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拓跋北魏战争模式的三次转型
自前秦解体，拓跋珪重新立国，到528年河阴之变北魏统治瓦解，其间历时近一个半世纪。这个过程中，拓跋北魏政权一直在经历向南扩张的过程，大趋势指向中国的再度统一。但在不同阶段，拓跋魏向南扩张的动因、速度并不完全相同，这又和拓跋北魏政权自身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即拓跋人的社会结构、北魏的政权结构在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南方扩张的动力、方式和速度也有区别。
这种社会、政权结构对军事扩张的影响，可以分为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影响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掠夺财富。北魏政权从早期到中期（拓跋珪到拓跋弘时代），为劫掠财富而发动对外战争的动机比较明显。二是政权支持战争的手段即战争动员方式。北魏占领中原之后，汉地的军事资源支持着北魏的持续向南扩张，而北魏政权中原化程度越高，可以利用的中原军事资源也越多。文化层面，在北魏政权早期，统治者尚保留着较多塞外游牧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将南朝看作“非我族类”的他者，对南朝的通使或者战争也多受好奇心驱使。而在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魏统治者已经把自己看作中原文化的正统，将南朝看作势不两立的僭越者和挑战者，急于进行“大一统”的战争以实现天下归一。北魏解体之后，北齐、北周、隋仍在沿袭这一进程，直到隋的统一。
本书第一编已经谈及，草原游牧族“原生态”的骑射战术与草原早期部落联盟的松散政治形态有直接关系。其主要特征是：
政权形态，是部落联盟而非君主集权体制，传统习俗仍有较大影响，缺乏统一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兵员构成，“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农（牧）闲时节全民皆兵，参战目的多是为抢劫战利品。
单兵战术，以骑马射箭（骑射）为主，极少采用骑兵冲击作战。
集体战术，以游击、袭掠为主，极少采取正面作战。
这些特征在西汉时的匈奴帝国最为典型。但在中原骑兵探索出冲击战术之后，游牧族仅凭骑射已经无法与中原对抗。所以东汉至魏晋时期，塞外游牧族在与中原的合作与冲突中，开始学习汉地的集权政治模式，以便能够推行骑兵冲击战术（当然，战术转型并非游牧族政治走向集权化的唯一目的）。到西晋末，才由内迁的匈奴、羯胡彻底实现了这个转型，建立起汉化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同时实现了骑兵的冲击战术转型。崛起较晚的拓跋鲜卑，则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政权结构和战术形态的转型。
和十六国多数政权类似，北魏也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但和以往建立十六国政权的匈奴、羯胡、慕容鲜卑、羌、氐等族类不同的是，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之初，尚保留着比较“原生态”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相对较弱，即所谓“中原化”（或称汉化、封建化）程度较低。在其统治中原的百余年时间里，才逐步实现了文化、政治结构的中原化，并对之后的北齐、北周直至隋唐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拓跋人的历史也是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典型个案。而且关于十六国诸政权的史料记载非常缺乏，《魏书》却保存了拓跋部和北魏王朝的较详细史料。所以通过拓跋政权的历程，可以总结从草原游牧族到中原王朝的战争转型规律。本编将拓跋魏战争形态划分为三个转型阶段：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从草原时期到占领中原之初：早期战术形态以骑兵为主，需要经历从骑射到冲击的战术转型；政权形式上从部落联盟的松散政治形态向君主集权的政治形态过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代人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对中原的长期占领中：兵种形态上,组建和使用步兵，总结大兵团持久战、攻坚战经验；政治形式上,强化基层政权的控制力，深化对汉地居民的统治，以便利用中原的财赋、人力等军事资源，进行中原传统形式的战争。从拓跋珪进占中原之后，到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前，北魏军政体系都在进行这个转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武帝拓跋焘和献文帝拓跋弘时期的战争。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与南方政权在淮河—汉水流域的长期作战中。这一时期北魏（或东、西魏至北周、北齐）政权形态的汉化已经比较彻底，所以政权结构已无较大调整。主要的转变发生在对南方战场形态、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上。在水网、丛林地区作战，兵种上要以步兵为主，同时探索在这种地域使用骑兵和舟楫水师的经验。地理因素方面，要适应涉渡、浮渡江河，架设浮桥，开掘或修筑堰坝等工作，直至组建大规模舰队，适应长江中的正面水战。从元宏迁都中原直到北魏灭亡，魏军都在进行这一阶段的适应和转型。北魏灭亡后，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政权依然在进行这一过程（当然，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军政模式不尽相同，但大趋势则类似），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下面对拓跋北魏的三次转型动因进行讨论。
第一节 拓跋伐燕之战的战争形态
在苻坚的前秦王朝崩溃之后，被前秦征服的鲜卑、羌等各族纷纷立国，慕容垂在河北地区建立了后燕王朝，拓跋珪则在代北草原重建起游牧政权。拓跋珪原本向慕容垂称臣，但随着实力壮大，双方间的冲突逐渐增强。随着后燕军惨败于参合陂和慕容垂离世，慕容宝继位，拓跋珪开始准备攻灭后燕，入主中原。
拓跋人在进占中原时，已实现了向骑兵冲击作战模式的转型，但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方式还保留着草原时期的诸多特征，并未完全适应中原地区的战争。这主要表现在：兵种以骑兵为主，兵员以“全民皆兵”的部落成员为主；后勤方面缺乏统一、有效的保障体系，难以维持持久的攻城战。这使得北魏军队在河北地区的战斗旷日持久、极端艰苦，且未能最终消灭慕容鲜卑，所以向北、南方撤退的慕容氏残余又在辽西与青州分别立国。
魏—后燕的政权结构及战备特征
拓跋珪领导的伐燕之战从北魏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历时近一年半。战事基本可分为两阶段：皇始元年八月至九月攻占并州（约今山西）为第一阶段；皇始元年十月至天兴元年正月为第二阶段，战事都在河北平原上进行，燕军据守中山、信都、邺城与魏军对抗，最终以魏军占领河北告终。
参与伐燕战事的拓跋兵力达四十余万。此时拓跋珪刚复国十余年，统治区域仍以代北草原为主，动员的兵力与百年前拓跋部全盛时“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水平相当，[1]仍有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族“全民皆兵”的特征。其优势是在发动全面进攻时可以动员集结起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而广阔的河北平原缺少天然险阻，正利于拓跋骑兵驰骋作战。
但草原骑兵的长项是野战而非攻城。首先，因为骑兵需要照料战马，难以进行长时间阵地战，如在较晚的520年代，长孙稚受命讨伐关西叛军，“所领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2]，这虽是北魏后期事例，但骑兵的运用原则是相同的。其次，草原骑兵长期生活在塞外，对内地的城防体系比较陌生，也缺乏进行持久阵地战的经验。在魏燕战争二十年前的370年代，前秦王朝统一北方之时，苻坚曾向拓跋人的使者燕凤询问：草原部族的军事优势究竟在何方？
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
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3]
所谓“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即草原骑兵没有专门的后勤补给体系，全靠抢掠获得军需。燕凤还提到，拓跋人举族集结的时间在七月，“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此后的秋冬时节才便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季节性和非专业化特征，都不利于在中原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城池攻坚作战。
后燕方面也试图根据魏军的特征寻找对策。魏军进占并州后，后燕君臣几乎都认为魏军骑兵的机动性强，而平原便于驰骋，所谓“魏军多骑，师行剽锐”，“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从而提出两种对策：一是中山尹苻谟、尚书封懿的“阻关距战”之策，即扼守太行山的山间隘口，阻止魏军进入平原；第二种是中书令眭邃及慕容麟的策略，主张坚壁清野，“修城积粟”，固守城池作战，而魏军骑兵“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军粮耗尽后只能退兵。燕帝慕容宝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4]
以当时形势判断，“阻关距战”之策并不现实。因为太行山间的隘口、谷道众多，难以全部驻兵坚守。以骑兵为主的魏军机动性极强，完全可以从燕军疏于防范之处突入平原。所以依托城池作战比较现实。当魏军进入河北后，驻防邺城的燕将慕容德准备出城作战，其部属认为“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建议“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待魏军粮食耗尽时再展开反击，慕容德也采纳此策。[5]
当然，做出这个决策的燕朝君臣都认为拓跋军队还停留在纯粹的草原游牧状态，不想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足，只是进行一次劫掠而已。他们对拓跋人现状的认识比较正确，但对拓跋珪的意图则判断有误：拓跋珪正是为占领中原而来。以当时拓跋人的政权规模看，这个计划显然过于超前，他们还不熟悉汉地管理编户齐民、征收粮赋的一整套制度，只能在战争中逐渐学习。所以河北之战呈现为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消耗战。
魏军兵力规模：《魏书·太祖纪》载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此外尚“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6]，这支进攻幽州的军队显然没有算在四十余万之内。但在攻占晋阳之后，魏军要留一部分兵力占领并州和扫清燕军残余，所以参与进攻河北的兵力为三十余万。[7]《魏书》没有详细记载这些部队的编制，从有限的史料推测，非拓跋珪直辖的独立作战部队至少有两支：
一是卫王拓跋仪所辖的“五万骑”，进入河北后负责进攻邺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长期活动于河北南部；[8]
另一支是王建、李栗所辖的“五万骑”，在从晋阳向河北进军时充当前锋，进入河北后则受命进攻信都（冀州治所）。[9]皇始二年（397年）正月占领信都之后，两人就归入了拓跋珪的直属部队，一起攻击中山。所以三月慕容宝从中山逃走时，王建就在拓跋珪身边，而李栗则参与了追击慕容宝。[10]
除以上十万骑之外，所余二十万人应是拓跋珪直辖的兵力，且应全是骑兵。因为两支偏师尚且都是骑兵，拓跋珪所辖的主力也应当是，如此，则参与河北战事的三十余万拓跋部队都是骑兵。拓跋珪主力主要活动在中山及周边地区，也参与过攻占信都的战斗。直辖部队中有著名的将领长孙肥，其他情况则不详。
燕军兵力和分布：皇始二年（397年）二月，燕帝慕容宝曾伺机发起进攻，他在中山城中集结起的兵力有“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这几乎是后燕都城中的全部兵力，其中还包含了刚从信都逃来的慕容凤所部。
慕容德驻防邺城的兵力不详，但《晋书·慕容德载记》中提及他从邺城撤往河南时，共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11]，这些鲜卑家庭能提供的兵力大概在三四万左右。则后燕当时全国总兵力应为二十余万。但各地郡县的武装过于分散，在拓跋骑兵席卷之下，几乎没有抵抗能力，长期坚持固守的还是信都、中山、邺城三座城池中的主力军。
魏军对城池的攻坚战
在魏燕战争中，以骑兵为主的魏军几乎没有城池攻坚战的能力和经验。燕军据守城池，使战争拖延了一年多时间。而且细寻后燕几座重要城市—晋阳、信都、中山、邺城的陷落，都不是因为魏军的强攻，而是燕军统帅丧失战斗意志弃城逃亡，或者城中粮储耗尽、不战自溃。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晋阳是后燕在太行山以西唯一的军事重镇。当皇始元年（396年）九月魏军从代北直指晋阳时，燕并州牧慕容农并没有固守晋阳的准备，他先出城与魏军作战，失利之后弃城逃归中山。关于后燕放弃晋阳，史书有不同记载，《魏书》云慕容农主动放弃：
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已而罢还。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12]
《晋书》则载燕军内讧使得慕容农无法入城：
魏伐并州，骠骑农逆战，败绩，还于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距之。农率骑数千奔归中山，行及潞川，为魏追军所及，余骑尽没，单马遁还。[13]
《资治通鉴》似兼采两说，但又有增加：
戊午，魏军至阳曲，乘西山，临晋阳，遣骑环城大噪而去。燕辽西王农出战，大败，奔还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拒之。农将妻子帅数千骑东走……独与三骑逃归中山。[14]
魏军“乘西山，临晋阳，遣骑环城大噪而去”的记载，很生动地表现了魏军骑兵初临时炫耀武力，且对坚城无可奈何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如慕容农据城坚守，可以长期对抗魏军，但由于当地人对慕容鲜卑抱敌视态度，且城内粮储缺乏，[15]导致慕容农不敢做长期坚守的计划。而野战正便于北魏骑兵发挥优势。在慕容农弃城逃奔的过程中，又被魏骑追击，几乎全军覆没。
皇始元年（396年）十一月，魏军从并州进入河北，“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16]。这三座城池是燕军的重点设防区。其他城邑则因缺少兵员和粮储，没有抗拒魏军的能力。但魏军始终未能对三城展开强攻，而魏军在试图围困三城的过程中，也因缺粮而不得不到处辗转就食（实际是抢掠），因而无法实现对城池的长期、有效围困。
拓跋珪初到河北时，发现中山城池坚固，难以攻陷或封锁，决定先集中主力进攻信都。皇始二年（397年）正月，魏军“引骑围之”，燕冀州刺史慕容凤丧失斗志，“逾城奔走，归于中山”。此后一年时间，燕魏两军围绕邺城和中山展开了持久交战。至于长期转战于邺城周边的拓跋仪所部五万骑兵，史籍对其记载较少。所以我们只能从拓跋珪主力对中山的战事来观察这一时期的魏军作战特征。
中山围城的战事
在皇始元年（396年）十一月，魏军刚刚进入河北平原之际，拓跋珪主力就第一次尝试包围邺城。但慕容宝固守城池，不肯出城交战，拓跋珪认为“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遂从中山撤军，将行营安置在中山东南三百余里的鲁口城（今河北衡水市饶阳县）。此时魏军主力的主要工作是从河北各郡县征集粮食，以支持大军渡过冬季。魏军主力驻扎在鲁口城，也是为了控制河北平原的核心地区，便于各地粮食运输到此，同时隔绝燕军中山与信都间的交通。中山燕军也对魏军的搜粮、运粮武装进行了攻击，试图切断魏军的补给来源。[17]
次年正月末，魏军占领信都，拓跋珪主力进而转移到杨城（今河北宁晋县）。[18]这是为了更加逼近中山，便于魏骑兵洗劫中山郊外的村邑，并隔绝中山与邺城之间的交通。但此时北魏后方发生内乱，拓跋珪急于撤军回代北，便向慕容宝提出和议。慕容宝认为魏军行将崩溃，遂集中“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向南进据滹沱河，试图阻断魏军向井陉关及晋阳方向撤退之路。但野战正是北魏骑兵所长，二月，双方在滹沱河两岸数度交战，燕军失败，慕容宝率二万骑兵逃回中山，十余万燕军被歼灭。而拓跋珪也放弃了班师之念，准备全面占领河北。
三月，魏军复进至中山城下，燕帝慕容宝丧失斗志，带妻子宗族逃往辽西故地。但城中的鲜卑人仍坚守不降。魏军围城至四月，军粮又将告罄，拓跋珪只得命拓跋仪暂时放弃对邺城的攻势，向主力军队靠拢，其实应当是为主力军队搜寻粮食。史书对拓跋仪所部记载不多，以形势推测，他们应当和拓跋珪一样，苦于在邺城周边搜寻粮食，而不能集中全力围城作战。受命之后拓跋仪部北上，并征集粮食运到杨城主力军中。[19]此时，中山燕军有过小规模出城作战，但被魏军击败，而魏军也无法对城池展开强攻。
至五月，拓跋仪部搜集的粮食也无法满足供应二十余万围城军队的需要，拓跋珪只得再度放弃对中山的围困，向东到鲁口、河间一带收集粮食。[20]由于战事已持续太久，民间可搜集的粮食极少，拓跋珪采纳燕降臣崔逞的建议，允许百姓缴纳桑葚充军粮。[21]《魏书》和《资治通鉴》都未将此事系以日期，但河北地区桑葚的成熟在五月间，所以应是魏军第二次放弃中山围城期间之事。
进入夏季之后，中山城中的粮食也已经告罄，五千多名燕军受命出城，到南方的常山郡一带收集粮食。此时，中山郊外的农田虽多抛荒，但生长了较多野谷（稆）。七月间野谷成熟，城中人到城外采摘，得以维持一段时间，以待秋粮成熟。
八月，鲁口一带基本已无粮食可征收，拓跋珪部只能转移至常山。此时发生大瘟疫，魏军及牛马病死一半以上。拓跋珪拒绝了群臣的撤兵请求，并派拓跋遵所部袭击中山，抢收城外的谷物。至九月底，中山城中完全无食，三万余名燕军在慕容麟率领下出城向南寻食，至新市（今河北新乐县）。拓跋珪率部北上迎击，于十月初会战击溃燕军，残留在中山的燕朝臣僚相继投降，魏军乘胜占领中山。
守邺城的慕容德得知中山陷落后，于魏天兴元年（398年）正月放弃邺城、撤往河南，拓跋仪进占邺城。魏军至此方基本占领河北地区。自皇始元年（396年）十一月魏军进抵河北至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克邺城，共历时十三个月。
拓跋珪时代转型总结
拓跋部本是典型的草原游牧部族。西晋末动乱时，拓跋人开始介入中原纷争，与中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之后又被前秦征服和直接统治，拓跋首领家族也被迁入内地，这使拓跋人对中原有了一定的认知。前秦瓦解后拓跋珪重新立国，拓跋部族还处在草原游牧阶段，但迅速开始了对汉地的扩张，驱逐后燕进占中原（黄河以北地区）。从部族整体角度看，这次大规模扩张的动因是对汉地物质财富的垂涎，即所有的拓跋族人都能从征伐中致富；从部族内部的政治发育看，则与拓跋珪主导的集权化密切相关。拓跋珪等在前秦为臣虏时，一方面看到了汉地核心区的富庶，另一方面则领略了前秦王朝君主集权的诱惑力，类似于刘邦项羽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或者“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当拓跋珪重新立国时，积极在部族内部推行集权和对汉地进行扩张，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占领汉地使拓跋族人都得到实惠，更加拥护拓跋珪的统治；同时，来自汉地的臣僚也带来了君臣观念和统治制度，如燕凤、许谦等早期汉人臣僚，以及给拓跋珪推荐《韩非子》的汉人公孙表。
换言之，如果拓跋珪未能实现集权和占领汉地，拓跋人一直留居在代北草原，情况会如何？那样部落大人们的独立性较大，整个部族处在松散的联盟状态，不时发生内部冲突，最终可能被某个集权化、汉化程度更高的北方势力（如后燕）征服，也可能被某个纯粹的草原游牧族（如柔然人）征服并同化，和宇文、尔朱、贺兰等部一样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当然，这一幕并未发生在拓跋部，但却发生在了所有被拓跋部兼并的草原部族身上。
在拓跋珪主导下，拓跋部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草原到中原的转型，以前少有这种先例。他本人只活了四十九岁，一生的经历极为“浓缩”：部族酋长之子、被俘臣虏、少年酋长、汉地的征服者和帝王。晚年拓跋珪充满矛盾，几乎精神失常：
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22]
《魏书》推测这和拓跋珪服用寒食散有关。其实，在短短二十年间，拓跋族从苻坚的臣虏成为汉地统治者，种种习俗、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会在一个人身上造成激烈冲突。这和北齐高欢诸子的荒唐行为颇为相似。而拓跋珪疯狂的重要影响则是所谓“子贵母死”制度。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拓跋珪为保障君主集权的处心积虑之举。本书则认为拓跋珪本人未必有这种深远考虑，他可能只是在癫狂状态下杀死了一位妃子而已，只是到后来，这位妃子的儿子拓跋嗣经过宫廷斗争继位，他无法对天下解释自己母亲的死因，遂将其美化成父皇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必要准备。《南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拓跋焘）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23]虽将此风起源延后了一代人，但显示出这种风习实际来自儿子试图解释母亲横死的隐衷。本书并非讨论北魏宫廷政治，只是以此来代表拓跋珪一代人经历的从草原到王朝生活的巨大跨度，这也是拓跋族人面对的生活、战争方式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复合战备形式（5世纪前期）
北魏进占中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面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进行从草原到汉地统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与周边诸多政权的战争，所以在这一阶段北魏的战略目标、战术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北魏进占中原之后，柔然族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对北魏北境形成巨大威胁。所以在5世纪前半叶，魏军多次对柔然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随时防范柔然的侵袭。这使得北魏必须保持强大的骑兵武装，采取大纵深、短时间骑兵运动战模式，这和草原时期拓跋人的战争模式基本一致。
其次，在北魏周边，东北有北燕，南有东晋（刘宋），西有后秦、赫连夏以及河西的诸割据政权。在对这些政权的战争中，北魏则必须采取中原的战争模式：步骑兵协同作战和持久的攻、守城战。在5世纪，北魏经历了对这种战争模式的适应过程。
这些不同的战术需求导致从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465―471年在位）时期，北魏军队的步兵比例逐渐增加，军队构成形式比较多元，基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军事元素并存，主要有拓跋骑兵、臣服部族骑兵和汉地征调的步兵三种成分。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边疆臣服部族的骑兵（高车等）
北魏占领中原之后，原后燕地区的大量民众被迁徙到代北进行垦殖，逐渐改变了代北地区纯牧业的生态环境，主体拓跋人也从纯粹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这使得他们不再具有游牧族兵民合一、全民皆兵的特征。但在北魏政权的草原边疆，纯牧业的部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这些部族或是草原时代拓跋人的近邻，或者是被北魏征服而强制迁徙到边疆的草原部族（如高车）。他们负责提供战马和骑兵，北魏政权在进行战争时，经常从这些部族中调发骑兵参战。
比如422年，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去世之机，对刘宋发动攻击，试图占领河南、青州地区，拓跋嗣准备亲征时，随同他的就有“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24]。这里的“蕃附大人”就是服从北魏统治，但仍保留着一定独立性的游牧部族首领。随同拓跋嗣亲征的有鲜卑将领尉眷，本传载其“征河南，督高车骑，临阵冲突，所向无前，贼惮之”[25]。他指挥的这支高车骑兵部队，就是被北魏征服和迁徙的草原牧民。到孝文帝时准备征讨南齐，还派宗室元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26]。这些“夷人”也是保留着草原生活方式的游牧族。
当边境部族产生离心倾向时，北魏政权往往将其迁徙到内地驻防，既使其脱离本土不易反叛，又可监视驻地民众，收到互相牵制之效果。在太武帝时，“北部民”试图脱离北魏控制逃入草原深处，被魏军追击俘获，安置到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即世袭的军人。[27]孝文帝初年，北方边境的敕勒（高车）又发生叛逃，被魏军俘获的幸存者又被安置到冀、相、定三州或者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28]但这些北方部族到内地之后，只能放弃其游牧生活方式，作为骑兵的战斗力也逐渐减退。
拓跋鲜卑骑兵（羽林、虎贲、直从）
北魏征服中原之后，部分本民族的拓跋骑兵或成为朝廷禁军，或驻防中原各地，但共同特征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成为职业军人。这种拓跋族亲兵和从中原民户中征发的步兵完全不同。孝文帝初年，宗室元澄上书讨论政事，其中一条就是：
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29]
“蕃兵”即从汉地民众中征发的步兵，服役期多为一年期，因其征发原则是成年男子每年需服一个月徭役，遂由十二丁各出绢一匹，补贴一丁服役一年。而职业化的拓跋骑兵称羽林或虎贲，区分自有来历：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30]
这是世宗宣武帝时期之事，但元雍上表引用的是北魏惯例，用拉弓力量将士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元雍上表提到这种考评涉及到“退阶夺级”，说明羽林、虎贲、直从都是享有正式品级待遇的职业军人，而非从普通民户中征发的一般士兵。由此也可以理解，北魏后期张彝父子要求将武人排除出吏部铨选的“清品”之列，引起“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烧毁其家。[31]因为羽林、虎贲不仅是职业军人，也是拓跋鲜卑的部族成员，自然不甘心其政治地位被剥夺。普通民众中征发的戍兵不会有这种奢望。
拓跋鲜卑的部族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和北魏的军事调发制度有直接关系。太武帝时，曾“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32]。到献文帝末、孝文帝初年，进行军事动员时，“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33]。这种三等分之法，可能就是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当有战事调兵时，要按比例调发三等士兵，以保证出征和留守的兵力都不至于过强或过弱。直到清代康熙帝平三藩等战事，驻防京师的八旗兵仍保持这种按比例抽兵出征的做法，应当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习惯。关于北魏的驻军，还有一条史料很重要：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34]
这是北魏在占领中山之后的驻军。八军，军各五千人，共四万人。其他如邺城等地势必也有类似驻军。此处没有说明这种驻军的来源和身份，但从其设立、驻防时间来看，似属于羽林、虎贲一类部族兵。另外，这些部队在向南方边境调发时，也是采用抽调兵员的方式，而非成建制整体调动。
北魏中前期在河北调发兵力的记载比较多，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太武帝时期。[35]但这些调发的兵力究竟是驻防鲜卑骑兵，还是汉地民户组成的步兵，则多无直接记载，根据有限的材料看，应是骑兵和步兵都有。这里先讨论征发骑兵的情况。如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北魏关中地区发生盖吴武装起事，刘宋政权给予这支武装很大支持，拓跋焘遂决意报复：
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36]
此次调发的二万人都是骑兵，所执行的任务也是拓跋骑兵较为擅长的冬季袭掠，所以应是驻防中原六州的拓跋部族骑兵，和前述中山军府“渐割南戍”的情况类似。次年，北魏为镇压盖吴武装，继续从河北地区调兵：“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37]这里未提及兵种，但其任务是驻防秦岭诸山谷，防止盖吴军逃往刘宋方向，只有骑兵适合执行这种机动性较强的工作，所以应当和去年一样，也是驻防河北的拓跋部族骑兵。
汉地调发的步兵
在北魏占领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征战中，军队中开始有一些步兵成分，但在当时的战争中尚无太大作用，其来源亦难根究。但是到拓跋焘晚年与刘宋的大规模战争中，开始有在河北地区征发步兵的记载。就在前一轮调发二万骑兵的四年之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政权对北魏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为了应对宋军攻势，北魏再次从河北调兵：
九月……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38]
此处赦免“三州死罪以下”，即以囚犯充军备战，和“发州郡兵”属同一事。所以这次征发的对象，应不再是驻防的拓跋骑兵，而是河北地区普通民户甚至罪犯组成的步兵。且和以往的记载不同，这次调发的对象是“州郡兵”，多一“郡”字，可能显示了兵员是由地方郡县从民户中征调而来。此次与宋军的战争中，魏军多用汉人步兵协助拓跋骑兵作战。当宋西路军北伐至陕城时，与魏军发生激战，俘获的魏军之中“多河内人”，宋军统帅柳元景斥责这些人为异族效命，这些人的回答是：“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39]可见这些都是汉人民户被强征为步兵，待遇十分低下。次年，魏军已攻入刘宋境内，围攻盱眙城时，拓跋焘向守城的宋军将领宣称：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40]
骑兵不便于攻城，所以拓跋焘以非鲜卑的步兵负担此任务，对其生命毫不在意。拓跋焘虽然宣称攻城用的是丁零、胡、氐、羌等少数民族，其实充当此任务的多数还是汉人步兵，只是因为守城宋军也是汉人，为了避免激起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反抗情绪，拓跋焘才只提及其中的非汉族成分。另外，此次魏军南下主要靠抢掠维持粮秣军需。骑兵运动速度快，便于抢掠，步兵则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在长途行军中难免因饥寒减员。魏军此次南征减员颇多，损失的应当主要是非鲜卑族的步兵。
第三节 420年代拓跋嗣的对宋战争
拓跋嗣河南战事中的略地作战
自397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中，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两代君主主要忙于巩固新占领的中原地区，一度放缓了对外扩张的势头。到北魏泰常七年（422年）夏，宋武帝刘裕病死，少帝继位。拓跋嗣认为刘宋内部不稳，有机可乘，遂决意夺回416年刘裕占领的河南地区。对于如何进行河南地区的战事，北魏内部有不同意见。臣僚中奚斤和公孙表都主张优先攻城，即先占领黄河南岸宋军据守的滑台、虎牢、金镛（洛阳）等军事据点；崔浩和明元帝拓跋嗣则反对集中兵力攻城，主张用骑兵袭掠淮河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断绝黄河沿岸城垒与后方的交通，使其不攻自溃。[41]“略地”是拓跋骑兵的传统战术，攻城则代表了向中原战术转向的趋势。主张攻城的奚斤是鲜卑人，公孙表是汉人；同样，主张略地的拓跋嗣和崔浩也分属胡、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出身和所持意见并无直接关系。
十月，奚斤、公孙表渡过黄河，开始攻击滑台城。在宋人的文献记载中，魏军“辎重弱累自随”[42]，即为攻坚战携带了大量后勤辎重，这在此前的战事中应较为少见，所以被专门记载了下来。魏军一面围困滑台，一面攻占仓垣，掐断宋军自汴水北上的航道。至十一月，守城宋军溃散，魏军进占滑台，用时一个月左右。从当时的攻坚战情况来看，所用时间并不长，但拓跋嗣已经迫不及待，“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43]。可见魏帝尚不习惯这种较为持久的作战方式。此后，公孙表、奚斤继续西进。公孙表攻击虎牢城，奚斤则“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河南、颍川、陈郡以南”[44]，说明奚斤仍能发挥拓跋骑兵的优势进行略地作战。此举为攻击虎牢的公孙表军搜罗了军粮，且肃清了虎牢城周边的宋军，为攻城作战提供了帮助。之后，奚斤所部又返至虎牢城下，和公孙表军一起攻城。
十二月，黄河进入封冻期，已无法充当南军的屏障，拓跋嗣遂决心扩大攻击范围：西线，于栗磾所部受命至河阳，攻击对岸金镛城的宋军；东线，叔孙建等则从平原郡过黄河，攻占青齐及兖州地区。面对魏军的全线攻势，刘宋驻军纷纷溃逃，只有虎牢和东阳（青州治所）的守军进行顽强抵抗。魏军从而同时进行略地与攻城两种形态的战事：
略地作战在各战场上有普遍应用：在西线战场，为对抗宋军自项城方向北上的援军，奚斤所部从虎牢出发，协助于栗磾部进占洛阳，并肃清了南至许昌的河南地区；[45]中线，魏军沿泗黄航道而下，“悦勃大肥率三千余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与、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46]。东线，叔孙建部迅速进占泗黄航道（清水）以东，各地分散的宋军无法进行有力抵抗。[47]但部分宋军逃入东阳城内，加强了守城兵力。宋军还对东阳郊外坚壁清野，“烧除禾稼，令虏至无所资”[48]。拓跋嗣则任用自南方逃来的汉人刁雍为青州刺史，命其在当地征召军队并征收军粮，[49]供给围攻东阳的叔孙建主力。
拓跋嗣河南战事中的攻城作战
同时，魏军也在尝试攻城作战。422、423年之交，魏军集中兵力，围攻虎牢和东阳二城。
虎牢是一座为扼守黄河南岸而建的军事堡垒，处于临河的高地之上，周长仅三里，边长尚不足四百米，城中只有一口水井，也不可能供应太多的人口。[50]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驻防此城，兵力约数千人规模。但由于是临河的边防重镇，城内储存了较多的粮食，可以维持长期作战。围城魏军规模不详，数路军队汇合之后，应在数万人规模。[51]宋军一面依托城垒坚守，同时积极出城发动突袭，烧毁魏军攻城器械。但虎牢周边数百里已被魏军肃清，刘宋援军亦不敢前来解围。毛德祖部连续作战数月，情形极为艰苦。最后至闰四月，魏军在城东门下“作地道偷城内井”导致守军断水，虎牢才被攻破，[52]共坚持七个月时间。
东阳城的情况与虎牢很不同。该城是宋青州治所，有广阔的鲁北平原地区为依托和腹地，面积远比虎牢大，民户和物资储备都较充足。指挥守城的是宋青州刺史竺夔。叔孙建等魏军攻击青州的兵力《魏书》未载，《宋书·索虏传》载“虏众向青州，前后济河凡六万骑”[53]，这个数字大概以黄河沿边侦谍人员的统计为依据，虽可能有些夸大，但总体比较可信。《索虏传》对魏军围城战的过程记载比较详细：三月，魏军三万骑兵追逐逃难军民至东阳城下，被城中宋军阻击，暂时退去。两天后，魏军步、骑兵主力全部开到，在城外四面“列阵十余里”，半日之后见宋守军不敢出城作战，遂退至城西北二十里扎营，伐木制作攻城车辆、器械，同时“日日分步骑常来逼城”，寻找战机并对城内施加压力。
攻城设备完工后，魏军营地又推进至城西北四里处。宋军在城外挖掘堑壕筑墙以防范魏军进攻；魏军也在城北一里远夯土筑墙掩护攻城设施，骑兵还一度冲击施工的宋军。魏军设施准备完毕后，开始用虾蟆车（方厢车）运土填埋壕堑，然后用橦车（撞城车）撞击城墙。四座可牵引的高楼也逼近城墙，用箭矢掩护虾蟆车和橦车。除了城北，魏军还在城南用同样手法攻城。城上宋军则用磨石砸橦车，并试图挖地道通向城外焚毁魏军攻城车辆，但未能成功。
战事相持至四月，魏军不适应暑热天气，“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而东阳城北墙也被魏军撞塌“三十许步”[54]。此时，自彭城北上的宋军檀道济部已经进抵东阳附近，叔孙建认为再停留将会招致更大伤亡，遂下令撤退。魏军退兵后，竺夔声称东阳城墙破坏严重，难以修复，将青州治所迁移至不其城（今青岛市北），实际是为远离与北魏交界地区。
总结
422—423年的魏宋之战，以北魏占领河南地区的洛阳、虎牢、滑台诸城而告结束。此后魏宋两方边界的中段基本在黄—淮之间，各自依托黄河和淮河进行相持。东部则基本以清水（泗黄航道）和黄河下游为界，清水以东是刘宋的青齐地区。
此次魏军主动发起攻势，作战时间为泰常七年（422年）十月至泰常八年（423年）闰四月，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军队对南方作战的季节周期。若延宕至夏日后则战区的暑热难以适应；河流涨水之后，南军也可以更快捷地从河道北上增援，并进入黄河切断魏军后路。所以魏军的战事只能维持半年左右。
从后勤供应方式上看，魏军在战前进行了一定的后勤准备。如在泰常三年（418年）秋要求各州加征租粮，并运到定、相、冀三州储存；泰常六年（421年）春，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55]。征发牛马也是为了便于战场运输。到下半年，公孙表、奚斤等渡河作战时，携带辎重颇多，应当就有这两次征发的物资。但当战事规模扩大、渡河军队增多之后，后方的补给已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前线魏军还要靠略地抢劫，利用汉族代理人征收粮赋等方式取得补给。
从作战方式上看，此次魏军在不放弃传统的野战和“略地”战术的基础上，首次开始进行对城市的攻坚战，且已经掌握了攻城的基本战术手段，如挖掘壕堑、地道，制造攻城车辆、器械等。这和北魏已经占领中原二十余年，可以利用内地的资源和经验有直接关系。但北魏上层拓跋人对攻城战的长期性尚认识不足，攻滑台一个月不拔已经引起拓跋嗣震怒；围攻虎牢数月不下，拓跋嗣两次亲征到前线，并秘密处死了主张攻城的汉人将领公孙表。叔孙建所部围攻东阳数月，即将破城时却匆匆放弃，也说明了魏军对攻城作战的长期性准备不足。
[1] 《魏书·序纪》，第6页。
[2] 《魏书》卷五十八《杨侃传》，第1282页。
[3] 《魏书·燕凤传》，第609页。
[4] 《晋书·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5]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3162页。
[6] 《魏书·太祖纪》，第27页。
[7] 《魏书》卷三十三《张济传》载拓跋珪占领中原两年后，派张济出使驻防襄阳的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杨佺期向张济询问“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张济答：“三十余万。”（第787页）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载此事，则云张济回答为“四十余万”（第3493页），盖取自《魏书·太祖纪》，而没有注意到这里问是攻占河北（中山）的兵力，而非伐燕总兵力。另，《资治通鉴》卷一百九云：“魏王珪大举伐燕，步骑四十余万”（第3430页）。按，《魏书》未载伐燕的兵种，实则默认为都是骑兵，《资治通鉴》以中原惯例度之，擅改为“步骑”，实则失去《魏书》原意。
[8] 《魏书·太祖纪》：“十有一月庚子朔……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邺”（第28页）。另外，在去年的参合陂之战中，拓跋仪亦率五万骑兵为一路：“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第26页）至伐河北时，拓跋虔已战死，拓跋遵（元遵）似在拓跋珪直属军队之中，史书甚少提及。
[9] 《魏书·太祖纪》：“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资治通鉴》将此条错系于八月进攻晋阳之时）。“十有一月……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第28页）。卷二十八《李栗传》：“太祖征慕容宝，栗督五万骑为前驱，军之所至，莫不降下。”（第686页）卷三十《王建传》：“并州既平，车驾东出井陉，命建率五万骑先驱启路。车驾次常山，诸郡皆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邺，建攻信都，众各五万。”（第710页）按，李栗、王建是共同而非各自统帅五万骑兵，两人本传都未载此点，应注意。
[10] 《魏书·李栗传》：“慕容宝弃中山东走也，栗以轻骑追之，不及而还。”（第686页）《王建传》：拓跋珪误信王建之言、未能进占中山，“顾视建而唾其面”，见第710页。可见攻占信都后王建部已归入拓跋珪直辖军中。
[11]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3164页。
[12] 《魏书·太祖纪》，第27页。
[13] 《晋书·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第3143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素乏。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第3429—3430页）此记载亦不见于他书。
[16] 《魏书·太祖纪》，第28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引自此卷。
[17]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正月：“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第28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胡三省注引《郡国志》：“中山蒲阴县有杨城”（第3439页）。
[19]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夏四月，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钜鹿，积租杨城。”（第29页）
[20] 按，关于拓跋珪五月放弃对中山的围困，《魏书·太祖纪》载为：“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乃密招喻之……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第30页）但《魏书·长孙肥传》所载更为真实：“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邻为主，太祖围之……时以士马少粮，遂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第29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将此事系于皇始二年（397年）五月，很正确。
[21] 《魏书》卷三十二《崔逞传》，第758页。
[22] 《魏书·太祖纪》，第44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86页。
[24]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改此句为“（拓跋嗣）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逾恒岭，为斤等声援”（第3749页），则部分失去了《魏书》的原意。
[25] 《魏书》卷二十六《尉眷传》，第656页。
[26]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第546页。
[27]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第97页）
[28]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元年（471年）、二年，第135—136页。
[29]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第475页。
[30]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高阳王雍传》，第554页。
[31] 《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第1432页。
[32]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秋八月，第99页。
[33] 《魏书·高祖纪上》，第142页。
[34]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第1287页。
[35] 在整个北魏时期，河北南部冀、定、相三州是最为富庶的地区，治所分别是信都、中山和邺城，正是北魏攻后燕时战斗最多的三城。《魏书·崔浩传》，神瑞二年（415年）秋，代北地区发生饥荒，明元帝曾准备将都城迁到邺城。崔浩反对迁都，提出可以让贫民到“山东三州”就食，也可以说明这三州比较富庶（第808页）。在占领之初，这里是魏军驻防较多的地区，但在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之后，这里又是向边境战场提供兵员最多的地区。
[36]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第10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载此事径作：“魏选六州骁骑二万”；胡三省注，“六州，冀、定、相、并、幽、平”，即北魏统治的中原腹地。（见第3916页）
[37] 《魏书·世祖纪下》，第101页。
[38] 《魏书·世祖纪下》，第104页。
[39] 《宋书·柳元景传》，第1985页。
[40] 《宋书·索虏传》，第1912页。
[41] 据《魏书·崔浩传》，是崔浩认为“南人长于守城……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第814页）；而《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则云：“太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第783页）则是拓跋嗣亦主张略地优先。由于《魏书·崔浩传》中多夸大崔浩先见之明，似乎经过崔氏后人的文饰，现在已难以完全还原事实真相。
[42] 《宋书·索虏传》，第2323页。
[43]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
[44] 《魏书》卷二十九《奚斤传》，第699页。
[45] 《宋书·索虏传》：“郑兵（奚斤）于虎牢率步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于许昌。车骑参军王玄谟领千人，助元德守，与元德俱散败。虏即用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领骑五百，并发民丁以戍城。”（第2326页）
[46] 《宋书·索虏传》，第2327页。《魏书》卷三十《闾大肥传》作：“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略地高平、金乡，东至泰山。”（第728页）《魏书》之闾大肥，《宋书》为悦勃大肥。另参见《魏书》卷三十《娥清传》。
[47] 《魏书·叔孙建传》：“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第704页）《宋书·索虏传》：“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越兵将军青州刺史临菑侯薛道千、陈兵将军淮州刺史寿张子张模东击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第2325页）涉归幡能健即叔孙建。
[48] 《宋书·索虏传》，第2325页。
[49] 《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第866页。按，刁雍本传载，拓跋嗣命刁雍赴青州时，“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如此庞大的兵力颇为可疑。因为据刘宋方面统计，过黄河到青州的北魏骑兵“凡六万骑”，此数字尚极为夸大，不可能从中分出五万给刁雍。本传又载，刁雍向叔孙建请命，“求将义兵五千”，阻击前来增援的宋军檀道济部，因叔孙建不允而止。如果刁雍本人有五万骑兵，亦不至于再向叔孙建求增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载拓跋嗣给刁雍兵力之事为：“以雍为青州刺史，给雍骑，使行募兵以取青州。”（第3753页）应是认为“五万骑”数字颇可疑，而有意略去。可推测，北魏能提供给刁雍的骑兵大概在数百人规模。
[50] 《水经注疏·河水五》：“（成皋县）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第398—399页）。
[51] 据《宋书·索虏传》，宋永初三年（422年）十二月，参与合围虎牢的魏军公孙表、奚斤、周几所部共“万五千骑”。从永初四年（423年）三月开始，拓跋嗣又陆续多次增兵。（见第2324页）
[52] 近百年之后，郦道元到此处，魏军泄井水所凿之穴仍在。《水经注疏·河水五》：“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第399页）
[53] 《宋书·索虏传》，第2325页。
[54] 《魏书·刁雍传》，第866页。
[55]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