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经济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活跃期，投机交易迅速增长，新公司和大型企业相继成立，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工程也呈大幅增长趋势。1871年的货币改革，再加上法国迅速赔款带来的金钱，使大量纸币进入了流通领域。1873年，所谓的创建者时期（Gründerzeit）的泡沫破裂，信用全面瘫痪，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危机。1873年以后，在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影响下，自由派支持的早期自由贸易政策被否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德意志人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外国的谷物和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对国内生产形成了威胁，工业家和地主开始支持收取进口税。1879年，政府设置了关税并提高了间接税，巩固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派越来越分裂。从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和工业利益的保守联盟逐渐发展，虽然中途也有矛盾和分歧，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主导力量。
1873年的经济崩溃也引发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抬头。德国有普遍仇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诽谤东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但由于19世纪的融合，一些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已经身居高位。银行业中有许多犹太家族，俾斯麦自己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öder）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等也闻名全世界。大银行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此，那些在经济危机中损失较大的小企业和中下层阶级就特别憎恨犹太人。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是反犹主义者，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冯·特赖奇克教授（Professor von Treitschke）。这给反犹主义增添了一抹学术色彩。这种观点也不是德国人才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但这些发展为后来更为致命的政治反犹主义做了铺垫。
19世纪7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背离与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大致意思是为文化而斗争，反对迷信）的决心有关。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错误的抗争。1870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宣布，教皇永远无谬误。德意志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导致政府卷入了教会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素很快使形势恶化。之前的“小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邦联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教，1870年12月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就是当时为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成立的。对俾斯麦来说，中央党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中央党对教皇的支持更让人们认为，它的忠诚基本不属于德国。另外，天主教会在波兰的活动似乎增强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使帝国东部领地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俾斯麦声称，外部的敌人获得了“内部敌人”的援助，因此，他开始对天主教实施长期、广泛的打击。1871—1876年，帝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严格控制神职人员的训练、任命和教育，并禁止耶稣会的所有活动。普鲁士境内反对这些措施的牧师和主教均遭囚禁，甚至被驱逐出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天主教的打击却导致了中央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获得的选票翻倍。除了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等少部分人外，大多数自由派都无视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转而支持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经济政策转向更为保守的保护主义，俾斯麦趁势与自由派决裂。此时，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俾斯麦希望与信奉天主教的领袖温特霍斯特（Windthorst）和解。1879年，文化斗争结束。这些政策除了巩固了中央党的地位，从任何角度看都乏善可陈。几十年来，中央党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相对稳定的主要力量，并在战后西德创建初期，以全新的跨教派形式主导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简称基民盟）的形成。
19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1875年的哥达大会后，合并后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GSDP，简称社民党）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俾斯麦还是将其视为威胁，认为社会主义是“帝国敌人”（Reichsfeinde）的一份子。1878年，德皇被两次谋杀未遂（和社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解散后重新选举的帝国议会批准通过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部法令禁止所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集会、结社、组织及各种报刊。不过，帝国议会否决了对社民党议员的禁令。这部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申一次，直到俾斯麦于1890年不涉政务为止。因为社民党人还可以在帝国议会拥有席位，这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导致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即社民党成了以帝国议会为中心的党派，非常重视选票和议会演讲。虽然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很温和，但理论上让人感觉相当具有革命性，因为一旦政府禁止社会主义，就很难再延续拉萨尔的传统，去争取国家的支持了。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俾斯麦却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完全是由于俾斯麦阴险狡诈，想对民众施行小恩小惠，还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质上的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感到担忧。例如，由右翼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新教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及天主教的慈善活动，都促进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因此，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像是在通过社会福利收买他们。社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确定该如何做出回应。一些人觉得可以接受经济的渐进改善，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整个体系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后续的几年内越来越大。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与其他欧洲势力结盟，形成复杂、微妙的多重结盟体系。他的目标是在不涉及战争的前提下，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俾斯麦认为，潜在的敌人是法国，而他的担忧可能有些过分了。最初，俾斯麦令德国与奥地利、俄国这两个保守国家结盟，1881年签署《三皇同盟》，并于1884年续签3年，同时与英国发展友好关系。由于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欧洲东南部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并互存敌意，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就很难成功。他自称两国之间“公正调解人”的角色也很难维持。而国内转向保守主义，向俄国谷物征收进口税，这一举措激怒了俄国。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开始与奥地利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于1879年订立了两国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成为三国同盟。但这并没有改变意大利的利益倾向，同时，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国内经济政策也让英国变得更像个竞争对手。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德法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只好改善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俄法结盟。1887年，俾斯麦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assurance Treaty），而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却没有续签。这实际上调和了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原本势不两立的矛盾。1890年新皇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再保险条约》没有续签。更为强硬、扩张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取代了俾斯麦杂耍般复杂的外交政策，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而俾斯麦政策中的矛盾和张力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888年3月，91岁的威廉一世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继任者腓特烈三世，于同年6月因喉癌去世，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面临的困难源源不断，他甚至想到了要推翻自己创立的宪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俾斯麦发现宪法的两个特点加速了他自己的倒台：一是宰相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皇帝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二是军队的权力。年轻的新皇对社会的看法和政治的野心与垂垂老矣的俾斯麦大相径庭。比如，威廉二世决定让和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期满终止。而俾斯麦想要筹划一场反对社会主义政策收紧的宪法危机，这样他就能够引入宪法改革，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武力，威廉二世对此强烈反对。若采取武力，军队是必需的。但军队却拒绝支持俾斯麦的计划，并鼓动威廉二世将这位声名显赫的宰相撤职。1890年，75岁的俾斯麦递交了辞呈。以前，当威廉一世不听俾斯麦的意见时，他就以辞职相威胁；现在，新皇觉得这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他对俾斯麦辞职相当高兴。在一张广泛传阅、不断重印的漫画里，一位老态龙钟的领航员从德意志轮船上被扔进了海里。
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意义含糊的。一方面，他策划了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所创立的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中越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