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520年代是北魏后期，魏军与齐梁军队的作战方式已经高度中原化，并逐渐积累在山林、水网地带的作战经验。虽然北魏在“河阴之变”后陷入动荡和分裂，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仍基本继承了北魏的汉化政治基础，其模式一直影响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孝文帝时期的魏齐战争形态
北魏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此举引起北魏军队南侵，双方在淮河沿线展开了一系列战事。但此时魏孝文帝年龄尚幼，其祖母冯太后执政，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萧道成长期驻防淮南，拉拢边疆武将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战斗力比较强，也使北魏难以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所以在南齐初年的一系列战事中，齐军保守住了淮河防线，北魏始终未能将边界推进过淮河。
南齐初年的战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蛮人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战争当中。边境蛮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游两岸的山林地带，特别是淮南大别山区及桐柏山区，他们长期受到南朝政权的欺压，希望获得外援。随着460年代北魏占领淮北，南北交界线逐渐靠近蛮人地区。蛮人的上层（多数以桓、田为姓）遂招引魏军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引发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阳、舞阴、醴阳地区，魏齐军队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事，齐军尚保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迁都洛阳，并对南齐政权展开了数次大规模进攻。从孝文帝时期开始，北魏对南朝的战争模式实现了“中原化”的完全转型：兵种上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战术上野战和攻坚战、城垒防御战并重；后勤补给模式上以后方运输为主，不再依赖战场劫掠。只有依靠这种战争模式，北方政权才能够在淮河流域立足，并稳步推进到淮河以南、长江沿岸，最终训练水军进行渡江作战，完成南北统一。这个过程北魏只进行了一半，便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终结，但继起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政权，仍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完成统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间（即魏孝文帝后期到世宗、肃宗朝），北魏对南方齐、梁政权的战争，侧重讨论以普遍征兵制为基础的动员形式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动员形式与战场季节、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响，并如何使北方军队成功进入江淮之间的战场。
迁都洛阳时的动员规模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与南齐持续数年的和平通使状态，宣称要对南齐发动讨伐。从后来几个月的进程看，元宏此次实际是准备迁都洛阳，只是为了避免酝酿阶段的种种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为了保障大量人员、辎重南迁，北魏在黄河上修建了浮桥，并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区七州的军粮。[1]由于在到达洛阳之前迁都计划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军事行动进行动员，但详细的动员数字则有不同记载。《魏书·高祖纪下》：
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2]
但《魏书·天象志》和《北史》记载的数字却都是“步骑三十余万”[3]。《资治通鉴》用《北史》之说，但未出“考异”。从现实情况看，以“三十余万”较为接近真实：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从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战场返回洛阳，对尚书仆射李冲说起未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计划：“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4]。可见493年他离开平城时直接率领的禁军部队只有二十万，这也是北魏禁军全面动员之后比较合理的规模。那么，“三十万”的说法又从何来？可能是北魏全境为此次“南伐”而动员的总兵力。因为北魏步兵最主要来源是河北地区，从来都是直接开赴河南战区，不会翻越群山赶到平城；与战区距离最近的河南和青齐地区的军队也应当是就近集结待命，不会远涉到平城。而《北史》为了夸大孝文此次南伐的声势，遂将总的动员数字都计入了从平城出发之军中。至于《魏书》本纪“百余万”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当时檄文、诏书中故意夸大的数字。关于此事虽无直接证据，但有一旁证：孝文帝中途止于洛阳时，关中发生羌人叛乱，原定的西路军转而进行平叛作战，其中卢渊所部“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5]，可见兵力夸张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进至洛阳后，群臣进行了一番“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迁都。但由于洛阳城郭宫室残破，需要重新进行建设，迁都各项事务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后的一年间，孝文帝一行辗转于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镇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为“南伐”进行的战备当已逐渐撤销，已动员起来的军队也恢复正常状态。
第一次南征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边部署迁都事务，一边试图发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时已用于新都建设，孝文只能从其他地区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务的官员对此不太积极，因为按照常理，北魏政权无力在迁都之际维持大规模战争，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误。御史台官对元澄等尚书官员提出弹劾，批评其在关西动员不力：
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悦墓志》对此事亦有记载：
荆扬未宾，豹尾翾路，星遣飞驲，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尚书仆射任城王，地戚人华，宠冠朝右。尚书右丞公孙良，才望冲远，天心眷遇。皆负气自高，曲树私惠。君并禁劾，会□洗咎，由此声格，遐迩敛属……[7]
核以墓志，《魏书·高道悦传》之“秋季”原为“季秋”，即是九月，集结地点是洛阳，正好乘冬季对南齐发起攻势。此事因牵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结到洛阳的兵员应远低于预计人数。
经过一年辗转，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规模的洛阳。此时，南齐宗室萧鸾刚刚篡夺帝位，齐政局迅速变幻，各种流言蜂起，边境有传闻称齐“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孝文帝有心乘机发动南伐，但负责政务的李冲和元澄二人反对，他们认为新都洛阳正在营建，暂无实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孝文也承认“襄阳款问，似当是虚”，曹虎未必真会投降，但他仍认为，即使没有适当的战机，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汉化改革密切相关。所以虽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动员准备，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战。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军分为四路，对南齐发起进攻，自西向东依次是：[9]
远西线：“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攻击汉中地区；稍后，驻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参与到进攻汉中的战事。这里是群山地带，军队行动缓慢，但魏军还是击溃了齐军的数座营垒，开始围攻南郑，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孝文帝在东线宣布撤军，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几路魏军相比，元英这一路战果最多，但因为地处西陲，对全局战事影响甚微。
西线：“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负责接应传说中的曹虎投诚。因为魏、齐边界距离襄阳尚远，这路魏军的任务是先攻占南阳郡。但魏军将领城阳王鸾、卢渊、李佐、韦珍等互不统属，卢渊认为军粮缺乏，难以远征，遂先围攻赭阳县（今河南省叶县附近）。几路魏军作战消极，顿兵赭阳城下三个多月。当齐援军即将赶到时，卢渊率先逃命引起溃败，被齐军追杀损失惨重。[11]
中线：“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在上游渡过淮河，试图攻占义阳城。义阳是南齐司州治所，守军据城抵抗，魏军迟迟不能破城。当南齐援军陆续赶到时，孝文帝的撤军命令也传达至此，魏军遂撤回淮北境内。[12]
东线：“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攻击淮河中游南岸的寿阳、钟离等城，试图在淮南取得立足点。孝文帝本人则率禁军驻扎悬瓠城，这里向西南是义阳战场，向东南是钟离（包括寿阳）战场，便于指挥协调。
对于魏军攻势，萧鸾朝廷的反应和刘宋时期的历次对魏作战相似，就是坚壁清野，严密防守边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时紧急增援被围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线各路都未取得明显战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没攻克，遂亲率主力渡过淮河。齐人对孝文亲征的感观见诸《南齐书·魏虏传》：
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楯槊，缀接以黑虾蟆幡。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13]
可见魏军对南方人造成的震慑，主要是其军马和力畜的众多。不过“三十许万人”的数字也有些夸张，《资治通鉴》在收录这段内容时，改为了“众号三十万”[14]。元宏在寿阳八公山流连赋诗，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这里兵败的苻坚。他应当从苻坚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冒险。随后，元宏主力循淮河东下，与正在围攻钟离城的元衍东路军汇合。
按照元宏的设想，魏军“将临江水”[15]，再现当年拓跋焘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时南齐主力崔慧景、裴叔业所部已开到钟离附近。而且三月将至，春水渐涨，齐军舰队已自海口驶入淮河，魏军主力有被隔绝于淮河南的危险。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况下撤军，一时颇有骑虎难下之感。但此时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冯诞病死于军中，次日元宏便借机宣布班师，结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齐军威胁之下，魏军主力的撤退极为狼狈，有万余名士兵被遗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岛之上，在向齐军交纳了五百匹战马之后，才被允许渡回北岸。[16]
对第一次南征的总结
元宏第一次南征历时近半年，虽然一度对南齐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最终却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歼敌战果，攻南阳的西路军还有重大伤亡。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战前准备不充分，时机选择不正确。在洛阳新都营建之际，难以进行充分的战备动员，就匆忙投入了战事。且战事开始时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马上就要来临，但元宏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全线进攻，平均使用兵力，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的。
第三，将帅选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门第和身份观念严重，选择将帅更多地重视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视军事经验。受命指挥中路军进攻义阳的刘昶是刘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会上从来都是诸王捉弄的玩物，却被委以方面之任；[17]西路军将领之一卢渊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和战争勇气，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为所动，最终酿成惨败。[18]
在班师途中，元宏也在总结这次南征的经验教训。当北返至黄河石济津渡口时，老臣高闾迎驾朝见，元宏在谈话中对自己的决策进行了辩护：
车驾还幸石济，闾朝于行宫。高祖谓闾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闾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
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19]
按元宏的说法，此次南征本是贸然之举，去年自己并未决心出征，但已经进行了征兵动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初到悬瓠时只是想观察一下前线形势，但又觉得有战机，就率主力渡过了淮河。至于未能取得任何战果，他归因于战事开始较晚，因进入春夏季节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战果应当不止于此。
高闾则认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够，“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营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尔，庶事草创”，建议暂时放弃对齐战事。孝文帝暂时没有接受高闾“良由兵少”的总结，他认为“实亦不少，但未获耳”[20]。
返回洛阳一年后，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决心再度发起南征。他与李冲等群臣讨论上次南征的教训，就采用了高闾“兵少”的解释。他说，太和十七年从平城南下时，自己“拥二十万众”，兵力充足，但因迁都之决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谓“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21]。这里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结的兵力。所以他认为，只要征发足够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对齐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南征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开始筹备第二次南征，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六月……壬戌，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丁卯，部分六师，以定行留。[22]
冀、定、瀛、相、济五州都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是北魏统治腹地，从这里征发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参见前文对薛虎子所辖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师”则是朝廷直辖的禁军，可见禁军部分留守洛阳，部分出征。此外参战的应还有南线边境戍兵。大致推测，参与出征的禁军，和边境原有的驻军，规模都应在十万左右。五州军队征发和集结都需要一定时间，六月进行征发已经留出了这个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军离开洛阳，正式开始第二次南征。
元宏吸取了前次南征战线过宽、兵力分散的教训，此次将主攻方向确定在南阳盆地和义阳地区。因为这里距离新都洛阳距离最近，威胁最为直接，而且前度魏军受损失最大的也是南阳方向。元宏亲率主力攻击南阳及汉水以北（沔北）地区，豫州刺史王肃受命攻击义阳。
魏军主力首先到达前度卢渊等战败的赭阳城。齐军依旧采取据城固守的策略。元宏留部分魏军围城进攻，自己带主力南下到达南阳郡治宛城，依旧留部分军队围攻，主力继续南下，分兵围攻新野。这样，沔北地区的大小城垒都被魏军分兵围困。孝文帝则率以骑兵为主的禁军往返于各城之间督战，并准备阻击自襄阳北上的敌援军。
围城战持续了三个月，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一月，新野城首先攻克。这意味着切断了南阳齐军的退路，引发了湖阳、赭阳、舞阴等城垒的齐军弃城遁逃，部分被魏军截获歼灭。到二月，宛城也被攻破。魏军完全占领了南阳盆地。齐军崔慧景、萧衍部从襄阳北上，试图进行反攻，但进至邓城时，被元宏亲率的骑兵主力迎击，齐军损失二万余人，被迫退回襄阳。关于魏军南征的兵力，《南齐书》云：
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23]
这个记载比较夸张。首先，此时刘昶已死，不可能参与。王肃所部主攻义阳，与元宏不在同一战场。且全部南征的魏军也不会有百万之众。《南齐书·魏虏传》又载“宏自将二十万骑破太子率崔慧景等于邓城，进至樊城，临沔水而去”[24]。对于魏军主力骑兵的数量也过于夸大。《南齐书·曹虎传》所载数字则相对真实：“……崔慧景于邓地大败，虏追至沔北。元宏率十万众，从羽仪华盖，围樊城。”[25]《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也采用了这个说法。
三月，南阳地区战事结束，元宏率禁军前往悬瓠城休整。此时东路军却遇到困难：王肃围攻义阳许久不能克城。齐军裴叔业部五万人渡过淮河，攻击魏南兖州治所涡阳城。涡阳属于王肃的都督区，[26]但距离豫州治所悬瓠较远，离徐州治所彭城较近，[27]所以徐州、豫州方面都有救援之责。徐州魏军首先赶到，被齐军击败。[28]元宏命豫州军傅永等前往解涡阳之围，又被齐军击败，损失万余人。王肃忙于攻击义阳，无力分兵，遂向元宏请求增兵救援涡阳。元宏却拒绝了这个请求，他声称：自己派兵少则无济于事，“多遣则禁旅难阙”，所以他命王肃以保住涡阳为重，义阳不能攻克便罢。王肃得此指示后放弃义阳之围，东上救援涡阳。据《南齐书·裴叔业传》：
虏主闻广陵王败，遣伪都督王肃、大将军杨大眼步骑十余万救涡阳，叔业见兵盛，夜委军遁走。明日，官军奔溃，虏追之，伤杀不可胜数，日暮乃止。[29]
王肃所部兵力应不会有十余万之多。《南齐书·裴叔业传》承认此战齐军战败，损失颇大，而《魏书·王肃传》则只记载“肃乃解义阳之围，以赴涡阳，叔业乃引师而退”[30]，未载其战果。
至此，夏季即将来临，元宏准备暂缓对南齐的攻势，他本人驻扎悬瓠城，待秋季再展开进攻。[31]去年夏季征发的五州士兵作战已近一年，需要换防，所以元宏在四月份诏命：“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以替换上一年的士兵。禁军骑兵也应当进行了相应换防，但史书未载。
到八月时，各州新兵已经抵达悬瓠，但元宏忽然病重不起，对齐战事只能中止。九月，魏军方面声称因为萧鸾新死，“礼不伐丧”，宣布撤兵。[32]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至此结束。
第二次南征的总结及余波
497—498年的第二次南征，魏军成功占领了以南阳、新野为核心的沔北地区，将边界南推到汉水附近。这是元宏等北魏君臣吸取了第一次南征教训的成果：
第一，提前进行广泛动员，确保参战的兵员数量，以及利用好冬季作战的“窗口期”；
第二，明确战役目标，集中兵力，在重点方向实现突破（沔北和义阳）；
第三，在攻击沔北地区时决策正确，围城和打援相结合。对于齐军据守城垒的情况，魏军并不采用步步推进、逐城攻克的战术，而是以主力推进至敌境纵深，对顽抗城垒进行分兵包围，以步兵进行长期围攻，骑兵主力则在战线前方运动，伺机打击敌援军。这种快速推进、同时攻击多城的方式，和467—469年慕容白曜攻青齐时逐城推进的战术很不相同。这是因为此次魏军投入的兵力很多，同时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使一线军队不必四出抢粮，可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战。
但此次魏军只占领了沔北，未能进占义阳，在淮南取得立足点，只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元宏对此的决策颇为奇怪，因为在王肃围攻义阳，齐军围攻涡阳之时，元宏主力军已经开进到离涡阳较近的悬瓠，他声称自己兵力不足，拒绝将禁军投入战事，可能是将禁军骑兵作为预备队，防范齐军进行反攻。但救援涡阳也是魏军机动部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之一，骑兵部队如对涡阳城下的齐军进行打击，正可发挥其野战优势，同时解除王肃部的后顾之忧，使其可以从容攻克义阳。那么元宏为何拒绝派禁军投入作战？他的这种保守心态，可能和总结了苻坚淝水之战失败的教训有关，所以坚持任何时候身边都要有足够强大的禁军武装。持重而不弄险，是元宏和拓跋珪、拓跋焘的很大不同。
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还有余波，就是在次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南齐试图夺回沔北之地，陈显达率四万齐军突破魏军防线，于二月攻占马圈城。[33]元宏不顾病情率兵救援沔北，击败陈显达部，歼灭齐军三万余人，再次将齐军逐回汉水以南。这就是元宏的第三次南征，但仅限于挫败南齐攻势，维持去年战事的既成局面。
总结 孝文帝改革与北魏政权转型
史书关于献文帝拓跋弘的记载极少，这可能和他与冯太后的矛盾、禅位及颇为可疑的死因有关，所以北魏正史对他的记载颇多隐讳。从仅有的一点记载看，拓跋弘在军事方面与拓跋焘有些类似，比如亲率主力远征柔然，他甚至还曾经试图进行全国总动员，对南齐发起征讨，但此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在他统治时期，北魏占领并巩固了青齐、淮北地区，政权的汉化进程在缓慢而自发地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方式复杂多样，并没有一种鲜明特征，和拓跋弘好战、笃信佛教、对冯太后的退让隐忍等表现一样，都呈现出含混、复杂的形态。而到了冯太后和孝文帝元宏的汉化（中原化）改革时期，特别是元宏迁都洛阳之后，随着北魏政权自身性质的急剧转变，三长制、均田制、官员俸禄制的实施，北魏政权能够充分地利用汉地的财赋、人力资源，且使百官生活摆脱了对战利品分配的依赖。所以北魏的军队变得更加中原化、正规化：制度化的后勤补给取代了抢掠冲动，汉人民户中征发的步兵数量大增，在对南战争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
直接影响北魏与南方（南齐）政权间关系的，是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迁都之前的十余年间，北魏与南齐之间基本保持了和平共处。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边境地区也呈现出安定和交流增多的态势。[34]但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马上发动了对南齐的大规模战争。在此后五年里，魏、齐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战事。虽然元宏在499年病逝，南齐也在两年后被梁取代，但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再也未曾中断，直到530年代北魏政权彻底解体。
出现这种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的原因：
首先，地缘政治及军事地理层面。当北魏定都平城时，淮河流域、汉水中下游地区属于极远的南方，根本无法威胁到北魏最重要的代北、河北地区。且淮河、汉水流域湿热多雨、终年不冻，河道和丛林太多，不适宜骑兵运动，所以北魏没有向淮河、汉水以南扩张疆土的冲动。但洛阳与淮河、汉水流域在气候、地理上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迁都之后很多鲜卑大臣都难以忍受洛阳夏天的暑热，而当他们适应了洛阳之后，淮河、汉水流域也就不那么陌生了。再者，当北魏定都洛阳之后，距南齐控制的南阳盆地、淮河中上游地区只有四五百里，这使得洛阳缺乏安全感，必须将边界线推进到淮河和汉水以南。孝文帝的三次南伐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
其次，制度和社会层面。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对汉地的控制力和资源的征发能力大为增强。在对南方战争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征发步兵的数量。在元宏的第二次南征之中，北魏在后方诸州两次征发一年期士兵，这种蕃兵在每年八月集结到前线战区，在秋冬季节进行作战，来年夏季则与下一轮士兵换防。在后来的宣武帝朝对梁作战中，仍在沿用这种战争动员模式。这种以征发步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进行时间较长的围城攻坚战，也可以驻防在淮河流域的城垒中进行持久防御，且适应当地水网、山林地形，是北魏军队向淮南扩张及坚守的最主要力量。
第三，文化层面。孝文帝元宏汉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在文化上改造拓跋鲜卑，使之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上全面汉化。伴随着这一过程，自元宏到高层臣僚都不再有拓跋焘那种“我鲜卑”式的自外于华夏的心态，开始把北魏政权看作继承了汉、魏、晋正统的中原王朝，实现对南方的统一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元宏前两次发起南征时，群臣多认为正在营建新都洛阳，不应过度征发百姓，但再无人质疑兼并南方的合理性。
在进攻南齐的战事中，元宏一直在刻意营造王者之师的仁义形象。他命令沿淮战区释放所有掳获的齐境民众，禁止魏境的百姓趁火打劫。[35]在进军到淮河以南的齐境之后，魏军还尽量从后方运来军需品，所谓“车驾巡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对齐境百姓也“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民稻粟无所伤践”[36]，这和拓跋珪、拓跋焘时代魏军赤裸裸的抢掠已完全不同，而它背后则需要一整套后勤保障体系。在第一次南征之前，元宏就已经对臣下坦言，他南伐的主要动机就是“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37]，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同样因为这种原因，魏军的第一次南征缺乏准备，军事上并不成功，才有了后来的第二、第三次南征。南齐方面的史籍虽不会正面记载元宏的这些道德表演，但《南齐书》在记叙495年魏军包围寿阳的庞大兵力时，也记载：“（元宏）不攻城，登八公山，赋诗而去。”[38]显露出某种诧异的心态，毕竟元宏的南伐和南朝人对魏军南下的记忆太不一样。
第二节 魏宣武帝初年的对南扩张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元宏病逝于第三次南征军中，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此时，南齐皇帝萧宝卷统治残暴，诛戮大臣，引发各地的反叛。500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投降北魏，魏军因此进占寿春，首次控制了这座淮河以南的军事重镇。501年，萧衍推翻萧宝卷代齐建梁，从此开始了梁魏之间（包括后来的东西魏）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对峙和战争。正始元年（504年），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得以占领汉中地区，使梁魏战争进一步升级。下面就结合北魏的战争动员方式对这一过程进行简要梳理。
500年魏军进占寿春与应急动员
景明元年（500年）初，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担心遭到萧宝卷诛杀，开始与北魏方面联系投诚。北魏的豫州与齐朝豫州隔淮相邻，治悬瓠城，刺史为薛真度，他及时将裴叔业的动向上报魏廷。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此时居丧，由元禧等大臣主政，当裴叔业将一个儿子送入魏境为人质后，魏廷紧急调兵向寿春进发。在给裴叔业的诏书中，魏廷声称：
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行往赴援。杨大眼、奚康生铁骑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书令肃精卒十万，络绎继发。[39]
元勰、王肃的“精卒十万”并非能一蹴而就，而且最终也没达到这个数字（详见后），属于檄文式的夸大之辞。北魏紧急调集的是边境豫州的傅永所部兵力，以及杨大眼、奚康生率领的禁军骑兵。下面做简要分析：
奚康生部。奚康生出自代北的部落大人世家，历任宗子队主、太子三校、西台直后，都属于典型的禁卫军官序列。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时，奚康生被划入豫州刺史王肃麾下，参与了围攻义阳的战斗，但这是战时的临时编组，并不意味着他属于豫州军事序列。自义阳撤军之后，奚康生应又回到了禁军序列之中。当魏廷决定进占寿春之时，“遣康生领羽林一千人，给龙厩马两匹，驰赴寿春”[40]。所部是羽林，赐给的马也来自御用马厩，说明奚康生禁军是从洛阳出发驰向寿春。
杨大眼出身武都氐人，孝文帝发起南征时才获得军职，之后在孝文帝的主力军中，参加过南阳和淮南地区的战事，靠战功逐渐获得提升。在出兵寿春之前，他的职务不详，但既然与奚康生同行，肯定也是从洛阳出发，属于禁军骑兵序列。
傅永所部。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时，傅永担任豫州刺史王肃的军府（平南府）长史之职，属于豫州本地军事序列。在第二次南征之战中，傅永参与救援涡阳，兵败后被免除官爵。但不久又被孝文帝起用，任“汝阴镇将，带汝阴太守”，汝阴属于豫州，所以仍是豫州军事序列。到裴叔业归降时，傅永也受命入驻寿春，属于诏书所谓“豫州缘边诸镇兵马”之列。但在接到进军诏命之后，傅永“与杨大眼、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同日而永在后，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赏列土，永唯清河男”[41]。杨、奚二人从洛阳出发，却比驻防边境的傅永先入寿春，似乎颇为怪异，但这不难理解：进占寿春的诏书是从洛阳发出，随杨、奚军队一起赶到豫州，傅永等还要集结、稍做准备方能成行，所以落在了杨、奚所部之后。
另外，据杨、奚、傅的本传，三人在开赴寿春之前都是“统军”之职。统军可能是孝文帝改革之后才普遍设立的武职，在军主之上，刺史之下，和郡太守基本平级，所辖兵力在千人到数千人之间。当局势需要时，这一级的部队可以进行迅速调发。
杨大眼、奚康生、傅永等进入寿春之后，王肃和元勰的部队并未及时赶到，因为大部队的集结和调动耗时更长。南齐方面获悉裴叔业叛降之后，曾试图集结重兵夺回寿春，但由于内部动乱未成。北魏进入豫州的先头部队仅有数千人，裴叔业旧部也多有不愿入魏者，所以奚康生等在寿春“防御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军乃至”[42]。之后，元勰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治所即在寿春。[43]
到十月，魏廷“诏寿春置兵四万人”[44]。这个数字与年初诏书宣称的“精卒十万”有较大差距，且从此时的形势看，四万的数量也不可能达到。因为齐军陈伯之部水军沿淮河而上，试图切断寿春与北岸的联系。此时傅永所部已经回到汝阴郡，他再次受命增援寿春，率三千士兵乘船沿汝水而下。但齐军已经封锁汝水入淮河口，傅永等在水口上游二十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适上南岸，贼军亦及”，终于连夜赶到寿春城。元勰对傅永来援深为感激：“北望以久，恐洛阳难复可见。不意卿能至也。”[45]这也可见当时寿春魏军数量寡少（可能尚不到万人），才会对三千援兵如此倚重。
次年（景明二年，501年），元勰被征入朝，王肃继任扬州刺史。[46]但此年七月王肃即病逝于寿春。任城王元澄继任扬州刺史。[47]为了巩固淮南，元澄实行了一些鼓励军心的政策。九月，魏廷宣布“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48]，可见寿春驻防军中多有贱民性质的营户，这也是因为一年期蕃兵不易临时征发，营户的征集调动则比较便捷。从元勰、王肃到元澄驻防寿春的短短两三年间，北魏挫败了齐、梁军队的反攻（501年正是齐、梁易代之际），并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张。
503—504年魏梁战事
进占寿春之后，北魏获得了在淮南的重要据点。按照孝文帝末年的趋势正是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好机会。但在世宗即位之后的数年内，朝廷上层的矛盾冲突非常激烈，难以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对于寿春这个在淮南的重要立足点，北魏上下的观念却非常一致，就是必须死守，不能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寿春驻防将帅的意见会对魏朝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景明四年（503年）夏，元澄向朝廷报告：梁军正在巢湖入长江的水口—东关修筑堤坝，准备抬高巢湖水位，使其向北倒灌寿春：
澄表曰：“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余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若贼计得成，大湖倾注者，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49]
这个判断建立在对淮南地形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因为巢湖所在的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之间存在着分水岭，即使人为抬高巢湖水位，也不可能使其北灌淮河。当然，梁军此时有可能修筑东关堤坝，抬高巢湖水位，那是为了使巢湖及其上游河道的水深便于行船，以便向前线运送军队和补给。另外，魏军占领寿春之后，梁军势必要防范其从水、陆两路进向长江，也会主动巩固巢湖（水道）、大岘（陆路）两个方向的防务，营建城垒等。这些措施都刺激寿春魏军产生了“大湖倾注”的恐惧，迫使其采取进一步攻势。元澄这个表章果然引起了魏朝重视。这年六月：
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50]
这里调发的二万人，应主要是一年期蕃兵。且调发季节周期也和孝文帝第二次南伐时的两次调发相同，都是夏季发布调发诏令，八月（仲秋）在战区集结完毕，乘秋冬季节展开攻势，到明年夏季完成战役行动，士兵复员回乡或者由下一批蕃兵换防。另外，诏书还提到“寿阳先兵三万”，比500年“诏寿春置兵四万人”的诏书还少一万，说明当初预定的部署计划并未完全落实。
到八月，两万戍兵赶到之后，元澄部下有了五万兵力，这是他进行对梁战事的全部兵力。除了元澄扬州军主攻巢湖、大岘方向之外，魏廷还任命元英为都督、征义阳诸军事，负责攻击义阳方向。这支部队的数量不详，可能略低于元澄所部，但得到了汝阴太守傅永所部的增援。
八月，东西两线魏军同时展开进攻。
东路，元澄所部主攻合肥和巢湖东关，为了防范梁军自历阳陆道来援，以一部兵力攻击大岘山的梁军城垒。事实证明，梁军在合肥到东关一带的兵力比较薄弱，并没有堰水北灌的工程。但大岘山一带守军比较强大，显然是为了防范魏军陆路袭击历阳。元澄部攻占了大岘附近的数座城垒，并击败了前来增援的梁军司马明素所部。
正始元年（504年）二月，当元澄部在南方战场获胜时，钟离方向的梁军乘虚西进，试图攻占寿春，[51]一度攻占寿春外城，留守魏军仓皇固守内城。此时萧宝夤所部受命增援淮南战场，刚刚度过淮河，与寿春守军合力驱逐了梁军，解寿春之围。此事引起北魏重视，元澄遂将攻击方向转为钟离城。
北魏朝廷命令元澄做好计划：如果钟离城中缺粮，应争取在三月之前攻克；不然延宕至四月淮河涨水，梁军可以从水路增援，甚至继续西上切断寿春后路，必然导致淮南惨败。但元澄坚持围攻钟离。梁军张惠绍等护送粮食试图增援钟离，遭到魏军迎击，张惠绍被俘。[52]但不久天降大雨，淮水暴涨，增援梁军陆续开到钟离，元澄仓促撤军，在班师回寿春途中遭到梁军追击，损失四千余人。寿春方向的南伐至此结束。
西路，元英所部围困义阳时，梁司州军队据城固守，曹景宗所部三万余人、马仙琕所部万余人相继赶来救援。魏军在围城的同时先后多次击败来援梁军。至正始元年（504年）八月，义阳梁军被迫投降，魏军乘势攻占周边的山地关隘。[53]围绕义阳的战事跨越了正始元年整个夏季，但魏军攻势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可能是因为义阳比钟离处在淮河上游，所以雨季涨水对义阳一带的影响有限，加之魏军占领着寿春，扼住梁军溯淮河增援义阳之路，使梁军只能从陆路前往，运输、行动能力都受到很大限制，使得义阳最终被攻克。
此次战事，魏军在淮南进占了合肥、义阳。这年年底，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得以占领汉中地区，梁州刺史邢峦甚至一度试图进攻蜀地。魏梁的战线已经推进到汉水、淮河以南，梁军则固守淮河下游南岸的钟离、淮阴等城池。
第三节 505—506年萧宏北伐与魏梁战事
梁军的进攻部署
随着梁武帝萧衍统治的逐渐稳固，梁开始对北魏的南下势头进行遏制和反攻。北魏正始二年，梁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朝开始准备进行北伐，梁武帝之弟萧宏被任命为北伐统帅。次年春，梁军在淮南对魏军展开全线攻势，目标是将魏军全面逐出淮南，攻占彭城、寿春和义阳。梁军的北伐序列是：东线，又分东西两路：
东路，从郁州岛（梁青、冀二州）跨海攻占朐山（今连云港），进而溯沂水北上青齐、兖州地区（即今苏北、鲁南地区）。这一路没有大型城市或山河地理屏障，属于策应性质。
西路，萧昞、张惠绍部，自淮河溯泗水而上，攻击淮阳、宿豫等城，最终目标是攻占彭城。中线，又分南北两路：
北路，是萧宏统帅的北伐主力军，包含徐州刺史昌义之所部（驻钟离），自钟离向西水陆并进，指向寿春。
南路，豫州刺史韦叡自历阳陆路北上，指向大岘、合肥方向，最终目标是与萧宏会师，以钳形攻势夹击寿春。
西线，号称三万军队从陆路进攻义阳。但这一路攻势一直很弱，史书中提及也最少。
此外，其他地区（如汉水流域）的梁军还进行过一些配合行动，但规模都不大。
关于梁军投入此次北伐的兵力，史书没有正面记载。《南史》在记载萧宏与诸将的对话中，曾提及其所部为“百万之师”[54]，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此前的东晋、宋、齐北伐，投入淮河流域的兵力从未超过十万。即使梁武帝这次动员非常充分，也不可能超过二十万人。且这些士兵分散在至少五个方向上，萧宏本部军的数量只能更少。
魏军的防御和反击
为应付梁军攻势，北魏最初是从边境驻军中互相调拨。三月，原驻防沔北地区的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被紧急调往东方，解救宿豫之围。但到四月时，魏之荆州又遭到梁军攻击，由于州军被调往东方战场，魏廷只能急调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所部迎击，将这支梁军击败，维持了魏军对沔北的控制。
鉴于梁军在淮河流域的攻势日益增强，四月，魏廷任命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众十万讨之，所在皆以便宜从事”[55]。元英的都督区虽然包含了扬、徐二州，但主要的作战区域仍是以寿春为中心的扬州，对于稍东的徐州战区少有直接指挥。另外，元英所领的“十万”军队也未必是实数，因为北魏方面并没有这样庞大的机动兵力。进入五月之后，淮河流域的魏军节节败退：
东线东路，六月，来自郁州岛的梁军桓和部攻克朐山，并溯沂水北上，进入鲁南山地，在山区设立据点，并招纳当地民众从军。
东线西路，五月，梁军张惠绍部攻克宿豫、下邳，向徐州治所彭城进军。[56]魏廷任命正在丁忧的奚康生救援徐州，“领羽林三千人，骑、步甲士随便割配”[57]，羽林为禁军骑兵，“骑、步甲士”则可能是沿途州郡及徐州可以抽调的兵力。可见在紧急动员的情况下，北魏方面尚来不及详细统计可以投入前线的具体兵力。奚康生部到徐州之后首战击败梁军，迫使其退保宿豫。彭城因此暂得保全。
中线南路，韦叡所部于五月攻克合肥，但不知何故，这路梁军并没有北上进攻寿春、策应北路萧宏的攻势。
中线北路，五月，萧宏主力攻克梁城、逼近寿春。这引起了魏宣武帝的焦虑，他给元英的信中提及：魏军将领对敌情判断有误、行动迟缓，才造成了如此被动局面。如今动员起来的军队已经有十五万人之多，但这些军队何时才能投入战场？漫长的战线上，又该以何处为重点？
诏英曰：“贼势滋甚，围逼肥梁，边将后规，以至于此。故有斯举，必期胜捷，而出军淹滞，肥梁已陷。闻之惋懑，实乖本图。今众军云集，十有五万，进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复当远近？竟以几日可至贼所？必胜之规，何者为先？故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58]
《魏书》没有收录元英的回信，所以不知他对形势做出了何种判断。但随后魏军对徐、扬战场采取了均等的重视。六月，邢峦被派往指挥东线徐、兖战场，他曾在汉中与梁军作战，和元英一样比较有对南方作战的经验。七月，随着援军陆续抵达寿春，元英开始正面迎击梁军，魏军在阴陵击败了一支梁军先头部队，斩获五千余人，遏制了其向寿春进攻的势头。[59]此战使萧宏丧失斗志，屯兵梁城、洛口不进（洛口为洛涧水入淮之口，在寿春东）。
同在七月，北魏又“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60]。这和以往大规模征发蕃兵的季节、方式完全相同。当进入八月之后，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受命“督后发诸军以赴淮南”[61]，但元诠并没有出现在前线指挥官序列之中，所以他的任务可能是将河北地区征发的十万蕃兵送到寿春，交给元英指挥。
北魏援军抵达前线之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转折最先发生在东线，八月，邢峦军队击败了桓和所部，拔除了一系列据点，肃清了沂水流域的梁军。邢峦部随后移师徐州，与奚康生部合兵夺回了宿豫。梁军张惠绍部弃城逃往淮南。东线的威胁基本解除。[62]宣武帝命邢峦“率二万之众渡淮”[63]，配合元英对萧宏的战事。但在九月邢峦部尚未渡淮之际，萧宏便弃军逃回江南，造成前方梁军大溃败，被魏军“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64]。和南朝史书对兵力的习惯性夸张相比，《魏书》记载的这个数字是比较真实的。西路围攻义阳的梁军获悉主力溃败，也撤回境内。至此，梁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
元英进攻钟离失败
挫败萧宏主力之后，元英迅速向东推进，准备攻占钟离城。按照元英的计划，魏军应乘胜扩大战果，占领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首先就要拔除钟离。宣武帝为胜利所鼓舞，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并继续命邢峦所部加入元英军中。
但邢峦对此表示反对。他给宣武帝上表分析，淮南魏军的粮秣不足，梁军“虽野战非人敌，守城足有余”，如果逐城攻取，势必难以奏效，且钟离、淮阴、广陵等城池靠近敌境，即使攻克也难以长期保守。而元英所部将士经过夏、秋两季的征战，“疲弊死病”，战斗力削弱，不堪再战。宣武帝似乎部分听取了邢峦的意见，不再试图全面占领江北，但仍坚持攻占钟离，他催促邢峦从速归入元英序列。
邢峦再次上书陈述其意见。他说，淮南魏军的粮食只能维持八十天，无法维持长期围困钟离；前线士兵参战时穿的都是夏装，如今渐入冬季，尚无御寒衣被。且钟离有淮河天险作为屏障，之前孝文帝、元澄两度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此次也未见胜算。他还提出，如果坚持进攻淮南，不如大胆弄险，乘梁军没有准备之际“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反倒有可能得手。[65]此时元英所部已经开始围攻钟离。宣武帝见邢峦坚持己见，终于批准其回朝的请求。
守钟离城的梁军只有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所部数千人。攻城魏军共有十万人，低于投入战争的总兵力，这可能是受后勤补给的制约。元英命令在淮河上建造了木桥（而非浮桥），以便物资运输到钟离城下，同时也阻隔梁军舰队从淮河来援。梁武帝派曹景宗救援钟离，韦叡也受命从合肥赶赴钟离，加入曹景宗部，据说参战梁军达二十万之多。[66]双方在钟离城下连续激战。
在淮南维持这样的作战规模仍是北魏的极大负担。到冬末时，宣武帝已经不看好钟离战场（邢峦回朝之后，应当对宣武帝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诏命元英准备班师，因为“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元英回信报告，当月钟离一带“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但他坚持认为，到来年二月末或三月初时一定能够克城。为了应对降雨和涨水，他要求加高淮河上的木桥，同时加紧造船，并增修一座浮桥以防不测。
随着二人的书信往还，时间已经进入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春，元英预计的克城日期也逐渐推迟到四月末。但到三月底时，淮河突然涨水，梁军战舰乘水势破坏了桥梁。与淮北交通断绝引起了魏军的惊恐，加之已连续作战近一年，魏军战斗力已极大削弱，在梁军攻击之下全线崩溃，纷纷弃营逃命，在梁军追杀之下，“士众没者十有五六”[67]。元英与残部逃回寿春。梁军此次也吸取了元英的教训，不再进攻寿春。此次魏梁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
505—506年的魏梁战事总结
此次战事结束后，双方态势与开战前变化不大。相对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梁军夺回了合肥，阻断了寿春魏军南下之路，为历阳的长江渡口提供了保障。双方在战争中都暴露了一些弱点。
梁军：在此次战争的两个阶段，即505年春夏的进攻和505年秋至明年夏的防御阶段，梁军都有之前宋、齐对魏战争的先例。但在宏观战略和具体战术方面，此战仍有较明显特点。
此战前期梁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以缺乏战争经验的宗室萧宏担任前线统帅，其怯懦导致了梁军坐失战机和惨败。第二阶段的钟离防御作战，没有了无能宗室的掣肘，前线统帅曹景宗、韦叡等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才实现了胜利。但梁武帝萧衍并未从此战吸取足够的教训。此后梁朝的北伐，也多以其子侄为统帅，极少有值得称道的胜利。这是梁武帝总结了宋、齐易代的经验，防范武将坐大而采取的制约手段—毕竟萧衍本人也是从雍州刺史起兵夺权的。前线统帅无能，梁朝将领需要更多地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但梁武帝本人的军事素质也不高。他在起兵夺权之前，曾经历过两次魏齐战事，但都表现不佳（梁朝正史对萧衍进行了不少粉饰，但仍无法掩盖）。他起兵反对东昏侯萧宝卷的战事，仅在攻击郢城上就耗时数月，其运筹能力和实战经验都比较平庸，只是因为萧宝卷更为昏庸无能，才使得萧衍成功夺权。这一素质“短板”造成梁武帝执政数十年间的对外战争都无甚建树。当然，萧衍为帝有其所长，就是处理内政，特别是防范武人势力崛起、消弭统治阶级上层的冲突，使得梁朝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安定局面。但萧衍最终被叛将侯景的数百人武装以戏剧性的方式攻占都城，身死国灭，仍和他平生的这一“短板”有关。
战术方面，此次梁军的经验积累，主要表现在依托河流作战的战术运用方面。在前期韦叡所部进攻合肥时，就先修堤堰提升肥水水位，[68]然后“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69]，驶到城墙边直接攻城。此举比步兵的攻城器械效率高很多，所以顺利攻克合肥。到梁军解救钟离之围时，为了突破魏军在淮河上的桥梁及木栅，也建造了和桥梁一样高的战舰，乘涨水破坏了魏军桥梁。此后，以战舰直接临岸攻城的战术（往往结合修筑堤堰，以及使用“拍杆”毁坏城墙），在梁朝及陈朝的战争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筑堰抬高上游水位以便攻击的战术，在此后也应用得越来越广，最极端的表现则是梁武帝在514—516年修筑的截断淮河的淮堰。
魏军：从战术和动员形式上，宣武帝时期的北魏军队已经习惯了在淮河流域的战争，其具体形式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攻坚战、守城战。北魏在后方征发一年期戍兵的制度也已经定型，且与对南战争季节规律相吻合。
此次魏梁之战北魏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朝廷（皇帝）与前线统帅之间的沟通、协调。此前北魏皇帝大多有亲临战场指挥的传统，但从宣武帝开始皇帝不再离开都城，与前线统帅之间的联系需要靠书信和特使传达。后方朝廷要从维持战事的资源、各战略方向的均衡出发，进行综合考量；前线统帅则只关注局部战场，且往往受到立功冲动的驱使，不惜将战争扩大化。宣武帝即位以来元澄、元英两次兵败钟离，都是由此引发。
这一特点又和北魏的政治形势、军事特点有直接关系。自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一直是君主集权的政治模式，边防兵力、补给也都由朝廷统一筹措，由后方州郡供应，边州将帅没有拥兵自重的可能。而东晋、南朝边境将帅（都督或刺史）独立性相对较强，较多地依靠本辖区资源维持军力。这使得南方将帅对于战争比较谨慎，以避免造成“自己的”力量损失。而对于北魏将帅，军队皆是国家所有，战败的损失与己并无切身关系（虽然可能受到降职等处分），战胜则仕途顺利，所以往往会贸然发起战事。且北魏军队调动速度快，可以很快从后方援助前线，而南方水运缓慢，就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北魏的边境将帅也更敢于发动攻势，并向朝廷请求更多的兵力，最终酿成506年钟离之战式的大会战。
505—506年的魏梁战争，是南北方在江淮之间战事中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的魏宣武帝、明帝朝，双方间还有一系列战争，但战略战术及动员方式再未有创新。作为孝文帝元宏的继任者，宣武帝全盘接受了其改革成果，以及对南方政权的对峙、战争态势。但元宏改革的负面效果也在逐渐显现，最严重的是重文轻武的风气蔓延，终于导致六镇士兵起义，瓦解了北魏统治。
[1] 《魏书·高祖纪下》：“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己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第172页）这七州是临近南齐的战区，也是洛阳周边地区，在将来的战事或者迁都事业中，都是负担较重的区域，免征军粮的政策颇难理解。也许是考虑到大部队会长期驻留这几州，届时将直接向当地居民筹措粮秣；也许是当地征发的士兵及民夫较多，本身就要形成对粮食的大量消耗。
[2] 《魏书·高祖纪下》，第172页。
[3]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八月……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110页）《魏书》卷一百五《天象志二》：“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2368页）
[4] 《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5]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6] 《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第1399页。本传没有载此事具体时间，但此时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从其本传的任职情况看，应是从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营建洛阳，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师之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应是494年之事。
[7] 《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第104页。墓志此事之后才有“既而从县洛中”，即正式迁都洛阳，亦可证此事应在494年。
[8] 以上见《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9] 以下关于进攻部署的引文见《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页。
[10]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第496页；卷七十《刘藻传》，第1550页。
[11]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2] 《南齐书·魏虏传》：“遣（王）肃与刘昶号二十万众，围义阳”（第994页）。按，攻义阳的魏军不可能有这么多。可能是因为萧衍参与了解救义阳的援军，而《南齐书》成于梁代，遂大大夸张了萧衍的战功，顺便拔高了魏军的数量。
[1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页。
[15] 《魏书·高祖纪下》，第176页；《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附萧鸾》，第2168页。
[16] 《南齐书》卷五十一《张欣泰传》，第883页。
[17]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08页。
[18]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9] 《魏书·高闾传》，第1208页。
[20] 按，“获”字后似有脱漏，而“愿从容伊瀍”似是衍文，为误抄上文高闾语所致。
[21] 以上见《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2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2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7页。
[24] 《南齐书·魏虏传》，第998页。
[25] 《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第563页。
[26]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第1409页）
[27] 《南齐书·裴叔业传》：“涡阳，虏南兖州所镇，去彭城百二十里。”（第870页）
[28] 《南齐书·裴叔业传》：“伪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虏新至，营未立，于是大败。广陵王与数十骑走，官军追获其节。”（第871页）但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广陵王羽传》，元羽当时为青州刺史：“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第550页），不可能赶到涡阳。当时魏徐州刺史应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第589页）。但元愉年少，统兵者应另有其人。
[29] 《南齐书·裴叔业传》，第871页。
[30] 《魏书·王肃传》，第1410页。
[31] 《魏书·广陵王羽传》，载元宏此时给元羽的诗体信：“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第550页）
[3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4页。
[33] 据《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马圈城在襄阳北三百里，见第4462页。
[34] 虽然边界地区醴阳发生过蛮族酋长的叛变，引起双方间规模不大的战事，但在战事结束之后，北魏的大臣向太后和元宏坦承：挑起战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齐的反应合乎道理，所以北魏应当主动遣使恢复两国关系，冯太后和元宏也采纳了这个意见。见《魏书》卷五十五《游明根传》，第1214页。
[35] 《魏书·高祖纪下》：“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第176页）。淮北之民即北魏境内之民，此举是禁止北魏边民借机劫掠齐境。
[36] 《魏书·高祖纪下》，第186页。
[37]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38]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39] 《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第1567页。
[40]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第1630页。
[41] 《魏书·傅永传》，第1552页。
[42] 《魏书·奚康生传》，第1630页。
[43] 按，因为宣武帝初年北魏上层政治斗争极为激烈，《魏书·世宗纪》对这数年内地方刺史调动的记载几乎阙如，只能根据诸人本传拼合。《魏书》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传》：“景明初，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诏勰都督南征诸军事，余官如故，与尚书令王肃迎接寿春……又诏勰以本官领扬州刺史。”故元勰应当是北魏在寿春的首任扬州刺史，见第578页。
[44] 《魏书·世宗纪》，第192页。
[45] 《魏书·傅永传》，第1553页。
[46] 《魏书·王肃传》：“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还京师，世宗临东堂引见劳之……寻以肃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余官如故。”（第1411页）按，元勰离任、王肃继任之间，元英曾短期代理扬州刺史，见《魏书·元英传》：“司徒、彭城王勰镇寿春……勰还，诏英行扬州。”（第496页）当时可能是王肃和元勰一同回朝复命，由元英代理淮南事务。
[47] 《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秋七月……壬戌，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王肃薨”（第194页）。《魏书》卷五十九《萧宝夤传》：“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也，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第1313页）可见王肃死后，元澄立即继任。
[48] 《魏书·世宗纪》，第194页。
[49]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71页。
[50]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72页。
[51] 《魏书》只载这支梁军为姜庆真所部，未提及其来源。《梁书》则根本未载此事。但据《魏书·萧宝夤传》（第1314页），萧宝夤受命为东扬州刺史，驻防东城，而他渡过淮河时，东城已被梁军攻占，可见姜庆真所部是从东方赶来，以当时形势判断，很可能来自钟离城。
[52] 按，504年张惠绍被俘之事，在《梁书》中都无记载，但《魏书》的《元澄传》《岛夷萧衍传》等都有记载，且《元澄传》详细记载了魏朝同意放张惠绍还南的过程，应确有此事。505年梁军北伐时，张惠绍亦在军中。
[53]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4]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萧宏传》，第1275、1276页。
[55]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6] 这一路梁军规模，《魏书》中有不同记载，《世宗纪》载“衍将萧昞率众五万寇淮阳”（第201页）。《奚康生传》则载“临川王萧宏，副将张惠绍勒甲十万规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领众二万，水陆俱进”（第1631页）。实际萧宏主力指向的是扬州（寿春），张惠绍和萧昞的出击方向相同，应是同一路。
[57] 《魏书·奚康生传》，第1631页。
[58]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9] 《魏书·世宗纪》：“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于阴陵。”（第203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胡三省注，认为阴陵在全椒县，见第4563页。但全椒在建康对岸，此时魏军绝对不可能运动到全椒。此阴陵应当在合肥以北，《梁书·韦叡传》载其从合肥救援钟离时，“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第223页），可见此阴陵在合肥与钟离之间。《水经注疏》卷三十《淮水》载淮水经过寿春之后，“又北迳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第2530页）。可见此阴陵在寿春以东、钟离以西。且《梁书·韦叡传》载其攻占合肥后并未北上，所以阴陵这一路失败的梁军，应是来自萧宏所部。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关于此次魏梁之战的地图，对阴陵的方位标注是正确的。另，《魏书·世宗纪》所载之“徐州刺史王伯敖”，在《梁书》中却找不到对应材料。因为梁有南、北徐州，此时的北徐州刺史是昌义之，正在萧宏进攻寿春的主力军中，南徐州刺史历来由宗室重臣担任，此时是豫章王萧综，且未参加此次北伐。
[60] 《魏书·世宗纪》，第203页。
[61] 《魏书·世宗纪》，第203页。
[62] 按，史书对于张惠绍部放弃宿豫的时间记载颇为混乱，《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亦不加甄别，重复载入。胡三省注则认为是萧宏主力在梁城溃败之后，才引起张惠绍放弃宿豫。但据《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载魏宣武帝给邢峦的诏书：“淮阳、宿豫虽已清复，梁城之贼，犹敢聚结……”（第1444页）可见在邢峦驱逐张惠绍、夺回宿豫时，梁城的萧宏军队尚未败退，当然，这两事的时间差可能较短。这个记载来自当时诏书原文，应当比较可靠。
[63] 《魏书·邢峦传》，第1444页。
[64] 《魏书·元英传》，第500页。
[65] 以上见《魏书·邢峦传》，第1445页。
[66] 《梁书·韦叡传》：“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第223页）卷十八《昌义之传》则云：“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来寇钟离。……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韦叡帅众二十万救焉”（第294页）。可见梁军方面不太了解魏军确切数量，做的估计也比较夸大。两处都载梁军总数二十万，但这个数字也很可能有夸大，由于没有别的史料，姑且从之。
[67] 以上见《魏书·元英传》，第500—501页。
[68] 此肥水不是流经寿春入淮的肥水，而是流经合肥入巢湖、长江，《水经注疏》卷三十二称为施水，见第2690页。
[69] 《梁书·韦叡传》，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