]
考虑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后才真正迎来非英国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虚，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能最多四个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辈子的时间，英属北美这些不稳定的殖民地就不仅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为这个新国家里的白人赢得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身份：肩负着实现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或者，问题更应该是：这可能吗？
如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又称独立战争）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脱离了“祖国”。但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无从预知这一切，他们没有准备在1776年宣告独立，也没有准备独立打响一场战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又正在为这一切做着准备，因为美洲殖民生活有两个主要特征：改变和战争。
殖民地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中。造成这种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与后来克雷弗克热衷于描述的欧洲各国文化交流情况不同，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处于前沿地带的白人社会里也没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机会。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罪犯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约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约17000人）和苏格兰（约2000人）。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约85000人）、苏格兰（约35000人）和爱尔兰（约108000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没有能够轻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当然是多元化的，但构成这种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却倾向于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类聚居，鲜少与其他群体通婚。以奴隶身份来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则没有欧洲移民群体中的这种身份差异，其人口也超过其他所有的移民群体。这样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黑奴贸易的垄断在1697年被打破，奴隶进口活动迅速增长，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从1700年的2万飙升至1763年的35万。这个时期，到达英属殖民地的所有移民里，超过半数的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奴隶，并且都是被迫移民。
这些移民来到的是一个频频被冲突撕裂的世界：欧洲的战火冲破边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参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至少四场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称为威廉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七年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解除了法国对于英国殖民美洲构成的威胁。从殖民地与英国对这些战争不一样的命名体系里可以看出，这些冲突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侵扰和破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正是面临着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而这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帝国的安定都毫无益处。
然而，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殖民进程的固有特点。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不是英国统治精英，而这些移民自愿或被迫来到殖民地时，无论性别、无论肤色，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17世纪末，英国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移民对这个新世界的反应。在演绎弗吉尼亚殖民地培根起义的剧作中，她笔下的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只不过想让出身高贵的种族遍布全国，将这里变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实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地方议会，其中一些议会成员可能还是遭到放逐的罪犯，这些人获得大量资产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阁下，跻身所有权位”[6]。殖民早期这种后来被称为“小木屋神话”或“美国梦”的现象，在贝恩看来，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热情，彰显的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事实上，18世纪初的殖民地极度缺乏乐观主义。不过，这些殖民地就要迎来一个非凡的发展和增长期，而这将永远地改变它们的世界和未来。
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处在步入现代时期的转折点上，其中既包含了与现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着属于前现代的观念。而这些前现代观念里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被视为17世纪末的殖民者对于现代压力、对于马萨诸塞动荡环境的一种前现代的回应。在塞勒姆村，人们的生活由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戒律所统治，而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是坚信“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让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压力，但他毕竟也只是凡人，对于当时的塞勒姆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来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黑暗势力——撒旦。虽然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并无二致，但在1692年时，撒旦的黑暗势力是如此真实，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二世。
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巫术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实相当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爆发的前几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个遭到控告的女巫，于1688年被绞死。清教徒牧师戈登·马瑟（Cotton Mather）在《与巫术和着魔有关的难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记述了这起事件，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仅凭一个情绪激动的13岁小女孩提供的争吵证据，就可以处死一个清白的女人。面对外部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枪口对向自己内部。“去告诉人类，”马瑟在小册子里力劝道，“这里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兰“已经有了他们存在和行动的实例。异教力量不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以熊、蛇和火之形状出现，也出现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里上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如今却受到恶魔的侵扰”。塞勒姆当然藏匿了恶魔，但这些恶魔更多是来自人间，而非来自天上。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
许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赶到内陆地区后，不仅需要和白人移民竞争，还不得不与其他的土著部落抢夺土地和资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都在18世纪销声匿迹了，它们要么融入了其他部落，要么因疾病而全部丧生。当时的观察家、贵格会教徒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在书中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殖民地的发展史及其对特拉华人（又称伦尼莱纳佩人，即本地人）的影响。他写道：“印第安人称，每有一个基督徒到来，就要有两个特拉华人死去。”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来到美洲时曾将这个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8]不过，一些人眼里的机会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代价高昂。对于许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内，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这么一回事，费城的街道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城市乌托邦那样遍地黄金。而伦尼莱纳佩人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于土著部落而言，改变从来都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诸多改变之外，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冲突，而这对于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初，新英格兰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远比几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战时期复杂。菲利普王之战虽然让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但1676年后仍然时有暴力事件爆发，继续破坏着双方的关系。而1702年英法之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更是让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个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国面临的敌人不只是法国。在开战的前几年里，西班牙军队也对英国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地区发动了袭击，英国军队则予以回击，对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教会发起攻击。
那一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者日益遭到与法国交好的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而缅因、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这些相对隔绝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袭击，其中又以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镇最易受到影响。迪尔菲尔德镇在遭受一些小规模袭击之后，又于1704年遭到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突袭，造成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约百人被俘。其实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前，新英格兰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提倡对阿布纳基人采取极端报复措施，波士顿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向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认为迪尔菲尔德的居民已经因为那些袭击而变得“非常沮丧”。对此，他的建议是采取主动进攻。如果“训练狗去像猎杀狗熊一样猎杀印第安人”，他提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那些不太害怕我们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将会极度害怕这些狗。”斯托达德提醒达德利说，这种方法在弗吉尼亚很有效果，并且认为应该把阿布纳基人“当成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对待”，因为这些人“不宣战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断言这些人就像狼一样，应该“以对待狼的方式对待他们”。[9]
斯托达德的建议里当然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例如他丝毫没有提及法国人的威胁——但他的忧虑并不是源于优越感，而是来自于恐惧。像斯托达德这样夹在两个敌对欧洲世界之间的殖民者自然开始憎恶这些外国的冲突，这些战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世界，却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威胁。这种恐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失去平静生活的恐惧。迪尔菲尔德“大屠杀”发生后，许多被俘的殖民者虽然被迫去了新法兰西（魁北克），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马萨诸塞。但也有人没回来，其中就包括迪尔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威廉斯的女儿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没有回马萨诸塞，而是选择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这让约翰感到非常沮丧。尤妮斯从未与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断绝联系，但在她的家人眼里，从她1704年被俘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永远失去了她。
尤妮斯的父亲在《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书中将女儿的离开解读为两种威胁：天主教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胁、部落文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不过他女儿并不这么想，在尤妮斯本人看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她可能不会选择来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确是一片机遇之地。她成功获得了克雷弗克后来所说的独特的美国人身份，抛下“古老的成见和习惯”，接受新的习俗，完全地接纳了文化交流带来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对她的家人和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说，他们不期望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尤妮斯的兄长斯蒂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们试图救赎尤妮斯的行动。很明显，在尤妮斯的家人看来，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里建立家庭、开始新生活来说，她被迫叛教并且抛弃新教的行为更让他们忧虑。莫霍克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种族，而在于他们的耶稣会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后一次回到新英格兰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孙后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兰给自己的白人祖先扫墓。那时，美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和当时仍属英国控制的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遭到封闭，只有法律上既不属英国也不属美国的当地土著人可以穿越边界，而美国白人早已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里不会轻易发生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记载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劝返新世界时所说的，这“不可能”[10]。
分离的时候到来了
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样，在18世纪的美洲，当地土著和英国殖民者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并行发展却鲜有接触。而英国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地理范围的扩张都相当迅速（地图2）。到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向各处扩散，已远远超出原来的殖民地边界。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多，从约58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1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战的结束。就在尤妮斯永远抛弃自己英国人身份的同一年，《乌德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签署也终结了让她背井离乡的那场战争。这场战争也使英国人获得之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个将英国殖民地向内陆推进的机会：可将殖民范围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向北推至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向内陆推至哈得孙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区。
这些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总的来说，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兰要比许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更具有同质性。费城是贵格会定居点，这里无需服军役、征税少、相对安定，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间，有大批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区的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则迎来了奴隶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英国人、苏格兰人、（来自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定居在了迅速发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这些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德国移民。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时期，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经集中在北部地区。当时，南部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拥有可以与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发展规模。仅仅从百分比看，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体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7%，到1770年时仅占3.5%左右。尽管如此，这些处在殖民地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城市将会对美洲殖民地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农村地区，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为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最好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革命。
地图2 殖民地地图
由于当时的革命元素散布在殖民地各处，历史学家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忙于拼凑这些元素。不过，革命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凝聚在自由和奴役这对互补的概念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观点，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和奴役这对概念之所以出现，具体说来，是因为殖民地遭遇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英国本土为进一步控制美洲殖民地而带来的侵扰；宏观说来，则是因为殖民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视角，能够从整个美洲大陆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即使到了1760年，美国国父、外交官兼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仍然认为殖民地不太可能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并且还是有意从英国本土视角来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论述“我们的殖民地”这一问题的现状时，当时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并不认为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会让它们变得危险”。他强调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不但有不一样的总督，还有不一样的政体、法律和利益，其中有些还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他还补充道，这些殖民地“相互间的嫉妒是如此强烈”，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王室立即下令”，它们也只能部分联合起来。不过富兰克林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话留了一条退路，又补充说：
我说这种联合不可能，是指在没有凶残的暴政和压迫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拥有不想失去的财产，享有不愿遭到损害的特权时，他们通常更愿意保持安静，愿意忍气吞声而不会赌上一切。如果政府温和并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些人民也会恪守本分，温和顺从。毕竟，无风不起浪。[11]
对殖民者来说，他们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包含人和土地。尽管在殖民地内部也有些权威施加得越来越严，但殖民者对于英国给殖民地强行施加的不公正权威越来越觉得反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英格兰所宣扬的美德与南部奴隶制所昭示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撇开其他不提，这个时期的蓄奴情况在北部城市地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其实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说，北部城镇的奴隶比例和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些南部烟草种植区的比例持平。在纽约，17世纪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拥有奴隶，到了18世纪早期（1703年），这个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顿，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同期翻了两番，升至8.5%。
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变革之风。他在写下大量的文稿、书信和公文之余，还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s），试图提炼、传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观点。他的年鉴于1732年首版，在此后的25年里不断再版，每年约卖出一万本，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个虚构的“穷理查德”居住的地方虽然也有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宾夕法尼亚经历的那种残酷现实，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想象中的美洲，在这里善有善报，勤能致富。然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再怎么努力工作，也不会迎来成功；与此同时，对于北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说，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给别人即可。这令人沮丧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向其同胞提出乐观的建议。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12]
这种观点远非为富兰克林所独有，也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但对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却有着特别的影响。当时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和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思想，发起“美国启蒙运动”（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富兰克林这种观点的发展。当然，殖民者们一旦决定脱离英国，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响力。《独立宣言》就参考了他《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发起独立革命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但至少对当时的美洲来说，洛克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既能就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领主如何保留世袭特权给出建议，又能基于自己的白板说哲学宣扬天赋人权的理念。更宽泛地讲，洛克的观点与殖民后期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信念相融，而这也正是富兰克林指出并且鼓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旨声明。在18世纪中期，虽然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为“全人类的事业”而结盟，这种理想的模型已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这些关于人类、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于完美的探讨和辩论，当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饭桌上，而是通过布道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例如，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写下了《论无限服从》（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书，在大西洋两岸都重印数次。这本书写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100年后，在书中，梅休捍卫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并且回答了“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些既得权力者”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当权者是“一个不讲道理、野心勃勃、残酷无情的人”，那么就完全不必屈服——这也正是十年后富兰克林提出的观点。但是和富兰克林一样，1750年的梅休还没有开始主张摆脱殖民枷锁，因为那时的英国统治并不算太专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殖民者“学会自由，学会忠诚”。与此同时，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众以及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是神圣的，不可视同儿戏”。[13]
殖民地对待政府的态度确实相当严肃。在大多数殖民地，最初的或者是精心修订过的殖民宪章里都制定了基本准则，将权力与权威分离，并且仿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里国王—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的体制、设立了总督—地方参事会—议会三权分立的结构，希望借此形成平衡。尽管富兰克林也提到各殖民地之间在法律和行政事务上差别巨大，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法律既没有得到统一实施，也没有得到一致理解。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事实恐怕也不足为奇：例如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就认为宾夕法尼亚只有很少的律师或医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并且希望殖民地“永无机会用到律师的口舌或医师的钢笔”，因为这两样“都会破坏人类的财产和生活”。与之类似，富兰克林也曾借“穷理查德”之口指出“一个夹在两名律师之间的乡下人就像是一条夹在两只猫之间的鱼”[14]。很显然，一些殖民者认为旧世界里有些元素没有，也不该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这里，是一个没有律师的美丽新世界。
这种对法律职业的讽刺挖苦并不独属于美洲或者那个时期，但还是透露了18世纪中期殖民者中间普遍流行的观点，以及殖民地的城乡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殖民地的海港城市和其他地区，律师当然是过剩的：这些地方已经有许多律师、商人、人贩子和小商贩，还有不少具备专业知识和周转资金的新兴公司和商务人员，能够在欧洲和非洲市场发展美洲的贸易。由于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社会阶层比那些内陆移民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也常常更优先关注自己阶层的利益。尽管如此，在1750—1776年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虽然那些农民和金融家的出发点也许不同，但他们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论辩中去，像乔纳森·梅休牧师那样探讨政府、权力和殖民地治理等议题。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殖民者的床头可能还没有摆放着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但不用太久，他们也许就会开始阅读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以及几年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这种突然而至的阅读兴趣来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同时却也归因于冲突的终止。
从理论上讲，在18世纪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乡人口都聚集起来的应该就是战争持续带来的威胁，尤其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帝国之战：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但说来奇怪，防御外敌的需要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团结。在英法宣战前两年，即1754年，富兰克林曾设计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联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联盟，通过提高税收来为一支殖民地军队提供供给，以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这份提案未能实施，富兰克林后来分析总结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担心下放过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对该计划也毫无热情。到英法正式宣战之时，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可能说服各个议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国的威胁。这些殖民地各成一体，并不认为抵御法国是它们共同的事业。它们对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几乎毫不理会。
最终，开始将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体聚到一起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影响。法印战争给殖民地乡村和城市地区都带来了影响。乡村地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带直接卷入战火，家园遭毁，留下大量的寡妇和孤儿。海港城市则由于英国军队的扎营，最初从战争中捞得了很大的好处。1755年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后又多了12000名。这种突然出现的垄断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也不会持久。尽管七年战争于1763年才正式结束，但北美地区1760年就已经停火。而一旦停火，来去匆匆的英国军队就迅速离开，中断了当地那些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新英格兰、切萨皮克、纽约和费城地区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受到严重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遇上战争导致的征税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尽管这些军队抛下债务、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转身走人，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了美洲大陆。派到殖民地与法军交战的25000名英国常备军里，约有10000名在《巴黎条约》缔结、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北美。他们没有驻扎在殖民地区域内，但也离得很近，殖民者们完全可以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也为之感到不安。
对于英国来说，这时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严格的经济管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尝试去这么做。一方面，法印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让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总得有人来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让英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熟悉英国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地图3）。英国自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13个殖民地自然也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1760年停火之后，英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种反对情绪。他们试图取缔殖民地与敌方的黑市交易时，就遭到了反对，当时，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站出来为之辩护，声称英国无权干预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突然关注自然让殖民者感到担忧。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是哪里的政府，在试图提高税收的时候都可能会招致反对。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糖税法》增加进口税，通过《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纸钱以控制信贷，从而加剧了殖民地经济本来就面临的贸易逆差问题，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对，也属正常。英国通过1765年的《驻营法》派军驻扎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来是一种入侵；但就在五年前，这些军队离开时，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贩还在为自己丧失了收入来源而惴惴不安。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范围的影响和反响，唯独1765年的《印花税法》例外。为了提高税收，这项税法规定从报纸到法律文件到纸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征收印花税。这项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地图3 英国在美洲的收益地图
1765年召开的反对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由于这些不满并未得到解决，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总结了殖民地的立场。这份宣言着重指出殖民地效忠于英国王室，同时也强调殖民地是英国国会的局外人。简言之，他们在英国政府里没有代表权，却又似乎可以未经允许就被政府强征税收。大会坚称这样做是错误的。“能够代表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选出的自己人，”大会强调，“殖民地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宪法强行征税，必须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规定。”为了废除《印花税》，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英国也没有就此罢休，在1766年又颁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国国会“完全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拥有足够效力的法案来约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这些大不列颠王室的子民”[16]。
虽然《印花税》常常被解读成是对于美国独立革命“无代表，不纳税”战斗口号的最初表达，但它其实并不完全是通过印刷文化煽动起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英国王室试图给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记时，确实激起了殖民地的全体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很快结束，但问题绝没有就此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1767年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意图对更多类别的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1768年），进一步反对征税。两年后，一群和奥蒂斯持相同观点的民众走上波士顿街头，试图阻止英国军队执行税收法。他们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五位殖民者不幸丧生，即所谓的“波士顿惨案”。这些民众后来也成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著名形象（见图15）。在当时，这起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起义，但波士顿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还没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叶。
1773年，英国王室颁布《茶税法》，企图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扶持经济下滑的东印度公司。这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构成威胁，导致殖民地和王室发生直接冲突，即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顿港口倾倒成箱茶叶的这种戏剧性反抗姿态并没有上升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国王室变本加厉，于1774年颁布强制法令，想要更严格地监管马萨诸塞，但这只是逼得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王室。这时候，问题已不仅是关于增加收入或管理经济，而完全是关于对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国王室通过强制法令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想让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归于更严密的王室控制之中，并且规定王室官员必须在英国本土接受审判，从而解除了王室官员可能在殖民地受审的威胁，此外还提议对《驻营法》进行更严格的实施。此外，英国王室也试图通过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并扩大其领地范围，同时还认可该地区的天主教主导地位，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王室的政策越发感到不安和愤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了最终的转变：1763年时，它们还是一群互无联系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到1776年时，几乎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全人类的事业”与英国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马斯·潘恩写下了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做。虽然殖民者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1775年的冬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公然发生了武装冲突，1775年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但即便此时，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走向独立的打算，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直到潘恩写下《常识》，才终于有了这样的表达。
图15 保罗·里维尔《国王街上的血腥屠杀》（1770年）。里维尔这幅画是在亨利·佩勒姆一幅作品的基础上创作的版画。演绎英国军队袭击殖民地暴徒的作品有许多，但里维尔这幅是最广为流传的。这幅版画追求的是效果而非精准，也因此遭到不少批评，例如画中的天空是蓝色的，但屠杀事实上发生在夜间（不过画面左上方的月亮的确表明了天色已经不早）。抛开里维尔应该如何描绘发生在夜间的事件这个问题不谈，画中更有意思的一个“调整”是对画面中央殖民地的刻画。事件发生在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这是独立革命期间第一个发生流血死亡事件的黑人殖民地，但在这幅画中却被赤裸裸地描绘成了白人殖民地。
潘恩的小册子非常简短，便于广泛传播。当时的殖民地处在一种矛盾情绪中，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参加1774年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1776年间也给殖民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而潘恩跨越了这种矛盾。他在一定程度上奉承了殖民者，将他们对于英国镇压的反抗称为“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观点其实植根于当时广泛传播的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言论，但在美洲殖民地却引起了特别的反响。在这个世界里有着多种多样的人口，在来到这里的人当中，有些是为了利润，有些是为了宗教宽容，有些是为了机遇，有些只是为了逃离；也有些人从没打算过来这里，最终却还是来到这个新世界，不管情愿与否，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潘恩这位来自诺福克的紧身胸衣裁缝正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有了新的开始。潘恩了解自己的主要受众人群，他也正是这个人群里的一个典范，但他传达的信息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
对于海港城市里那些利润面临威胁、交易遭到破坏的商贩而言，潘恩的论证无疑是有说服力的。“欧洲的王国分布太密，无法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他评论道，“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旦英国与外国势力爆发战争，美洲的贸易都会遭到破坏，只因为美洲与英国存在联系。”而对于边境地区那些经历了法印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人来说，潘恩认为国王的统治“让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灰烬之中”，这一言论也正中要害。“法国和西班牙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他写道，“而是我们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敌人。”只有与英国分离开来，殖民地才能确保平安。“所有正确的或合理的事情都在为分离作辩护，”潘恩力劝读者，“被杀死的人的鲜血，自然的哭泣声在哭喊着：现在是分离的时候了。”潘恩所做的不仅是将殖民者蓄积已久的不满罗列出来，同时也是通过称之为“美国人”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脱离帝国的出路，一条通往新身份的出路。这个新身份来源于战争，未来也要通过战争予以保障。而在潘恩发表《常识》之时，殖民者就已经在“试穿”这个新身份：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度。
注释：
[1]De Champigny, quoted in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Raci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2 (April 2005): 322-349, 354.
[2]Quoted in Bruce P. Lenman, “Lusty Beggars, Dissolute Women, Sorners, Gypsies, and Vagabonds for Virginia, ”Colonial Williamsburg Journal (Spring 2005): https://www.history.org/Foundation/journal/Spring05/scots.cfm (November 28, 2009).
[3]The Friend (Philadelphia), Vol. 1, No. 1 (October 1827): 27.
[4]Penn's charter can be read in full at: https://www.quakerinfo.org/history/1701%20 charter/1701Charter.html (November 24, 2009).
[5]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London: Penguin, 1983) 69-70.
[6]Aphra Behn, The Widow Ranter, or, The History of Bacon in Virginia (1690), ed.Paul Royst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8) 3.
[7]Mary Cooper diary entries from Field Horne (ed.), The Diary of Mary Cooper:Life on a Long Island Farm, 1768-1773 (New York: Oyster Bay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8]Gabriel Thomas, An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and West New Jersey (1698:Reprint: Cleveland: The Burrows Brothers Company, 1903) 70. Moraley quoted in Susan E. Klepp and Billy G. Smith, eds., The Infortunate: The Voyage and Adventures of William Moraley, an Indentured Servant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9.
[9]Reverend Solomon Stoddard to Governor Joseph Dudley, October 22, 1703, quoted in John Demos, Remarkable Providences: Reading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2-374.
[10]Alexander Medlicott, Jr., “Return to This Land of Light: A Plea to an Unredeemed Captive, ”New England Quarterly, 38:2 (1965): 202-216, quotation 206. There is a detailed entry on Eunice in the Canadian Dictionary ofBiography.
[11]Benjamin Franklin, “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Her Colon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anada and Guadaloupe [sic]”(1760), in Ralph Louis Ketch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Ed.(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55-156.
[12]Franklin to Peter Collinson, May 9, 1753, in Ketcham, Political Thought, 73.
[13]Jonathan Mayhew, 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1750) is available as an electronic text at: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etas/44/(December 5, 2009): 1, 40, 54.
[14]Thomas,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42;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 (New York: Peter Pauper Press, 1994) 5.
[15]Patrick Henry quoted in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3.
[16]Journal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Opposition to the Tyrannical Act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Held at New York, October 7, 1765(New York, 1845): 27-29; Statutes at Large (London, 1767) XXVII,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