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只要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罗森塔尔的那些下班前编辑和检查这篇报道的编辑人员，显然也忽视了这条新闻，如果罗森塔尔不是刚刚接到《新闻周刊》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这篇报道，认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会注意它的，但罗森塔尔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幽默。事实上，他十分生气，略感宽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许多年前，A.J.利布林在《纽约时报》体育部当文字编辑时，做了与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没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号字的总分表上列出篮球赛裁判的正确名字——让记者记住裁判的名字总是有困难的，而仅仅是在填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个意大利的词ignoto，“未知”。有时“未知”先生被列在《纽约时报》上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一个夜晚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篮球赛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这个“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当这种玩笑被人知道后，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纽约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这次纽约城市学院事件的困难在于，那个也许犯错误的通讯员——罗森塔尔还没有这样说他——克莱德·哈伯曼，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干劲，就像罗森塔尔20年前在城市学院为《纽约时报》当通讯员一样，哈伯曼很快证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报道然后把它漂亮地写出来的能力。在担任学院通讯员的八个月里，克莱德·哈伯曼写了60多篇，对于一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校园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关于学院学费的文章里出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对新闻事业很有献身精神。他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森塔尔把他列为可以正式进入《纽约时报》记者队伍的一个优秀候选人。
罗森塔尔但愿这个“布雷特奖”不是哈伯曼放进来的。如果是，罗森塔尔就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年轻人了，就像两年前罗森塔尔支持一个叫作朱尼厄斯·格里芬的黑人一样。格里芬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讲的是哈莱姆的一个盟血兄弟帮的生活。这一帮好战分子进行空手道训练，如果哈莱姆的状况没有很快有所改进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顿了。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很快被其他报纸挑选出来，在一些人群中引进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别的地方包括哈莱姆地方的气愤。在哈莱姆，这篇报道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甚至是一个十足的骗局。罗森塔尔曾检查过这篇报道，表示他的记者没有写虚构的东西，但其他报纸和期刊仍然怀疑和批评《纽约时报》——当他们认为《纽约时报》践踏了自己的谨慎传统时，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发现有盟血兄弟帮这样的组织，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说，当没有经验的记者进行这么大范围的采访时，当纽约城市记者感觉到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有上乘表现的压力时，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些记者开始把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叫作罗森塔尔的猪湾。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打电话时，哈伯曼还没有起床。15分钟前哈伯曼刚刚接了城市学院宣传部的一个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关于“布雷特奖”的询问电话。正是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他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疼。他能理解《纽约时报》作为一个记录的报纸，会把版面用于国会的名单，或者会印长长的讲话稿……但用纽约城市学院获奖学生的名字来填充三栏版面，在他看来是绝对愚蠢的。他录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奖给予社区关系的优秀者——尤金·沙曼；
西奥多·腊斯克纪念奖给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前景的学生——菲利斯·库珀；
本杰明·卢宾斯基纪念奖给予工程学上有造就的学生——阿农·里格；
尼赫迈亚·吉特尔森奖章给予在本科生中最能体现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格雷戈里·查尔丁；
……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掉，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他开始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于是这个长长的名单就送给了编辑。早上的电话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学院宣传人员的，然后是罗森塔尔的电话。
“克莱德，”罗森塔尔温和地说，“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学院的获奖名单了吗？”
“是的。”
“你看到了布雷特奖了吗？”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进去了，”克莱德胆怯地说，“在愚蠢的时候。”
“你干的，”罗森塔尔慢慢地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这些话。他感到震惊了。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为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罗森塔尔的要求立即赶往新闻编辑部，但甚至在坐地铁去时报广场时，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哈伯曼感觉到罗森塔尔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感觉在哈伯曼阅读罗森塔尔那篇关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经典之作时就产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阅读这篇文章时他是如此地动感情，以致他奇怪罗森塔尔如何能有这般温柔的感情。现在，在地铁里，哈伯曼想，罗森塔尔仅仅是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玩笑而心烦。哈伯曼非常了解他，感觉到罗森塔尔把对《纽约时报》开玩笑视为对他开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释了自己没有恶毒的意图，这个错误就会过去并会被忘记。
中午时哈伯曼来到了新闻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他走到罗森塔尔坐的大桌子前，询问了一个宽肩膀、灰头发的叫查尔斯·贝维拉夸的职员，贝维拉夸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
“罗森塔尔先生在吗？”哈伯曼问。
“出去吃午饭了。”贝维拉夸说。
哈伯曼转身要走，但贝维拉夸厉声叫住了他：“你最好别走远，他想跟你谈话。”
哈伯曼想转回来说：不骗你，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别人没告诉我呢？但哈伯曼明白这时不能有冒犯的行动，于是他温顺地退到了新闻编辑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间，那里只有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记者伯纳德·温劳布和一个正在试用期里的年轻人、哈伯曼的一个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莱德，”康恩笑着说，“你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布雷特奖了吗？”
哈伯曼说看到了，接着承认是自己写的。康恩朝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痛苦地说：“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闻编辑部的中间坐下来，等着罗森塔尔回来。他看着前面的银色麦克风——他一直在想，对报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令人可怕的小装置。他们在交上自己的报道后，害怕看到一个编辑拿起这个麦克风，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去纽约编辑的桌前解释一下他们的疏忽和错误。哈伯曼知道，从麦克风的声音中，一个年轻的记者通常能感觉到编辑的情绪：如果编辑是用一种迅速急迫的口气喊叫这位记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编辑只有一个小问题希望快点讨论一下。但如果编辑软弱无力地叫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说明编辑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严重了。
25分钟后，哈伯曼看见罗森塔尔走进了房间，然后直接走向他的办公桌。在听到拿麦克风的声音时，哈伯曼低下了头。那是查尔斯·贝维拉夸的声音，一种低沉悲哀的终场的调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来，开始沿着长长的过道走过去，在经过成排的空桌子时，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査耶夫斯基指导下学的一门写电影剧本的课程，他希望此时能用一个摄影机拍摄这个房间，永远留住这残酷的场面。
他看到罗森塔尔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罗森塔尔说。哈伯曼坐下后，听到罗森塔尔开始说，“你不能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然而又想做出最后的尝试，提醒罗森塔尔注意他在城市学院为报社做的工作，写了许多独家报道和特写文章……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一阵沉默。接着罗森塔尔的声音柔和起来，他悲伤地解释说，《纽约时报》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闻栏目：人们应该能相信每一句话，决不容忍篡改。罗森塔尔进而说，如果哈伯曼得到宽恕，那么整个队伍包括年轻人和已经成名的记者的纪律，就会遭到破坏——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说：“但是，哈伯曼逃脱了惩罚。”
罗森塔尔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换了另一种口气——对哈伯曼来说是乐观的，谈起《纽约时报》之外的事。罗森塔尔说，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这个错误为他带来的因难就可以下决心到别的地方取得成功。
罗森塔尔又用温和、同情的态度跟他谈了五分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动，回到一个桌子旁用打字机写辞职书，罗森塔尔给了他这个选择，这样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个小时前，罗森塔尔跟克利夫顿·丹尼尔，还跟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人事专员理查德·D.伯里特讨论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辞职书交来，就接受它。
写完辞职书，把它交上去后，哈伯曼意识到新闻编辑部里的其他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了处在温暖的聚光灯下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纸装进一个牛皮纸夹里，抱在自己的怀里，走出了新闻编辑部，经过走廊走向电梯。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跑过来的阿瑟·盖尔布叫他的名字：“克莱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帮老卫士观点的影响，从不特别喜欢盖尔布。但现在盖尔布非常关心哈伯曼。他宽慰这个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毁灭，前面还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谢，盖尔布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
然后哈伯曼乘电梯下到一楼，他经过大厅里阿道夫·奥克斯严厉的塑像前没有停留，过旋转门时碰到一些朋友也没有停下来说话。他回到城市学院去上他的最后一学期课，在毕业之后为未来担忧。他在毕业后可以暂时为另一家报社工作，接着他或许要去军队服役两年。
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个“更正”，只有一段话。然而它证实了有些事情在《纽约时报》上是不允许做丝毫改变的。这段话是由克利夫顿·丹尼尔写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纽约时报》公布了提交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典礼的一个获奖名单，其中收入了一个“布雷特奖”。这样的奖项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记者开玩笑放进去的。《纽约时报》为发表这个虚构的奖项而感到惭愧。
尽管有偶尔的紧张和变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闻编辑部里恢复的活力却由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实现了，所有的追求、写作和加工改写工作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午后的纸牌比赛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传统的道“晚安”的习惯没有了，因为罗森塔尔不关心他的记者何时来和何时去，只要他们拿出报道就行。第三个结果是，一度曾领先于纽约组的国内组和国际记者组，现在开始感觉到了紧张的压力和对头版版面的竞争。有些早晨，《纽约时报》的头版会刊登五六篇由纽约组提供的报道，而国内组和国际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报道交上去并被编辑或打印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等着版面设计单，看看牛栏为头版选了哪些报道，如果纽约组有四篇或五篇，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就会带着胜利的情绪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去看版前，罗森塔尔打电话给了一个下属的编辑，编辑告诉他最后有五篇报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罗森塔尔挂掉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下属编辑就收到了一个改动过的版面，上面显示了两篇来自纽约的报道被城外的最新新闻所替代。这名编辑感到很不安，拿着改动过的版面走到牛栏，并且说，“看，我已经告诉阿贝我们有五篇文章刊登在头版。”
“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但罗森塔尔和盖尔布的出现和索尔兹伯里的影子，给西顿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偶尔地比他在南方农村所感觉到的公开的敌意更严峻。他知道，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接班人不会是轻松的事情。索尔兹伯里精力旺盛，是一个很有权威也很说服力的人。但西顿没有充分预料到随着这个职位而引发的办公室里的竞争，很少感觉到但又是现实存在的持久的紧张的对立倾向，即索尔兹伯里让给西顿组，以及和他们同房间对面罗森塔尔领导的组之间的对立倾向。尽管索尔兹伯里升迁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过去的辖区国内新闻组不要落后于罗森塔尔设置的快速度，西顿很快有了麻烦。毫无疑问，索尔兹伯里不是罗森塔尔欣赏的人，他们都具有的冲动个性经常使他们只以一种方式，即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全部经验，他们的自我和雄心，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们在社交上和处世哲学上格格不入——罗森塔尔，一个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曾被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驱逐的记者，有更多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比更复杂的索尔兹伯里更恭敬。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几乎讲禁欲的中西部人，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来自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家庭，这个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经定居于美国，曾经在各种各样、经常是无法区别的政治救星和恶棍统治下生活。当冰冷的、过于直率的、似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某种想法或意见来到纽约组时，罗森塔尔似乎总是准备进行格斗。索尔兹伯里像是意识不到他给敏感的罗森塔尔造成的影响，当他听说罗森塔尔去找克利夫顿·丹尼尔解决索尔兹伯里甚至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时，他感到惊奇，或者自认为是惊奇。
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
例如，《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艾森豪威尔与里根会面的报道，可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给我仔细记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以常规的内页处理，报道是说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经为其1968年总统竞选建立起了来自南方的坚实支持……
总体上来说，我的印象是，以下几个刺激，会激发《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应：极端事件，不管是来自新左派还是激进右翼；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任何有关肯尼迪的新闻。这些也许是纽约鸡尾酒派对上面政治话题当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们并不会欢迎真正推动全国政治的有关问题。
……官僚政治所带来的挫败。我并不愿提醒你这一点，但是它为《纽约时报》报道时代脉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困难。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这一脉搏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你经常独自一人在外，而当你在纽约被强奸时，你痛苦的哭号永远不会被听到。例如，你写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内幕新闻”，讲述罗姆尼如何在来自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去反对鲍勃·格里芬第二届连任参议员提名，之后再写到罗姆尼对此即将做出的决定会怎样为他进行总统竞选的前景产生影响。国内组编辑[西顿]读了你的报道，并且说写得“猜测性太强，等他做了决定再这样写也不迟。”他做出决定之后，你已经在写另外一篇报道，而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的仅仅是一条长度为两段的特约记者报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
像华盛顿的许多记者一样，戴维·布罗德开始对克劳德·西顿不抱什么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对牛栏和像阿贝·罗森塔尔那样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做派确实证明了纽约组显示出的顽固的派系偏见。但西顿好像既没有罗森塔尔的肆无忌惮，也没有他的主任权势。作为国内新闻主任，西顿管辖着全国几十个地区分社以及纽约的国内编辑组，这个编辑组既编辑地方报道，也编辑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报道。当威克的人因文字编辑的编辑或删节，或因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斥责华盛顿的某篇报道采访不充分而生气时，他们通常通过克劳德·西顿来表达他们的解释或异议，但他们却经常感觉不到他有足够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没有力量挡住来自丹尼尔办公室的，或来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办公桌的，或来自牛栏的持续不断的马后炮式的批评。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华盛顿分社由像阿瑟·克罗克或赖斯顿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时，它习惯了迅速得到结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结果。但在1966年，它感觉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认为西顿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华盛顿的记者有时大声质问：一度使西顿敢于抵抗“公牛”康纳和三K党的勇气和毅力都跑到哪儿去了。
西顿意识到了他在华盛顿方面和布罗德备忘录里的形象，他认为二者都是没有道理的。西顿毕竟要向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汇报，如果他们对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西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布罗德的备忘录中对西顿的一个抱怨是，作为国内的政治记者，布罗德被剥夺了做记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罗德的观点是，国内政治记者应该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州，只要他（和国内新闻主任）认为那里有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政治报道。这个记者应该负责这种政治报道，不受该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战。但这种自由流动的报道在报社里是很少的，仅限于赖斯顿和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如果允许不怎么有名的记者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永久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分社的记者感到沮丧了。然而，在布罗德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后，丹尼尔在纽约没有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请求他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纽约时报》的一个政治记者辞职去了另一家报纸做政治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主要竞争者，这一事实也突出了布罗德辞职的意义，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个烈士一样的角色，成了在纽约总部遭受挫折的象征。布罗德备忘录的复印本偷偷传出了分社，通过邮件散发给《纽约时报》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驻外分社。西顿不知道丹尼尔把这份备忘录看得这么重要，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的怀疑，还有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和他内心的压力迫使他去迎接有点不集中的挑战。他想公正地对待地方记者和华盛顿的人员，但有时觉得在华盛顿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药地被过去的特权宠坏了。然而，他极力去容忍他们的批评，尽量待在纽约工作，对任何可以给国内组带来报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应。他允许他的西南分社社长马丁·沃尔德伦用几周时间调查林登·约翰逊总统越来越多的土地占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购买新地，该州的道路建设就决不会落后。西顿还对他过去的优势报道即南方民权运动的日常活动保持警觉的眼光，他对一个接替他的记者罗伊·里德施加了特殊的压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枪击后，纽约得到了有线传输过来的一张他俯卧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顿抓过照片，仔细进行査找，问道：“罗伊·里德在哪里？”
1966年春，一个叫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完成了一部38万字的关于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书。书名叫作《总统之死》（The Death of a President），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肯尼迪家族最早曾找西奥多·怀特和沃尔德·洛德来写这本书，但这两个人都没空——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权威的版本”，手稿出版前要得到肯尼迪家族的认可。然而，曼彻斯特接受了肯尼迪家族的条件，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有什么大的困难。肯尼迪一家把曼彻斯特看作朋友。曼彻斯特1962年出版过一本拥护肯尼迪的书《总统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将其描述为“表示爱慕”的书。1964年皮埃尔·塞林杰代表肯尼迪夫人来找曼彻斯特，请他考虑写一本关于这次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书，曼彻斯特觉得这样做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义务。这应该是关于达拉斯悲剧的最重要的书，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以准确性和高尚的品位来写，对它寄予厚望，以此来否定其他作家以粗俗的商业色彩或不准确地写关于这次刺杀的书的企图。
所以，威廉·曼彻斯特在1964年以谦逊和奉献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此后的21个月里，他有时一天工作15个小时，采访了几百个人，这些人认识肯尼迪总统，或曾为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工作，或者在某个方面牵涉到了达拉斯这个不幸的一天。曼彻斯特还对肯尼迪夫人进行了两次录音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展示了关于她和她丈夫的最后时刻以及她作为寡妇的最初时刻的秘密的、令人辛酸的细节。曼彻斯特还得到了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和朋友的密切合作，获准接触到了个人的信件和其他纪念物。这本书由哈珀和罗出版社的执行副总裁埃文·托马斯编辑，托马斯曾编辑过约翰·肯尼迪的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过也是由埃文·托马斯编辑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以及肯尼迪的同事如西奥多·索伦森等人的著作。因此，出版社、编辑、作者看起来都非常适合出版一本会使肯尼迪家族高兴的历史性著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克劳德·西顿在1966年初冬就看出了最初的迹象。他从政府的一些消息来源那里听到了一些传闻，还从一个通俗商业月刊《书籍》（Books）上读到了一条消息，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销出版曼彻斯特的这本书。
《书籍》10月，独家报道，我们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罗出版社撤销出版威廉·曼彻斯特关于她丈夫被刺杀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总统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话说：“如果按我的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先生将因他付出的时间而得到补偿。”补偿谈判已经开始。
哈珀和罗出版社已经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决定它对肯尼迪夫人的回应。哈珀和罗出版社是否应无视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关系到书报审查的道德问题、在国际图书和杂志市场的300万美元销售额，以及将来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肯尼迪夫人发现有异议的“坦率的”细节占据了新闻和传闻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据说，这本书含有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最后一夜在一起的场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后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兰医院的一位护士厮打起来，她如何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到后来的总统手上。据说这本书还描述了从达拉斯到华盛顿飞机上的紧张情况：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在飞机上的恶斗；约翰逊如何占据了肯尼迪的坐舱；约翰逊的助手尽管对这次刺杀感到震惊和悲伤，却掩饰不住他们对约翰逊接管权力的喜悦之情；肯尼迪忠诚的助手肯尼思·P.奥唐奈在华盛顿机场如何阻止约翰逊下飞机，防止这位新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亲密哀悼者一起下飞机。
这些细节和更多的细节，由那些读过或自称读过曼彻斯特手稿复印本的人透露给新闻界——这些人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连载权的杂志社工作，或者在文学部门、书籍俱乐部、法律事务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集体地成了新闻界的“代言人”，有几周他们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见左右了新闻界。在这场曼彻斯特争论之前，《纽约时报》和其他大都市日报上有一些关于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J.埃德加·胡佛之间争论的头版文章，《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似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爆发，这两个人的夙仇使其露馅了。但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纽约时报》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异议的第一篇大报道是由罗森塔尔的一个下属写的，回应了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报道。它是在周末出现的，当时克劳德·西顿不在，但西顿立即断言这种报道是全国组的任务，的确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顾罗森塔尔不高兴，西顿在第二天就把它接过来了。西顿现在有了一个能在几周之内提供头版报道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
通常全国新闻主任并不直接调动新闻编辑部的任何一个记者，所有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都在罗森塔尔领导下。在地理上，离西顿最近的记者主要在费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劳德·西顿想派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执行出城的采访任务，从纽约出发也许比从一个地方分社出发能更快或更容易到达采访地，或者如果西顿想用新闻编辑部的一位记者在纽约出一项具有全国政治意义的采访任务，像这次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一样，西顿就不得不去找罗森塔尔，向他借用一名记者。西顿自然想要罗森塔尔的最优秀的记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决于罗森塔尔在这一天对西顿的感觉如何。如果罗森塔尔感觉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欢这项任务并且愿意去做，西顿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罗森塔尔赌气，他会说所有高级记者都有其他任务了，然后会给西顿派一个他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的记者。
然而，当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爆发时，西顿非常幸运。在新闻编辑部里碰巧有费城分社的一个人在临时值班，这个人叫约翰·科里。科里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小分队的一员，这个小分队在全国各地跑，调查沃伦委员会[注：沃伦委员会（the Warren Commission），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3年组织成立。]《报告》中提供的线索。当西顿接过对曼彻斯特事件的报道时，科里正平静地坐在新闻编辑部里阅读他的沃伦委员会笔记。但科里原来从事的调査被证明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被派去报道曼彻斯特事件，这个报道会影响他此后在《纽约时报》的一生。
科里是一个讲究修饰的、外表温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干净但不过分讲究。34岁时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现在有两个女儿。尽管他不是那么自信，但也不泄气，在西顿看来，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断力——科里不是那种想引人注目的人，不会用华丽或可疑的词藻夸大或曲解报道。但西顿所不知道的是，在科里内心沸腾着的是对西顿这样的人对他的印象的不满情绪。科里从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承认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许是他达不到的。科里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点，给他的名字加上一点火花就足够了，在纽约周围小有名气——足以证明他内心有荒诞和野性的秘密，等着有哪怕稍微一点借口迸发出来。通常，他压抑着这种渴望。
作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小伙子，科里曾打算成为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而可靠的银行职员，一个让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爱尔兰新教徒。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是他在社会中下层的邻居中高人一等的标志。约翰·科里讨厌这个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里压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该学院是由荷兰归正教会归正会管理的，他和其他学生生活在寄宿舍里。一天夜里，在一次宿舍聚会上，科里喝了酒，只穿着他的三角裤爬下窗台进了女房东的卧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中，他走过房间进入大厅，出了前门，来到清凉的户外。由于这件事，他此后三年在霍普学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军队里，科里给人以严格遵守纪律的印象，被训练成军事警察。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中尉找他麻烦，科里粗野地拒不服从，受到军法审判，后来他光荣地被解除军籍了。1956年他回到纽约，在《纽约时报》体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小五磅号字职员。他的责任是负责棒球击球平均分数和团队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内，他成了一名文字编辑，编辑关于大型户外活动的报道——但他很难忍受这份工作。1961年他转到了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大组，国内组，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思，但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走到办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开始为平日版的《纽约时报》和星期天《时报杂志》写报道，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纽约时报》十年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当年10月，他被派到了费城。
当克劳德·西顿带着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任务来找科里时，科里并不想干。自肯尼迪遭刺杀以来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关于肯尼迪家族的书，有了那么多的对这种神话的推销，所以科里不想参与其中。科里非常敬仰约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时他也同情威廉·曼彻斯特。科里在承担沃伦委员会的采访任务时，当年早些时候去过达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个暴徒的咒骂和威胁，他能够想象出曼彻斯特在这个城市进行研究是多么困难，能够理解曼彻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责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胁时会多么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试图以诚实的笔触来描绘人，那他将会经常惹恼笔下的人——科里早就从个人经验当中得知了这一点。最近两次，他都在《时报杂志》被刊登出来之前把文章发给文中描写的人，这两次文章当中涉及的人都试图修改他写的内容。其中一个，阿尔杰农·布莱克，把这事例拿到了《纽约时报》管理者面前。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科里来说确实不太愉快。另一个，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觉得科里的文章暗示了“汤姆叔叔主义”[注：汤姆叔叔主义（Uncle Tom-ism），指黑人对于种族压迫逆来顺受的反应，典出19世纪著名的反种族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提出文章可能会为法院诉讼提供某种依据。艾里森并没有提出诉讼；事实上，后来他为科里写的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赞词。但是科里发誓他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然而如果他面临着曼彻斯特的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抉择，他着实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反应。也许他也会同意写经过授权的、他生平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毕竟，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授权的。
但科里的本能是回避这项任务，让《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去承担它。科里承认，这是和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在一起的好机会，会处在公众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种作为名人的快感，但他过于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克莱德·西顿似乎对这篇报道有了像盖尔布一样的热情，并且对科里很信任，以致科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了。西顿说，这篇报道里有大量的好处，暗示高层某个人，也许是丹尼尔会亲自介入这次报道——如果丹尼尔对这次报道着迷的话，科里知道版面会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报道会把每一个编辑特别是丹尼尔迷住的，因为它非常时髦地把历史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起来了。科里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西顿，好，他答应承担这项任务。
事情一开始是令人兴奋的。科里感觉到了《纽约时报》的庞大机器运动起来，伸向世界去把握真相。来自《纽约时报》马德里分社的一个电报传给科里，告诉他肯尼迪夫人在这个夏天曾给《观察》（Look）杂志的加德纳·考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改变连载的计划。从华盛顿得到消息，赖斯顿给科里打电话，提到纽约有一个肯尼迪活跃的集会，并且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科里后来在赖斯顿的专栏里看到了这些话，赖斯顿显然是提前把他的专栏文章透露给科里，科里希望自己做出了恰当的反应。科里还得到了《纽约时报》在全国各地的人的口信和备忘录，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在一篇报道上是如此亲密合作——几十个人都为一个记者的工作做出贡献。
克莱德·西顿希望能抢在其他报纸之前对曼彻斯特进行独家采访。一天凌晨4：30，他为科里安排了一个小快艇，去迎接玛丽女王号，因为这艘轮船正带着那位作家从英国回到纽约。曼彻斯特曾想在英国躲避喧闹，但现在他不得不因肯尼迪夫人的法律威胁的传闻而回家。科里直到凌晨3点钟还睡不着觉，他之前患的胃痛因紧张比以往更严重了。科里来到轮船上，找到了曼彻斯特。但曼彻斯特拒绝接受采访，说在这些困难解决之前他不能讲话。科里因自己的病情难忍而没有多说，就回到了《纽约时报》社，很高兴自己只需要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到达的小报道就行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给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埃文·托马斯打电话，大胆地说他从一个“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听说，肯尼迪夫人正威胁要就曼彻斯特的书起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科里只是在猜测。但由于突然感到惊奇，托马斯便问科里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法律文件刚刚才准备！
当天晚上约翰·科里的报道刊登在头版上，第二天他走进新闻编辑部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小英雄。其他记者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且问科里是如何设法得到这个独家新闻的。科里极力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克劳德·西顿走过来，微笑着，一再说《纽约时报》在这次报道上是“倾巢出动”，并要给科里提供更多的帮助。“你需要什么——钱，更多的记者？”西顿说，“租一架直升飞机如何？”西顿又笑了起来，但科里觉得，如果他要求的话，《纽约时报》会给他一架直升飞机的。
这天早晨稍晚，西顿告诉他，肯尼迪的人正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给了科里一个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的电话号码。科里拨通了这个号码，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阵沉默，接着肯尼迪的前讲话稿撰写人，35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来到电话机旁，告诉科里这个新闻发布会将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举行，如果科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早一点先到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
科里来到了这个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联合国广场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墙塔楼，一个守门人恭敬地向他问候，问是否需要帮助。“参议员的公寓。”科里说。“噢，好吧，”守门人说，似乎感觉到了科里是谁，他给大厅旋转门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这个卫士笑着领科里走向电梯。使科里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守门人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想象一个低级的守门人通常是会先打电话的。他通过了某种小小的检查，科里站在电梯之中时想看这一点。
女管家领科里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四周是大玻璃，墙上有一些画，橱窗上有肯尼迪总统和亲属的照片，有一种奇怪的没人居住的气氛。房间里有两部白色的电话机，也许每一个上面有六个键，有几个人坐在或站在房间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温走向前来，他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皮肤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记者。他把科里介绍给伯克·马歇尔，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纤弱的44岁律师，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发言人；约翰·西根塔勒，39岁，一个看起来不文雅的纳什维尔报人，据说是他帮助罗伯特·肯尼迪发掘了证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证据；弗兰克·曼凯维奇，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秃顶的人，42岁，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和一个好莱坞制片商的侄子。
科里一开始先问伯克·马歇尔能否向《纽约时报》提供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尸体解剖照片，在这些照片交给联邦存档前马歇尔曾给肯尼迪家族看过这些照片。但马歇尔拒绝了，迅速地把话题转达到曼彻斯特的书上，回顾了事情发生的过程——手稿何时完成的，谁读过它，肯尼迪夫人的异议是什么。约翰·科里听着，不时地点头，做笔记。但叙述中的他经常提醒自己，我现在得知的恰恰是他们想告诉我的。但他想，这已经足够了，他发现自己喜欢肯尼迪周围有这些精明的人。科里的问题，甚至是那些他认为是挑衅性的问题，没有一个能扰乱马歇尔或古德温的镇静或耐心，也没有使他们产生肯尼迪家族处在劣势的印象。科里问道：“这本书不是使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关系紧张了吗？”其中一个人温和地非正式地说：“鲍勃·肯尼迪在这本书里被描写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于他。
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然后古德温解释说，他们还要开一次工作会议，希望科里不介意单独去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而他们则要挤进一辆汽车里。科里和蔼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他都禁不住要称赞他们的通情达理，他们按他们后台的小计划使他消除了敌意的方式。科里提醒自己，他们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纽约时报》，如果我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坚持注重事实。在任何一篇这样的报道中犯一个错误，这些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骑到西顿的头上，向苏兹贝格本人发牢骚。尽管如此，科里还是觉得在这四个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们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觉得在他们周围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他想，这也许是因为古德温的皮肤不佳，或者是因为伯克·马歇尔以一种尖细的声音说话，或者是因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图案的衬衫、打了一条低劣的领带，或者因为弗兰克·曼凯维奇是一个大烟鬼。科里，现在一天要抽三包烟，但还是没法忽视曼凯维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烟的事实。
15分钟后，科里走进了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大楼14层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房间内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靠墙有四个灰色的铁柜，上面放着20个信夹，地板上是薄纸板箱，其中有一个上面用墨水标记着“捐给图书馆”。墙上的一个小彩色照片显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总统在后面。肯尼迪夫人没有出席这次聚会，但科里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书帕梅拉·特纳，她穿一件破旧的开襟羊毛衫，她的头发是松散的，没有化妆。科里很快就毫无缘由地不信任她了。
过了一会儿，伯克·马歇尔和古德温、西根塔勒、曼凯维奇走进来。马歇尔主持会议，立即开始就曼彻斯特的书发布新闻。他提出了一些事实，恰恰就是按一个小时前科里听到的顺序。科里笑了。现在他想到，他已经为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次彩排。他几乎可以肯定，在他们来肯尼迪夫人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分析了他对这次争论知道了多少，观察了他对他们告诉他的事情的反应，并且从他的提问中预先了解了其他记者会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奏效的——科里的问题现在正被其他记者所重复，肯尼迪的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二周的情况对约翰·科里来说很好。他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上头版，西顿看起来很高兴。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新闻编辑部里，科里说他必须出席这天晚上的一个宴会，这个宴会要求出席者必须穿宴会小礼服并打黑领结，但他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打字机，没空出去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和宽腰带，于是西顿就命令一个送稿生去为科里买这些东西。但另一个编辑听说科里穿9号半的鞋子，自愿把他的鞋子和宽腰带借给科里，一个送稿生被派去取鞋和腰带。
科里还没有找到曼彻斯特，但他在过去的一周从近处观察了杰奎琳·肯尼迪。一天，他得知她将在下午一点钟出现在华尔街48号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科里便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那里，同《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和摄影师一起在路边等候着。下午1点15分，一辆新的蓝色奥尔兹轿车慢慢行驶到这条大街上，里面坐着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律师西蒙·H.里夫金德、理查德·古德温。汽车减速了，但古德温发觉了科里，把车又加速开走了。科里让另一个记者跟着它，看看他们是不是通过边门或小门进这座大楼。几分钟后，这辆奥尔兹轿车又开回来了，这一次它停下了，肯尼迪夫人下了车，后面跟着里夫金德和古德温。《纽约时报》的摄影师开始抓拍这三个人走进大楼的照片，古德温瞪了一眼科里。这一看给人印象很深，《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就把这张照片用在了头版上，《新闻周刊》和《时代》也把它挑出来用了。这三个人从科里面前匆匆走过，经过旋转门进了大楼，但走错了楼。科里站在华尔街50号，而不是48号前，他观察到这三个人在大厅里注视着墙上的示意图，一个清洁工拿着拖把站在附近，目瞪口呆地看着杰奎琳·肯尼迪。过了一会儿，里夫金德从旋转门出来，眯着眼看看大楼的号码，然后又进去，接着挽着肯尼迪夫人又出来了，古德温跟在后面。古德温看了看科里，勉强地笑了笑。科里在他们进了律师事务所后，回到了时报大楼，留下另一个记者在路边巡视，捕捉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之后会做出的任何评论。这天科里写的报道是很客观的，没有提到他们起初走错了楼，也没有提到那个拿拖把的清洁工惊讶的表情。科里多次试图把这些小小的荒诞偷偷地塞进他的报道，但他怀疑它们能否被文字编辑通过。
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而且他起初也没有意识到，情况却在1967年1月初开始变得对约翰·科里不利了。如果必须准确确定衰变的日期，他确定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在逻辑上分析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事情不像过去那样好了。赞美之词没有了，他感觉到，《纽约时报》的有些编辑觉得他们过于重视这一新闻的报道了。他们想跳下这个旋转木马，但又不能，因为其他报纸和媒体在日复一日地保持这方面的报道。科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厌倦了写这个主题，《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厌倦了发表它，肯尼迪们和曼彻斯特是不是厌倦了阅读它，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互相厌倦。但他肯定，在新闻编辑部里马后炮式的批评在增多。
1月6日星期五，《观察》杂志社提前送来了六本包含有连载曼彻斯特的书的第一部分的杂志，《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送一本给华盛顿的汤姆·威克，要他阅读后准备写政治方面的启示；送一本给亚特兰大的吉恩·罗伯茨，要他准备写关于这次刺杀的资料；也送一本给科里，要他做一篇包含所有其他细节的一般的综合性报道。《观察》发布有关这本书的消息是在1月9日晚上6点，星期一。但在这个周末，《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提前曝光了新闻。星期六中午之前，约翰·科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办公室，为星期天版写报道。由于亚特兰大的罗伯茨还没有得到他那一份材料，科里被要求在他的报道中将刺杀的内容也写进去。西顿从他在韦斯特切斯特的家里打来电话，要一个编辑人员转告科里，报道中还要包括政治意义方面的内容，但牛栏的另一个编辑后来取消了这一要求。接着，星期六很少在时报大楼露面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也出现了。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传话说，他想等打字员打出来就一页一页地读科里的报道。在科里写了几页后，他得知，丹尼尔想在这篇报道里突出关于《芝加哥每日新闻》如何更改发行日期的事情。丹尼尔不久就离开了，但后来给牛栏的一个编辑打电话提醒说，《纽约时报》的读者想确切地知道《观察》对它连载的第一部分内容做了什么修改，他们还想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出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
科里一直是按以前的发稿时间写作的，但随着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向他压过来，他开始感到苦恼了。为回答丹尼尔的一个问题，科里很快打出了一个插入语：“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了出来，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但其他需要新插入的问题源源不断——好像丹尼尔的出现使得编辑们比通常更按字面意义理解他的命令。在科里写了《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说出了秘密机构的放纵”后，在四个编辑中间——三个来自国内组，一个来自牛栏——展开了讨论，讨论科里对“说出”的用法。用这个词是不是正确？科里太分心了，静不下来。他还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不久前他接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电话，使他在经过几周不成功的努力后感到十分惊奇，这次谈话也使他非常紧张和混乱。曼彻斯特显然是作为对丹尼尔的一个电报或条子的回应而打电话来的，丹尼尔曾请求他和《纽约时报》合作。使科里疑惑不解的是曼彻斯特在电话上的亲密态度：他直呼科里的名字“约翰”，并同意接受采访的条件。
“你会速记吗，约翰？”曼彻斯特问。
“不会。”
“你记笔记快吗？”
“一般。”
“你应该用一个录音机，约翰。我有所有这些信件、备忘录、文件……”
接着曼彻斯特说了一件让科里大为惊奇的事情：他建议科里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采访，然后，由他来编辑它！
“我想让任何录音都以这样的话开头：‘这盘录音带是威廉·曼彻斯特的财产，不得复制或抄写’……”
难以置信，科里想，难以置信的，疯狂的，粗野的——这个曼彻斯特，这个被迫害的作家，肯尼迪书报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就像他们对他极力做的那样，也在极力对我做同样的事情！
电话上一阵停顿。曼彻斯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是个讽刺。
“这决不会是审查，”曼彻斯特急促地说，“我不过是看看名字、日期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准确……”
“我不——不知道，”科里边说边看表，他的发稿截止时间更逼近了。
“不是审查，”曼彻斯特重复道。
“我只是……这样做不是《纽约时报》的政策。”科里最终说。科里想挂断电话，迅速地。他不想和曼彻斯特对抗，丢掉以后的一次可能的采访，但他不能承担曼彻斯特提出的要求。科里决不会再这么天真，在他有了同拉尔夫·埃利森和阿尔杰农·布莱克打交道的经验后，再不会天真了。
“《纽约时报》会不会让你到加勒比海待几天呢？”曼彻斯特问。
“我想不会。”科里说，想着他孤零零地在一座岛上，他一边写新闻曼彻斯特一边从肩膀后面看着他的画面。
在几分钟迟疑不决的谈话之后，曼彻斯特仁慈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科里在曼哈顿的西区大道的公寓的电话铃响了，但科里决定不去接电话。他太厌烦了，而且他的孩子和老婆出了水痘。他感到失望——这整个体验扭曲了他一度对名望和权力抱有的那么多的奇妙幻想。昨天夜里他不停地喝酒，希望以此来放松他的神经，帮他入眠，但并没有用。现在电话铃响了，他敢肯定是办公室来的。科里想或许是西顿的电话，他让电话响了四五次，然后他拿起了电话，是西顿打来的。
克劳德·西顿，出生在佐治亚的一个农场，习惯于黎明即起，当他成为一个报人后，他仍然按农场主的时间生活。现在他热情地告诉迷迷糊糊的不高兴的科里，州最高法院在采取某种行动——曼彻斯特和肯尼迪夫人的调解似乎临近了。
科里从床上爬起来，乘地铁到了下曼哈顿。在法院，他得知这些事情推迟了，于是来到新闻编辑部，又得知曼彻斯特同哈珀和罗出版社社长卡斯·坎菲尔德这天下午将在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声明。他们显然已经和肯尼迪家族达成了庭外调解。
在新闻俱乐部里，几十个记者和摄影师围着准备宣读自己声明的曼彻斯特。科里悄悄地走近他，平静地说：“嗨，我是约翰·科里。”
“噢，好的，”曼彻斯特笑着说，接着拉住科里的胳膊，凑向前来，平静地说，“一会儿来找我。”
科里想，也许他同意了这次采访，西顿会非常高兴的。
在宣布了承认调解的声明之后，曼彻斯特拒绝回答关于肯尼迪们或他的书的问题。然后，在他的律师和代理人陪同下，他走向了电梯。到了外面，科里装出是曼彻斯特一个律师的样子，跟着曼彻斯特，沿着第四十大街走向麦迪逊大道。在这本书的代理商哈罗德·马特森公司的办公处，科里和曼彻斯特走进了一个电梯，在那里曼彻斯特要科里暂时在一个外间等一会儿。十分钟后，曼彻斯特回来了，同意在第二天晚上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接受科里的独家采访，曼彻斯特居住在那里。在此后的24小时，科里一心只想着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晨，1月17日，星期二，科里公寓里的电话铃响了。是西顿打来的。他说《纽约时报》考虑在星期五的一期刊登科里的一个长篇综合报道，一个“独立专题长文”。“独立专题长文”大约有4000多字，占《纽约时报》的一整版，它将概括迄今为止在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中所涉及的每件事情。科里知道做这篇长文章涉及的工作量，说他在星期五之前写不出来。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现在并没有激起他的兴趣，因为他渴望的是曼彻斯特许诺的今天晚上在康涅狄格的独家采访。西顿也对采访曼彻斯特感兴趣，但在西顿的声音中似乎有某种迟疑——仿佛西顿上面的编辑，也许是丹尼尔，对报道的阶段有了另外的想法。后来，西顿第二次给科里打电话，告诉科里去对曼彻斯特进行采访，不必担心星期五的独立专题长文。但西顿又说，他希望科里能在星期五下午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这样编辑们就能在周末审读它。科里感到愠怒，他一再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无法做所有的工作。他今天，星期二晚上必须去康涅狄格找曼彻斯特；星期三他必须整理自己的采访笔记，写这次采访；星期四，可以准备写这篇独立专题长文，但他必须回头思索一下过去几周里在这场争论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发言人、律师、代理人、《观察》编辑，以及可以对此次事件国内外政治影响做出评估的人——一句话，在星期五下午他不可能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约翰，”西顿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极力掩饰他明显感觉到的来自上面的压力，“约翰，你是在为一个日报工作，而不是杂志。”科里仍然生气，然后挂断了电话。他起床，坐上了去城里的地铁，很快他又坐上了一辆长途客车，奔向康涅狄格的米德尔顿。
这次对曼彻斯特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星期二晚上科里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晚饭，饭后在曼彻斯特的家里谈话。他从曼彻斯特那里得到了可以任意使用的几沓文件和信件，曼彻斯特没有为采访中他的发言安排预先编辑的要求，科里也不敢提起此事。曼彻斯特非常高兴有机会向《纽约时报》记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几周来他一直被他的律师限制，现在可以展示这个故事中他所知的那一面了。科里在康涅狄格的一家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早餐，和曼彻斯特度过了下午。科里知道，他有了一次重大的采访，他考虑到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后会得到的反应。当天晚上科里乘坐长途客车回纽约，非常疲倦，但非常高兴。他干完了自己的工作，对世界上的这个被谈论最多的人进行了独家采访。星期四凌晨2点钟他下了长途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过第八大道来到时报大楼。当时只有一些加工改写人员和文字编辑在值班。科里坐在前排的打字机前，准备给西顿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这次不一般的采访。科里打开机器，但总是敲错键盘，好像喝醉了酒，但他一整天根本没有喝酒，可能是疲劳、紧张、激动的综合作用。他终于设法打出了一段话，告诉西顿他回到城里，得到了独家采访，在他休息一下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当天稍后，科里给西顿打电话。西顿告诉他，《纽约时报》不想要那篇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约翰·科里不相信这些话。西顿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他解释说：现在办公室里有人“抵制”在曼彻斯特—肯尼迪的事情上做如此之多的文章，一篇独立专题长文可以总结性地将此事件画上句号，根本不需要科里写一篇单独的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他可以把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编进那篇独立专题长文中，而写那篇文章看来要在周末之后刊登了。科里失望了。他提到《新闻周刊》杂志在追踪曼彻斯特，也许会在下一期发表他们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科里早就听说《新闻周刊》在跟踪曼彻斯特，但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提到它。这种策略在记者中是常见的——每当编辑不愿意发一篇报道时，有人就给他们提出另一家出版物在搞这篇报道的威胁，通常这能使编辑紧张起来，赶快处理这篇报道。当然，西顿知道这种花招，或许在他还是一个记者时就运用过它多次。然而，有可能科里说的是真话，所以西顿说，他将在吃午饭时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讨论一下。
午饭后科里接到了电话。西顿说，丹尼尔仍然反对刊登这次采访的想法。科里很快就泄气了，来到新闻编辑部，当面申诉他的理由，但没有成功。西顿重申，《纽约时报》只想要那篇独立专题长文，并且说科里必须对主要人物的观点给以同样的篇幅——必须是平衡的。科里走回到他的桌前。他想到交上他的辞职书。本周早些时候他曾跟他的妻子谈过这种想法。妻子说，这篇报道给他造成了损失，也许他应该退出《纽约时报》。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里在家里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写独立专题长文的第一稿。在过去的几天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非常疲劳了。快到5点30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国内组的一个编辑在电话中请科里马上来报社，他们需要他给星期一报纸的头版写篇报道。这位编辑说，即将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已经来了，上面有一篇对曼彻斯特的独家采访，科里是不是要为《纽约时报》拿出一篇同样的报道呢？
科里想哭。他把电话挪开，然后把他的前额靠在听筒的一头，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
“去死吧，”科里平静地说，他挂了电话。接着科里给西顿的家里打电话，西顿又给丹尼尔打电话，然后西顿又给科里回电话。在下午6点30分，科里来到新闻编辑部，坐在他的打字机旁，翻阅一沓笔记，努力根据他此前对曼彻斯特的采访形成一篇报道。笔记是非常无条理的，是在他的头脑里不准确地回忆起来的，科里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把他关于曼彻斯特的笔记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笔记分开。后来西顿出现在了办公室。牛栏已经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六栏的天窗，要求科里在完成了他的头版报道之后，再为二版写更详细的东西——就是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科里说他不能写这篇长文了。此时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和他争论。
科里写了一个一栏半的头版文章，大约1100字，接着西顿告诉他二版的报道需要有“硬的”线索。西顿提议写写在科里的头版报道的底部出现的事情——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曼彻斯特“撕掉和删除”手稿，这样《观察》就不能发表它了。科里以这个线索开始写他的二版报道，但后来牛栏的一个编辑过来问科里，“撕掉”是不是意味着肯尼迪参议员要曼彻斯特真的把这个手稿撕成碎片。科里麻木了，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他继续打字，完成了一个两栏半的报道，大约两千字，及时供二版用。报道中引用了曼彻斯特的话，提到了作者对一场因误解而产生的争论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个有那么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热的案子——但科里不能妥当地表达他在这篇报道里所希望的一切。这篇报道没有重心，组织的也不好，他觉得写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当科里读到头版的报道时，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压垮了。说起来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时相信噩梦已经过去，他可以靠死记硬背来继续他对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的研究了。他对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埃文·托马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托马斯和他的律师南希·韦切斯特坐在一边，他的宣传员斯图尔特·哈里斯在另一边。科里听托马斯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恼，”然后托马斯转向他的律师问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南希？”科里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笔记，认为很有趣，但笑不起来。
这天下午科里回到办公室。西顿来了，拥抱了科里，建议科里写下一篇关于对曼彻斯特采访的报道。科里说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顿要求科里写一篇关于肯尼迪同《观察》进行争论的短文。科里努力了，但写了两页多就写不下去了。科里的第一条线索被退回了，还不够“硬”。他的第二条线索遭到了拒绝，第三条线索也一样。西顿给丹尼尔说了，决定暂缓一下，再给科里一天时间写出这篇报道。第二天，星期三，科里来了，开始用头天被否决的第一条线索写这篇报道。他用一张复写纸，逐字把它抄下来，它得到了通过。
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
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
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
看了赫斯医生后，约翰·科里明显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他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但他感觉到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继续抵制回费城分社工作，最终被允许留在纽约，又一次当了编辑人员。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科里平静地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偶尔也写点小东西——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哈泼斯杂志》写的一个关于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长篇特写。后来有一天，约翰·科里莫明其妙地不再犹豫不决了，就像过去他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起来一样——他突然想写些比他所认为的报纸所能容纳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长篇大论。当科里签下了为《哈泼斯杂志》写作的合同后，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他一直寻求的挑战和变化。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