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魏玛共和国早前的危机似乎已经结束了，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1923年11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当选外交大臣，直到1929年去世。对于施特雷泽曼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右翼人民党的一员，后来成为理性共和党成员（Vernunftrepublikaner），他支持共和国是由于现实原因，而非出于原则。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政策也褒贬不一，但总体来说，施特雷泽曼在任期间，德国与西方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在东部边界上，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开放的态度。1925年《洛迦诺条约》（Locarno Treaty）签署，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保证，不会用武力侵略彼此的国土。德国还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约，但这些协约并无担保。在国际关系中，德国重新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于1926年9月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施特雷泽曼希望《洛迦诺条约》能够缓和国内对自己政策的批评，并有助于东部政策的推行。1926年4月，《柏林条约》使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样的内容早在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条约》（Rapallo Treaty）中就已出现 [当时的外交大臣是拉特瑙（Rathenau）]。《拉帕洛条约》有助于改善德国和俄国的邦交正常化（与德国一些修正主义者的预期相反，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为了分裂波兰、恢复1914年的东部边疆）。1926年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若俄国向第三国开战，德国保证中立。这就意味着，如果俄国和波兰开战，法国就无法穿过德国的领土去支援波兰。
波兰因此相对处于弱势。关于赔款问题，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试图将德国的利益与美国的经济扩张相结合。同意德国每年还款一次，每次的还款数额比之前的赔偿协议减少；设立最初的复苏阶段，德国只要还1/5，剩下的4/5由国际贷款偿还，作为“启动”资金来帮助德国。德国从1928年或1929年开始每年偿还“正常”的赔偿金。1925年7月，法国军队开始退出鲁尔区，莱茵兰的第一片区域清空了。1927年1月，监督德国裁军的盟军也撤退了。法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了经济和解，德国外交大臣在美国和法国间斡旋，于1928年8月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随着正常赔款的日期渐近，对赔款和莱茵兰驻军完全撤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ö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ö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ö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
[2]即由雇员选举董事会的一半代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