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年6～12月
阿尔梅达的使命已经算是雄心勃勃了，而在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关于印度洋的战略思考还在继续发展演变。他的宫廷原本就感染了强烈的弥赛亚式使命感，如今更甚。他的亲密谋臣鼓励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注定要成就不世功勋。人们解读了很多迹象，从他的名字，从他当上国王的超乎寻常的境况，从比他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六个人的先后死亡，从如潮水般涌入里斯本码头的财富，从地理探索的快速进展，大家都感到这是命中注定。曼努埃尔一世第一次尝试就成功抵达了应许之地印度，而他的好几位前任花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才绕过非洲。这被认为是上帝的奇迹，表明一个和平与上帝得胜的新时代在降临，或许时间的尽头在加速到来。葡萄牙纹章的五个点，形似基督身负的五处伤；葡萄牙朝廷迫害犹太人，以净化国家为理由强迫犹太人改宗或将其驱逐出境。这都表达了一种狂热的信念：葡萄牙人现在是新的上帝选民，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船队每一次从东印度满载而归，葡萄牙的目标就变得更恢宏。
具体地讲，葡萄牙的目标是彻底打垮伊斯兰世界。曼努埃尔一世的亲信们从圣约翰的《启示录》中找到了隐秘的指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被认为是巴比伦大淫妇，必须要打倒。葡萄牙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圣战是葡萄牙人的使命，“葡萄牙王室的神圣性，建立在殉道者的鲜血之上，并通过这些殉道者，延伸到世界的末端”。[2]如今，葡萄牙人要在庞大的战线上奉行自己的信念。曼努埃尔一世的亲信鼓励他采纳皇帝的称号。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在关于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书中称他为“恺撒·曼努埃尔”。
1505年6月初，曼努埃尔一世派人给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做了报告。从这份报告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葡萄牙野心的弥赛亚式意味和广泛程度，以及对曼努埃尔一世战略的暗示：
因此，基督徒们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的全部奸诈和异端邪说都将被斩草除根，基督的圣墓……长久以来遭受这些恶狗的践踏和毁坏……将恢复它原初的自由。这样，基督教信仰将传遍全世界。为了让这种前景更容易成为现实，我们已经在百般努力，希望能与最重要也最强大的基督徒（祭司王约翰）结为盟好，派遣使者去他那里，与他接触，提议给他最大的帮助。
曼努埃尔一世的大使越讲越眉飞色舞，最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修辞夸耀，邀请教皇去把握世界：
请接受您的葡萄牙。不仅是葡萄牙，还有非洲的很大一部分。请接受埃塞俄比亚和广袤无垠的印度。请接受印度洋本身。请接受东方的臣服。您的前任无法了解东方。这项荣誉专属于您。您已经非常伟大，通过上帝的仁慈，将变得更加伟大。[3]
阿尔梅达奉命去建设一个印度国家，而教皇将享有这片广袤土地之上的宗教权威。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远远不是他给阿尔梅达的指示能够满足的。向教皇报告的仅仅一周之后，毛罗修士带着苏丹的威胁（摧毁圣地）终于抵达里斯本，而曼努埃尔一世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苏丹的威胁造成的后果与他的期望截然相反。曼努埃尔一世丝毫不畏惧苏丹的敲诈。他派毛罗返回罗马，给苏丹送去一封毫不妥协的回信，威胁道，假如圣地遭到破坏，他将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他追溯了葡萄牙的圣战历史；他发誓要彻底消灭异教徒。他自称得到了上帝佑助。这个威胁似乎具体体现了里斯本的一个明确计划：不仅要消灭马穆鲁克王朝，还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失落的圣地。曼努埃尔一世秘密派遣大使去见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和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邀请他们参加一次海上十字军东征，渡过地中海，前往圣地。没人回应——尽管只有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表示了支持——但曼努埃尔一世仍然面不改色。
1505年之后，这种宏大的计划主宰葡萄牙人的思维达十五年之久。计划的设计者是葡萄牙朝廷内部的一个小团体，他们面对商界的坚决反对、其他君主的嫉妒和马穆鲁克苏丹的敌视，为自己的计划严格保密。计划的灵感虽然来自中世纪的末世论（关于神圣天意与世界末日），其战略却建立在对已知世界的最前沿知识的基础上，规模席卷全球。阿尔梅达接到的指示已经体现了国王的部分计划：首先从经济上扼杀马穆鲁克王朝，然后通过红海直接攻击他们。宏伟的新计划涉及一个从两面发动的钳形攻势。曼努埃尔一世提议从地中海发动海路的十字军东征，同时集中力量攻击摩洛哥的穆斯林势力。
他的政策的基石便是消灭伊斯兰集团，印度是达成此目标的攻击跳板，而非目标本身。甚至在摧毁伊斯兰世界之后，可以放弃通往印度的海路。基督徒占领红海地区之后，便可以生意照旧，从更安全和更短的红海商路获取东方财富。财富的通货膨胀泡沫鼓励国王去做黄粱美梦。7月，教皇批准曼努埃尔一世收缴两年的十字军税，并赦免所有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的罪孽。尽管曼努埃尔一世严格控制对这些思想的公开表达，但他似乎在渴望弥赛亚式基督教国家的皇帝头衔，而这个帝国的建设者将是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与此同时，威尼斯间谍卡马瑟守候在里斯本码头区，随着每一支船队的起航和返航，兢兢业业地搜集关于葡萄牙远航队所带来的财富的确凿信息。尽管曼努埃尔一世对这些信息加以严密封锁，卡马瑟还是获得了详细得惊人的情报。“我看到了印度航线的航海图，”他向威尼斯国内报告道，“上面显示了葡萄牙人从事贸易和发现的所有地方。”[4]他冷静地记录了葡萄牙船队编成、吨位、出海货物、船长、挫折与海难、带回来香料的数量、航行时间、香料销售的安排与售价，以及关于基础设施和政府的大量信息。1505年7月22日，他目睹葡萄牙一年一度的香料船队（这一次是十艘船）驶入里斯本，仔细地记下了肉豆蔻衣、樟脑、姜和肉桂与“价值4000杜卡特[5]的珍珠”。[6]他得知，上一年12月，葡萄牙人在潘塔拉伊尼取得一场辉煌胜利，摧毁了十七艘穆斯林商船，“连船带香料一同被烧毁了，都是运往麦加的货物……难以置信的损失……二十二名葡萄牙人死亡，七八十人负伤”。[7]但关于此次远航的规模，卡马瑟的报告却比较混乱：“航程持续了十八个月，去印度的航程是五个月，然后花三个半月装船，六个半月返回。他们原本应当早些回来，但因为船只状况不好，在莫桑比克耽搁了十二天……第一艘船的全程是二十四个月零八天。”
拥有精明商业头脑的威尼斯人能够准确把握在里斯本卸载的香料的巨大数量。他们曾热切地希望，去往印度的漫长海路是不切实际的，但葡萄牙人航行的事业不屈不挠。一年又一年，葡萄牙人的远航像节拍器一样有规律，舰队起航又返回。卡马瑟不抱任何幻想，他深知威尼斯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认为，要说葡萄牙人无法航行到印度，因此这门生意做不下去，是大错特错的。这已经变成了一门定期的、稳定的生意，葡萄牙国王无疑会完全主宰大海，因为印度人显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航海贸易，也无力抵抗这位尊贵国王的航运或火炮。印度人的船很弱……不带火炮，因为他们目前没有船载火炮。[8]
对威尼斯人来说，唯一的办法是再次尝试秘密地催促马穆鲁克苏丹采取行动。1505年8月，在阿尔梅达洗劫蒙巴萨的时候，威尼斯人又派遣了一位使者阿尔维斯·萨谷迪诺去开罗：“单独与苏丹谈话，不能有任何见证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确定，苏丹已经采取坚定的措施……在卡利卡特方面，我们给你充分的自由，可以提出任何恰当的提议。”为了让苏丹明白，他和威尼斯都遭受着急迫威胁，萨谷迪诺要给苏丹看“一封刚刚从葡萄牙来的信，内容有关于大宗香料运抵葡萄牙”。[9]这封信无疑是卡马瑟写的。
在开罗，高声疾呼地反对葡萄牙的不止威尼斯人一家，而且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葡萄牙人烧毁穆斯林船只，对穆斯林商人施以暴力，阻碍朝觐，麦加本身受到威胁：伊斯兰世界的怒火在熊熊燃烧。阿拉伯编年史家详细记载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对穆斯林的虐待：
……阻挠他们的旅程，尤其是去麦加的旅程；毁坏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屋与清真寺；俘获他们的船只；破坏和脚踩他们的档案与文书……还杀戮去麦加的朝觐者……公开咒骂真主的使者……用沉重的枷锁束缚他们……用拖鞋殴打他们，用火折磨他们……简而言之，在对待穆斯林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仁慈之心！[10]
除了伊斯兰教遭到侵犯，马穆鲁克苏丹的税源也受到威胁，因此他必然要和威尼斯人联手。
在身处开罗那香气袭人的御花园和繁文缛节的典礼之中的人看来，印度洋似乎很遥远。7月，苏丹准备迎娶一位新妻子。“为了迎接她的驾临，举行了奢华的庆典。”编年史家记载道。
她乘坐饰有金线刺绣的轿子。阳伞和有花鸟图案的华盖遮蔽着她的头顶；她经过的地方，侍从撒出小的金币或银币。新房门前铺开了丝绸地毯，一直铺到柱廊大厅。公主们走在新娘前方，直到她在高台之上落座。苏丹专门为她修缮了柱廊大厅，并以新颖的方式进行了装潢。[11]
8月，“根据惯例”，举行了一条灌溉水渠的落成典礼，以应对“有福的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涨水。苏丹还“像平素一样，大摆排场地”[12]纪念了先知的诞辰。
但对于远方传来的坏消息，苏丹再也不能充耳不闻了。9月，他检阅了军队，准备组建三支远征军，其中两支将去镇压阿拉伯半岛的内乱，第三支则奉命“抵抗法兰克人对印度海岸的侵犯。大量兵员被动员起来，武器装备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13]11月4日，军队做好了开拔的准备。士兵们领取了给养和预支了四个月的饷银。大部分士兵来自北非，也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和许多连队的黑人弓箭手。这是一支混编的伊斯兰雇佣军，葡萄牙人称其为鲁姆人[14]。一些砖瓦匠、木匠和其他工匠随军行动，准备加固吉达的防御，并为其建造城墙。大家担心葡萄牙人会袭击麦加和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大军开始向红海港口苏伊士进发。
为此次远征所做的技术准备工作至今仍然是个谜。马穆鲁克王朝并非海军强国，而是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印度洋穆斯林商人的私营贸易产生的税金而生存。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舰队，而且长期匮乏造船所需的木材。他们只能千辛万苦地从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进口木材，通过尼罗河运往开罗，然后用骆驼或大车运过80英里沙漠，来到苏伊士。获取铸炮所需的金属，同样也是个难题。但马穆鲁克王朝在集中木材和金属，准备打一场大战役。在这一年，曼努埃尔一世从罗德岛得到了警示。圣约翰骑士团驻扎在罗德岛，其中一名骑士，葡萄牙人安德烈·多·阿马拉尔，不断向里斯本报告关于马穆鲁克王朝的信息。
葡萄牙人后来宣称，苏伊士造船厂建造船只所用的木材是由威尼斯人砍伐、加工和供应的，而且威尼斯官员还去监管造船工程。1517年，葡萄牙派驻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宫廷的大使向威尼斯大使发出了这项指控，但遭到毫不含糊的否认。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其他地方也遇到了麻烦。威尼斯人认为价格是比战争更好的武器。“让葡萄牙放弃去往印度远航的最妥当、最快捷的办法是，”统治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后来收到了这样的报告，“降低香料价格，让威尼斯的香料比里斯本更便宜。”[15]他们多次尝试请苏丹削减关税，从而降低香料价格，但都失败了。不过，威尼斯的一些私营商人可能为马穆鲁克王朝提供了铸炮用的铜条，他们素来是这样干的。也有一些来自威尼斯领地的自由工匠，如造船匠和铸炮工匠，在苏伊士和开罗制造欧洲风格的船只与火炮。
苏丹集结的军队被认为足以完成其任务。1505年冬季，一千一百人开往苏伊士，由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侯赛因·穆斯里夫（库尔德人）指挥。他们登上了集结完毕的舰队（包括六艘欧洲设计风格的克拉克帆船和六艘桨帆船），开始沿着红海南下，前往吉达。他们掌握的最新情报表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拥有四艘船，只有一座要塞，位于科钦。在1505年夏季阿尔梅达抵达之前，这情报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没过多久，它就过时了。
8月27日，阿尔梅达第一次看到了马拉巴尔海岸。汉斯·迈尔记载道：“山峰高耸入云，树木非常高大，青翠欲滴得令人难以置信。”[16]葡萄牙人在印度海岸仍然只有脆弱的立足点，仅仅是一些印度权贵顶着穆斯林商贸精英集团的压力准许他们开设的贸易站，以及位于科钦的木制要塞。全靠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的天才，科钦的要塞才死里逃生。阿尔梅达的政府所在地其实就是他的船甲板。他命令以闪电般的速度建造一系列设防基地，以巩固立足点；若有可能，要借助和平的联盟；若不可能，就诉诸武力。
根据国王的指示，他首先在无人居住的安贾迪普岛登陆。这个岛被认为是葡萄牙人的一个重要的撤退基地，也是伏击穆斯林船只的瞭望哨。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建造了一座要塞的雏形。然后他向南前进，拜访了霍纳瓦尔。这是他的计划上没有的。为了一船马匹，阿尔梅达与当地国王发生了争吵，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冲突。阿尔梅达的进军过程主要是短促的激战。在这样的一次战斗中，霍纳瓦尔城的一部分被摧毁，一些属于狄摩吉（马拉巴尔海岸臭名昭著的海盗，瓦斯科·达伽马七年前与他打过照面）的船只被付之一炬。此次进攻的指挥官是阿尔梅达的儿子洛伦索，他很快就因为进攻特别凶猛而赢得了“魔鬼”的绰号。这一次，他差一点被敌人切断退路和丧命。阿尔梅达自己的脚上也中了一箭。这个箭伤让他“更多是愤怒，而不是疼痛”，[17]但猛冲猛打的荣誉法则就是会造成风险，这将对葡萄牙人的整个事业造成影响。后来，霍纳瓦尔国王向葡萄牙人求和，承诺年年纳贡。狄摩吉则加入了葡萄牙阵营，此事的影响非常深远。一座座城市被攻破并熊熊燃烧，一艘艘船被击沉，这些消息借着季风迅速传开，令整个大洋屈膝投降。
曼努埃尔一世曾敦促阿尔梅达尽快赶往科钦，以保障冬季返航的船只装满香料，并且明确指示他不要在途中的坎纳诺尔（葡萄牙人在那里有一座贸易站）浪费时间。副王没有遵从御旨，这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得到风声，葡萄牙在坎纳诺尔的商业利益受到了穆斯林商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意担忧）的威胁。他在坎纳诺尔停留了八天，雷厉风行，接见了强大的纳辛哈的印度教国王的使节，然后受到坎纳诺尔国王的欢迎。纳辛哈国王愿意把沿海港口交给阿尔梅达使用，并提议把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曼努埃尔一世。汉斯·迈尔对印度教仪式的景观和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感到困惑。
（坎纳诺尔国王）命令在一颗棕榈树下挂起一些装饰物，然后在一队随从的护送下前来。他带来了三千名手执利剑、匕首和长矛的武士与弓箭手，以及喇叭手与笛手。从坎纳诺尔到王宫的距离是2里格，路两边有村庄。他抵达棕榈树下的帐篷时，身后已经有六千多人。在帐篷内，摆放着一张卧榻，上面有两个软垫。他穿着一件齐膝的精致棉布长袍，系着腰带，头戴一顶丝绸帽子，就像加利西亚帽。他的侍从捧着一顶金冠，肯定有8马克[18]重。[19]
1502年的印度地图，图中包括斯里兰卡和一系列半神话的岛屿
国王或许知晓这些西方人一路烧杀抢掠留下的废墟与血迹，决定抗拒穆斯林群体对他施加的压力。他允许葡萄牙人加固他们的贸易站，还为其提供了石料。阿尔梅达停留的时间不长，等到贸易站的地基打好之后就继续航行，留了一百五十人和一些火炮在坎纳诺尔，去巩固据点并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建筑，它很快就将受到一场围城战的考验。
到11月1日万圣节时，阿尔梅达已经在科钦了。这座城市是曼努埃尔一世印度计划的重中之重。它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的唯一一个可靠盟友。阿尔梅达抵达的时候，发现老国王特里马姆帕拉已经隐遁，专注于宗教。根据王位继承法，继位的是他的侄子南贝多拉，但有人对此不服，正在兴风作浪。阿尔梅达举行了一场隆重典礼，动用了大象、喇叭、游行，并向南贝多拉奉上一顶金冠和贵重礼物。他仿佛变戏法一般，把合法的王权“授予”了南贝多拉。南贝多拉“从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手中接受了这一切。曼努埃尔一世是西方最伟大的国王、东方海洋之王、南贝多拉加冕礼的主人，也是科钦所有统治者的主公”。[20]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打磨这样的战略已经有五十年了。阿尔梅达乘胜追击，狡猾地要求将目前的木制要塞改为石制，“作为副王的司令部和官邸，从今往后所有前来组织征服和本地贸易的总督都将以此为基地，以便让葡萄牙王国的船只到此地装载货物，而不去马拉巴尔海岸的其他任何港口”。[21]国王有些不情愿，因为根据传统，石制建筑是国王与婆罗门专享的特权，但他还是同意了。阿尔梅达说服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承诺将要塞钥匙交给国王，以显示国王才是要塞的主人。但马拉巴尔海岸的统治者们将会发现，法兰克人有了坚固的城墙，并在坚固的炮台安放大炮之后，就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将他们赶走了。
然而，据历史学家巴罗斯记载，阿尔梅达劝服国王的言辞或许包含了另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方面。他宣称：“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从事这些探索的主要意图是，与这些地区的王室沟通交流，以发展贸易。这种活动源自人类的需求，依赖于通过互相交流而构建的友谊。”[22]阿尔梅达颇有先见之明地认识到了远途贸易——从瓦斯科·达伽马开始的全球化的脱缰野马——的起源和益处。
150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506年，阿尔梅达忙得不可开交，仿佛他面前的机遇随时可能因为马拉巴尔海岸权贵的变卦而骤然消逝，而且他必须完成葡萄牙国王交给他的紧迫任务。曼努埃尔一世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其中两项被他视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财富与安全，即在科钦给香料商船装满香料，并在科钦与坎纳诺尔建造要塞。他的勤奋与精力充沛堪称楷模。据他的秘书说，一艘船装货的时候，“副王持续不断地小心处置。他总是亲自到场，监督香料的过秤，哪怕夜间亦如此”。[23]他的目标是遏制无处不在的欺诈，因为香料的分量可能给得不足，或者香料口袋会“偶然”崩裂，落出的香料可能会被人顺手牵羊。对于科钦要塞的建造，他同样兢兢业业：“每天天亮前两个小时，有时是三个小时，他就起床了，与砖瓦匠一同工作……一直辛苦到日落之后两个小时。”
阿尔梅达忙碌于方方面面，监督着修理船只、建立医院和建造帝国行政机构的基础设施。他身边有一名财务监管人员、一名行政秘书、一名负责司法的巡视官，还有商业经纪人与船长。他那小小的宫廷就是一个工作组，包括神父、火炬手、喇叭手、保镖和仆人。每座要塞有一名指挥官、一名有商贸经验的经纪人和一群辅助人员，后者包括仓库管理员、文书、秘书长、警长、法庭官员、税吏、主持葬礼的人和遗嘱公证人。医院、房舍、小礼拜堂和教堂拔地而起。常驻的海军由他的儿子洛伦索指挥，负责保障海上安全。
阿尔梅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行政管理者，也是王室利益不可腐蚀的守护者，对诚实、纪律和公平交易极其重视。他让回国的香料船队送回一丝不苟的账簿，上面记录了帝国体制的管理情况。他曾在给国王的信中不无夸张地写道：“请陛下放心，任何人想进入科钦城，都必须得到我的批准，让我知情。连一个雷阿尔[24]也不会失窃……此地大小事务就像在葡萄牙一样，全在掌控之中，且井井有条。”[25]他持续不断地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做斗争。攻占基尔瓦之后，葡萄牙人掳得大量商品和金银，他为自己留下的只有一支箭，作为此次胜利的纪念品。他给国王写信称：“我得到的报偿，就是能够这样为陛下服务，我的行为就为此见证。”[26]作为副王，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占有大量胡椒，但他总是只拿一点点。他坚定不移地捍卫普通水手与士兵的利益，他们为了建设印度帝国而受苦受难，甚至丧命，而薪水却总是被拖欠。
1505年冬季，当年的香料商船在科钦迅速装货之后，分几批返航了。九艘商船抵达了里斯本，只有一艘，即虽然庞大却船龄很大的“海洋之花”号，因为漏水而不得不在莫桑比克过冬。丰厚的回报证明了东印度商业运作的高效和有序，阿尔梅达始终认为这是整个殖民事业的核心。威尼斯人卡马瑟目睹香料商船陆续返航，详细地报告了其货物，“是我从商船文书的账簿看来的”，[27]还描述了里斯本方面经营这些商品的越来越高的水平：“所有货物都在印度事务院卸载，这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新建的海关大楼。每艘船有自己的仓库。海关大楼内有二十间这样的仓库，所有胡椒在那里井然有序地存放。”[28]卡马瑟估计，阿尔梅达在1505～1506年冬季送回的货物价值“肯定非常高”。[29]据他估算，足有35000担[30]香料，这是国际贸易中前所未见的巨额数字，后来一直到1517年才打破了这个纪录。
1505年12月，在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的时候，阿尔梅达可以回顾自己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了。在奔波忙碌了四个月之后，副王为葡萄牙在印度的永久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现在向曼努埃尔一世建议，不仅要采纳“航海之王”的头衔，还应当使用更为恢宏的称号：
在我看来，陛下应当采用“东印度皇帝”的称号……因为基尔瓦和蒙巴萨的国王……以及马林迪和摩加迪沙国王……都认您为主公，自称是您的臣属……而在印度海岸，您要有许多安宁的王家要塞，任何船只要横穿大海，都必须得到您的保护。巴特卡尔和霍纳瓦尔向我承诺，要向陛下臣服，向陛下纳贡……所以陛下采纳皇帝的头衔，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的。[31]
与此同时，阿尔梅达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国王交给他的全部任务。他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信解释道，因为他自己把建造要塞和输送香料视为头等要务，“我决定今年不去红海，尽管这是全世界我最渴望做的事情”。[32]他解释说，自己必须建成要塞并保障其安全，并且需要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及时地为商船装货。不过，扎莫林仍然是一个留待解决的问题。
这封信于次年中期被送抵里斯本，国王收到信后命令在全国举行弥撒和宗教游行，并考虑制作一系列纪念性壁毯，以纪念促成印度帝国建成的那些伟大事件：基尔瓦国王的加冕、占领蒙巴萨、在马拉巴尔海岸建造要塞。这些壁毯是自我宣扬的恢宏手段。教皇也在考虑赐予他“基督教国王”的头衔。在此期间，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还在继续膨胀。1506年5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班牙与葡萄牙竞争的代理人，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死前仍然坚信自己抵达了东印度。
[1] “巴比伦大淫妇”的说法出自《新约·启示录》第17和18章，基督教用它来比喻邪恶的力量。
[2] Aubin，Jean，ed. La Découverte，le Portugal et l'Europe. Paris，1990，p.70.
[3]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33.
[4]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31.
[5]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威尼斯杜卡特一度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与接受，类似今天的美元和欧元。
[6]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0.
[7]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1.
[8]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32.
[9] Aubin，Jean，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1996-2006，p.455.
[10]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1883，pp.105-107.
[11]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7.
[1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8.
[1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1955，p.79.
[14] 鲁姆的说法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罗马人，最早指的是拜占庭帝国，因为拜占庭自称罗马人，“拜占庭”的名字是后来的学者的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伊斯兰世界用这个词来指代不同的意思，如拜占庭帝国、生活在近东的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居民、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等。16世纪的葡萄牙人将他们在印度洋遇到的马穆鲁克或奥斯曼人称为鲁姆人。
[15] Aubin，Jean，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1996-2006，p.458.
[16] Albuquerque，Luís de，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1989，p.89.
[17]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2，Lisbon，1778，p.273.
[18] 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时会不断浮动。
[19] Albuquerque，Luís de，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1989，p.90.
[20]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2，Lisbon，1778，p.357.
[21]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2，Lisbon，1778，pp.356-357.
[22] Barros，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part 2，Lisbon，1778，pp.353-354.
[23]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40.
[24] 雷阿尔是旧时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国的货币单位。葡萄牙使用雷阿尔的时期是约1430～1911年。
[25]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44.
[26]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175.
[27]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3.
[28] Ca'Masser，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appendice，vol.2，1845，p.29.
[29]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3.
[30] 担（Quintal）是西方旧时的重量单位，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葡萄牙的1担约合58.75千克。
[31]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17.
[32] Silva，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1996，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