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到494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本书划分为北魏中叶。这时期北魏仍建都平城，逐步巩固了对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吞并了周边的北燕、赫连夏、北凉等割据政权，并试图向河南、淮北地区推进。与此同步的，魏军对南方作战的军队中的步兵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北魏军队走向“中原化”的标志之一。
第一节 拓跋焘时期魏军的战争模式
拓跋焘对夏、北燕等北方政权的战争
在北魏进占河南当年，拓跋嗣病死，其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在拓跋焘在位的三十年中，对周边政权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其中有对草原柔然人的纯骑兵征讨，也有内地方式的战争。总的来说，在拓跋焘时期，北魏军队仍保持着骑兵的传统优势地位，攻城及步兵作战能力则比拓跋嗣末期的河南之战逐渐有所提高。
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夏政权，吞并了被刘裕攻灭的后秦的主要疆域，他死后，赫连昌继位，拓跋焘迅速对赫连夏政权展开了进攻。魏、夏之间是自北向南流的黄河。北魏始光三年（426年）九月，魏军进攻，奚斤率四万五千人、周几率万人从南线进军：奚斤自平城进攻蒲坂，周几则从洛阳向潼关进军，准备合兵进攻关中；拓跋焘则率禁军从北道西进，准备渡河攻击夏都统万城。
至十一月，奚斤所部尚被阻于蒲坂关之下。黄河北段因天寒突然封冻，拓跋焘闻讯，遂率二万骑兵长途奔袭统万。经过五天急行军，魏军进抵统万城下。[1]赫连昌等猝不及防，出城迎战被魏军击败，夏军遂闭城坚守。魏军都是骑兵，没有步兵进行攻城战，也无辎重提供补给，只在城外停留了一天，并分兵袭掠郊外，俘获大量居民和牛马，然后班师回平城。但统万被围困的消息传到蒲坂前线，引起夏军惊恐溃败，奚斤所部遂乘胜进占长安，并与关中夏军展开拉锯战。
拓跋焘认识到统万城坚固难攻，遂命在阴山大规模伐木，制造攻城器械。次年（始光四年，427年）四月，北魏开始大规模动员，准备一举攻灭赫连夏政权：
治兵讲武，分诸军，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2]
为了攻破统万，魏军中以步兵占多数，三路主力军队中步兵占了两路，其中一路三万人专门运送攻城器械，可见魏军做了长期围困统万城的准备。为了便于辎重通行，魏军还在黄河上架设了浮桥。但在渡过黄河之后，魏帝拓跋焘仍率三万骑兵先行。为了提高行军速度，拓跋焘甚至命令将辎重留在中途，只带骑兵部队轻装前进。此举引起下属疑虑：
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
世祖曰：“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3]
在拓跋焘的计划中，动用步兵和器械攻城是下策，因为攻城战耗时颇长，统万距离北魏疆界过远，补给不便；但大量步兵和攻城器械的进军会给赫连昌造成错觉，以为魏军推进速度必然缓慢。魏骑兵先至统万城下时，夏军会认为并非魏军主力，可能因麻痹大意而出城作战，正可借此机会一举歼灭夏军主力，使统万城不攻自破。
五月底，拓跋焘骑兵进抵统万附近，并分兵劫掠当地居民。赫连昌本来准备据城坚守，但得知赶到的魏军骑兵数量较少、步兵主力尚远时，遂于六月二日出城作战，被魏军骑兵击败，赫连昌逃奔，魏军进占统万。此后不久，赫连昌被魏军俘获。其弟赫连定称帝，活动于陇山的上邽、平凉一带，试图寻机夺回故地。430年，赫连定与刘宋相约对北魏发起攻击。拓跋焘遂决心解除赫连定威胁。
八月，拓跋焘自平城出发，先至统万，于十一月进至平凉。赫连定以一部分兵力守平凉，自己带部分兵力阻击魏军，被魏军击败而逃。魏军开始围困平凉城，并掘堑壕防止其逃逸。至十二月，平凉夏军出降，共计围城二十六天。这应是魏军一次比较成功的攻城战。当然，平阳城规模并不大，夏军也没有做好坚守的准备，才使魏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克城。但魏军仍为攻城付出了代价：魏军制造攻城冲车并进行撞击试验，结果发生故障，深受拓跋焘喜爱的将领尉地干被断裂的绳索击中肋部而死。[4]这是魏军在“中原化”过程中的一幕不算顺利的小插曲。
随后，割据辽西的北燕冯文通政权成为北魏的攻击目标。延和元年（432年），拓跋焘亲征北燕。为了攻克北燕都城和龙，北魏先在幽州制造了大量攻城设备，并动用万余民夫将这些器械运往和龙。[5]七月，魏军主力抵达和龙城下，征发当地三万劳力掘堑筑墙，进行围困，并分兵袭掠燕境各地。和龙燕军曾出城作战，被魏军击败，遂一心守城。魏军围攻至九月不能破城，由于天气转冷、补给困难被迫撤军。此次围城仅两个月时间，说明魏军尚缺乏在敌境持久作战的信心。
此后数年内，魏军多次以骑兵突袭的方式袭掠北燕境内，进攻时间都在夏季六七月间。[6]这种袭掠破坏了正在生长的庄稼，俘获了大量人口，使北燕国力大为削弱。到太延二年（436年），拓跋焘再次派骑兵袭击北燕，此次出击的兵力并不多，只有娥清、古弼率领的“精骑一万”，以及北魏驻辽西的一些地方部队。[7]拓跋焘大概并未部署攻克和龙的任务，但和龙城内发生叛乱，冯文通感到无力抵抗魏军，遂逃亡至高丽境内，北燕全境被北魏占领。
430年宋魏河南之战
拓跋焘在位时期曾与刘宋两度发生大规模战事。这两次战事都发生在河南地区，既和拓跋嗣晚年的宋魏河南之战有一定继承关系，又具有南北政权之间战争的普遍规律。
宋武帝刘义隆登基后一直试图恢复被拓跋嗣占领的河南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黄河一线。这一方面是希望恢复汉魏故都洛阳，建立政治上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固守黄河防线取得战略安全。而这一时期的拓跋焘和北魏政权尚面临着北方柔然人的威胁，同时还要对东北、西北方的北燕、赫连夏等政权进行兼并战争，所以无法将全部国力用于对南方作战。从宏观的政治发展来看，北魏政权此时尚未全面完成中原化，其政权组织结构也不适应在南方进行步兵为主的持久战。所以，拓跋焘时期与刘宋的两场战事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
宋元嘉七年（430年）初，刘宋开始筹备收复河南之战。在开战之前，刘义隆曾派遣使者至北魏要求归还河南旧地，并表示宋不准备向河北扩张。这个提议被拓跋焘断然拒绝。拓跋焘判断宋军会趁雨季泛舟北上，所以没有准备固守河南，而是待冬季封冻后再驱逐宋军：
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8]
但对于宋军是否会发动进攻，北魏内部尚有不同意见。徐州刺史叔孙建驻防河南，他派出一名僧人间谍到刘宋境内的彭城。僧人看到刘宋北境已经戒严，民间正在征发马匹，三月间宋军数万人陆续抵达彭城，准备循泗水发起攻势。[9]叔孙建将这个动向报告拓跋焘，并请求紧急增兵三万，对尚未完成部署的宋军发起主动进攻，挫败其企图。[10]报告送到平城时，深受拓跋焘信赖的侍中崔浩认为，宋军惮于魏军骑兵的威胁，不会主动发起进攻，叔孙建等是看到北方边境将帅与柔然作战，虏获颇多，心生羡慕而希望挑起战事。另外，崔浩也提到，行将进入夏季，不便在南线进行战争，即使开战也应等到秋后。
此时北魏和柔然、赫连定都在进行战争，魏军兵力颇为紧张，拓跋焘不想主动对刘宋作战，遂准备采纳崔浩的意见。但随着宋军的向北推进，叔孙建等南线将领频频告急，要求调河北军队增援河南，并在河北造船为河南输送补给。由于多数臣僚都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拓跋焘最终批准了这个请求，并派遣来自南方的司马楚之等到边界上招募武装。这说明拓跋焘对河南的战事并未有明确计划，也没有坚持“敛戍相避”、先撤退再反击的预想。
七月，宋军到彦之舰队溯泗水、清水而上逼近黄河，战事遂不可避免。此时正当盛暑，所以魏军没有在河南进行防御作战，河南的四个主要据点碻磝、滑台、洛阳、虎牢守军全部撤回黄河北岸。宋军全面占领河南，舰队自清水驶入黄河，巡游在西起潼关东至入海口的上千里河段。
至十月，魏军开始反攻，迅速攻克了洛阳、虎牢二城。此时黄河下游尚未封冻，魏军应当是乘船渡河。到彦之主力舰队本集结于清水入黄河口一带，见到魏军攻势凶猛，封冻期又将来临，遂循济水向青州方向撤退，只留朱修之率万余宋军固守滑台孤城。魏军一面围困滑台，一面追击退却的宋军。到彦之主力急于撤退，焚毁舟舰徒步逃往彭城。刘义隆派遣檀道济自彭城救援滑台，但沿途遭到魏军阻击，行进缓慢。到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城粮尽失守，朱修之及上万名宋军成为俘虏。宋军这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和七年前拓跋嗣发动的进占河南之战相比，430年的河南之战宋军表现更差，重兵驻防的滑台城也仅坚持了四个月。这一是因为宋军已有上次失败的教训，对于在冬季固守黄河防线没有信心；二则是宋军从八月进占河南，到十月迎击魏军的反攻，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粮储、城防等工作都不够充分，当冬季临近、水路运输中断时便难以坚守。
另外，在对宋军展开反击之际，魏帝拓跋焘还在亲率禁军征讨关西的赫连定残余势力。所以魏军是在西、南两线，对两个政权同时进行战争，而且都获得了胜利。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魏军一直在进行对柔然、赫连等势力的战争，军队富有作战经验，拓跋焘及叔孙建等将帅的素质较高；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北魏此时已经统治了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深化了对汉地的统治，可以发掘出巨大的战争潜力，而且北魏还控制着以平城为中心的草原地区，维持着强大的骑兵战斗力。农业和草原地区两种军事资源的综合，保障了拓跋焘时期对周边的扩张战争。
450年宋魏之战
到刘义隆和拓跋焘统治后期，北魏已兼并了北方诸割据政权，宋、魏之间的对峙和冲突更为直接。在440年代后期，北魏关中地区发生盖吴武装起事，刘宋试图乘机向关中扩张，对盖吴武装多有援助。拓跋焘平定盖吴之后，决心对刘宋进行报复性攻击，遂揭开了450年宋魏大规模战事的序幕。（关于此次战役，可参考图10）这一年度宋魏战争的特点是：
第一，投入兵力规模巨大，双方几乎都是倾国动员。
第二，地域广。战场自黄河直至长江，从东线的泗水流域到中线的汝水、颖水流域，再到西线的陕城—潼关方向，都有激烈战事。
图10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和魏军反攻示意图
第三，南北双方选择战机的季节阶段性非常明显。年初的春季是北魏的进攻阶段；夏季，宋军转入反攻；到秋冬季，则是魏军的更大规模反攻。一年之中，战局因时令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月，拓跋焘率兵渡过黄河，先到洛阳巡视。二月，他对刘宋方面“声云猎于梁川”[11]。刘义隆判断魏军可能会有骚扰攻势，遂要求淮北边戍“小寇至，则坚守拒之；大众来，则拔民户归寿阳”[12]。但魏军的行军非常迅速。二月三日（甲午），拓跋焘尚在做游猎姿态，[13]二十日（辛亥），魏军已经突入刘宋境内。关于魏军数量，《宋书·索虏传》称“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此数字大致不误。宋军边防戍所来不及做出反应。汝水、颖水流域诸郡县相继失守。只有汝水之滨的悬瓠城中有近千名士兵坚守，寿阳宋军主力慑于魏军威势，不敢前往救援。[14]魏军一面分兵劫掠周边郡县，一面围攻悬瓠，采用了架设高楼射箭、用虾蟆车运土填堑、冲车撞击城墙等攻城战术，甚至熔毁佛像制造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并搭人梯（肉薄）强行爬城，[15]但都被守城宋军击退。魏军围城共四十二天，进入四月之后，刘义隆派出的增援军队即将抵达，拓跋焘遂下令撤退，450年宋魏第一阶段战事结束。
在这一阶段战事中，北魏常备军数量多且机动性强，优势非常明显，能在宋军进行备战之前迅速展开攻势。当宋军集结向战场开进时，魏军已掳掠了大量人口撤军。另外，此次魏军的攻势比较集中，只局限在淮河中游以北，刘宋所谓“淮西六郡”地区。[16]但拓跋焘此次并未有向南推进边界的全盘计划，只是准备进行一次劫掠作战，所以战事开始时间较晚，且悬瓠临近淮河入夏较早，使得魏军未能克城而退兵。
第二阶段
为报复魏军及恢复河南地区，刘义隆在此年夏发动大规模北伐。此次刘宋境内全面动员，北伐军主要分三路：
东线，王玄谟水师自彭城北上，准备自碻磝入黄河克复滑台，并进而占领虎牢、洛阳。
中线，隶属于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的刘康祖所部从寿阳北上，准备与王玄谟水师合力攻占虎牢。
西线，隶属于雍州刺史（随王诞）的柳元景所部从襄阳北上，翻越伏牛山系之后进攻豫西的陕城等地，东与洛阳方向联兵，西向潼关及关中扩展。
从进军路线看，这次北伐和桓温征前燕、刘裕征后秦颇为相似，都是以东线为主力，从泗水北上黄河；中线从寿阳进攻虎牢方向，和桓温时的豫州刺史袁真所部，及刘裕时的檀道济、王镇恶所部的目标完全一致。只有西线的雍州军队，在以往北伐中没有从这个方向出击的先例。因为这条路线需要翻山越岭，过于艰险，也不能直接攻击洛阳或者关中重地。但恰恰由于这个特征，北魏在豫西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使得这路宋军取得的战果最大。
当宋军完成全面动员，战事开始之时已是七月，便于南方进攻的雨季已快结束。但刘义隆坚持发起攻势。他的理由是泗水入黄河的航道畅通，[17]而当年桓温和刘裕北伐时都要边挖掘河道边进军，所以此次北伐有便利条件。
当北伐宋军逼近魏境时，北魏将领希望向河南地区增兵抵抗宋军进攻。但拓跋焘予以回绝：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18]
拓跋焘所持意见，和二十年前刘义隆索要河南时完全一样，即不与宋军在夏季进行战争，宁可暂时放弃河南甚至河北，以空间换时间，待到秋冬再进行反击。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黄河南岸的魏军并未进行太多守城战，在宋军到来时纷纷弃城北撤。
当年夏天降水比较充沛，泗水、清水流量颇大，所以宋军推进很快，几乎未经战事就占领碻磝，舰队进入黄河。宋军在碻磝城中缴获了大量物资，甚至有公私粮储七十余万斛（可供四万人食用十个月），马二百余匹，[19]说明魏军撤退颇为仓促而不是早有预备。联系前引魏人强调的“缘河谷帛”，说明北魏在黄河两侧的农业地区征发的农产品较多，将其作为守城储备物资。
但魏军没有放弃滑台，因为宋军推进到这里时已是八月，且滑台正当联结黄河南北陆路交通的要道，对于魏军即将进行的反击战有重要意义。所以拓跋焘亲自率兵渡河增援滑台，从此开始第三阶段的战事。
第三阶段
十月，拓跋焘率魏军主力渡河。正在攻滑台的王玄谟仓皇撤退，在魏军攻击之下损失过万，逃往青州地区。魏军主力从滑台渡过黄河。据刘宋方面的材料，赶赴河南的魏军多达百万，但实际应为四十多万。[20]魏军兵分多路向南进攻，西线从洛阳进往寿阳；东线循泗水（清水）两岸南下，拓跋焘的中路则进往彭城。
到十一月，西线魏军已经连克项城、悬瓠，围困寿阳；东线和中线已经推进至彭城之下。最北方的碻磝城反而一直在宋军控制之下。此时，从襄阳北上的西线宋军柳元景部进展顺利，击败魏军占领陕城，切断了关中与河南的交通线，并试图向关中进军。但东线大溃败之后，西线的进展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刘义隆命柳元景撤回了襄阳。
拓跋焘主力在彭城之下停留近一个月。拓跋焘试图与刘义恭、刘骏二王直接见面对话未果；魏军也曾试图攻城，但看到难以奏效之后，拓跋焘遂决意继续南侵。十二月，魏军各路渡过淮河，于半个月后进抵长江边的瓜步山。刘义隆一面加紧沿江防务，一面遣使对拓跋焘示好，并承诺将与北魏皇室通婚。拓跋焘于次年正月初二退军，450年的战事遂告结束，此后的宋、魏边境与开战前基本相同。
北魏对南作战特点：野战与劫掠补给
此次魏军南下，目的是对刘宋的北伐进行报复而非开拓疆土，所以注重推进的速度，并不花费时间和兵力攻击宋军严密防守的大城市。当魏军抵达长江沿岸时，黄河边的碻磝城，淮北的下邳、彭城，淮河上的寿阳、盱眙、山阳都在宋军固守之下。[21]魏军的主要战术是利用野战歼敌。宋军以步兵为主，缺乏骑兵侦察能力，对魏军骑兵到来往往猝不及防，所以宋军的大多数失败都发生在野战之中。到彦之所部顿兵滑台城外，首先被拓跋焘击溃。当魏军向彭城方向进军时，彭城派出马文恭所部进行侦察警戒，但这支宋军对魏军的到来毫无察觉，被合围攻击，马文恭“仅以身免”[22]。当王玄谟兵败滑台时，中路北伐的宋军刘康祖部八千人紧急撤回寿阳。这支部队在南返途中被魏永昌王拓跋仁所部追击合围，几乎全军覆没。[23]当魏军全线渡过淮河时，刘义隆派臧质率一万人北援彭城，行至盱眙附近，魏军拓跋谭所部已经从上游渡淮河，宋军遂在盱眙城外分为三营据守，相继被魏军攻破，臧质只带七百人逃到盱眙城中。[24]
魏军从黄河直抵长江，突入的纵深极大，粮秣供应几乎全靠在战区劫掠，所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25]。由于难以攻破大城市，所以魏军更依靠粮储较多的宋军小城或据点获取补给。如在淮北作战时，拓跋谭东路军攻克宋军在邹山的屯粮据点，“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26]。主力渡过淮河之后，又缴获了宋军的“平越、石鳖二屯谷”[27]。这种“因粮于敌”的战术，也是对敌军后勤的破坏。在战前拓跋焘给刘义隆的信中，声称魏军的优势是可以用骑兵活跃于宋军百里之内，将这个范围内的“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28]但这种劫掠补给方式对战区百姓民生的破坏极大，所谓“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29]。正是宋人对这次战争的记忆。当魏军连续数日无有虏获时，也会因饥寒发生较大的非战斗减员。魏军在淮南时，就因百姓的逃逸而“抄掠无所，人马饥困”，班师途中曾试图攻克盱眙以获取粮食，但连续多日攻城不下，反而增加了伤亡。[30]刘宋方面的史料称“焘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31]。所言魏军损失虽有一定夸张，但并非无中生有，这也是魏军不重视后勤运输的战争模式所致。
魏军此次南征，虽然没有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城上，但仍针对战区地理及敌军特征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渡河工具。在拓跋焘率兵援助滑台时，为保障渡河，魏军在黄河上架设了浮桥。[32]当魏军推进到淮河时，则砍伐芦苇、灌木，制作筏子渡河。[33]当时（十二月）水位较低、芦苇干枯易于漂浮。魏军抵达长江北岸后为了威吓刘宋，“伐苇结筏，示欲渡江”[34]，也引起了江东的惊恐。当然，在宋军严密防范之下，长江并非“一苇可航”，长江天险对于形成南北分裂形势仍有重要影响。到北魏北归时，曾试图攻陷淮河边的盱眙城以获取粮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围城土木工程，并试图建造浮桥“以绝淮道”。首日浮桥被宋军舰队破坏，“明旦，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35]桁即浮桥，说明魏军对浮桥的修复很快，防卫也颇严密。另外，在对南方军队作战的过程中，魏军也在总结各种应对战术。拓跋焘此次南征时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不再担心南军的“斫营”战术，参见第一编步兵战术章。
拓跋焘时代对南战争的总结
继拓跋珪、拓跋嗣之后，拓跋焘在位近三十年时间，是北魏的新一轮大扩张时期。此时北魏扩张的重要特点是“重北轻南”。在北方，魏军先后攻灭赫连夏、北燕、北凉等政权，将疆域推进至从辽东到河西的广大地区。而在南方仍维持着拓跋嗣晚年奠定的疆域。拓跋焘虽对刘宋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战争，但主要是进行袭掠破坏，几乎没有占领新的领土。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第一，诸北方政权对北魏的威胁最为直接。因为这些北方政权都紧临北方草原，战马较多，拥有强大的骑兵，可以很快地袭掠北魏境内；而刘宋政权缺乏骑兵，军队调动依赖水运，行动迟缓，难以对北魏造成实质性威胁。
第二，夏、燕、凉等北方政权的辖境，和北魏的代北、河北地区在自然环境方面非常相似，北魏可以轻易实现对这些地区的征服和统治；而宋魏交界地带，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经过连年战乱，居民稀少，且淮河流域河道密布，不利于北魏骑兵作战，所以魏军缺乏向南扩张的动力。
第三，北魏政权自身特点所致。拓跋焘时期，北魏的政治重心仍是代北地区，其政权尚未完全适应对汉地的统治。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尚未实现对汉地民户土地的精确登记和征收粮赋，只能实行“宗主督护”[36]。这种统治方式的控制能力较弱，且提供的财赋、兵员都比较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的以步兵为主的战争。而在淮河以南作战必须依靠步兵攻城和长期驻防。
第四，拓跋焘本人的因素。他平生进行的战争多为亲自出征，青壮年时更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在对赫连夏、柔然等强敌作战时都身先士卒，甚至几经险境。《魏书·世祖纪》称其“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刘宋方面的史籍亦载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37]。可见拓跋焘有意推崇游牧族剽悍勇武的风习，这种风气之下，北魏军队比较崇尚野战，对旷日持久、更多依赖土木工程和机械设备的攻城守城战术则不太倚重，所以对南方的战争缺乏兴趣。
同样，此时刘宋方面也没有进占河北地区、攻灭北魏的直接动力，或者说自知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双方之间为何没能进入和平状态，反而数次发生大规模战事？可能的原因有：
第一，对黄河沿岸的争夺
在拓跋珪驱逐后燕、占领河北之后，魏军顺势进占了黄河南岸的滑台等地，不过并未向南推进太深，其河南疆土只是东西向的一条狭长地带。十余年后，刘裕出兵攻灭后秦，同时驱逐了黄河以南的魏军，收复了这一地区。刘裕去世后魏军乘机夺回了河南故地，并扩展到洛阳一带。刘义隆时期的两次大规模北伐，都是试图夺取河南地区，将宋、魏边界限定在黄河一线。而拓跋焘正要力保这一地区，对于向南扩张亦不太热心，所以对刘宋的反攻也只是恢复疆域原状。
那么宋魏双方何以重视黄河南岸这段狭长地带，都势在必得？从精神层面看，对刘义隆和拓跋焘来说，河南地带都是其父曾经攻占的地区（对拓跋焘更可以追溯到祖父拓跋珪），事关朝廷颜面，必须夺回或者力保。另外，自拓跋嗣以来魏军又攻占了洛阳，洛阳作为汉魏旧都，对南朝君臣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所以一直试图“光复”。现实层面看，北魏不愿放弃河南地带的重要原因，是担心河北的安全。河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南部（定、相、冀三州）是北魏最为富庶的地区，提供的财赋和步兵兵员最多。如果宋军占领河南，将很容易对河北发起攻势；退一步看，即使刘义隆无意进占河北，河北居民主体都是汉人，对于东晋南朝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当遭遇北魏苛政时很容易逃往河南。
刘宋出于防范魏军南下袭扰的考虑，希望将边界确定在黄河一线。这其实是借鉴的江南地区经验，并不符合北方情况：南朝军队习惯行船和水战，加之泗水、汴水可以贯通黄河与江淮水系，遂认为依靠水军巡游黄河便可遏制胡骑南下。但问题在于黄河和长江、淮河不同，冬季封冻不能行船，不再能阻遏魏军。拓跋人还在活跃于代北、与匈奴刘部争雄时，就经常乘冬季黄河结冰进入河套地区作战，对这种季节规律在军事上的运用非常熟悉。所以刘宋只图河南，不问河北的有限目标注定会落空。
第二，魏军抢掠财富、人口的动机
在拓跋焘时代，北魏军队发动战争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抢掠。在对柔然、赫连夏、北燕、北凉、刘宋的战争中，魏军都获得了大量战利品，除了参战将士的个人抢掠所得，北魏还向将士分配公有战利品，未参加战事的留守军队也能获得一定份额，拓跋焘时代的这类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
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
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校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
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其（山胡）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
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38]
此时北魏尚未有俸禄制度，对文武百官，特别是那些不能参与抢掠的文官们，朝廷能提供的报酬主要就是派发战利品。这也和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尚不充分，没有完备的户籍、财税制度有关。对刘宋政权的战争自然也会带有这种劫掠目的。428年河南将帅发现宋军有进攻趋势，向朝廷请求增兵备战时，崔浩则向拓跋焘建言，认为是南方将领为了抢掠自肥而挑起战端：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39]
后来事实证明崔浩对战局的判断错误，此次宋军北伐是刘义隆筹划已久的行动。但崔浩说魏军南北边疆的将领都希望通过战争劫掠致富，则有普遍性。拓跋焘时期的对宋战争中，魏军并没有明显的攻坚战优势。所以魏军的抢掠对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时称“生口”）。这些南朝人口不仅可以作为奴婢劳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较富裕，往往会出高价向北魏方面赎买，这种记载在《魏书》及《宋书》《南齐书》中也很常见。所以魏军在侵入宋地之后，劫掠人口的行为非常普遍。450年，魏军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将掳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阳，一支来自彭城的宋军骑兵袭击了押解魏军，“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痛与手”即打得好之意）这一年拓跋焘在给刘义隆的信中，声称自己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货詃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他还夸口自己这次南征掳获的人口，远高于被刘宋引诱过去的魏境人口，“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40]
第三，拓跋焘对异族政权和文化的好奇
如前所述，拓跋焘自觉继承和发扬鲜卑族的尚武传统，并且非常推崇草原民族马上游牧的生活方式，鄙视南朝士族阶层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450年，当他得知宋军筹备北伐时，曾给刘义隆写信，表达对南朝“生活方式”和宋军战斗力的不屑：
彼（刘义隆）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41]
当北伐宋军逼近魏境时，北魏将领希望向河南地区增兵，抵抗宋军进攻。但拓跋焘予以回绝。他认为汉地暂时的得失对北魏政权的影响并不大，并且坚信拓跋骑兵会轻而易举地挫败宋军攻势：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42]
此事仅载于《资治通鉴》，拓跋珪态度则和西汉叛臣中行说对匈奴单于的建议如出一辙，都是倡言游牧族衣食、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对汉地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拓跋焘对南朝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及刘宋上层的政治状况，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给刘义隆的信中，曾异想天开地提出和刘义隆交换领土：由刘义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则到江南生活：
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刘义隆）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原注：伧人谓换易为博）。[43]
出于这种自信和好奇，在这一时期的宋魏关系中，不论宣战还是通好，北魏始终是态度积极的一方，而刘宋态度则谨慎、警觉而暧昧。在430年宋魏之战（刘宋方面的所谓元嘉七年北伐）结束之后，拓跋焘主动“遣使通好”，并希望与刘宋皇室通婚，而刘义隆则“每依违之”，即既不敢回绝亦不愿答应。
到450年的宋魏之战，拓跋焘已年过四旬，他对南方的好奇感不仅没有减退，而且变得更为强烈。这可能是他率领魏军南下江淮的直接动力。当魏军进抵彭城之下时，城中有刘义隆之弟江夏王刘义恭（太尉）、之子武陵王刘骏（安北将军）驻防。拓跋焘登城南的戏马台望城内，并派遣刚俘获的刘宋军官蒯应到城门下，向刘骏传达问候，称“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44]。刘骏派人出城送“酒二器，甘蔗百挺”，并向拓跋焘索要骆驼。宋将问蒯应：“虏主自来不？”蒯应答“来”，并“举手指西南”，可见使臣相见场面都在拓跋焘注视之下。次日，拓跋焘又到戏马台，派使者李孝伯到彭城下赠送骡、骆驼、貂裘、葡萄酒等礼物给二王，并向宋方转达：希望安北将军刘骏能出城，拓跋焘“欲与安北相见”，且承诺不会攻城。此后，双方使臣频繁往来、交换礼物，拓跋焘甚至主动索要酒、柑橘、博具（赌具）、甘蔗、箜篌、琵琶、筝、笛等乐器及棋子，城内则尽量予以满足。但刘宋二王始终未敢出城与拓跋焘见面。拓跋焘遂命李孝伯向城中传言：刘义恭、刘骏都还年轻，被困孤城难免惊恐，如果想派信使到江南，魏军可以护送，甚至提供马匹。这个提议被拒绝后，他又命使臣传言：
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
拓跋焘的见面要求始终未得到刘骏叔侄的响应，遂率魏军渡过淮河，直抵长江边，派使者向刘义隆赠送骆驼、名马，并再次要求联姻。刘义隆遣田奇回赠礼物：
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焘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45]
拓跋焘当宋使之面饮食刘义隆的赠品，可见其无畏与大度，这也是向刘宋方面传达其自信、坦荡。此“世祖”即后来的孝武帝刘骏，可见拓跋焘在彭城之下数次要求与刘骏见面，也是想为女择婿。这段记载出自《宋书·魏虏传》，当来自刘宋使臣见闻，真实且生动。但有意味的是，到了《魏书》中，这次的会见就变成了宋人求婚、拓跋焘不允：
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46]
魏收编著《魏书》时，已能见到沈约《宋书》，其《魏书·李孝伯传》中李孝伯应对宋人的记载，就全抄自《宋书·张畅传》。但何以这次江边的会见就改为了刘宋方面主动，而拓跋焘矜持？可能是北魏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逐渐接受了汉代正统的礼仪观念，所以当初拓跋焘直率、坦荡的表现，在后人眼中却变得粗野，只好对史实进行改造文饰。
第二节 北魏进占淮北青齐与作战模式转型
由于拓跋焘时期战争频繁，北魏国力消耗较大，拓跋濬继位后较少发动大规模战事。这和拓跋珪之后的拓跋嗣朝颇类似。再到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边防将帅纷纷倒向北魏，或者在南北政权之间摇摆。魏军抓住这个机会，占领淮河以北及青齐地区。和450年拓跋焘对刘宋的战争相比，献文帝时期的北魏政权及军队更加适应中原的战争形式。所以在这一轮战事中（466—469年），北魏已经能较熟练地进行对城池的攻坚战，后勤补给也更多地依靠后方运输而非劫掠，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战争；同时，魏军也能迅速地接管战区的行政体系，进行有效管理。这些都保障了魏军顺利进占淮北、青齐地区并建立稳定的统治。下面就对北魏进占淮北、青齐过程中的特点进行讨论。
尉元的淮北战事
465年，刘宋政权因前废帝刘子业的昏乱和遇刺陷入内战。魏天安元年，宋泰始二年（466年）九月，宋明帝刘彧平定了长江流域的反对势力，开始进兵控制边境州郡。徐州刺史薛安都（治彭城）、兖州刺史毕众敬（治瑕丘）、汝南太守常珍奇（治悬瓠城）从未支持刘彧夺权，在朝廷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他们向北魏求降，并请求军事援助。北魏遂兵分两路：东路尉元领兵进占瑕丘、彭城；[47]西路西河公元石领兵进占悬瓠城。至十二月，由于投诚者的接应，两路魏军顺利占领彭城、悬瓠。此时宋军主力溯泗水而上试图夺回彭城，所以这里的战事最为激烈。这年冬到次年春，尉元所部连续击败宋军，斩俘数万之多，并循泗水而下，进占宿豫、淮阳等城。
在进占彭城之后，尉元发现城内已久无存粮，居民“人有饥色”，于是向朝廷请求：从后方的冀、相、济、兖四州运粮食到彭城，运输方式则是用缴获的宋军船只九百艘，经黄河、清水、泗水航道水运。献文帝批准了这个方案。而且尉元所请求的不仅是军粮，也包括“济救新民”，即救济当地民众的粮食。[48]和450年魏军南伐时在淮河南北的大肆抢掠相比，尉元的措施是一种根本性转折，有利于争取原敌占区的民心。在西线，魏军进占悬瓠城之后，又继续向南进攻汝阳，宋军刘勔所部进行阻击，缴获魏军运粮车多达一千三百辆。[49]魏军从悬瓠向南扩张的势头由此被遏制，但这也说明，魏军采用了自后方运输军粮补给的方式，不再倚重在战区的劫掠。
尉元巩固淮北占领区的另一个举措，是尽量利用原来的地方官维持本地秩序，并尽量用劝降的方式争取敌方官员。在接受刘宋的州刺史投降后，尉元多让其继续担任原职，同时任命一名北魏军官一起担任刺史，共同管理地方政务。如薛安都投降后，北魏仍保留其徐州刺史之职，同时尉元也加徐州刺史，实际是薛安都协助尉元管理徐州；宋兖州刺史毕众敬投降后，尉元任命魏中书侍郎李璨与其“对为东兖州刺史”（因为北魏原有兖州，治滑台，所以暂以瑕丘一带为东兖州）；宋东徐州刺史张谠被劝降后，尉元又命魏“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领骑一千，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50]。这种方式体现了对投诚敌将的信任，有利于平稳接管占领区政权。所以北魏此次顺利占领淮北，且一直维持着比较稳定的统治。
北魏占领淮北之后，不仅以重兵驻守泗水上的彭城、汝水上的悬瓠等城。为了运送军粮，还修筑了从后方通往悬瓠城等地的驿路，并疏浚河道，使之便于水运。虽然北魏方面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在《宋书》中却有反映：刘宋方面讨论是否要夺回悬瓠等地，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到了魏军“开立驿道，据守坚城”，“欲水陆运粮，以救军命”，“拥据数城，水陆通便”[51]。经过讨论之后，刘宋方面放弃了夺回淮北的打算。这说明魏军的守城、补给能力比拓跋焘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已经能够坚守河南淮北的疆土。
慕容白曜的青齐战事
和淮北相比，北魏进占青齐的过程更长。因为青齐地区比较富庶，距刘宋核心区较远，受宋朝廷军队的压力较小，所以这里的州郡长官对于倒向北魏还是刘彧政权一度心怀犹豫、举棋不定。魏廷获悉青齐局势不稳时，先派长孙陵等前锋进入青州，随后又派慕容白曜率主力骑兵五万进军。当慕容白曜所部自碻磝一带渡过黄河后，青齐地区的刘宋官员又大多转向了抗拒魏军。于是魏军对青齐只能进行强攻。
青齐地区城垒较多，魏皇兴元年（467年）春，慕容白曜所部首先攻克了巨野泽到黄河之间的无盐、肥城、垣苗、麋沟、升城等城垒，打通了向彭城方向的水运航道。五月至八月间，为了策应尉元，防御宋军反攻，慕容白曜部向南推进到瑕丘一带作战。到秋季，慕容白曜重新沿济水向青齐腹地推进。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据守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兖州刺史刘休宾据守梁邹城。魏军遂筑起长围，同时对两城进行围攻，至次年（468年）二月，两城难以支持，相继投降。三月，魏军开始筑长围围困青州治所东阳城。至次年（469年）正月城破，刺史沈文秀被俘。至此，魏军完全占领青齐地区。
从慕容白曜攻占青齐地区的过程可见，此时的魏军已经能熟练进行长时间的围城、攻城作战。魏军对升城、历城、梁邹、东阳都采取筑墙长期围困的战术，围城时间分别为三个、五个和十个月，如此长时间的围城在以往魏军战史中从未有过，堪比刘裕伐南燕时围困广固城的记录。魏军占领青齐历时两年整，且中间经过了两个本不适宜魏军作战的夏季，这次却都未能阻滞魏军的进攻态势。
在慕容白曜进占青齐的过程中，两名汉人僚佐，左司马郦范和参军韩麒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主要是建议对占领区采取怀柔政策，减少因滥杀和抢掠激起的反抗。当战役初期，魏军刚攻克无盐城后，慕容白曜曾准备将城中人都变卖为奴婢，郦范则建议“宜先信义，示之轨物，然后民心可怀，二州可定”，慕容白曜采纳。[52]后魏军攻击升城受挫，伤亡较多，克城后慕容白曜曾试图屠城泄愤，被韩麒麟劝止，“今始践伪境，方图进取，宜宽威厚惠，以示贼人”[53]，此后的战事过程中，也没有发生屠城和略买居民为奴婢之事。
在一系列的攻城战中，郦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军准备进攻肥城时，郦范向宋军守将写信劝降，使其不战自溃。当魏军开始围攻历城时，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亦从东阳“奉笺归款，请军接援”，慕容白曜曾准备派遣一部分军队前去，但郦范认为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东阳远在后方，沈文秀也没有迫切投降的理由，很可能是对魏军的缓兵之计，如果一旦分兵，很容易两处皆败。所以应当集中力量攻克历城，再逐步向东推进。这个意见被慕容白曜采纳。[54]这种逐城攻克、步步为营的推进战略，也和拓跋焘450年南征时绕过坚城、大纵深进军的方式完全不同，保障了魏军稳步进占青齐地区。
在郦范和韩麒麟的影响下，慕容白曜注意笼络当地官民，接管地方行政体系来筹集军需。在战争初期，魏军主要是从攻克的宋军营垒中获取军粮，如攻占肥城后，“获粟三十万斛”，进占垣苗城后，又“得粟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但在继续东进的过程中，魏军转而依靠接管原州郡体系来征收租赋供军，所以比较注意对当地上层人士的笼络。魏军攻克升城之后，俘获当地大族房法寿的家眷，慕容白曜“皆别营安置，不令士卒喧杂”[55]，此举换得房法寿投诚，被任命与韩麒麟“对为冀州刺史”，房法寿的八个侄子也都被任命为占领区郡太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魏军筹集粮饷。[56]到后来围攻东阳期间，战区这个冀州（北魏原有冀州在河北）提供了六十万斛租粮，并制造了大量攻城器械。[57]占领区郡县还缴纳大量租绢为魏军充当军费，代替了以往魏军靠劫掠为生的手段，使青齐地区虽经历数年战争，但不致有太严重的破坏。[58]
第三节 北魏中期的步兵来源
在北魏中期的军队中，步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普通民户中征发，士兵有固定的服役期（往往是一年），服役期满后回乡继续务农。这是汉代，特别是西汉最为常见的兵役形式；另一种则是贱民身份的“营户”参军，这种士兵则没有严格的服役期限，终生随时有可能被征发参战，且往往是世袭身份，子孙后代也不能脱籍。这是东汉末年内战中曹操等军阀开始实行的兵役制度，历经魏晋延续至南北朝。下面进行分类讨论。
从民户中征发的兵役
在文成帝即位之初，刘宋与北魏在汉中至关中地区展开争夺。北魏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仇池镇将皮豹子负责这个方向的对宋作战。魏兴安二年，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军向汉中增兵运粮，准备展开攻势，皮豹子向朝廷请求增援，列举了驻防魏军的薄弱之处，其中提到：
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59]
皮豹子所云“民兵”性质不详。“统万、安定二镇之众”，应当是拓跋或其他北方民族的驻防骑兵，即职业化的镇兵；而“长安之兵”则应是从关中民户中征发的士兵。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服役时间。镇兵服役没有时间限制，所以驻防武都地区已经有三四年之久；普通民户中征发之兵服役期为一年，所以皮豹子专门提到这些人服役已经超期一个月，下一批戍兵还没有来换防（役过期月，未有代期）。从文句分析，所谓“衣粮俱尽，形颜枯悴”，也是形容来自长安等地的戍兵，而非统万、安定的镇兵。因为戍兵服役期短且非职业化，需要自备衣粮，朝廷较少向其提供补给，所以一旦超期服役，生活就十分窘迫，“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军事素养、经验不如镇兵。从这个角度看，皮豹子所云“民兵”，应是兼镇兵和戍兵两者而言，因为戍兵的战斗力差，在统帅看来几乎难以称得上兵，而只能以“民”目之了。
另外，皮豹子还提到，有人向敌军泄露了魏军的情况，“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台军”是朝廷禁军，“戍兵”此处应指统万、安定的镇兵，这些都是专业化的军队，而且很可能都是骑兵，战斗力强，但他们数量都比较少。“诸州杂人”则应是从关中民户中征发的所谓“长安之兵”，这些人急于回家，所以皮豹子已不愿称之为“兵”了，和前文的“民兵”异曲同工。
皮豹子最终的要求，是“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北魏朝廷批准了这个请求，宋军因此未敢发起攻势。[60]这来自高平镇的二千援兵，性质和统万、安定二镇的镇兵一样，都是专业化的骑兵。从这个个案看，在仇池地区的驻防军中来自朝廷禁军和地方驻防军序列的骑兵数量都比较少，但战斗力较强；来自普通民户中征发的一年期步兵数量较多，但战斗力较差，北魏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待遇也很低。
到献文帝时期，北魏占领了青齐和淮北地区，将东线边界推进到淮河附近。为了巩固新占领的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北魏更加倚重步兵和城池要塞防御。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气候更为接近南方，河汊水网地带更适合步兵作战。而且这里距离南方政权的核心地区更近，受南军威胁更直接，魏军一旦失去就难以夺回，这与黄河南岸的滑台、虎牢等城情况很不一样。
就在北魏占领青齐和淮北之后不久，就有了从全国民户中普遍征发兵役的记载。北魏延兴三年（473年），“太上皇”拓跋弘准备乘刘宋政局不稳之机发动南伐，遂“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61]。可能因为拓跋弘和冯太后的权力之争，此次南伐未能付诸实施。另外，每户征收租粮五十石，数额很大，这是因为“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62]。所以每户征收的租粮也三五十倍于正常民户。在这种全国都是“大户”的情况下，不知征发兵役依据的成丁数字如何统计。另，曾经参与占领淮北地区的老将尉元，在孝文帝时期曾上书，认为彭城地区的驻军中，胡人士兵多且难于管理、经常叛乱，不如用汉族士兵代替：
……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围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
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63]
按，尉元提到的两名叛乱胡人都是“子都将”，地位较高。“呼延”为匈奴旧姓，“敕勤”也可能是敕勒异写，这些人都属于臣服于魏的北方民族成员，似应是骑兵兵种。“南豫州徙民之兵”，意思有些模糊。南豫州是魏在淮北地区设立的一个小州，本身不可能提供太多兵员，只能是来自北方的士兵在此驻防，[64]“徙民之兵”可能是汉人罪犯充兵为营户者。“中州鲜卑”则可能是驻防内地的拓跋骑兵。而在这一时期，彭城等前线重镇的驻军，已经逐渐由从农户中征发的一年期戍兵组成（时称蕃兵），说明尉元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这方面最明显的史料存在于《魏书·薛虎子传》中。薛虎子从孝文帝太和初年任彭城镇将、徐州刺史，驻防彭城长达十一年，他的军队中有大量来自征发民户的士兵：
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曰：“……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65]
薛虎子上书的目的，是认为戍兵们独自保管十二匹绢，常因计划不善而发生经济困难，所以他建议由州镇长官统一管理这些绢，购买耕牛农具，由戍兵们耕作屯田。当时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可见这些士兵从家乡带来十二匹绢作为在战区的衣食开支。薛虎子本传还提到：“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可见这些士兵的服役期都是一年，所以每年都要有一轮士兵交接工作。
那么，何以见得这中携带着绢的士兵都是从普通民户中征发，而非来自职业性、终身性的部族骑兵，或者贱民营户？在已经实行了三长制（党族、闾、里三级）的东魏时，宗室元孝友曾论及这种戍兵和绢的关系：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徵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66]
元孝友的思路是：一百户（一族）民众之中，有闾长五人，邻长二十人，这些人不服兵役，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他建议，一百户内只设四位闾长，八位比长，就节约了十三人。每十二人缴纳代役（赀）绢一匹，当时北魏户籍上共有“二万余族”，即二百余万户民众，可多收二十四万匹绢，供应一万六千名士兵。可见服兵役或缴纳代役绢，是“丁”（非贱民身份的成年男子）的义务。这种兵称为“番兵”，一方面因为他亲身服役一年，代表了十二名家乡的“丁”轮番服役一年；另外，这种兵每年都要“交代”即替换一次，也有轮番之意。薛虎子时每名戍兵带十二匹绢，到元孝友时为十五匹绢供养一兵，可能是兵役制的细节变化，或者有州郡政府的克扣截留。
与薛虎子基本同时，太和初年宗室拓跋平原任齐州刺史。这里与刘宋并不接壤，但距离较近，所以也有河北地区的戍卒驻防，拓跋平原对这些人待遇较好，“北州戍卒一千余人，还者皆给路粮”[67]。到北魏后期，定州的一名官员负责送本州戍兵到荆州服役，乘机贪污“兵绢四百匹”，可见士兵们都带着绢赴前线。[68]北肃宗朝李韶曾任冀州刺史，政绩较好。他去世下葬之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经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69]，可见这些冀州戍兵都是普通民户而非职业化的军户，所以对本州父母官有感情。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从孝文帝前期到世宗、肃宗朝（480—520年代），北魏在与刘宋政权交界的徐州、荆州地区，有大量来自河北地区的一年期戍兵（或称为番兵）驻防。另外，到肃宗朝，宗室元澄曾建议：“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70]说明当时亦用禁军士兵驻防南线边界，但元澄认为这些人应主要用于机动作战，长期驻防则应用蕃兵。
薛虎子提出对戍兵们的绢“集中管理”的做法，似乎逐渐形成惯例，所以在北魏后期，南朝军队与魏军作战中经常缴获大量绢布。比如498年魏军与南齐军裴叔业部战于涡阳一带，齐军一战获胜，“斩首万级，获生口三千人，器仗驴马绢布千万计”[71]。次年，齐军攻破魏军据守的马圈城，“（齐）官军竞取城中绢，不复穷追”[72]。506年，梁军发动北伐，韦叡所部攻破魏军的合肥城，“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73]。可见只要魏军驻防之处都会有大量的绢。对比拓跋焘末年的宋魏之战（450年），宋军王玄谟部占领碻磝城，也缴获了魏军大量物资，但其中没有绢布。[74]可见经过460—490年代北魏的军事转型，驻防南方战线的主力已变为以代役绢供养的步兵。
贱民性质的兵户或营户
在北魏中期，具有世袭贱民性质的兵户（或称营户）越来越多。这些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被征服地区、部族的民户转化而来；二是罪犯充军代替刑罚。
拓跋焘末期为了防御刘宋北伐，曾于450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编入军队作战，已见前文。到拓跋濬在位的和平（460—465年）末年，冀州刺史源贺曾上书建议：“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75]获得批准。源贺所任冀州是当时民户稠密之地，亦在拓跋焘时以死罪补兵的三州之中。且源贺上书时未有重大战事，所以这个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
将征服地区的民户作为军户，有一例证是原刘宋青州治所东阳的孤儿高聪。献文帝初年魏军占领青齐地区后，高聪随当地人被迁入平城一带，“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后因同族官员高允向孝文帝推荐，方免除了兵户身份。[76]这是在北魏上层有亲属援引的情况，对于更多的青齐兵户，则难有这种脱籍机会。
贱民兵户和平民一年期戍兵一起服役，承担的作战任务不会有太大区别。但在补给或立功奖励方面可能有所区别。488年魏军对南齐作战失利，齐军攻克醴阳城。北魏朝廷“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大臣公孙邃（公孙表之孙）则向朝廷“奏为贵贱等级”，被孝文帝称赞采纳。[77]公孙邃是要求给曾被俘士兵的绢数有所区别，体现出贵贱之分。这种区分大概不会是军官与士兵的官阶之分，因为区区二十匹绢对于军官来说无足挂齿，所以这里要体现的应当还是贱民兵户与平民戍兵之间的区别。
兵户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固定服役期限，终身不能脱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令“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78]，是对老年兵户的优免政策，但只针对无子孙之人，如果有子孙则不能解除兵户之籍，且子孙应继续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齐的寿春（寿阳）城投降北魏，魏军在此“置兵四万人”驻防，这些军队中就包含部分兵户贱民。次年，诏令“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79]，因为寿春隔在淮南，处于南方萧梁军队包围中，局势险恶战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户为民的政策激励其战斗意志。寿春战事频繁，不可能减少兵员数量，所以这些放免的营户肯定还要继续从军，不过待遇有所提高。
在世宗朝长期担任扬州刺史、驻防寿春的李崇，曾遇到一起士兵逃亡的案件，“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后其弟解思安“背役亡归”[80]，似是逃回了家乡。这说明罪犯充军一直是寿春重要的兵员来源。同在世宗朝，官员徐纥因结党营私被流放枹罕，似亦被充军，当时惯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听免”，徐纥因捕捉这种逃役流兵满五人被放归。[81]这也说明充军兵户待遇低下，且终生难脱兵役，所以逃亡现象比较普遍。
除了汉人战俘或罪犯沦为兵户，柔然、敕勒等北方民族归附北魏之后，如果再度叛变，也会被强制改编为营户。前文已谈及，太武帝时、孝文帝初年，都有这种北方部族被迁徙入内地为营户。到孝文帝末期，高平、薄骨律二镇的柔然（蠕蠕）一千余户又被迁徙到济州黄河沿岸。[82]
除了义务制蕃兵和贱民兵户，北魏时期还有将领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主要是针对从南朝逃亡过来的人士，如司马金龙、刘昶、王肃等，北魏利用他们南伐时，往往允许他们自行招募一些士兵，主要针对的是南朝旧部。但这种志愿募兵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很小。
两种关于练兵的建议
自北魏建立以来，就受到北方草原柔然人的军事威胁。所以从道武帝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的六十余年间，北魏经常以大规模骑兵部队深入草原打击柔然，并在秋冬季节驻防漠南防范柔然入侵。到献文帝末和孝文帝初年，北魏防范柔然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逐渐不再以骑兵进行主动攻击，而转为用步兵驻防北部边境。在献文帝禅位于孝文帝之后不久，老将源贺就提出了新的防御柔然的策略：
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
“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
事寝不报。[83]
源贺的建议是在北方边境修筑堡垒，以常备军进行驻防和屯田。这种驻军显然是以步兵为主。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拓跋弘的批准。可能拓跋弘不愿放弃拓跋人传统的骑兵战术。但稍后几年，汉人老臣高闾又重提筑城防范柔然之策。按照高闾的论述，野战是柔然人的特长，但攻城是其弱项，所谓“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按照这种观念，北魏军队已经非常“中原化”了，难以在骑兵方面与柔然争长，只能借助城垒进行防御作战。与源贺不同的是，高闾主张在北方六镇以北修筑一条千里长城，截住柔然人的南下之路，而非仅固守一些点状城池。按照高闾意见，在筑城之前，先要训练一支对抗柔然的军队：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84]
这支军队中习“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共四万，应当就是“近州武勇四万人”；习“骑槊”的二万人是骑兵，应是“京师二万人”，即禁军骑兵序列。练兵之后，北方六镇各出一万军人，与京师的六万人合为十二万，在八月的一个月间，修筑千里长城。但高闾上书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孝文帝尚幼，冯太后执政，显然没有推行这个庞大计划的准备。源贺和高闾的建议虽然都未得到采纳，但反映了当时魏军中步兵已占多数。
[1] 《魏书》卷九十五《赫连昌传》：“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第2057页）卷四上《世祖纪上》：“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途中仅用五天。（见第71页）
[2] 《魏书·世祖纪上》，第72页。
[3] 《魏书·赫连昌传》，第2058页。
[4] 《魏书·尉眷传附尉地干》：“世祖将征平凉，试冲车以攻冢，地干为索所罥，折胁而卒”（第659页）。
[5] 《魏书·奚斤传》，第700页。
[6] 《魏书·世祖纪上》：延和二年（433年）六月，“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文通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第82页）。延和三年（434年）六月“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第84页）。
[7] 《魏书·世祖纪上》，第86页。
[8] 《宋书·索虏传》，第2331页。另，《魏书·岛夷刘裕传》亦载：“三年，又遣殿中将军田奇朝贡。”（第2136页）
[9] 《魏书·叔孙建传》，第704页。
[10] 《魏书·崔浩传》：“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第819页）这个“南藩诸将表”，应当就是叔孙建所上表。另，此处提到“河北流民在界上者”，说明在拓跋嗣末年进占河南之后，颇有河北汉人到河南地区谋生，这应当和北魏统治区相对安定有关系。
[11] 梁川所在不详，《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认为是《魏书·地形志上》的恒州梁城郡，见第3937页。但彼梁城郡在代北，拓跋焘所欲猎之梁川在河南的宋魏边界上，肯定不是一地。
[12] 《宋书·索虏传》，第2344页。
[13] 《魏书·世宗纪下》：“二月甲午，大搜于梁川”（第104页）；《宋书》卷五《文帝纪》：“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第98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考异》认为《宋书》的辛巳为辛亥之误，甚确，见第3938页。
[14] 悬瓠城是宋汝南、新蔡二郡治所，距离刘宋的边境重镇寿阳、襄阳都有五百里左右，但与寿阳间的地形比较平坦，与襄阳之间则有山地阻隔，所以悬瓠城及汝水流域多在寿阳将领的都督之下，当时驻防寿阳的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
[15] 《宋书》卷七十二《南平王铄传》，第1856页。
[16] 淮西即淮北。六郡都是所谓“双头州郡”，即两郡治所为一城，太守为一人。汝南、新蔡二郡，陈、南顿二郡，汝南、颍川二郡似分别都是这种双头郡。
[17] 《宋书·沈庆之传》载刘义隆对沈庆之的指示：“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第1999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页。
[19] 《宋书·索虏传》，第2350页。
[20] 《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虏主拓跋焘率大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当王玄谟被追究战败责任、准备处斩时，有人替他辩护说：“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第1974页）大概是王玄谟等为掩饰战败之责夸大了魏军数量。《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亦作：“魏主渡河，众号百万”（第3949页）。但实际上北魏南征兵力远低于此。据《宋书·张畅传》，当拓跋焘进抵彭城之下时，曾派使臣蒯应与彭城守将对话。宋将问蒯应魏军“士马多少”，答“四十余万”。蒯应不至于故意少报魏军兵力，所以四十多万的数字比较可信，见第1600页。联系之前北魏进占河北后使臣对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所言的魏军伐燕兵力，可见北魏方面使臣的言论都比较可信。当然，这也和拓跋珪、拓跋焘尚保留着塞北民族的直率有关。
[21] 王玄谟守碻磝到次年正月，魏军已从长江边班师时，王玄谟才主动弃城。
[22] 《宋书·索虏传》，第2350页。
[23] 《宋书·刘康祖传》称拓跋仁所部为八万骑兵，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24] 见《宋书·索虏传》。另，《魏书·世祖纪下》载：“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枭崇之等，斩首万余级，淮南皆降。”（第105页）此次宋军统帅为臧质，胡崇之只是副将。另，据《宋书·索虏传》，臧质所部为一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则《魏书》对宋军总数有高估，但歼敌数量基本无误。
[25] 《宋书·臧质传》，第191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将此句改作“魏人之南寇也，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意思更为清晰，见第3959页。当然，魏军指挥中心始终与后方保持着联系，《宋书·索虏传》：“（拓跋）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但士兵显然享受不到这种来自后方的补给，见第2352页。
[26] 《魏书》卷十八《临淮王谭传》，第418页。
[27] 《宋书·臧质传》，第1912页。
[28] 《宋书·索虏传》，第2347页。
[29] 《宋书·索虏传》，第2359页。
[30] 《宋书·臧质传》，第1912页。
[31] 《宋书·索虏传》，第2353页。
[32] 《魏书》卷三十《安同传》：“（安难）有巧思……从驾南征，造浮桥于河”（第716页）。按此前五年，北魏已经在碻磝城下的黄河上架设了浮桥。这应当是和北魏试图保有河南地区，以及这一地区的经济恢复有一定关系。但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秋宋军逼近碻磝时，魏军肯定会拆毁这座浮桥。
[33] 《魏书·世祖纪下》：“十有二月丁卯，车驾至淮。诏刈雚苇，泛筏数万而济。”（第104页）卷十八《临淮王谭传》：“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第418页）
[34] 《魏书·岛夷刘裕传》，第2139页。
[35] 《宋书·臧质传》，第1912页。
[36] 即地方政府只向若干豪强大户征税，豪强再将税额分摊到其控制的民户中去，所以在孝文帝推行三长制、均田制之前，北魏对每“户”征收的粮食数量，都比均田制后每户的缴纳数量高十倍以上。
[37] 《魏书·世祖纪下》，第107页；《宋书·索虏传》，第2330页。
[38] 《魏书·世祖纪上》，第70—83页。
[39] 《魏书·崔浩传》，第819页。
[40] 以上皆见《宋书·索虏传》，第2345、2346页。
[41] 《宋书·索虏传》，第2347页。个别标点有改动。
[42]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页。
[43] 《宋书·索虏传》，第2347页。
[44] 以下引文皆见《宋书·张畅传》，第1603—1604页。
[45] 《宋书·索虏传》，第2352页。
[46] 《魏书·世祖纪下》，第105页；《岛夷刘裕传附刘义隆》亦同。
[47] 关于尉元所部兵力，《魏书·岛夷刘裕传》：“诏博陵公尉元、城阳公孔伯恭率骑二万救之”（第2148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魏遣镇东大将军代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孔伯恭等帅骑一万出东道，救彭城”（第4123页）。当以《魏书》为是。当然，魏军占领彭城之后，和数万宋军多次激战，应当又补充了兵力，但为史书失载。
[48] 《魏书》卷五十《尉元传》，第1110页。
[49] 《宋书》卷八十六《刘勔传》，第2193页。
[50] 《魏书·尉元传》，第1112页。
[51] 《宋书·刘勔传》，第2194页。
[52] 《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第94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线悬瓠战区，陆馥也受诏命抚慰新民：“擿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擿皆免之。百姓欣悦，民情乃定。”见《魏书》卷四十《陆俟传附陆馛》，第904页。可见到此次献文帝初的宋魏战争时，不再大规模掠夺人口已经成为魏军的一种普遍趋势。
[53]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第1331页。
[54] 《魏书·郦范传》，第950页。
[55] 《魏书》卷五十《慕容白曜传》，第1117—1119页
[56] 《魏书》卷四十三《房法寿传》，第970页。
[57] 《魏书·韩麒麟传》，第1331页。
[58] 《魏书·慕容白曜》：“督上土人租绢，以为军资，不至侵苦。三齐欣然，安堵乐业。”（第1119页）虽然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但确实比拓跋珪、拓跋焘时代的战争要“文明”得多。
[59] 《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第1131页。
[60] 《魏书·皮豹子传》，第1131页。
[61] 《魏书·高祖纪上》，第139页。
[62] 《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第1180页。
[63] 《魏书·尉元传》，第1113页。
[64] 《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附薛初古拔》：“拔族叔刘彧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敕拔诣彭城劳迎。除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第942页）这是南豫州见于北魏的最早记载，应主要为安置薛安都所部南方降人而设。
[65] 《魏书》卷四十四《薛虎子传》，第996页。
[66] 《魏书·临淮王谭传附元孝友》，第423页。
[67] 《魏书》卷十六《河南王曜附平原》，第396页。
[68] 《魏书》卷六十三《宋弁传附宋鸿贵》，第1418页。
[69] 《魏书》卷三十九《李宝传附李韶》，第887页。
[70]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澄传》，第475页。
[71] 《南齐书》卷五十一《裴叔业传》，第871页。
[72] 《南齐书·王敬则传》，第491页。
[73] 《梁书·韦叡传》，第222页。
[74] 《宋书·索虏传》：“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毡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第2350页）
[75] 《魏书》卷一百十一《刑罚志七》，第2875页。
[76] 《魏书》卷六十八《高聪传》，第1520页。
[77] 《魏书·公孙表传附公孙邃》，第786页。
[78]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3页。
[79] 《魏书》卷八《世宗纪》，第194页。
[80] 《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第1468页。
[81] 《魏书》卷九十三《恩幸列传·徐纥》，第2007页。
[82] 《魏书·杨播传附杨椿》，第1286页。
[83]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第922页。
[84] 《魏书·高闾传》，第1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