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经常受到邀请在全国演讲，只要他的时间表允许，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欢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出现在宴会上，喜欢乘坐头等舱旅行，欣赏机场的整洁，衣冠楚楚的人们，女人鞋跟的柔和声音和优美的音乐。他喜欢吃饭前喝上两杯，由那些讨人喜爱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务，不仅是因为她们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装，她们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悦顾客的欲望，而且还因为她们在提供服务时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如此优美和得体。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讲飞回纽约的途中，他想到她们是美国的艺妓，后来他不无遗憾地想起，他不曾认识一个空姐。几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伦敦的公寓上面，他夜里经常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没有结识她们。
丹尼尔在全国做的演讲，一般讲的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静文雅的声音做出这些演讲，演讲后他还回答观众的提问。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还有时报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当中所发表的其他言论，以及他们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语时所流露出的对在这样一个庞大、有偿债能力、稳固的机构工作时感到的挫败——报纸是一个事实加工厂，那里的工人认识到了一个太明显不过的真理：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报纸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管理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喜欢谈论它，但它却是事实。这种真实性引起了许多热爱这家报纸的人的悲哀和苦恼，他们曾把这家报纸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认为它是某个伟大的灰衣女神，而他们和她有着风流韵事。他们忘记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他们都很快会为她而变得衰老。她是不会老的，而他们却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更年轻的人。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棚里的灯管一样随意被替换——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发光发亮。这种替换行动并没有不被舞台上的《纽约时报》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们悲叹在身体还健康时就自动退休的员工，如戏剧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学作家威廉·L.（“原子比尔”）劳伦斯的退休，棒球运动作家约翰·德雷宾格的退休。德雷宾格在他的告别晚会上喝了一阵酒后装作高兴起来，声称：“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伟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对此一个管理者冷静地回答说，“那么，为什么你给我们添这么多麻烦呢，约翰？”
自动化，连同无人化的过程，是全国的大公司共有的复杂问题，然而在《纽约时报》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人们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几台在选举之夜前拉进新闻编辑部的机器，这些机器要做后来的利奥·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经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预见选举结果。排版间的工人对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干得更好的技术小玩意儿是轻视的——除非罢工期间。新闻编辑部对这些通过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交流的东西——语音备忘录、银色的麦克风——是不恭敬的。在高层管理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认识到，早就为使用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的《纽约时报》现在变得如此庞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顶下都在进行着什么。因此，庞奇·苏兹贝格在力图保持某种旧的《纽约时报》精神的同时确定了自己对新技术的信仰，宣布《纽约时报》将雇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队伍来调查《纽约时报》雇员当中“科学选择的随机样本”，努力“确定在这个庞大的多样化的组织里如何靠那些为它工作的男女实现更大的融洽”。
这个举动被一些编辑视为愚蠢的，而其他编辑，包括克利夫顿·丹尼尔则怀疑雇员对向他本人那样的人发牢骚会对业主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并不清楚他与庞奇·苏兹贝格，或与苏兹贝格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同立场。丹尼尔是在德赖富斯突然去世后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间，被卡特利奇挑选出来担任主编的。苏兹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对丹尼尔担当主编的任命，但苏兹贝格的赞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苏兹贝格在个人层面上认可丹尼尔。丹尼尔英国式讲究礼节的举止也不可能对这位不讲究礼节的业主起作用，事实上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国托利党学监们，他们一度使作为圣伯纳德学校学生的苏兹贝格感到恐怖。此外，还有丹尼尔妻子的个性。十年的婚姻，四个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纽约时报》的地位，都没有使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国公主的观念。她不是那种像《纽约时报》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沉溺于公司内部小竞争的人——讨好苏兹贝格们，使奥克斯的女继承人感到欢心，或者在这些说话温和的女人的聚会时缓和一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可以肯定，丹尼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正确的榜样——对他的雇员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他曾努力以他的关照和殷勤来打动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最近在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先引用了她喜爱的关于《纽约时报》生于“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尔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私下里怎样看待他。他从没有通过主动拉关系来了解自己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还不能够和业主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因为卡特利奇挡在了中间。这无疑是丹尼尔主编职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腾出了主编办公室后，没有退出或割断他同新闻部的联系。相反，卡特利奇占据了从新闻编辑部看不到的三层办公室，获得了一个模糊的“总编辑”的新头衔，继续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背后进行操纵。卡特利奇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有他——得到了这位年轻业主的友谊、信心和关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苏兹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们通过出城共度周末，通过一起到欧洲旅行，巩固了她们的关系。
丹尼尔不时感觉到卡特利奇非常满足于事态的发展，或者说非常不愿意放手让丹尼尔单干。现阶段，丹尼尔感觉到了自己和墙上贴着照片的这些人——范安达和伯查尔、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对他雇用的记者或批评家是满意的，对《纽约时报》报道世界的风格是放心的。尽管丹尼尔经常给人自吹自擂的印象，并且无疑对自己的头衔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机构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个忠诚的奴仆，在大楼里没有哪个人会比克利夫顿·丹尼尔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许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尔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品质。他在丹尼尔作为伦敦分社第二号人物的表现中看到了这种品质。在丹尼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在新闻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期间，卡特利奇在更近的范围内观察了这种品质。1964年，这种观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尔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就卡特利奇继续在幕后操纵而言，这个提拔的意义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于德赖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这个过渡时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对《纽约时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的苏兹贝格宁愿身边有像卡特利奇这样可靠的老顾问——但丹尼尔不知道65岁的卡特利奇会干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总编辑”的头衔会随他而退休，“主编”会重新在三层取得统治地位，或许丹尼尔会担任总编辑，或许总还会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可能性，另一个同苏兹贝格更近的人会摆到丹尼尔的头上。丹尼尔只能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丹尼尔在《纽约时报》工作的22年里，是按规则行事的，从来没有越过线，也没有爬到卡特利奇的头上。他只是偶尔地生气而不说话，比如在1953年，听说德鲁·米德尔顿而不是自己被任命为伦敦分社社长，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纽约时报》的意图。他承认，《纽约时报》的意图比个人的偏好更为重要——他喜欢把《纽约时报》想成多少有点是按英国君主制的路线来运作的：尽管它有各种各样软弱或强大的统治者，但这种君主制历经几个世纪一直存在，保持着它的礼节和传统，以及它可以预料到的前进路线。
作为一个《纽约时报》人，丹尼尔尊重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曾给他带来了补偿和尊贵的身份，它还有希望继续这样做，除非这个体制被年轻的业主突然改变。在苏兹贝格担任业主的头两年，丹尼尔不必担心这种前景——苏兹贝格此时似乎温顺有效地听从特纳·卡特利奇的指导。但在1966年夏末，进入秋天和冬天，在这个组织里就发生了使丹尼尔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将做出的决定突然地被改变了，似乎来自卡特利奇办公室的态度也有一种微妙的转变，一种沉思和拖延。仿佛卡特利奇的摄政王地位现在被一个来自上面新出现的人物的分量抵消了。
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公司——麦迪逊大道575号的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支持下雇用一组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雇员的想法进行抽样调查的计划，看起来有点不明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公开地承认，《纽约时报》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也是同《纽约时报》不允许外人打听报社内部事务的政策相矛盾，还表明了报社对自己的编辑分析形势并应付形势的能力缺乏信心。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开始使丹尼尔担心起来：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可能会被调出新闻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诉汤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岁的阿瑟·克罗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分社，但没有预料到威克仍然留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克当时同意了，说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写专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写专栏；但后来不知为何，威克在成了专栏作家后，还设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长的头衔。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个人层面上使克利夫顿·丹尼尔烦心的事情是：根据卡特利奇签发的命令，戏剧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职，可是八个月前丹尼尔才雇用了考夫曼，并且对他很满意。考夫曼来《纽约时报》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里他是电影评论家，但他在戏剧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受到过戏剧方面的训练，曾在一个保留剧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时间专注于古典作品，写过并发表过剧本，在夏季剧场和别的地方当过导演，在1963年到1966年间担任了纽约教育电视台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在被《纽约时报》雇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邀请到时报大楼，谈谈所谓的美国“文化爆炸”、富裕社会的艺术放纵，以及作为对此种形势的反应，《纽约时报》在1962年如何通过组成一个40人的文化新闻部来考察、报道和评价文化场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承认，这个部门工作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太满意其中一些评论家的知识水平或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经常蛰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辩的新闻文体中。当他们征求考夫曼本人对《纽约时报》文化报道的意见时，考夫曼坦率地说，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并且说他所知道的知识界也认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没有把《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舞蹈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包括进去。
在指责这些评论家时，考夫曼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多的例外了。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也称赞赫克斯塔博女士的工作，他们也曾积极地争取雇用希尔顿·克雷默和克莱夫·巴恩斯。克雷默的评论文章曾发表在《新领袖》（The New Leader）、《评论》（Commentary）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似乎比丹尼尔更了解克雷默的工作——但在被正式雇用之前，克雷默不仅同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谈过话，而且也同主编助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文化新闻主任约瑟夫·赫茨伯格、艺术与闲暇组编辑西摩·佩克、星期天版主任丹尼尔·施瓦茨和特纳·卡特利奇谈过话。克莱夫·巴恩斯也差不多通过了同样的程序，但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完全是丹尼尔的主意。丹尼尔在伦敦期间成了芭蕾舞爱好者，他和舞蹈家戴姆·马戈特·方廷的友谊得到了克莱夫·巴恩斯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评论，因而开始了丹尼尔和巴恩斯之间的一系列的跨洋电话，进而导致1965年巴恩斯离开伦敦来加入《纽约时报》。
在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征求考夫曼的意见后，在考夫曼几次在他处寻求录用并就《纽约时报》如何改进它的文化报道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向考夫曼提供了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取代以前的音乐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开始去写大评论栏目之后继之坐上戏剧评论家交椅的。但由于阿特金森退休，霍华德·陶布曼被派去写关于文化事务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所以应考虑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们同意考夫曼至少干这个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个管理者所说，希望“这将是终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为《纽约时报》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开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对他的复合三段论和缩略称谓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编辑们的赞扬。但由于考夫曼做评论工作时非常严肃，也许是太严肃了，他很快就在百老汇的一些剧院老板、演员和赞助人中间树了敌。在给业主的几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对业主的造访中，他们抱怨考夫曼似乎什么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欢什么东西时，他也不能写出一个卖座的评论。尽管这根本不是事实，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觉得考夫曼对剧院有点太乏味了，太职业化了：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剧本，考察它的劣势和优势，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激情——那种把许多购票人和剧院联系起来的期待和快乐的感觉。
公正地说，考夫曼具有的问题是《纽约时报》其他评论家没有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后进行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汇的演出，在萨迪餐厅和纽约周围与剧院老板的投资者有社会交往。他们对剧院有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他们对电影或芭蕾舞、艺术、电视或建筑不会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过渡时期加入《纽约时报》，此时任何编辑都不知道新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前进方向，还有戏剧本身内在的力量问题。不同于电影评论家，对票房的影响可以因为一部电影能同时在50个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缓和，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纽约的一个舞台的，《纽约时报》的轰炸有可能摧毁一台戏剧在百老汇的生存机会以及它在别的地方巡回演出的机会——除非戏剧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个明星有很大的号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几次好的评论，特别是沃尔特·克尔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新闻杂志和《纽约客》上的评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来自《纽约时报》编辑或百老汇人士的反批评。在他离开后，《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曾考虑让肯尼思·泰南来接替。他们敬重泰南的判断力和在《纽约客》上的文学风格，并把他看作是一个技巧高超且熟练的外科医生，不用刀也能动手术。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当的人的手里，《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工作潜在地是一个生硬而危险的工具——《纽约时报》害怕权力这样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觉得泰南可以既满足对剧院严肃评论、责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高兴。但泰南本人承认，一个晨报的评论家可以利用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评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写不出这样的评论，另外泰南也急于回到伦敦。
《纽约时报》的人来找斯坦利·考夫曼时，他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从一出戏剧结束到按报纸的发稿时间写出一篇可用的评论之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作为讨论的结果，克利夫顿·丹尼尔安排考夫曼在公演前的最后一次预演先去看戏剧，他的假定是，如果一出戏剧当时没有成型，它就不可能在24小时之内有大的改进，这样就使评论家有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去说那些对购票者产生影响的话。丹尼尔希望，其他报纸的评论家也照这种办法做，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纽约时报》的计划承认了考夫曼没有按期拿出稿子的记者本事。当考夫曼的评论开始发表后，剧院老板们表达了他们的抗议。但起初，不管是卡特利奇、苏兹贝格，还是报纸的其他人，都没有过于关心。《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习惯了外界对他们的批评家持一定程度的批评：霍华德·陶布曼在萨迪餐厅周围经常被指责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一个不力的接班人，甚至阿特金森也多次遭到剧院老板的谴责，他的一个前任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发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评论后甚至被禁止再进一个剧院。这件事发生在1915年，伍尔科特把舒伯特兄弟的某一个喜剧评论成“一点也不逗乐”、“相当无聊”。舒伯特兄弟作为报复，把他们的下一场演出的票送给了卡尔·范安达，附上一个条子建议《纽约时报》派别的评论家来评论它，并且说如果伍尔科特用这些票，它们不会被兑现的。阿道夫·奥克斯得知此事后，他指示伍尔科特自己去买票。伍尔科特这样做了，但当他来到剧院门前时，一个守门人和雅各布·舒伯特本人挡住了他。
奥克斯立即寻求法院发出禁止令，他从《纽约时报》上取消了所有舒伯特兄弟的广告。这场争论成了百老汇的话题，在全国流传开来，在法庭上几个月都没有解决。奥克斯的禁止令最终被否决了，因为一个上诉法庭认为，尽管一个剧院所有者不能因肤色、信仰或阶级差别而拒绝一个观众，但可以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这样做。可是希望在《纽约时报》上恢复广告的舒伯特兄弟，最终承认《纽约时报》有选择自己的评论家的权利，这场恶战以舒伯特兄弟在圣诞节送给伍尔科特一盒雪茄而告终。
奥克斯提出了他的观点，即外人不要对《纽约时报》如何管理它的业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克斯偶尔在读到他的报纸上一篇不诚实的或过于否定性的评论时他本人不生气。奥克斯的哲学是一种助推者的哲学，特别是就生意或社会事务而言。既然百老汇的剧院是纽约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便希望他的评论家尽可能地去欣赏或喝彩。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立下的最后的遗嘱中，奥克斯要求他的社论版继续“对那些真诚地持不同观点的人更为公正和礼貌”，他期望他的评论家也这样。同时他期望他们坚持标准，只要一篇评论已经写成，他很少干预对它的发表。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自1925年开始的戏剧评论家的漫长生涯中，他记得只有一次奥克斯在读了一篇评论的清样后亲自找他，提出改动一个词。这发生在奥克斯出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S.L.（罗克西）罗萨费尔的一个剧院开幕式之后。这是一次奢侈的场面，阿特金森对它的华丽提出了批评。奥克斯穿着正式的服装，在这天晚上回到阿特金森的桌前，提出阅读这篇评论的要求。他读完后，阿特金森看到一种痛苦的表情开始出现在奥克斯的脸上。奥克斯是罗克西的朋友和支持者，罗克西是一个可敬的娱乐界企业家，一个德国移民鞋匠的儿子——奥克斯敬慕任何经历艰苦努力取得成功的人，他能够预料到罗克西在读到这篇评论时会有多么烦恼。奥克斯一时也没有说什么，接着，这位白发苍苍的业主指着评论上的一行字，非常温和地和胆怯地问道：“阿特金森先生，你介意改动这个词吗？”阿特金森看了这个词，想到删除它也不影响句子的意思，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动，阿特金森很快就不再记得这是个什么词，但他很快改了它，接着阿道夫·奥克斯向他表示感激，说晚安，就离开了。
奥克斯的后继者尽管同样不愿干预他们的评论家，却仍然赞同奥克斯的对社会的助推者的哲学。1966年当报社的评论家严厉批评林肯中心的价值4.57千万美元的大都会歌剧院开张时，庞奇·苏兹贝格惊骇了。这次开幕式演出了塞缪尔·巴伯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受到了《纽约时报》的激烈批评：音乐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发现它是“庸俗的”和“表现癖的”；剧中的芭蕾舞对克莱夫·巴恩斯来说是让人不满的；墙上的艺术品对约翰·卡纳迪来说是单调的；建筑物对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来说是“枯燥乏味的”；3800名首场观众，包括林登·约翰逊夫人、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和市长约翰·林赛，被夏洛特·柯蒂斯分别叫作“超级优等生”、“富豪”、“巨头”和“群氓”。庞奇·苏兹贝格读完《纽约时报》上的这五位评论家的评论后，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他们不能找到点好的东西写写吗？”他向一些管理者表达了他的感觉，但没有暗示要限制这些评论家。如果他打算缓和一个评论家的口气，而评论家没有遵循他的意见，他也不会教训这位评论家，而是会调走他——之前，1966年8月，苏兹贝格对斯坦利·考夫曼就是这样做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逐渐知道了庞奇·苏兹贝格的计划：起初丹尼尔听卡特利奇说，在一次长期罢工后沃尔特·克尔工作的《先驱论坛报》刚刚同《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合并，克尔没有加入新的《世界论坛报》，《纽约时报》正考虑聘任他。丹尼尔打算告诉在康涅狄格休假的考夫曼，《纽约时报》正在和克尔进行这样的讨论。克尔当时在奥地利参加了萨尔茨堡的美国研究高级研究班。但在丹尼尔还没来得及去见考夫曼之前，事实上就是在考夫曼计划到丹尼尔办公室那一天，卡特利奇告诉丹尼尔，沃尔特·克尔已经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职位。
当考夫曼走进丹尼尔办公室时，这位主编显然受到了震动，羞愧得脸色发红——考夫曼以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这更难堪了，考夫曼开始为其感到遗憾。丹尼尔尽可能简单地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他已经向沃尔特·克尔提供了评论家的职位，他刚刚接受了它。丹尼尔很快继续说，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找到别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尔说，在这个周末他会形成明确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对面，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有着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非常有尊严和自制力，没有生气。他虽然心烦意乱，但在这个场合他比丹尼尔更能控制着自己的表现。他甚至私下也没有对丹尼尔表示失望，知道丹尼尔和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也许就像这个决定本身一样使丹尼尔感到窘迫。当丹尼尔在考夫曼休假期间要求他回来时，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问题。
丹尼尔提议，他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办公室外再见面，继续讨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的未来。后来考夫曼接到了丹尼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主编不能出去进行星期一晚上的会面了，并请考夫曼来办公室。考夫曼来到后，希望解除丹尼尔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于是说，他想不出在《纽约时报》他能做——或者愿意做——什么事情；相反，他建议《纽约时报》履行它对他的契约义务，让他离开报社。丹尼尔点头同意，于是让审计部准备一下考夫曼的档案备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计划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处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务和信件，但有人传话过来，说卡特利奇想和他谈谈。在总编辑办公室，考夫曼听了卡特利奇的解释，更换他的决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说：“我是这个一致意见的一部分。”意见一致是否还包括业主在新闻编辑部之外运作的顾问，如执行副总裁哈丁·班克罗夫特、来自营销部和生产部的两个副总裁伊凡·韦特和安德鲁·费希尔，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关心。奇怪的是（也许不那么奇怪），考夫曼在离开卡特利奇的办公室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对任何人的报复心态。他现在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报社，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非人的机构。他想，作为一个机构，它表现得很差：它曾许诺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半，但八个月就结束了。他相当肯定，他决不会再进时报大楼了。
在离开《纽约时报》后，他重新得到了作为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并且回到《新共和》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纽约时报》大多数同事的接触，但在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共和》上后，他收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封表示恭维的便函。有一天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纽约时报》曾雇用这家研究组织来进行对雇员精神状态的科学调查。扬克洛维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写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选入《纽约时报》的150人之列，征求他对《纽约时报》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见。考夫曼被这个显然不期而至的最后讽刺信逗乐了。他曾想严肃地填写这些表格，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种冲动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没有回信。
1966年夏天汤姆·威克的职位也受到了威胁。在纽约方面看来，他继续当华盛顿分社社长是一个奇怪的颠倒，这是威克没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满意地接受了的。大胆探究他走好运的原因会葬送他继续干这个职位的机会，虽然他听说，庞奇·苏兹贝格本人已经改变了纽约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在克罗克退休后给他一个华盛顿专栏的计划。现在威克既有了一个专栏，又有了分社，他经常怀疑有争议的“布罗德备忘录事件”是不是在某个方面有利于他的事业。
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但在1966年夏天和冬天，罗森塔尔在对威克的批评上不是畅所欲言的，即使罗森塔尔的同龄人——威克是唯一对罗森塔尔有一天成为新闻编辑部头头的梦想构成威胁的人，这就是罗森塔尔很快被提拔为主编助理后抑制自己、不去粗野地或冲动地表现自己的全部理由。罗森塔尔1963年接管纽约组后，作为有干劲的纽约主任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岗位，因为此时管理层普遍承认采取大胆的行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三年多后，罗森塔尔看起来注定要升官了，他压抑自己搞派系斗争或堕落的举动是明智的。如果老编辑愿意放肆的话，这是他们的特权，但罗森塔尔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放弃了他的写作生涯，成了一个编辑，离开了署名报道和公众的喝彩——不管是赖斯顿、索尔兹伯里，还是威克都没有这样做。罗森塔尔的目标是最终管理整个新闻编辑部。他44岁，如果他在此后几年不去愚蠢地招致上司不愉快的话，就能够实现他的抱负。在十年之内或者更少一些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现在管理报纸的高级编辑都要走了。卡特利奇65岁，在几年内他或许就会和他漂亮的妻子退休到南方，写他的回忆录，就像克罗克现在做的那样。赖斯顿57岁，经常暗示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也不愿生活在纽约。克利夫顿·丹尼尔54岁，没有了卡特利奇，他在报社的地位无疑会被削弱，除非他能和庞奇·苏兹贝格建立更好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党仍然在掌权，丹尼尔可以寻求——在他的岳父的帮助下——一个大使职位。四个主编助理——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弗里德曼和索尔兹伯里——全都奔向60岁，或者超过60岁。就年轻的编辑来说，国内新闻主任克劳德·西顿也有自己的麻烦；国际新闻主任悉尼·格鲁森，一个爱奢侈的人，准备接受一个巴黎更有吸引力的职位，在那里他能接管《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苏兹贝格希望这个版能同约翰·海·惠特尼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所有的更强有力的巴黎《先驱论坛报》相匹敌。德鲁·米德尔顿有兴趣替代格鲁森当国际新闻主任，但丹尼尔没有帮他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任命了一个44岁的记者——西摩·托平。托平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常忠诚的组织型人才。他像丹尼尔一样，来自美联社，曾领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和波恩的分社，并且娶了个好媳妇——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的女儿。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整整一队人物通过了《纽约时报》巨大永恒的冰原，现在没有一个处在比罗森塔尔更有优势的位置，对他来说最不幸的就是显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诚的迹象，或者加入对汤姆·威克不满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纽约其他编辑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太过份了，对威克来说也许达到了引起庞奇·苏兹贝格同情的地步，也许使苏兹贝格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麻烦制造者索尔兹伯里在另外一个部——图书部——也许对《纽约时报》更有价值，新闻编辑部的传闻已经将他神化了，罗森塔尔则会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在决定让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栏上之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时又不使华盛顿的人员士气低落。即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许会在华盛顿有惊人的表现，但他也许会激起哗变。马克斯·弗兰克尔，分社的一个得民心的人，在纽约是不被接受的。弗兰克尔曾被描述为“太易动感情的”，管理者没有忘记他1964年那封长长的辞职信。詹姆斯·赖斯顿同时继续维护威克，认为纽约在指责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时一般没有解释威克到底忽视了哪些重大报道。在赖斯顿看来，这种批评经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设性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他在华盛顿还年轻的时代，曾发表了许多独家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正在兴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现在，华盛顿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城镇——约翰逊城，如果威克仅仅感兴趣保护他的党翼免遭纽约的攻击，赖斯顿继续说，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约翰逊总统的运动和情绪、吵闹和骚动，而不去关心对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观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让我举出我头脑中跳出的几个造成这一问题产生重要发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书，牛栏坚持新闻导语必须表达该文件并不重要的立场，结果传达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让《纽约时报》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书，对于芬尼的第一篇报道，牛栏将其强制扼杀，这篇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时报》的实质，以及基于迪安·腊斯克告诉卡特利奇的消息对一条导语的更替。
3.去年1月对曼斯菲尔德的报道，拒绝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来进行报道，而首发新闻被巴黎《先锋论坛报》所抢得，坚持报道被插入到一篇有关德克森的相当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根本没有刊发那篇文章，不像《华盛顿邮报》和《明星纪事报》。）
4.对于肯尼迪第一篇有关越南的长声明，西顿拒绝承认这篇报道的重要性，直到经过长时间有关电视剪辑不会显示肯尼迪话语重复之后，他才对其予以承认。
我们可以在这里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我们应该很快停下来。一个记者要尽其最高水平拿出与《纽约时报》的想法相符合的华盛顿报道，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