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6年1月～1508年1月
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辛勤劳作以建设一个有利可图的印度帝国的同时，里斯本的曼努埃尔一世对海外事业的指挥结构有了新想法。国王几乎完全无法想象世界另一端的情况。与印度的通信耗时甚久，所以他对印度事务的管理充满了矛盾。他给阿尔梅达的指示过于细致、喋喋不休，但他疑心很重，而且容易受到妒火中烧的廷臣小圈子的压力与影响。曼努埃尔一世没有眼力，不能区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和庸碌无能、贪赃枉法、自私自利之辈。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在1503年冬季单枪匹马地挽救了葡萄牙在科钦的事业，然而他回国后渐渐湮灭在史册中。在收到阿尔梅达的第一份工作汇报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就已经决定了取代他的新人选。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和曼努埃尔一世一样，相信后者奉天承运，命中注定要涤荡印度洋的伊斯兰教，并收复耶路撒冷。阿尔布开克还向国王鼓吹，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伟大使命。阿尔布开克将成为国王选定的工具。
1506年2月27日，也就是曼努埃尔一世公开表达对阿尔梅达百般信任的整整一年之后，新人阿尔布开克签署了一份秘密文件：
我，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郑重宣布，我已经当面向我主国王陛下宣誓，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回国或死亡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泄露关于印度总督职位（目前由阿尔梅达担任）的御旨。在此御旨生效、我成为印度总督之前，我要对此文件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泄露。[1]
曼努埃尔一世已经任命他在差不多三年后接替阿尔梅达，头衔为总督，地位比副王要低。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此项任命必须保密。在此期间，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给阿尔梅达，通知他，阿尔布开克将在原先仅由副王一人管辖的印度洋西半部分执行公务。权责的重叠必然在将来的岁月导致混乱与敌意。与此同时，在归国船长们的冷嘲热讽和宫中敌视阿尔梅达的大臣们的影响下，曼努埃尔一世对阿尔梅达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1506年春季的香料舰队将包括十五艘船，由特里斯唐·达·库尼亚统一指挥。其中九艘由他直接掌管，另外六艘是阿尔布开克的。整支舰队的计划是进入印度洋，在索科特拉岛建立一个基地。索科特拉岛是红海出入口附近的一个岛屿，据信由基督徒控制，因此是一个理想的基地，有助于消灭去往埃及和中东的穆斯林市场的伊斯兰航运。
在16世纪初，里斯本是一个生机勃勃、喧嚣嘈杂而风云激荡的地方。东印度的财富滚滚涌入塔霍河两岸的码头，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商旅、买卖人、水手和冒险家在香料气息和奢侈品的吸引下，纷纷抵达“新威尼斯”。里斯本码头区的大部分布局雄壮恢宏，以反映“杂货商国王”的雄心壮志，但这也是一座污秽肮脏、充溢着歇斯底里般狂热的城市。1506年1月，城里暴发瘟疫，其可能是由塔霍河上的航船传播进来的。很快，城里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亡，国王考虑撤离城市。4月，他将宫廷迁往90英里之外的阿布兰特什。气氛高度紧张；为恳求上帝解救万民于瘟疫，人们举行弥撒；带兜帽的悔罪者在大街上行进。招募足够的水手到舰队去变得困难。没有人愿意和来自里斯本的人同船出航。
里斯本码头
预定的起航日子——4月5日快到了，舰队按惯例在贝伦举行出发前的仪式。为了补足人手，阿尔布开克不得不吸收监狱里的犯人，这为此次远航增添了更多的爆炸性因素。水手们桀骜不驯，难以管教。阿尔布开克后来宣称，他的舰队里发生的打架斗殴比萨拉曼卡全城还多。船员们是一群无法无天的狂徒，对穆斯林恨之入骨，并且对凶残的海盗活动有经验，阿尔布开克很难驾驭他们。在预计出发的那天，阿尔布开克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他的领航员，经验丰富的若昂·迪亚士·德·索利斯，没了踪影。索利斯偏偏在这个时候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越境逃到了西班牙。阿尔布开克从来不会低估自己的才能，决定亲自领航。“我相信，我能像舰队里最优秀的领航员一样，把我的船开到印度。”[2]起航两周后，里斯本出了大事。新基督徒（近期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曾被允许留在城内，现在却被指控犯有异端罪并散播了瘟疫。歇斯底里的暴民在方济各会僧侣的率领下，在大街小巷里攻击改宗犹太人。有两千人因此次迫害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而丧生，直到后来才恢复了公共秩序。
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是亲戚，但此次远航并不比1503年阿尔布开克与其堂兄弟弗朗西斯科的那次更为友善和谐。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摩擦不断。阿尔布开克虽然是库尼亚的下属，但一贯自负，而且近期又得到了国王的秘密任命，所以越发飞扬跋扈，不肯向任何人低头。从葡萄牙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他们此次的任务在商业上是一次灾难。舰队遭遇风暴，几乎原路返回非洲海岸；库尼亚冲动地希望探索新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岛，耽搁了不少时间；途中掳掠索马里海岸，又花了不少时间。原本六个月就应当完成的任务，最后花了十六个月。他们的第一个正式目标索科特拉岛名义上属于基督徒，实际上却是一组穆斯林要塞，必须用武力攻打。结果发现，索科特拉岛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无助于对红海出入口的巡逻，也没有给养能够维持新的驻军。在这期间，库尼亚错过了1506年去印度海岸装载香料的航行季节。
在其他地方，1505年出征的马穆鲁克王朝远征军以同样悠闲的速度缓缓行进。指挥官侯赛因·穆斯里夫显然不着急与法兰克人打仗，而且他的远征军在途中还有多项任务要执行。他的第一要务是加强吉达的防御工事，他也是吉达的总督。他需要监督建造强大的防御工事，以防葡萄牙人攻击。里斯本方面正在提议的攻打麦加的计划让马穆鲁克王朝提高了警惕，因此穆斯里夫的远征军整个1506年都待在红海。此外，他还要镇压一些犯上作乱的贝都因人。直到第二年5月，吉达的防御工事才竣工。
最初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很大损耗。穆斯里夫原先有十二艘船，由于逃兵和战损，1507年8月抵达亚丁时已经只剩六艘。印度洋的坏消息仍然不断传到开罗。“近来，法兰克人狗胆包天，不知深浅，”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写道，“他们有二十多艘船敢于在红海游弋，袭击从印度来的商船，伏击船队，杀人越货，所以很大一部分进口都停止了。如今在埃及很难搞到头巾和平纹细布。”[3]但埃及方面坚信，只要以圣战精神鼓舞起一次泛伊斯兰联盟，再加上扎莫林的帮助，就足以消灭入侵者。
与此同时，阿尔梅达舰队继续破坏马拉巴尔海岸的穆斯林商贸，于是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将他们的船派往其他香料市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船向南去往低矮的马尔代夫环礁，在那里获取食物与淡水，然后继续前往锡兰。阿尔梅达派遣他的儿子去切断马尔代夫航线，但领航员们迷路了。海流将洛伦索的船只带到了锡兰，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在锡兰登陆，与当地人缔结了条约，并竖立了十字架。
然而，副王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曼努埃尔一世的全部扩张主义计划都取决于在马拉巴尔海岸维持一个稳定的基地，而这不仅依赖于训练有素的海军力量及其无坚不摧的铜炮，还依赖于威望。所以，必须让各城邦觉得与法兰克人做生意有利可图。1506年，印度各城邦对葡萄牙的信心在动摇。
在安贾迪普岛上的要塞竣工几个月后，葡萄牙人发现建造它是个错误。不管他们去哪里，都会侵犯当地原本固有的利益。安贾迪普岛是比贾布尔苏丹的势力范围，他的船只强迫过往商船到他的达布尔港去缴纳关税。他不打算容忍葡萄牙人的擅自闯入。雨季开始时，比贾布尔苏丹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攻势，由一名葡萄牙叛徒领导，围攻安贾迪普要塞。三艘葡萄牙船只被烧毁，这时消息传来说洛伦索即将赶来救援，于是比贾布尔军队撤退，但要塞显然是守不下去了。因为它距离敌国比贾布尔太近，而且奇缺自然资源。这年年末，阿尔梅达没有禀报曼努埃尔一世便自行决定放弃并拆毁安贾迪普岛的要塞。此举是对国王的宏图大略是否明智提出的质疑，后来对阿尔梅达自己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这让穆斯林商人感到，驱逐葡萄牙人并非不可能。
随后又发生了两次沉重打击。葡萄牙人给印度洋事务带来了程度前所未有的两极化与军事化。他们向忠于自己的人——后来包括一些玛皮拉商人，即在马拉巴尔海岸，尤其是在科钦与坎纳诺尔的本土穆斯林——提供保护，发放通行证。他们假定印度洋将成为葡萄牙的专有领地。就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洛伦索在1506年年末护送一些船只北上，驶往朱尔港。他在中途停下，以便去拆除安贾迪普岛的要塞，于是在敌视葡萄牙的达布尔附近停泊。一些穆斯林商人自称是友好港口的居民，登上他的船，向他求助。他们满载货物的船只从科钦和坎纳诺尔驶来，现在停泊在达布尔港口，而一大群麦加船只后来也停到了那里。现在，达布尔方面正图谋掳掠葡萄牙盟友的船只，这些到访的商人于是恳求洛伦索尽快发动进攻。
洛伦索决心作战，但根据他父亲的指示，他在决定开战之前必须召集船长们商议。在当晚的会议上，船长们以六对四的多数票反对采取行动：他们担心这次求援是个圈套，他们不熟悉达布尔所在的河口，说不定进去就出不来了，何况他们本来就肩负着护送船只去朱尔的任务。船长们的决定可能是出于谨小慎微，也可能是出于对洛伦索的恶意：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不肯服从副王那才二十五岁的儿子的号令。洛伦索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谨慎起见，首先把反对派的意见都记录在案，并让他们签字。然而，船上的骑士和水手们却求战心切，摩拳擦掌，渴望得到战利品，因此对上级的决定非常愤怒。
随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葡萄牙盟友的商船遭到达布尔人的抢劫，船员被杀。卡利卡特船只经过坎纳诺尔的要塞时，射出嘲讽的炮火。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逃避战斗。他们拒绝保护盟友的船只，这在马拉巴尔各个亲葡萄牙的港口造成了恶劣影响。阿尔梅达被此消息震惊了。他对所有船长，包括他儿子，实行军法审判。曾投票反对参战的人被囚禁、降职和送回葡萄牙。洛伦索的命运如何，悬而未决。
达布尔事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概括了此事对船长和指挥官们造成的后果：“在决定战和的时候……为了建立荣耀的功业，即便危险，也绝不应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而拒绝作战。”[4]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可能做到审慎了。任何人都不敢拒绝作战，不管决定有多鲁莽，否则就会被指控怯懦。他们必须做出最显著的英勇行为。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强调近距离肉搏战，而不赞同远距离炮击。
1506年冬季，比达布尔事件更严重的损失降临到忠于葡萄牙的当地商人身上。特里斯唐·达·库尼亚舰队未能如期抵达。自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到访印度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来自里斯本的舰队来购买香料。坎纳诺尔和科钦港口储存了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商人们开始后悔与法兰克人订立的专有贸易条约，并渴望回到过去那种与麦加的稳定可靠的贸易。
坎纳诺尔尤其不满。当地的穆斯林群体看到葡萄牙要塞的成长，大感沮丧，并且非常理解它们的意义。商人们也担心他们与波斯湾的利润丰厚的马匹贸易很快会消失。葡萄牙人开始掳掠从霍尔木兹来的商船，商人们已经损失了一船昂贵的大象，其是被洛伦索在攻打奎隆期间摧毁的。洛伦索向马尔代夫和锡兰方向的试探让商人们更加不安。新来者的野心似乎没有边界。商人们开始为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忧心忡忡。在坎纳诺尔城内，葡萄牙还开始扰乱社会等级制度，并蔑视当地风俗。低种姓的女人与要塞驻军勾勾搭搭；出现异族混居的社区，那里的人皈依基督教，令穆斯林大为怨恨。而新来者爱吃红肉，有时会杀牛，更是增加了他们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气氛。坎纳诺尔统治者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不止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担忧，担心“葡萄牙人友谊的蜜糖会化为毒药”。[5]
1507年4月，坎纳诺尔统治者去世，扎莫林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坎纳诺尔王座上安插了一个比较亲近他的人。就在这时，一些死尸被海水冲刷到海滩上，其中有一位显赫穆斯林商人的侄子。一名葡萄牙船长被指控为凶手，他曾拦截一艘当地商船，宣称该船的通行证是伪造的（尽管上面有阿尔梅达的驻军指挥官的签名），并屠杀了船员。他用帆布裹住尸体，以确保它们会沉底，然后才将其抛入海中，但潮水松动了帆布，把尸体送到了哀哭流泪的亲戚面前。
此事激起了马拉巴尔地区的广泛起义。一万八千名武士集合到坎纳诺尔城，扎莫林送来二十四门炮。葡萄牙要塞位于一座海岬之上，于是被切断了陆路通道，而从海上的补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印度洋，季风决定万事万物的规律：船只何时起航；战争何时开展；葡萄牙的香料舰队应当何时抵达，又应当何时离开。若是错过了一个关键时刻，就会浪费好几个月时间。葡萄牙的对手很快认识到，依赖海洋力量的敌人在风暴到来后就会很脆弱，于是他们相应地选择了攻击的时机。4月，天气开始变糟。
耶稣受难节这天，坎纳诺尔遭到攻击的消息传到了科钦。阿尔梅达意识到时间很紧迫，于是一分钟也没有浪费。他在城内四处奔走，呼吁人们拿出粮食和武器。教堂内正在上演一部神秘剧[6]，打扮成守卫基督坟墓的罗马百夫长的演员不得不当场交出自己的胫甲和胸甲。此时正是涨潮时节，洛伦索带着搜罗到的所有物资和人员，起航奔向坎纳诺尔。他将一些人员和物资送上岸，但风力越来越猛，他不得不起航返回科钦。坎纳诺尔要塞的指挥官洛伦索·德·布里托和约四百名士兵就这样被季风切断，不得不独自抵挡敌人的猛烈攻击。8月，当攻防战还在进行时，已经占领荒凉的索科特拉岛并驻军的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分道扬镳：库尼亚率领香料舰队去印度，比原计划晚了一年；阿尔布开克则负责在阿拉伯海巡逻。这个月底，库尼亚的船只营救了饥肠辘辘的坎纳诺尔驻军，终于打破了当地的反葡萄牙联盟。
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在索科特拉岛道别时，关系已经冷若冰霜。阿尔布开克焦躁而狂怒。他只有六艘饱受虫蛀的船只，装备破烂，给养紧缺，而且也只有四百人。作为最后的鄙夷，库尼亚还带走了所有的喇叭。在外国港口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力量时，非常需要喇叭；在战斗中重整战阵时也需要喇叭。阿尔布开克不仅要为自己的船员提供粮食，还要为留在索科特拉岛的营养不良的驻军提供给养。
曼努埃尔一世在给阿尔梅达的一封信中设定了阿尔布开克的任务，即“守卫红海出入口，俘获穆斯林运输船，控制这些船上能找得到的所有珍贵货物，在有利的地方订立条约，如塞拉[7]、巴尔巴拉[8]和亚丁，还要去霍尔木兹，并尽可能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9]所以，阿尔布开克的行动范围非常广袤，从红海沿着阿拉伯半岛，跨越波斯湾一直到印度西北部。他以自己的方式对国王的指示做了非常宽泛的解读。
尽管缺少人员和物资、船只破败、武器不足，尽管曼努埃尔一世信中的命令似乎要求使用和平手段，阿尔布开克还是率领他那群嗜血如命的水手，开始在阿拉伯半岛沿岸开展了一场闪电战。今日阿曼那荒芜海岸上的小港口背后就是阿拉伯半岛广袤无垠的大沙漠，但这些港口非常繁荣富裕，让人颇感意外。它们出口海枣、食盐和鱼类，并向印度大陆的军阀们出售贵重马匹，以此为业。
当时地图上划定的阿尔布开克的行动范围，红海入口附近可见索科特拉岛（Cacotoia），还有亚丁以东的阿拉伯半岛沿海，及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
在这里，短短几周内，阿尔布开克就在葡萄牙征服者当中立下了与众不同的威名，流传青史的名号是“恐怖的人”。他那群破破烂烂的船，旗帜招展，驶入阿曼的各个贸易港口，勒令当地人臣服于葡萄牙王室。由于没有喇叭，水手们奉命在船只接近港口时大声呼喊，发出好战的喧哗。阿尔布开克在后甲板摆开架势，要求当地人上来拜见他，企图以此种方式震慑和吓唬当地人。当地谢赫[10]的不幸使者登上葡萄牙船只，看到的是精心设计的景象：总司令身穿灰色天鹅绒衣服，头戴灰色天鹅绒帽子，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肩披鲜红色斗篷，端坐在一张雕刻精美的椅子上，周围簇拥着衣着尽可能光鲜的船长，周遭装饰着精美的挂毯。每一位指挥官都拿着出鞘利剑，这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信息：当地人不投降就开战。阿尔布开克没有时间按照东方外交惯例去闲聊打趣。他不收礼物，而是告诉使者，他不会从那些可能即将成为敌人的人那里收受礼物。他长须飘飘，面容严峻不动摇，企图以这副威风派头吓倒对方。在这些精心安排的场景中，有很大的心理上虚张声势的成分。他的兵力远远少于对方，而且离家千万里，却用威风凛凛的仪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时他坚持让部下每天穿不同的衣服，以欺骗访客，让对方高估他手下的人数。
阿曼沿海的有些港口迅速屈服了，其他的则选择抵抗，于是遭到洗劫。来自里斯本的罪犯水手成群结队地拥入这些港口，烧杀抢掠。惩一儆百的恐怖暴力是一种战争武器，用来软化海岸其他地区的抵抗。就这样，一连串小港口陷入了火海。在每个港口，葡萄牙人都摧毁清真寺；马斯喀特是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一座非常雅致的城镇，有非常美丽的房屋”，[11]遭到的破坏特别野蛮。葡萄牙船上的炮手们摧毁支撑清真寺的柱子，“这是一座非常宏伟而美丽的建筑，大部分是用雕刻精美的木料建造的，上半部分是灰泥砌的”，最后轰然坍塌。阿尔布开克以为在清真寺里搞破坏的葡萄牙人都死了，但“感谢上帝”，编年史家写道，“他们毫发未伤地出来了，身上连一处擦伤都没有……我们的人吓坏了，看到幸存者，都向上帝感恩，感谢他创造了这个奇迹，并纵火焚毁清真寺。它荡然无存，没有留下任何遗迹”。[12]这样彰显天意的奇迹令阿尔布开克的神圣使命感越发膨胀。在古赖亚特港，搜罗了自己需要的所有补给物资之后，“他命令将港口焚毁……大火熊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留存，那里的清真寺是我们见过的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也化为了灰烬”。[13]阿尔布开克致力于散播自己的恐怖威名：“他命令将俘获的穆斯林的耳朵与鼻子割掉，并将他们送到霍尔木兹，以证明他们的受辱。”[14]
阿尔布开克的放纵不羁变得越来越明显，不仅是针对倒霉的阿曼人，就连对自己的船长也非常刚愎自用。按照惯例，总司令会与各位船长商议，常常会接受全体的投票结果，但聪明、暴躁且对自己的才干无比自信的阿尔布开克不懂得这样的策略，也没有合作精神。在阿曼远征开始时，他名义上向各位船长知会了此事，但随着一周周过去，他与船长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9月中旬，他们进入了波斯湾，距离他们接受的关键任务——封锁红海出入口——越来越遥远。在阿尔布开克脑子里，沿着阿拉伯半岛沿海的远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岛屿城市霍尔木兹，是外海的一小块受赤日炙烤的礁石，那片海岸是波斯与印度洋之间贸易的轴心。霍尔木兹是一座富得流油的贸易城市，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那里时，看到“这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拥有绝妙的露天市场”和雄伟优美的房屋。中国的星槎船队到访此地时，发现这里“民富俗厚”[15]。霍尔木兹控制着有名的波斯湾珍珠养殖地，并向印度大陆互相争斗不休的各大帝国出口大量优质的阿拉伯骏马，后者在这方面欲壑难填。“如果世界是一枚戒指，那么霍尔木兹就是戒指上的宝石。”[16]一句波斯谚语如是说。阿尔布开克很清楚这座城市的美名和战略价值。
曼努埃尔一世给他的指示是“订立条约”，[17]似乎没有让他侵略霍尔木兹。阿尔布开克抵达时，霍尔木兹港内挤满了商船，他按照自己惯常的手段行事。他拒绝了国王使者送来的所有礼物；他的答复非常简单，要么成为葡萄牙王室的附庸，要么城市将被摧毁。霍尔木兹主要的维齐尔[18]瓦加·阿塔得出结论，阿尔布开克只有六艘船，竟敢如此嚣张，实在是满脑子幻想。然而1507年9月27日，在雷霆般的轰鸣中，葡萄牙的铜炮又一次凭借优势火力击败了数量多得多的穆斯林舰队。维齐尔迅速求和，接受曼努埃尔一世为主公，并同意缴纳一笔沉重的岁贡。
阿尔布开克认为此次胜利是上帝的功劳。后来，他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提及
天主创造的伟大奇迹……战役结束三天后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奇迹……一大群穆斯林的尸体，超过九百具，漂浮在海面上，其中大多数人身上、胳膊上和腿上都有许多箭，尽管我这里并没有弓箭手，也没有箭。这些死尸身上有大量黄金和属于贵族的镂刻白银与宝石的剑。我们的人乘小船搜罗这些战利品，花了八天时间，获得了大量财富。[19]
其实这些穆斯林是被友军误伤的，但在阿尔布开克看来，仿佛曼努埃尔一世在印度洋的神圣使命得到了证实，送来了胜利与利润。
阿尔布开克在霍尔木兹的工作还不算完，他坚持要求获得在当地建造要塞的权利。此时，他与船长们的关系也到了一个危急关头。船长们觉得在霍尔木兹建造要塞没有意义：这不是他们的任务；真正的任务，即封锁红海，被阿尔布开克抛在脑后；索科特拉岛急需粮食补给；霍尔木兹已经臣服于葡萄牙王室；更何况，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驻防一座新要塞。船长和水手们也渴望返回红海出入口，他们相信在那里可以掳掠到宝贵的战利品。但是，阿尔布开克对他们的抱怨置之不理，他甚至坚持要求船长们参加建造要塞的体力劳动。这将是团队的工作。因为工程是在当地百姓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所以高级别的船长和贵族们觉得这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
有四位船长渐渐觉得，总司令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严苛地执行军纪的人，不肯聆听正当的反对意见。如果他是在代表曼努埃尔一世执行一项宏大的战略计划，国王的书面命令里并没有这么写，而且他未能赢得指挥官们的支持。他的外表令人生畏，他的火爆脾气令人心惊胆战地畏缩，似乎他决心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征服穆斯林的海洋。四位领头的船长，包括经验丰富的若昂·达·诺瓦，相信阿尔布开克是危险分子，说不定已经疯了。他们遭到阿尔布开克的辱骂，于是写了一封投诉信：
先生，我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您（因为我们不敢口头通知），您素来对我们厉声呵斥，口出恶言。虽然您经常告诉我们，国王没有要求您与我们商议，但兹事体大，我们觉得有必要向您提出建议。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应当受到惩罚。[20]
1507年11月，阿尔布开克收到第一封信，将其撕成了碎片。船长们送来第二封时，他看都不看就把信折叠起来，放在要塞正在建造的一处门廊的一块石头下。
当有四人叛逃到霍尔木兹并皈依伊斯兰教，而维齐尔瓦加·阿塔拒绝将他们交出时，阿尔布开克大发雷霆。“我当时完全失控了。”他后来向阿尔梅达吐露心迹。他命令在岸上的船长们“杀死所有活的东西。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服从了命令，但对自己的任务非常不开心。他们上了岸……只杀死了两名老人，但良心不安，不能继续杀人。于是他们杀了四五头牲口，在遇到更多当地人时，就告诉他们赶紧逃走”。据编年史家记载，他们相信总司令“受了诅咒，要下地狱，魔鬼在他心里”。[21]
尽管部下反对，阿尔布开克继续对霍尔木兹开展全面战争。他给水井下毒，开始炮击城墙。“船长们陷入绝望……坚持不懈地抗议……阿尔布开克全然不在乎。他们不愿意服从一名癫狂的总司令的命令，他甚至不配指挥一艘小划艇，更不要说一支舰队了。”[22]阿尔布开克对部下的抗命不遵怒火中烧，有一次“抓住若昂·达·诺瓦的胸口，与他扭打，若昂开始大呼小叫，称阿尔布开克无端伤害和攻击他”。据编年史家记载，“他们看到自己的抱怨对总司令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于是商议决定起航前往印度”。[23]1508年1月中旬，他们抛下阿尔布开克，自行起航前往科钦，向副王报告他们版本的故事。阿尔布开克暴跳如雷。他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于是不得不放弃对霍尔木兹的围攻。他驶回索科特拉岛，去救援正在挨饿的守军。
葡萄牙人未能在红海巡逻，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缓缓前进的马穆鲁克舰队于1507年8月抵达亚丁。阿尔布开克9月间袭击阿曼海岸的时候，马穆鲁克舰队从他背后驶过了阿拉伯海，来到古吉拉特的港口第乌。葡萄牙人对此一无所知。
[1] Sanceau，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1936，p.19.
[2] Sanceau，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1936，p.21.
[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106.
[4]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I，part 1，Lisbon，1778，p.61.
[5] Bouchon，Geneviève. Albuquerque：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1988，p.81.
[6] 神秘剧（Mystery play）是中世纪欧洲最早期的戏剧形式之一，一般讲述圣经故事，有伴唱。
[7] 塞拉是今天索马里的一座港口城市。
[8] 巴尔巴拉是今天索马里北部的一个沿海地区，意思是“柏柏尔人之地”。
[9]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92.
[10]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通常是超过四十岁且博学的人。在阿拉伯半岛，谢赫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11]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1 vols，London，1875-84，p.83.
[12]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1 vols，London，1875-84，p.82.
[13]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1 vols，London，1875-84，p.83.
[14]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1 vols，London，1875-84，p.83.
[15] 出自《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16] Sheriff，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2010，p.184.
[17]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92.
[18]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
[19] Earle，T.F.，and John Villiers，ed. and trans. Albuquerque，Caesar of the East：Selected Texts by Afonso de Albuquerque and His Son. Warminster，1990，p.56.
[20]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1 vols，London，1875-84，p.169.
[21]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94.
[22]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95.
[23]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