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时代，德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时代，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象征着社会冲突的急剧上升。议会的政治结盟相当不稳定，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个政治结构的顶端是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政治天资实在有限，同时还有无数的个人问题，周围还有几位亲信顾问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国主导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不断困扰着它的社会矛盾在下一个政权——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没有得到解决，并以新的形式在希特勒的上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87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彻底改变了它的特征。德国人口从1871年的4100万增长到了1914年的6770万，增长了约3/4，而同一时期邻国的法国人口仅从3600万增长到4000万。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德意志帝国的城镇发展速度，年轻的流动人口离开了土地，在工业中心寻找新的机会。首都柏林这个大都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华丽浮夸的中产阶级住宅边上是虎头蛇尾的公寓区，昏暗的庭院是穷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玩耍的唯一游乐场所。虽然一些住宅工程给工人们提供了价格公道的住宿，比如西门子公司赞助的住宅工程，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只能住上相当于贫民窟条件的房子。尽管经济的波动和频繁的危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以平息，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还是较为迅猛。当英国的工业产量仅仅翻倍的时候，德国的产量增加了5倍。经济重心从旧时的煤炭、钢铁和重工业转向了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等新兴产业。电力的广泛使用对这一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工业化更加冗长缓慢，许多小型家庭农场互相竞争，认为政府不应介入自由市场。相反，德意志政府的干预较多，少数大型投资银行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点是财富集中，垄断利益集团的作用日益增强。卡特尔（Cartels）这个由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继而控制产品价格，维护共同利益。卡特尔的数量增长十分迅猛，1875年才只有8个，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则增加到了大约3000个。
图23 柏林艺术家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所作的描绘工人阶级生活的漫画。配文为：“妈妈，弗里茨浑身湿透了！”“那就把他举在太阳下，他会干的！”
德国和英国在经济史上的不同与两者不同的阶级结构有关。在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获益者缓慢地融合。而德国的等级差异一直较为鲜明。古老的容克地主阶级仍然通过三级表决制主导着普鲁士政治（并未考虑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影响而重划选区，容克地主主导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稀少而在这种选举制度中受益），通过控制普鲁士政治，容克地主阶级进一步主导了帝国议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容克阶级虽然手握政治实权，经济地位却逐步下滑。面对越来越悬殊的差异，必须在农业贵族和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必然拥有不同的利益，一些人相较之下更为支持保护主义政策）。另外，新的工人阶级也迅速壮大，从乡村到城市工厂生活的改变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也使得工会和社民党迅速壮大。在1891年通过的《埃尔富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中，社民党采取了激进的原则[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却配合了温和的计划[由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起草]。1905年起，社民党越来越官僚主义，被有关政策、目标和策略的矛盾和争斗所困扰。尽管如此，社民党还是在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
社民党是否帮助工人阶级融入威廉时代的德国，并在社会和文化上让他们闯出一片天地，这在史学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社民党建立了大量的文化、社会和体育组织，包括演唱、体操、自行车运动、郊游、国际象棋等，此外还举办针对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意义和内容上常常是既具有“中产阶级”，又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比如一些活动既组织欣赏古典音乐，又传播革命歌曲。但是必须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和社民党的理念一致。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移居城市后，退出了中央党，加入了社民党；但另一些工人还是忠于中央党。波兰的流动工人大多支持波兰的民族组织，一些“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既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融入德意志帝国社会，他们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传统，过着充满暴力、道德混乱、小偷小摸的生活。相比英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发展得更快，但到了后期，在文化上却更为分裂和多样。威廉时代的德国社会实际上被形容为“极化”（pillarised）的社会（这是一位荷兰社会学家所用的术语），这些“极”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milieux）所构成的，每个环境都决定了其中的亚文化群体的政治、组织、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或无信仰）、标志人生重要阶段的仪式、业余时间及普遍观念。而德意志帝国的精英阶层却没有清晰地注意到这些细微的社会学差别，也没有仔细了解德国无产阶级不同派别的真正目标和实力，只是单纯地害怕下层革命的威胁。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央党虽然保持稳定的支持率，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远与天主教的联系。因此，中央党在威廉时代的德国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稳定的力量。自由派继续分裂，一边是较为右翼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边是中间偏左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还有分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特定议题方面，还包括整体的政治倾向方面。自由派获得的支持率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基本保持不变，只有一点小波动。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保守派干脆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此，保守派变得更为强硬、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希望能从极端主义的小党派那里将选票吸引过来。19世纪90年代，这些小党派的支持率的确不低。如此，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联合政府很难实现，也很难保证政策的长期连贯一致。
1891—1894年卡普里维（Caprivi）当政期间，政治转向所谓的“新路线”（new course），致力于社会和谐，安抚社会主义者、少数民族、天主教、工业家等利益集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满终止，社会福利法的政策继续推进，其中包括对工作条件的规定和对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还建立了法院，负责对工业纠纷进行仲裁；提出累进所得税制。然而，这些措施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还惹怒了右翼分子。说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业法规对一些实业家来说更为有利，由于关税的降低，他们获得了重要的市场。然而，生产粮食的地主阶级保守派却对这些法规十分不满，他们建立了农场主协会（Bund der Landwirte），成为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卡普里维政府最终由于试图改革军队而遭到了议会的百般阻挠。1892年，遭遇了这次失败之后，卡普里维以微弱优势在解散重选后的议会中赢得多数票，并通过了一项折中议案。卡普里维最终成了一系列阴谋的受害者，当时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连皇帝都想发动一场政变。1894年，卡普里维被迫辞职。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业利益，其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铁与黑麦的联姻”政策也恢复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精英达成了妥协。“精英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观念发展起来。1897年，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Miquel）用集体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来指代联合不同的利益团体、最终达成共识的政治模式。在相对消极的“各方利益的团结”（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农业和不同工业领域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下层敌人和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在霍亨洛厄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军联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于1897年被任命为海军元帅。海军联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样，背后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克虏伯（Krupp）、施图姆（Stumm）等工业巨头强大的财源支持。蒂尔皮茨认为，德国应当大力扩充海军。这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还能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抗衡。虽然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英国的重要，但蒂尔皮茨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国内煽动民众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充。德国海军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霍亨洛厄于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为1900—1909年。为了平衡工农业利益，比洛恢复了一些商业法规，同时提高了特定的关税。1902年实施的新关税法对易北河东部的谷物生产者十分有利，因为法案实际上杜绝了从俄国进口便宜的谷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却遭到损害。对于主要以面包为口粮的工人阶级，政府恢复了一些福利法案来安抚他们。同时，政府宣扬“社会帝国主义”，即煽动民族主义热情来支持海军，渴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1897年经济短暂上行后，1903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在用于海军建设计划的开销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各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税。联合政府也很难顺利运转。1907年比洛放弃了中央党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比洛阵营”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觉。但这个阵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纵言辞导致了对外关系的紧张，酿成了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对此次事件，议会各党派的意见不一。比洛阵营对于财政改革的意见不合，于是阵营解散后，比洛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
比洛的继任者为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是个完全无法维持议会稳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赖皇帝、军队和官僚系统。海军的持续扩充引发了财政危机。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部分由于社会主义党派与改革派的选举协定），1912年的社民党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由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派拒绝与对方合作，议会接连陷入僵局，从而使军队和皇帝在决策阶段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我们就看到此举在外交方面导致的后果。
历史学家在如何阐释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往往会颂扬德国统一，并详细叙述高阶政治的种种。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则开始关注当时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发了争议，同时也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普鲁士的“封建—贵族—军事”控制，此时的德国处于普鲁士的主导下。韦勒着重指出，面临社会的快速改变，这些精英阶层维持权力的手段从控制和分裂反对派的简单镇压，到灌输并转向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可，这一时期存在着所谓的“消极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协和对颠覆性的共同敌人的指认（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但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功能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这种视角对下层阶级的关注不够，并且预设了下层阶级容易被镇压和洗脑。他们认为应当更严肃地来认识下层阶级，他们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会抵抗，有的人是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应当更加严谨地解释德国自由派的分裂和失败之处。此外，如前文所述，韦勒的论述角度似乎预设了精英阶层的目的是统一的，并且对自身最佳的长期利益先知先觉，甚至不考虑短期内彼此的分歧。而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们可能从未拥有。不同的政府和联合政府之间的策略差异很大，很难说19世纪90年代米克尔的集体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能如一贯彻，毕竟中间经历了那么多届政权交替。很明显，史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参差多样、不断变动的德意志帝国图景，其中包含广泛的元素。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从德意志帝国最终解体的方式来看，的确有一些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