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塔尔坐在新闻编辑部里他的大桌子后面，不时地从他阅读的报道上抬起头，看看房间里远处的几排桌子，记者们在打字，谈话，有时以一种他认为是敌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们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感到恼怒和悲哀，他们肯定非常仇视我。
这是1965年冬天。A.M.罗森塔尔已经在1963年夏天放弃了他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接管了纽约本地报道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许多变化，这无疑改善了报纸，但他也在报社伤害了《纽约时报》许多老人。他个人是喜欢这些人的，而且20年前当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时，他们待他很好。罗森塔尔认为，60年代的变化是必要的，论资排辈的体制已经过时了，文笔简练的年轻记者应该比写得不好的老记者吃香，《纽约时报》不能再仅仅因为是“记录的报纸”就允许发表冗长而无聊的市政官方的新闻，重点正在转向更尖锐地写作，更迅速地阅读，以更少的版面说更多的话，为读者节省时间，为管理者省钱。《纽约时报》需要采访所有重要的新闻，但不是以长期以来所容忍的不动感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他们曾是在过去的更悠闲的速度下受训练的，那时报纸为地方报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两倍，但经营经济学要求更严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几年前就承认，纽约城市组已经被传统所限制。伯恩斯坦认为，它是帕金森定律[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具体内容是指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被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的积习顽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认为，它是一头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规。
所以，罗森塔尔来到纽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有名气的编辑。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他童年时作为受救济的病人曾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不良医疗，现在这些医院受到了《纽约时报》前所未有的认真检查。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病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也给托尔钦和《纽约时报》带来了新闻界的荣誉。罗森塔尔委派其他记者深刻地描写了纽约的公立学校体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学校留给黑人，以及“公园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区种族主义者”这些新的委婉说法。他还派《纽约时报》的人去看看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邻居，描述一下气氛，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罗森塔尔现在把纽约看作一个外国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纽约其他人熟视无睹的景象和声音的刺激。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个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恋比他在纽约工作的最后日子更明显。他据此写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这篇文章按《纽约时报》的老标准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纽约越来越多的种族间通婚，日益富裕的庄家和高利贷者，最后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罗森塔尔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杂志文章，后来把它扩展成一本小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写那些反映这一事件的报道——一种普遍的公众冷漠中偶尔地点缀着一个“介入进来的”有勇气的公民——这几乎成了罗森塔尔个人的运动。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没有社论的腔调，但它们在《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却表达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
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当地人有点傲慢，不说英语。咖喱是恶臭的，但鲱鱼却做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屋子。侦探开小车跟着我们转。我们有一只可爱的柯利牧羊犬，叫杰克或乔克或别的什么。它崇拜我。我们的厨师离开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间名的首字母，知道对所有总统候选人的考验。”
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对盖尔布本人就像罗森塔尔讲得一样多。盖尔布最后写道：
我曾和阿贝有过争吵多次，因为我也有点喜欢略胜一筹，但我只能想起我有两次领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这总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我比他块头大；当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气时，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时，我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妻子帮助我取胜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荒谬的说法塞给我，并且坚持他是对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认我是对的。现在，在文学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发生矛盾。
还有一次，我必须得向他彻底地证明，对于某些事情过于固执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顺便去拜访了阿贝和他的妻子，安——一个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话——当时非常晚，我们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带着去他家配着咖啡吃，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喝苏格兰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贝说我们得把奶油蛋糕带回去。我们拒绝了。我们正要上电梯离开时，阿贝把装着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给了我们，但是，眨眼间，电梯门要关上时，我把盒子又扔给了他。罗森塔尔夫妇住在二楼，电梯的运行速度非常缓慢。我们到达大厅时，看门人把盒子递给了我们，阿贝拿着它跑着下了楼。你听说过这么固执的人吗？我们不得不拿着，当然，但是我们一到家，就叫了一个西联汇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罗森塔尔夫妇。（这块40美分的奶油蛋糕现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价值，但它关乎一个道德问题。）接下来的一两天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得到，但是这块蛋糕切成的片开始一片接着一片装在信封里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星期中，只要有阿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尔布或者哈尔·法伯尔，来我家，他都会拿来一片蛋糕，还带着阿贝的问候。
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有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夫妇来我家吃晚餐时，我妻子偷偷地划开了他的外套衬里，把蛋糕缝了进去——现在，蛋糕只剩下了一些碎屑。他到家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现在蛋糕在他那里。他承认我们在独创性方面胜过了他，他选择投降……
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亲密地在一起工作，他们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纽约组的工作。记者有时把这个新班子叫作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注：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配角，身负押送男主角哈姆雷特并杀掉他的使命，最后阴错阳差反被杀害。1966年，出生在捷克的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以他们为主角创作了喜剧荒诞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这部剧作以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的眼光解构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该剧同名电影由剧作家斯托帕德亲自执导，加里·奥德曼和蒂姆·罗斯主演，于1990年上映，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尽管他们都是严肃的和有创造性的编辑，但他们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刺激的有点娱乐性的活力和紧张感，其中许多是不安分的盖尔布无尽的点子风暴的结果，似乎每五分钟他都给罗森塔尔提出一个新的报道想法，罗森塔尔总是高兴地予以回应，或者是表现出一副恶心的样子。每天早晨刚走下来自韦斯特切斯特的火车，盖尔布瘦高的戴眼镜的形象就会飘进新闻编辑部里，口袋里装着许多想法——20个想法、30个想法：要去采访某人，要去检查某个内部消息，要从某个角度出发进行调查，需要几周时间来完成某个庞大的“计划”。这些想法中有些是英明的，大多数都有价值，也有一些是疯狂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意味着需要工作，大量的工作。所以，《纽约时报》不怎么有野心的人，只要他们看到盖尔布离开桌子开始张望，就会拿起他们的电话装出很忙的样子，或者走到柱子背后去查字典。
不可避免地，盖尔布的大多数想法都给了那些迫切想承担任务的年轻人，他运用了一种近乎是催眠术的方式来向他们交流他的想法。他会低声说出这些想法。他先是搂着一个年轻人，一起沿着过道走，然后悄悄地，非常自信地，张开他的嘴，把他的话吹进这个年轻人的耳朵里——这意味着他的某些想法是如此伟大，以致他不想冒险让其他记者听到，否则他们会嫉妒的。最终，在这个记者离开房间去着手这项任务之前，盖尔布又会悄悄说：“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他甚至赤裸裸地暗示这种想法也许是罗森塔尔的，甚至丹尼尔或卡特利奇的，这位年轻记者最好尽力去做。在这位记者走后，盖尔布又会用胳膊搂着另一个记者，又会是用悄悄话叮嘱：“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
在报道写完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一页一页地阅读它们，看看是不是有他们要求的笔法和角度，然后他们再努力确保这篇报道不被文字编辑过分加工。偶尔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罗森塔尔会求助于伯恩斯坦本人。当罗森塔尔对完成的某个报道特别高兴时，他就会给这个记者发一个祝贺的备忘录，甚至还迫使丹尼尔和卡特利奇马上提拔他喜爱的某些人。他的年轻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尔。阿普尔深得《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的欢心，这是很难被谣言所动摇的。有传言说，在进入罗森塔尔队伍几个月后，阿普尔一周挣350美元。
如果是的话，他也该得这些钱。阿普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有一个微笑的圆脸，留着平头，像一个稍微体胖的西点军校学生的样子。他干活非常卖力，总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点钟他汗衫上总是浸透了汗渍。他从不忽视盖尔布的想法，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他是不会放手的，结果是在罗森塔尔的队伍里，阿普尔在报上发表的好报道比任何人都多。这并不是使他较老的同事特别烦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把握事件并进行报道的能力。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阿普尔对委派他采访的每一件事情——估价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税务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政治讲演的一次重复——都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一旦阿普尔回来，他总要给新闻编辑部的每一个人谈论他所看到或听到的，或者在他报道时所发生的与他相关的事情。一次，从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回来，阿普尔冲进新闻编辑部报告说：埃塞尔·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宽阔的木板路上被撞着了屁股。后来，阿普尔被派到越南和《纽约时报》的另外两个人——查尔斯·莫尔和尼尔·希恩一起工作。他回来报告说，尽管被敌方火力压制而动弹不得，但还是有一颗子弹在他裤子后面撕了个口子。当他利用探亲假短暂地回到纽约时，他说自己杀了几个越南佬，一位对此表示怀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
伯罗斯没有电话，他的住处也是不确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希尔街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纳粹活动。伯罗斯28岁，据说身材粗壮，有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一个有知识的恶毒的纳粹分子”，曾因扰乱治安和携带弹簧小折刀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现出狱等待上诉。伯罗斯在知道《纽约时报》有兴趣公开他的秘密后，也许会采取暴力，这篇报道无疑会毁灭他作为一个极右帮派头目的生活。为此理由，罗森塔尔想找一个警惕且熟练的调査记者，一个对他采访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不应是让一个进攻性的警察记者来写的犯罪报道，或者让一个精明的特写作家来写的稀奇的童话。罗森塔尔认为它应是对一个犹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复杂个性的描述，应该认真并带着同情地来写它。
罗森塔尔继续在新闻编辑部里四处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写组后面第一排的一个个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苍白记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岁，黑头发平整地从中间分开，双鬓已变灰白。他穿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打蓝领带，通常他的打字机旁会有一本《圣经》。罗森塔尔知道，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写报道时可能就读《圣经》或祈祷。在不工作的时候，或在夜里，他经常在教会里，或参加私人祈祷会，有时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汇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边布道。他的长相让人过目不忘：6.5英尺高，总以高声调的充满信心的声音雄辩地讲演，但从不专横。他的布道没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时报广场上没有多少教养的哲学家们刺耳的该死风格。菲利普斯是一个很有尊严和学问的人。他有一种幽默感，但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平静的举止，一种基于对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绝对信仰的安详。他相信，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闻编辑部里，菲利普斯从不向他的记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乐于和他们讨论《圣经》的教义或其他任何主题，包括文字编辑的罪恶。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报道被砍掉后，他不直接归因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归因于编辑们的笨头脑。他也不是没有牢骚，但他总是正派得体地进行抱怨，从不渎神。他受到了职员们的喜爱和尊敬，人们经常叫他“长约翰”——约翰是他的名，没有人叫他的中间名字麦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过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许多读者。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总是以优美的语言、稍微带有的古风、准确和简练引用《圣经》、经常的幽默以及对主题的热情而见长。
罗森塔尔来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极力不过分地表达他对这篇报道的热情。
“看看，”罗森塔尔说，并拉了把椅子挨着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给他，“纽约有个三K党头子，他是个犹太人。让我们抓住这个家伙，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犹太孩子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它会成为一个引起轰动的报道。”
菲利普斯产生了兴趣。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报道，而且它对菲利普斯来说还证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就今天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预感。他曾计划这个星期过一个四天的周末，因为他靠加班工作已经积攒了许多假。但他在家里祈祷时感觉到主清楚而无误地告诉他不要过这四天的周末。所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编辑桌旁。
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注：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
下午过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这么晚的时间里，戈塞特没有机会拍照片给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用了，于是给照片组打了电话，得知他可以离开了。他把他汽车行李箱里一直带着的雨衣给菲利普斯披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菲利普斯一个人等着那个年长的伯罗斯或者丹尼尔·伯罗斯本人回来。
天上一阵闪电划过，菲利普斯站在大楼的入口处，感觉到有点恶心。这是一个旧的失修的两层的黄色砖楼，分成了四个寓所。伯罗斯一家占据着二层的一个寓所。附近像皇后区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低矮单调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白人，他们逃离了他们过去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顿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区，来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区。游客可能几百次地经过皇后区的大部分地区，比如行驶在通向机场或谢伊露天体育场、海滨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红灯，他们没有理由停下来。一些住宅维护得很好，有整齐的栅栏和树木，但人们就像对这个城市一样并没有更多的乡村或市郊的感觉。从伯罗斯的公寓穿过大街，有一个挂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市场，还有军队征兵牌，在风中摇摆，旁边是挨着公共汽车站的围栏。
是对碰到丹尼尔·伯罗斯的期待让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这个居民区本身。社区是文雅还是寒酸，对菲利普斯没有什么影响。他对物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从未在奢侈项目或娱乐上花钱，在支付了纽约的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钱，他都不要了，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母亲——在他当旅行推销商的父亲去世前几年，他母亲就和他父亲分开了，或者给了他的妹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从未结婚，单身并不经常使他烦心，因为他感觉到主是无时不在的，因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从城镇到城镇、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中度过的，结交朋友，然后又不得不离开他们。
在菲利普斯高中毕业后，一个年老编辑告诉他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他听从了这个忠告，在波士顿的一家体育周刊社接受了一份每周2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为布鲁克莱恩的一个小报当记者，从事一般的采访任务，正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广告部工作。一天他问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愿意不愿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会。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兴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来，布道坛上的牧师的话显然使人们懂得了正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明确的鼓励，一种直率的方式，一种温暖，似乎远远胜于单纯的社交，它看起来是真诚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这个人希望他再来的请求，后来九个星期天他都来了。菲利普斯第十次来教会时，布道结束后，牧师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把眼睛都闭上：“你们已经听到了今天早晨所说的话，”牧师说，“你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恶而死了，他准备进入你们的生活中，支配你们的生活……”接着牧师问在场者是否有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需要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请这些人举手。这对菲利普斯来说是用不着考虑的。他只知道他想举手，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作为“重获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在马里兰州的霍拉伯特堡驻守了两年，晋升为中士军衔。他有时也想到自己的未来，但他觉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在他退役之前，在他离开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利普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在他最终走出军营的大门时，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想，也许最终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让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应做的事。菲利普斯没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启示，于是就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火车票，但他没有到那里，而是在纽约下了火车，住进了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宾馆，进行祈祷。第二天早晨他买了《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在《纽约时报》的一页分类广告的中间有一个半英寸大的消息：“招聘编辑部实习生，请向《纽约时报》人事部申请。”
菲利普斯跪下来进行祈祷，然后走向了时报大楼……
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罗斯的公寓楼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注意到一个年长的人慢慢地走过来。天太黑并且有雾，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他个子矮小，步子很慢，当他走近后，菲利普斯看到了长着一个球状鼻的苍白的板起的面颊，一双悲伤的眼睛，来人穿着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斯问。
这个人抬起头，回答：“是的。”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尔。”菲利普斯说。
“你是谁？”
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
丹尼尔·伯罗斯的母亲埃丝特·伯罗斯笃信宗教，在35岁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因此对他垂爱有加。甚至在丹尼尔·伯罗斯上六年级时，伯罗斯夫人也经常陪他上学，放学后又接他回家，尽管学校离伯罗斯住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远。丹尼尔·伯罗斯接受过成人礼。他后来对一个朋友坦白说，他当时是在家里“被迫”进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这位拉比接受了长岛一个更大的教区的更好教职，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养家。对于这位拉比的决定，丹尼尔·伯罗斯感到失望，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仍然表现很好，有记录证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绩仍然是优秀的，但反常的混乱和反叛开始出现了。他对自己的金发碧眼感到自豪，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裔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经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过希伯来语学校的朋友在一起，说德国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误解了。他敬畏德国的高级将军们，仇视那些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学。一天，他和一个犹太学生发生争论，挥舞着拳头脱口恶毒地说：“你这个犹太杂种！”
伯罗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历史教师的影响。这位教师是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麦卡锡主义者，曾帮助把伯罗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学具体化。伯罗斯在学校最差的成绩是希伯来语，考试不及格，而德语成绩却很优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绩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资格获得奖学金进大学，但他不感兴趣。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大学是为那些极力逃避兵役的“犹太小子”开的。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士兵，1955年他应征入伍进了美国军队的伞兵，在101空降师187空降团服役。他进行了17次跳伞训练，随军队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温·A.沃尔克少将手下去平息因学校种族隔离方案而引起的骚乱。伯罗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为白人士兵“保护黑鬼”的场面所震惊，他认为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左翼警察国家。
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
菲利普斯非常温和有礼貌地开始说明他所知道的伯罗斯当伞兵的军队生活，他后来跟罗克韦尔同伙和三K党的活动。菲利普斯对事实和微不足道的细节、明确的时间和过程都已经研究过了，这给伯罗斯的印象很深，伯罗斯不止一次高兴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罗斯没有为他生活的这一面感到为难，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曾以压缩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了，当然伯罗斯也意识到国会委员会和警方有关于他的档案。随着菲利普斯即兴、不加谴责地继续叙述伯罗斯的过去，伯罗斯开始放松了，看起来很高兴。伯罗斯不仅仅证实了这些事实，甚至还详细地讲解。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他的三K党身份卡，向菲利普斯显示了一下，他还展示了他本人的一个戴着三K党白风帽的小照片。他详细谈了他和罗克韦尔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国伞兵部队的体验。他担心小石城已经展现出左翼人士开始接管全国的信号，这是伯罗斯决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他高中那位拥护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教师，称赞老师通过邮件和德国的右翼集团进行交流。伯罗斯显示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并且说如果在美国开始“清洗”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野蛮”气氛里，就会比20多年前在德国“文明而有高度教养的”社会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接受采访时伯罗斯看了几次表，说他想乘巴士去宾夕法尼亚州，但他似乎乐意和这个对他了解很多的高个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觉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谈他的理论。菲利普斯是个好听众，似乎能够理解这个有罪的人的狂热和献身精神。
最终，菲利普斯决定提出自他们开始谈话以来就在他的头脑里想的问题。从这次采访中菲利普斯需要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伯罗斯生活的矛盾性本质的一些线索。
“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情似乎不合逻辑，”菲利普斯开始缓慢地漫不经心地说，“我弄不明白。”丹尼尔·伯罗斯看了一下表。他有点着急地说，他还得赶下午1点钟的巴士去宾夕法尼亚。“你的父母是在布朗克斯的一次犹太人仪式上由尊敬的伯纳德·卡伦伯格教士主持婚礼的。”菲利普斯说。他等待着回答。
菲利普斯看到，伯罗斯的身体似乎受到折磨。有一种内心崩溃的明显迹象，蓝眼睛渐渐冷淡起来，圆粗的身材也弯下来，好像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后来伯罗斯把身子越过桌子凑近菲利普斯，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们准备发表这个吗？”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权力扣压它，这次婚姻的事实在布朗克斯最高法院里有公开的记录。
“如果你们发表它，”伯罗斯紧张地说，“我就完蛋了。我的所有朋友，我的所有关系，最近七年我为之生活的一切都将完蛋了……”接着他以镇静的口气说：“如果你发表它，我会找到你，把你杀掉。”
现在菲利普斯内心有了一种越来越恐慌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坐在一个狭窄的卡座上，长腿被束缚在桌面和金属支架之间，另外这个便餐馆看起来也被黑暗所笼罩了，它看起来不像是他刚进来的地方。伯罗斯的威胁不是喊出来的，但在这种紧张的奇怪腔调中它显得更凶狠。菲利普斯听到伯罗斯重复了这个威胁，并且说不等菲利普斯走出这个便餐馆就会死掉。菲利普斯知道他对伯罗斯的过去说了什么，知道伯罗斯会绝望地极力掩盖这个秘密，相信伯罗斯此时此刻就能实现他的威胁。他感觉到伯罗斯的眼睛在盯着他，听到伯罗斯说他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他看见伯罗斯把手伸进他的大衣里，等着菲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不是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菲利普斯祈祷上帝保佑，并不真的相信伯罗斯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一个人似乎不可能会在早上8点钟带这样的东西去理发店，但菲利普斯的确看到了伯罗斯的手里拿着餐刀和餐叉，他不得不马上说点什么。他不想死，他想说点使伯罗斯放弃威胁的话。菲利普斯极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告诉伯罗斯，在和伯罗斯再谈一次之前他是不会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似乎稍微缓和了气氛，但伯罗斯还是警告说：“如果你发表它，我就来找你，我会杀了你。我不在意有什么后果。我肯定完蛋了。这是我为之生活的一切。”
菲利普斯告诉伯罗斯晚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掏出一块钱，付了餐费。“我们出去吧，”菲利普斯说。他感到宽慰的是伯罗斯站起来，平静地跟着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够躲避或逃跑。他已经进行了采访，现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记者，完全是记者。回想起一周前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周末，他相信，他写这个报道是主的意志。现在菲利普斯没有想过，而且在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忘记这篇报道，让这个绝望的疯狂的年轻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从主的意志的记者，主的裁决有时是刺耳的，但它们都是主愿意的。
菲利普斯还觉得需要打动这个和他站在便餐馆外面的不幸的小个子。“我作为记者与你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他说，“采访结束了，现在我想作为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跟你谈谈。”他们开始沿着车站站台下面的阴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大街上别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吵闹声。伯罗斯说，他感觉到他被菲利普斯会发表的东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说：“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状况，被你参与的各种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约全书》的话继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伯罗斯抬头看看他。
“你想骗我上当。”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为了破除法西斯主义对你的控制，你应该做的就是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说，“如果你这样做，其他事情就由祂关照了。”
当菲利普斯到达高架站台的入口处时，他同伯罗斯握了握手。伯罗斯转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达新闻编辑部后，得知伯罗斯来过电话。菲利普斯回了电话，伯罗斯说他想用另一篇别的报道来交换这篇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报道。菲利普斯说他不能这样做。伯罗斯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电话，他的口气是绝望和气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报道，”他说，“但我要在荣耀的烈焰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明何时或怎样做，只是说他要去袭击时报大楼。
菲利普斯写条子给盖尔布描述了这个威胁和以前的那个威胁，盖尔布在负责，罗森塔尔出城去开会了。盖尔布通知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还给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时报》的保安警卫打了电话。于是他们把伯罗斯的照片翻印出来，分发给警卫队。在菲利普斯写完这篇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24小时的贴身警卫，这天晚上侦探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编辑们要他出城去躲几天，但他说他想离教会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报社的一个跑腿人获得了伯罗斯的成人礼的记录，因为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盖尔布想要这个证据，于是《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这篇特写文章。这天早晨丹尼尔·伯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党徒度周末，他们的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在联邦调查者“加热”时不要引起别人怀疑。伯罗斯讲了他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内容，直到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并把它拿回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着他的朋友听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号叫着跑上楼，用空手道的拳脚破坏家具。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周，《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A.H.罗森塔尔为这一报道的后果和招致的批评感到心烦意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在犹太人机构里的朋友打电话，听听他们就伯罗斯问题的忠告。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既对促成另一个人的死表示悲伤，但也同意说，丹尼尔·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是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由于某个人或事件扣动扳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阿瑟·盖尔布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即关心的是它会怎样影响菲利普斯，盖尔布在电话上温和而缓慢地说出这一点。菲利普斯感到伤心，因为他曾把伯罗斯视为一个陷入邪恶网之中而难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怀疑《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上的正直。在伯罗斯自杀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里阅读《圣经·诗篇》第3篇，他认为用在伯罗斯的例子上是合适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盖尔布来电话时，菲利普斯提议盖尔布也读读这个诗篇。
“阿瑟，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菲利普斯说，“是以色列的上帝在进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