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社民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胜出，紧接着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尽管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却被迅速撤走。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3。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很多是临时工作，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而几乎要崩溃。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但他最终做到了。胡佛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其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粹党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不那么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党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纳粹党得到了巨大的免费宣传，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党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意识到纳粹党对破坏议会制的重要性，并在1932—1933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1/3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最终他的意图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拒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这时的德国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玛共和国却走向灭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200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图28 1932年，一张宣传兴登堡大选的海报。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很快，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如被纳粹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让总统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希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拥有超常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条件，纳粹党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命运的拯救者，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种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图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运动。院子里，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旗子并排悬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