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包含广泛多样、时常互相冲突的亚文化。其一方面是较为浮夸、乏味的“官方”文化。这种文化诞生于刚刚统一的社会，代表着要成为强国的热望。这种热望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建立民族英雄的骑士塑像、建造雄伟的大楼、布置高大结实的家具、厚重的窗帘这些象征性的表达上。这是德国文化中的多愁善感和英雄主义的融合。与之相对的，是从不同视角对现代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描写了在中产阶级生活虚浮的表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矛盾和挣扎。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揭示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社会传统的背后充满了怎样的个人挣扎和家庭危机。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则描写了一个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族几代人的衰落，刻画出了1835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变化。《布登勃洛克一家》源于19世纪，其文学技巧都是当时小说中常见的，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汉诺（Hanno），却逃避、否认现实世界，而这是20世纪小说中相当常见的描写。托马斯·曼的作品跨度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评述、反思了在德意志帝国和1918年后的德国中充满艺术的灵魂所遭受的压力。豪普特曼（Hauptmann）等艺术家揭示了人类在物质社会中悲惨的一面，即社会从“有机的”、传统的“社区”转向更为疏离、个人主义的“社会”（所谓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区别）。不光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许多社会思想家也开始探索在此期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许多学者特别关注在现代城市中漂泊不定的生活的意义。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有重要的发展。“分离派”（secessionist）运动反对官方艺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还发出现了新的创作方式，比如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也出现了更为雅致的青年艺术风格（Jugendstil），给当时主流的华丽浮夸风格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许多后来被认为是“魏玛文化”的事物，在一战前的德国，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时期的一系列变化中就已经萌发。
业余生活和大众文化也参差多样。一方面，许多中产阶级效仿贵族阶层的一些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希望加入预备军官团，甚至希望获得决斗伤疤这一阶级的象征（虽然“中产阶级的封建化”这种说法有点过了）。另一方面，青年运动则要摆脱作为古板的中产阶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漂鸟运动（Wandervögel）的成员穿上宽松、舒适的便衣，去乡村郊游、野营、唱歌，想要过上自然的生活。这些团体虽然批评权威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尤其对议会的党派政治不屑一顾）及现行的教育体制，但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犹主义倾向，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中等同于疯狂的挣钱机器。总体上，漂鸟运动是中产阶级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工人阶级和社民党的青年文化相冲突。
19世纪中期，人们崇尚实证主义，普遍对科学原理抱有信心，相信社会进步的必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上了19世纪社会和社会进程历史理论的烙印。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成了新思想的特征。尼采著作的影响深远持久，含义丰富，直接影响了韦伯等学者，也遭到了纳粹主义“理论家”的彻底曲解。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复兴了中世纪的题材（如《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探索了19世纪社会最深刻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些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歌剧仍旧余音绕梁。在纳粹德国时期，瓦格纳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心自然被利用并重新解释，以适应纳粹德国的新形势。一种新的文化悲观情绪，以及对非理性的、受压抑的潜意识的关注，在世纪之交开始在社会思想中弥漫。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研究性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技巧，并对20世纪欧美人的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压抑、神经症、弗洛伊德式口误、俄狄浦斯情结等逐渐成为日常用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齐美尔（Simmel）、滕尼斯（Tönnies）、特勒尔奇（Troeltsch）等学者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以解释当时社会中发生的巨变。马克斯·韦伯百科全书式的精彩著作将西方与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对比，探索、解释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动态特点。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韦伯试图在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论之间架起桥梁，他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推论，同时也留有人为意义和机动的空间。他的社会学理论比起马克思意义含糊的作品更为现代，而后者并没有解决历史规律和人类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了囊括并解释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仔细研究德国社会的变化发展，韦伯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和政治概念及分析比较的详细方法。尽管后来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其学问之广博、含义之丰富，却是从未被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