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输了一战。原本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战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打算失败了。战败后的德国面临诸多困境，引发战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恶化。战争期间，原本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尔控制了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挤出了小企业和小商贩。于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而大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为了避免罢工，也为了避免生产中断影响战时经济动员，工业家和政府对工会作出了很多让步。他们改善了工作环境，并承认工会是劳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动，由于战争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劳工队伍。心理上，由于经历了战争，人们的视野和视角都发生了改变。不管是因为炮弹休克症还是丧失了方向感，经历了战争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并适应日常生活。还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和津贴，越来越依赖政府，对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国内动乱越来越频繁，国内改革势在必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暗示着德国必须进行改革，才可能协商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约；同时也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军队也不想对“可耻的和平”负责。9月底，军队领导将权力移交给了政府，这对政府来说十分适时，因为军队将背负战败的谴责。10月的改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议会党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动改革的发起。1918年10月，巴登的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当选为首相，宪法改革正式开始。这期间改革了公投，废除了普鲁士的三级表决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军队不再受王权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来掌控。如此政体实际上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威廉二世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但他拒绝让位给他的儿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为政府机构被保留下来。这些改革本是为了回到集权政府所做的暂时变动，但后来却有了更为激进的发展。
10月底，海军司令官下令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也是自杀性的进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国的荣誉。10月28日，威廉港海军舰队接令出击。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海军战士决定，既然已经战败，比起德国的荣誉，他们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于是水兵发起了叛乱。11月3日，基尔的示威游行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叛乱。11月的头几天，从德国北部到巴伐利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社会主义政府，革命动荡席卷了德国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议会”纷纷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动乱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探讨是否应当发起武装起义，而社民党中的温和派却对这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到11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必须退位。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离开德国，逃到了荷兰。
政府在战败的压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烟四起。由于这个工业国家中还有大量由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在相对落后的沙俄获得成功的，而德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却是在既无法满足左翼分子，也无法取悦右翼分子，同时还遗留了许多对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并是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和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在11月9日之后的几天里签订的一些协议中就有所体现。虽然这些让步在短期内可以稳定局势，但它们更倾向于掩盖矛盾，而非解决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长期下去必然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谓的1918年革命其实只是政治和宪法革命，它将德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但关键的是，它并没有引发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也没有对主要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革。军队、官僚系统、司法系统，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统，在革命过后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运用这些地位和影响力从言辞和行动上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作对。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视作比纳粹还要邪恶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国的哪个地方，社民党们都像是在依赖旧秩序的力量来镇压对新秩序有利的行动。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巴伐利亚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并于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团的残酷镇压，上千人死亡。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随处可见，复员后的士兵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在准军事组织中延续战壕中的战友情，同时，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对德国迷茫的政治前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人在静静观察，但却越来越迷惑，只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同时，新宪法的创立正在筹备之中。柏林的斯巴达克动乱使稳定局势变得刻不容缓，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赢得了38%的选票，因此必须成立联合政府。2月6日，国会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2月13日，当选总理的谢德曼组阁，组成的“魏玛联盟”党派包括社民党、德国中央党，以及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
魏玛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当进步的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总统拥有多项权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总理、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举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是《宪法》第48条：非常时期总统有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其他条款包括：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权，这对成年女性来说是第一次；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权力仍然相对分散。
图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图25 威登菲尔斯自由团（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镇压革命起义。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地图6.1 1919年《凡尔赛条约》确定的领土
1919年初夏，严苛的《凡尔赛条约》签署。谢德曼辞职，鲍尔（Bauer）继任，并于6月28日派代表团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损失了一大片土地：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波森归还给新成立的波兰，而但泽将成为国际联盟管辖的自由市，“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国土分割开来。条约剥夺了德国的所有殖民地，并禁止德意志和奥地利以任何形式结盟。条约还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下，莱茵河左岸也由协约国军事占领一段时间后再撤出。“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罪责。1921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宣布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它和《凡尔赛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激起了无数人的愤慨。
毫无疑问，这些和平条款十分严苛。读者也将看到，这和二战后的条款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的批评者却将事实夸大，并对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错误观念，而现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国内的敌人（比如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从内部背叛了不可战胜的军队。1919年秋，这种错误观念渐渐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反对，并在许多反对派的圈子里盛行。1919—1923年，反对派对共和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右派发动了几次政变，左派也不断地罢工和发动革命运动，同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极端保守的法官宽大判决了右翼极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却遭到了严重的刑罚，甚至对他们毫无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吕特维兹（Lüttwitz）组织自由团向柏林进军，因为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拒绝与自由团士兵对战，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图加特。不过，此时一场大罢工就足以让卡普政变失败。巴伐利亚发生了规模更小的右派政变，卡尔（Kahr）领导的右翼政府掌权。1921年和1923年，社会主义者分别在萨克森发起了两场叛乱，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罢工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鲁尔区。当时许多要求煤矿“工业化”的呼声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大多只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虑，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工资。虽然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与抗议，但他们却想控制这些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他们误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图，所以基本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社民党严重判断失误，他们担心这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过度反应，却不去理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反倒试图用武力来镇压这些表面征兆。在卡普政变中，常规军队不愿和叛乱的自由团对战，但却非常乐意在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动乱中与自由团合作对抗“红色军队”。在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成功地维护了共和国前普鲁士的“国中之国”的传统。他声称如果支持共和国，就是“有政治倾向”。这种“无政治倾向”的态度，却对那些试图暗中破坏共和国的政治行动敞开了大门。同时，左翼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在继续。1922年，随着独立社民党的解体，党派开始重新组合，社民党吸收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一些成员，大多数草根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战前时期就有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两党之间的鸿沟由于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刺身亡，变得更加无法弥合。
图26 卡普政变。1920年3月，士兵进军柏林。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后，魏玛联盟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民倾向于选择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党派。（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没有参选。）赔款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国内政治越来越复杂。当高额赔偿金公布时，德国人万分惊愕，不知道疲软的德国经济将如何还款。德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战时不是提高税收，而是通过贷款和债券来筹措资金，而通货膨胀早在赔款问题出现前就有了苗头。1921—1922年维尔特政府的所谓“履行战败义务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不同领域的人士批评此政策，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投降。但该政策的最终表现是德国无法偿还战争赔款。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德国的货币问题是以赔款偿还困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庞加莱（Poincaré）领导的法国采取的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希望控制莱茵河左岸地区。危机在库诺（Cuno）执政期间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由于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加入执政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法国以德国木材和煤的输送量下降为借口，“监管”鲁尔地区的生产，其“防御性的”军队（包括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进入鲁尔区，截至夏季时达到了10万人，相当于德国最多能拥有的士兵数量。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消极抵抗，拒绝与法国合作并停止经济生产，这种做法对德国经济的伤害显然大于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对德国来说，唯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钞，这让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完全无法控制。到1923年8月，钞票上的数字呈千倍的增长，付款都要用马车来运送，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那些领取固定工资的人（比如养老金），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低阶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破产的境况中，一些大工业家还能够盈利。从整体上来说，人们普遍对共和国失去了信心，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罢工和动乱四起。1923年这场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二战后的西德。
1923年8月至11月，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政府最终控制住了局面。政府实施了货币改革，发行地产抵押马克，终止了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严峻的经济危机暂时得到缓解，政府开始重新考虑赔款问题。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到鼓舞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萨克森地区、图林根和汉堡发动政变，但遭到了坚决的镇压。同时，在右派的避风港巴伐利亚，一群民族主义者构想了一系列的复杂计划，这群人中也有军官，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即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的领袖。纳粹党是当时较小的民族主义（völkisch）党派中的一个。受1922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影响，这些民族主义者计划“向柏林进军”。1923年11月8日和9日，在起义的最后时刻，希特勒失去了他在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中最强大的伙伴的支持，并发现纳粹政变遭到了孤立，能够被政府轻易地镇压。当他们行军路过慕尼黑统帅堂的大门时，遭到了枪击，几名支持者当场毙命。当时许多左翼分子遭到了严厉的刑罚，但希特勒却只被判了5年监禁，审判时还获得了对他有利的全国媒体报道。实际上，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只待了几个月，拘留期间生活舒适，释放时还赶上了1924年的圣诞节。希特勒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思考了他的长期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技巧，同时开始撰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纳粹党的前身是德莱克斯勒领导的德国工人党（DAP），后由希特勒接任。希特勒在监禁期间，放任纳粹党的解体，以便在他重获自由时采取专制领导。他宣布从1925年起实施政变，纳粹党要合法争取议席，但其最终目的是反议会的。没有人预料到，这位在艺术道路上失败了的奥地利下士竟能够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在1923的危机过后，魏玛共和国进入了表面稳定的新时期。
[1]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每一参选党派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比来分配议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