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灭陈之战，距离晋灭吴已有三百余年，但两次战争的地理因素相似，战役部署也多有可比之处。陈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对北防御形势和之前的东晋宋齐梁历代都不相同：以前，南方政权基本能将边防线维持在淮河或者更北。只有330—340年代、510—520年代，寿阳先后被石赵和北魏占领，南北争夺区域南移至江淮之间，但随着石赵崩溃和北魏内乱，东晋、梁又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北。到梁末，侯景之乱引发南方大范围内战，北方政权（东魏和西魏）乘机将战线推过淮河、汉水，直抵长江附近。当陈霸先试图称帝建陈时，又遭到了忠于旧梁武装的反对，这些南方武装接应北周和北齐军过江，数次对陈都建康发起攻势，在长江中也数次发生激战。
陈朝前期二十年（550—560年代）一直忙于抵抗北方侵袭，借长江勉强维持立国局面。570年代，陈宣帝对北齐发动北伐，成功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北。但随着北周灭齐统一北方，周军又迅速将陈军驱逐到长江以南。不久隋代周，陈、隋之间隔江对峙，颇与东吴西晋时相似，直至589年隋灭陈完成统一。就在隋师即将渡江之时，陈后主还自恃长江天险不可逾越：
陈祯明三年，隋师临江，后主从容而言曰：“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弗摧败。彼何为者？”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北军岂能飞渡耶？……”[1]
后主言“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是指陈霸先以来南军击败北齐、北周渡江攻势的战例。下面就对这几次战事及长江的战略作用进行梳理。
第一节 立国之初：与北齐的战事
555年齐军首次渡江之战
555年，江南经历了侯景动乱之后的一系列战乱，北方政权乘机向南扩张。西魏占领蜀地并攻灭了江陵的梁元帝政权，完全占据江北上游地区，并借助后梁傀儡政权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南岸。[2]
这年九月，长江下游的旧梁武装之间发生火并，陈霸先自京口偷袭王僧辩，占领建康，并废黜了自北齐迎来的梁帝萧渊明。此举招致了旧梁境内各武装势力的反对：湘江流域的王琳、三吴地区的杜龛等都举兵进攻陈霸先。另外，下游沿江的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约都倒向北齐，投入对陈霸先的战事。梁末的谯、秦二州在建康对岸的江北；南豫州治所在长江东南岸的姑孰（今马鞍山市与芜湖市之间）。十月，徐嗣徽军队渡江进逼建康，占领京师外围要地石头城。
当时北齐并没有预料到江南的变局。徐、任倒戈投诚，使北齐军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渡江据点，以及南方的水军战舰支援。于是齐部署在南线的两路边防军迅速渡江，试图一举攻灭陈霸先，平定江南。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济渡据姑孰”[3]，这路齐军从历阳渡江，到达南豫州姑孰，与任约合兵；次日庚辰，[4]柳达摩率领一万名齐军、一千匹马和三万石军粮，渡江进入石头城，与徐、任军合兵。齐军渡江数量不多，说明江南变起仓促，北齐没来得及从内地调发大部队。而这两支军队成功渡江，显然得到了徐、任水军的协助。因为原来北齐的南界并未推进至长江，也未有渡江计划，不可能有大规模造船的预案。
得知徐、任和北齐军占领石头城，威胁建康，陈霸先迅速从与杜龛作战的三吴地区回援。他利用南军的水上优势封锁了江面。陈霸先水军频频破袭江北的齐军基地。齐军入石头城后第三天（癸未日），陈水军夜袭江北胡墅渡口，烧毁齐军船舶千余艘；另一支水军巡航江中，切断了齐军的渡江增援之路，并俘获了向江南运送援军和粮食的船队，齐北徐州刺史也被俘，这也说明，齐的后方援军已经投入到渡江作战。[5]
石头城的齐军及其附庸数次与陈霸先作战，都难以获胜。陈霸先方面曾担心，徐、任和北齐军向东南运动，与杜龛等武装联合，则建康形势危急。[6]但北齐军渡江部队缺乏在江南作战的经验，同时身后江路被切断，得不到援兵支持，所以一直驻在石头城及秦淮河南岸，未能向江南腹地扩张。为解江路断绝之困，齐军试图打通向姑孰、历阳方向的交通。徐嗣徽率部离开石头城赶往南豫州，与那里的任约军及齐军汇合。这支徐、任和北齐联军共万人再次向建康进军：徐嗣徽部水军顺江而下；齐军则从陆地进军。但陈霸先军将这两路援军阻截在途中，使其无法与石头城的齐军汇合。
十二月，陈霸先水军再次偷袭江北，攻入徐嗣徽的原秦州治所，“俘数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鹰”[7]，派人送至被拦于建康南的徐嗣徽军中，对徐造成很大的震慑。陈水军还阻断秦淮河汇入长江之口，断绝了石头城中齐军的水上逃亡之路，之后和柳达摩军决战秦淮河南岸，齐军大败，两座兵营都被攻破，舰船被烧毁，只能退保石头城。
同日，被阻绝于南线的徐、任军和齐军也在试图北上，但与陈军长江水战失利，“嗣徽等乘单舸脱走”，再无力救援石头城。石头城中粮储甚多，但无水，只得向陈霸先求和。陈霸先也苦于各地战事蜂起、军粮缺乏，遂与齐人盟约、交换人质，备船送石头城齐军返回。南线的徐嗣徽、任约和齐军也撤到江北。
此次齐军和陈霸先的战事持续两个月左右。齐军本已占据了石头城和南豫州两处渡江要地，但因为陈霸先水军切断了江路，使渡江齐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最终和议撤兵，放弃了江南这块来之不易的“滩头阵地”。从此，陈霸先势力与北齐开始隔长江对峙。
这次战事，首轮渡江的齐军仅有一万五千人，兵力明显不足，因为此时北齐正关注西魏在长江中游的扩张（见下文）。但下游的事变使掌控东魏的高澄喜出望外，他急忙调集兵力，准备一举占领江南，却没想到柳达摩军在江南全无作为、无功而返。所以高澄诛杀了柳达摩，并不承认与陈霸先的和议，由此开始了556年的第二次渡江作战。
556年齐军第二次渡江
北齐首次渡江作战虽然失利，但获得了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徐、任等南军的投诚，使齐军熟悉江南情况且增加了水军骨干。所以第一次战事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北齐向合肥方向集结了十万重兵（包括徐、任兵力），并在巢湖流域征集和建造舰船。梁太平元年（556年）三月，十万齐军乘船从巢湖出栅江口，循长江向东北而下，进抵当涂县的梁山。[8]
陈霸先派水军扼守梁山江面迎击，“帐内荡主黄丛逆击（齐军），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9]。从齐军这次以水军下江的初衷来看，其统帅可能认为己方水军数量颇高，堪与陈军一战，所以选择了沿西北岸顺流而下，而非急于渡江登陆（水路行军快捷，可以迅速进抵建康城下）。先锋舰队在梁山首度失利之后，齐军对水路下江的信心动摇，于是匆忙南渡上岸，在芜湖观望待机。
双方在芜湖一带相持到五月。一支陈水军从上游湓城（今九江市）返回建康，当其驶近芜湖时，徐嗣徽部列舰拦江阻击，但这支陈军舰队一举击败徐嗣徽军，并在芜湖附近登陆，赶回建康。[10]此战彻底断绝了齐军从水路进军的信心，遂从陆路倾兵出击，十二天后进抵建康城下，并渡过秦淮河安营。
陈霸先依旧采用前度对齐军的策略：一面在建康郊外坚壁清野，寻找战机，一面用舰队隔断长江，断绝齐军的粮援。在陆地齐军渡过秦淮河之际，一支陈军舰队渡江袭击北岸瓜步山齐军，“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11]，这万斛陈年粟米，应是北齐从各地粮仓中紧急调运而来，可见其后勤供应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且这点军粮也被陈水军俘获。
此番渡江的齐军虽然数量众多，但未能像上次取得石头城据点，始终在建康城外游移。到六月，齐军从建康城南向城东移动，最后到城北的钟山、莫府山一带。城北是滨江之地，齐军显然受到断粮之苦，希望与江北建立联系，获得补给。但这种隔江补给非常脆弱。陈水军从建康东北的江乘县出击，六月“丁未日，高祖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于是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八天后（乙卯日），两军决战莫府山南，齐军大败，“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萧轨等将帅都被俘获斩首。
此时，上游的渡江基地尚有部分齐军。所以决战后第三日，陈军向芜湖方向进发，在姑孰一带攻击齐军舰队，将其全部烧毁。[12]徐嗣徽、任约未在被俘之列，可能是乘船逃回江北。齐军第二次渡江之战宣告结束。
此次齐军南渡兵力虽然达十万之众，但统帅萧轨等缺乏经验，渡江后不能主动寻找战机，破坏江东腹地，反而在芜湖及建康城外消极等待，丧失时机。其次，齐军虽有水军战舰而不善运用，梁山首败，芜湖再败，虽未伤及齐舰队主力，但彻底打消了其水路下江的信心。此后，齐军再不敢用水战打破陈军封锁，最终因粮尽力竭而大败。反观陈军，则能利用水上力量积极作战，先是打乱齐军的水路下江计划，再以水上封锁和主动出击破坏齐隔江补给，最终保证了决战胜利。
第二节 560年代陈内战与北周、北齐的渡江作战
西线的长江上游并非陈霸先控制区，但这里的南北战事也开始较早。在555年，西魏攻击江陵的梁元帝朝廷，齐军曾试图前往救援，进至江夏郡时江陵已经被西魏攻破。江夏当地的旧梁势力引齐军防御西魏，齐将慕容俨遂带兵渡过长江，占据郢城（在今武汉市武昌区）。但这支齐军旋即受到了侯瑱等江南割据武装的攻击（此时侯瑱尚未归降陈霸先），慕容俨部修造城垒战舰，又在鹦鹉洲堆积芦苇堤，阻塞江面，进行了半年坚守作战。因困守孤城、粮援不继，齐军甚至被迫以战死者尸体为食，最终只得与南方武装议和，撤回江北。[13]同时，齐军在下游与陈霸先两次大战失利，遂暂时搁置了渡江的打算。
变起上游：王琳与北齐联军
陈霸先与齐军两度决胜建康城外，奠定了其在江南的统治基础，最终代梁建陈。但陈朝面临着江北两个巨大威胁：东方的北齐和西方的北周（557年，宇文氏代西魏建北周）。和三国时东吴的江防局面类似，陈军在对抗北来威胁时，也是依托长江，力保汉江和巢湖入长江之水口。周、齐与陈的数次水上大战，都发生在这两个入江口附近。当然，随着时代变迁，汉水、巢湖的入江口已因淤积发生小范围摆动，所以陈朝时，汉水入江的主航道已不止有夏口，还增加了沌口；巢湖入江主航道也从濡须口改为栅口（栅江口）。
北齐一直在巩固合肥城，将其建成对长江流域的前进基地，由合州刺史封子绘为营造舰船大使，大量造船，准备下一轮渡江之战。陈霸先军则主动出击，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他派领军将军徐度乘轻舟从栅口、东关驶入巢湖，又溯施水至合肥，破坏齐军造船基地，“烧齐船舶三千艘”[14]。但据《北齐书》的记载，则是陈军乘夜进抵合肥城下时，遭到封子绘齐军的迎头攻击，被迫撤退。[15]双方史籍都会对己方的战果进行夸大，所以综合两说，此战陈水军应破坏了一些齐军舰船，但数量不太多。另外，陈军宣称烧毁齐船数量较大，应多是小型舟船。这说明从合肥到巢湖以至栅口的航道水位都比较浅，难以通行吃水深的大型舰船。
同在这一时期，占据湘江流域，忠于旧梁的王琳势力开始对建康形成威胁。他遣使与北周通好，又向周扶植的江陵后梁朝廷称臣，同时向江夏、武昌方向扩张。陈霸先此时已决意代梁自立，所以必须着手解决上游威胁。陈永定元年（557年）下半年，他一面称帝建陈，一面派主力水师溯江而上，攻占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进而围攻汉水入江处的郢城（三国东吴的夏口城）；王琳舰队自湘江来援，双方在沌口江面会战，陈军大败，侯安都、周文育等主帅都被俘虏。王琳乘胜向下游推进，次年（558年）正月进抵湓城，占据江州。江北下游地区已是北齐境，王琳于是转而向北齐求援。齐朝再度萌生渡江灭陈之志，送梁宗室萧庄至王琳军中称帝，并又在合肥大造舟舰。
陈霸先集结重兵于建康，准备与王琳决战。双方在湓城与建康之间对峙近一年，最后达成妥协，王琳暂时撤回上游的郢、湘州。陈军乘此机会攻击合肥齐军。陈永定三年（559年）二月，陈司空侯瑱率水军再度入巢湖至合肥，焚毁齐军舟舰。[16]为了防范王琳再度下江，陈霸先匆忙在南皖口营建军事基地。[17]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南皖口为皖水入江之口，约今安徽省安庆市附近，在栅口上游三百里。[18]此举除了防范王琳进攻建康，显然还有隔绝其与合肥齐军水上交通的考虑。两个月之后，陈霸先之侄陈蒨也受命参与营建南皖口城栅。陈霸先旋即病死，无子继统，陈蒨依托江防军队进入建康为帝。[19]
王琳获悉陈霸先死讯，迅速再度下江，于次年（560年）二月进抵栅江口。陈朝在数月之前设防的南皖口显然未能阻滞王琳东下。此时，“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合肥齐军舰队也从巢湖出栅口，驶入长江与王琳汇合，“琳引合肥漅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其势甚盛”[20]。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及东关水口只有春水生时才可通航，联系以往557、559年，陈军轻舟水师从东关入巢湖、烧齐军舰船的时间也都是在二月，则可知东关水口基本从二月才可通航，齐军每年趁冬季在合肥修造船舶，也有乘枯水期陈军不便来袭的因素。
此次入江的齐水军共万余人，由刘伯球统帅，与王琳舰队汇合后继续顺流而下。同时，齐将慕容子会率“铁骑二千”及步兵沿长江西北岸陆地而行，水陆直指建康方向。[21]显然齐军吸取了556年从江南陆路进攻建康的教训，希望在进逼建康的过程中一直掌握长江“制水权”，避免孤军被隔绝于江南的处境。陈水军则集结于芜湖江面展开阻击。双方舰队会战整日，陈军凭借对风向的运用，取得顺风顺流优势，用大舰拍杆、小舰撞击和抛掷熔铁的战术，击毁王琳军和齐军大量舰船。岸上齐军也受到陈军的登陆攻击，齐军“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践，马骑并淖于芦荻中，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22]。齐将刘伯球、慕容子会都被陈军俘获，王琳和萧庄逃奔北齐。此次战争之后，北齐暂时放弃了渡江灭陈的目标，陈军则向长江上游迅速推进，占领王琳故地，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北周发生战争。
北周渡江：巴陵和湘州的战事
当王琳、齐军与陈军激战于长江时，北周及其控制的后梁政权也借机向江南扩张。周、梁联军从江陵南渡长江，占领了王琳后方湘州、巴州之地（今湖南中北部），并围攻郢城。原属王琳，又倒向陈朝的郢州刺史孙玚据城固守，周军始终不能攻克。陈天嘉元年（560年）三月，已击败王琳的陈军溯江而来，周军只得撤往上游。同时，原驻扎在江北鲁山城的齐军也向后方撤退，陈军由此控制了汉水入长江之口，并继续向长江上游推进。
周军稍作收缩之后，仍力图保有湘江流域，继续渡江增兵。八月，周将贺若敦率六千步、骑兵渡江进入武陵郡（今湘西常德市），[23]击退了陈军吴明彻部，并向湘州方向进发。九月，周将独孤盛率江陵水军下江，试图从长江驶入湘江，与贺若敦所部汇合。陈将侯瑱等则据守湘江入长江口附近巴陵城（今湖南岳阳市）防堵周水军。独孤盛水军行至巴陵江面，驻扎在西江口外杨叶洲上。[24]十月，陈水军偷袭杨叶洲，“尽获其船舰，盛收兵登岸，筑城以保之”[25]。相持至十二月，独孤盛部粮尽，只好寻机逃回北岸。因为其舰船已大半被毁，史籍未载其是否获得来自北岸的水军援助，很可能是乘长江枯水期用小舟、木筏等简易设备渡江。
侯瑱诸军转而对付湘州的贺若敦周军。这支周军在江南水乡的境遇极度艰苦，因为江南水网密布，不适合骑兵驱驰，极大削弱了北方军队的机动性，却给惯用舟楫的南方军队提供了便利。《周书》贺若敦本传记载了其在江路断绝情况下孤军作战的情景：
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陈人济师，江路遂断。粮援既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瑱等无如之何。
初，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兵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辄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瑱军，诈称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犹谓敦之设诈，逆遣捍击，并不敢受。
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等留船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楫，勒众而还。在军病死者十五六……[26]
贺若敦部北归已是北周保定元年（561年）正月之事。至此，北齐、北周势力都被陈军逐出江南。自三峡以东，三方基本呈划江而治态势。
北齐、北周与南军在长江中游的战事表明：北方军队难以在江南水网地带迅速扩张，最终会因长江制水权丧失、补给断绝而陷入失败。所以，攻击江南政权必须借鉴当年西晋平吴经验，以主力军袭击其都城建康，以期迅速解决战事。
华皎之叛：周军的再度渡江与沌口一战
贺若敦渡江之战六年后，陈朝发生内战，周军又一次渡江作战：陈湘州刺史华皎本是陈宣帝陈蒨心腹。宣帝死后太子陈伯宗继位，但宣帝之弟陈琐掌控朝政，清除异己准备篡位。华皎遂于陈光大元年（567年）五月起兵反对陈琐，陈琐派淳于量率舟师进讨，同时命徐度从陆路进袭湘州。[27]华皎起兵前已经与北周和后梁取得联系，周军、梁军遂前往增援。北周荆州刺史、总管（周改都督称总管）权景宣及后梁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至湘江口与华皎水军会师。华皎和权景宣的兵力不详，后梁参战兵力为水军二万。[28]至于陈军参战部队，自江路而来的主力有先锋吴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29]，这尚不包含从陆路进发的偷袭部队。
以当时情况判断，华皎和周军应暂时不会有顺江而下直取建康的计划，因为江路过于遥远，且汉口以东的江北尽属北齐，齐军也不会允许周军独占江南。所以周军和华皎的目标应是巩固对湘江流域的占领，同时攻占郢城及江北地区，打通自襄阳循汉水入长江航道，再渐图进取长江下游。
九月，周、梁及华皎水军驶近夏口，另一支周军占据鲁山城，同时，周将元定率万余步骑兵渡过长江，准备攻取郢城。[30]
此时陈水军已经溯江而来，双方舰队会战于沌口。十年前，王琳水军曾在此大败陈霸先军，但这次战事却因权景宣指挥无能，引起周、梁及华皎联军大败，舰船大都被陈军击毁，华皎等向上游逃往江陵。元定孤军被隔绝在江南，“进退无路，斫竹开径”[31]，希望撤到巴陵渡江。但从陆路进袭的陈军已经占据湘州和巴陵，元定与陈军和谈，被陈军欺诈俘获，病死在南方。周军此番渡江作战又以失败告终。陈军水师还乘秋季涨水，以大舰开入汉江（沔水），攻克周的沔州治所，[32]俘获其刺史裴宽。[33]陈军由此再度控制汉水入江口，阻遏来自汉水上游的威胁。
陈的江防与进攻
华皎下江之战失利后，北周和后梁为了补充舰船损失及准备下一轮渡江，又在汉江中修造战舰。[34]周军还在三峡口南岸兴建安蜀城，作为向江南扩张的据点。为了保持对安蜀城的补给，周军在峡谷中搭建跨江索道：“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35]。这样周军只需控制长江两岸的陆地城垒，就能持续作战。
陈宣帝陈琐即位之后，一直试图解除北方对长江的威胁。570年，陈军以章昭达率主力水师溯江而上，准备一举攻灭江陵的后梁小朝廷，并解除周军对上游的威胁。章昭达部首先至汉江口，乘涨水季节轻舟溯汉水至青泥，将周、梁建造的船舰全部焚毁。陈水师继续溯江而上，准备攻拔安蜀城。为切断周军的跨江索道，“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然后攻击安蜀城，城中周军被迫投降。[36]至此，陈军再度肃清了长江上游的威胁。
摧毁周军的渡江途径后，陈军集中兵力攻击江陵。周襄州总管宇文直遣军救援，双方在江陵城下数次交战，陈军都被击败。陈军还试图掘开堤坝水淹江陵，又被周梁联军击破，遂班师撤回建康。
570年的战争说明，陈军有能力依靠水军实现对长江的控制权，北方军队难以染指江南；但陈军离舟攻击江北城垒时付出很大代价，说明陈军在陆地作战中并没有优势。
此战之后，陈军稍作休整，又集中十万兵力，于太建五年（573年）三月发动了对江北北齐辖境的进攻。经过大半年攻势，陈军拔除了北齐在江淮之间的一系列城垒据点，将战线推进至淮河。稍后，陈军又进占淮河以北的朐山、下邳等地，并挫败了齐军的反攻。至此，陈与北方的东线边界恢复到东晋十六国及齐、梁时的状态。但随着周灭齐统一北方，周军对东线陈军发起攻势。太建十年（578年）春，陈军大败于淮北，北伐军几乎全军覆没。次年（579年）冬，周军在淮河一线展开全面进攻，至十二月，全面占领淮南江北之地，陈军北伐所获疆土全部失守，南北方再次恢复到以长江为界。随着581年杨坚代周建隋，陈与隋呈隔江对峙态势，统一南北的使命要靠隋来完成了。
第三节 隋军灭陈之战的部署
总体规划
581年杨坚代周建隋，隋朝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三千余万人口，而陈只剩江南之地和区区二百余万人口。这种形势和晋灭吴之前基本相似，但隋将战线向南推进更深，在三峡以东，隋几乎已全面控制江北地区。这比三国时东吴尚保有江北一些堡垒、城市的局面又有不同。随着杨坚政权的巩固和隋朝国力的壮大，隋开始进行渡江平陈的部署。
对于隋朝将帅们来说，三百年前晋灭吴的战略肯定是其制定进攻方案的重要参照。但在战事开始后，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战役进程与晋灭吴并不完全相同。本节将讨论隋军对晋灭吴战略的借鉴，并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的战役进程。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杨坚已经发布了讨伐陈朝的诏书。依照以往北方政权南伐的惯例，作战季节会避开盛夏雨季，所以到十月，隋朝才完成伐陈的战略准备，晋王杨广受命为淮南行台（驻扎寿春）。到十一月，伐陈主力才从长安开赴前线。这和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启动伐吴的时间完全相同。隋伐陈的整体部署为：
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37]
隋军基本沿袭晋伐吴的战略部署，只是稍有改动。《资治通鉴》此处取材自《隋书·高祖纪》，但《隋书》对诸统帅多记爵位，而《资治通鉴》则记为实际职务，比较便于观览。下面就结合《资治通鉴》进行详细分析：
东线：贺若弼出广陵渡江。《资治通鉴》作：“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这和晋徐州都督司马伷的出击方向基本一致，但西晋在进攻之前，东线的军事基地是淮北的下邳，而隋军此时已经推进至长江之滨，前进基地已是长江边的广陵城。
中线：又分东、中、西三路。
东路，“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的出击方向一致。西晋战前只控制到淮南的合肥，尚未推进到长江边，主要军事基地在扬州治所寿春；而隋军则直接控制着江北的历阳地区。
中路，“（晋王）广出六合”，即从寿春出发，指向建康对岸的江北地区。这个出发地也和晋扬州都督王浑基本相同，但当初晋军并没用直接指向建邺对岸的计划。
西路，“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和晋豫州刺史王戎出击方向一致。但晋军基地在淮北的项城，而隋军已经占据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的蕲春城。
西线：又分为东、中、西三路。
东路，“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和晋荆州都督杜预的出击方向一致。但三国时东吴一直占据江陵，西晋荆州的军事基地是襄阳；而隋军则已占据江陵。
中路，“（秦王）俊出襄阳”，这一路是襄阳的隋军舰队，沿汉江（沔水）而下进入长江。这和晋军江北都督胡奋攻击方向相同。但陈和吴不同，不能保有江北，其江夏郡治已经移到长江南岸，只能以水师阻滞隋舰队渡江。
西路，“（信州刺史、行军元帅杨）素出永安”，以水师自蜀地出三峡，和西晋王濬舰队出击方向一致。
以上是隋军和晋军相同的出击方向。此外，隋军还有海道出发的一路——“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即从海道直指江南。但这路隋军在战事中并未发挥直接作用。
隋军指挥序列：有三位行军元帅：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清河公杨素。杨素的地位不能与两位皇子相比，所以隋军的战区最高统帅有两个，上游西线的杨俊和下游东线的杨广。晋伐吴时只有贾充一人充当大都督，奔波于东西两处，而隋军的部署更为合理，可以兼顾上下游同时展开进攻。另外，贾充的指挥部设在远离战场的襄阳和项城，而隋军的三位元帅（其中包括两位皇子）都各有负责的主攻方向，直接参与前线战事，显然更有效率。
杨素在上游的准备
在隋文帝部署平陈战事时，显然吸取了晋灭吴的经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在蜀地大规模修造战舰，以便在开战后控制长江，保障主力渡江。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信州总管，驻永安（三峡西侧的白帝城）负责修造战舰。[38]杨素本传对此的记载是：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39]
可见杨素在永安的造舰规模颇大，完全堪与王濬在成都的工作相比。杨素于开皇五年（585年）十月到任信州刺史，比伐陈战役开始的588年整整早了三年，他能及时完成此项事业，也可旁证王濬可以在伐吴之前二年（277年）开始大规模造舰。王濬时候的益州包含了四川盆地大部地区，而在隋初州一级行政区的范围已比较小，当时巴蜀地区已经被划分为十几个州，信州只是其中之一，杨素大规模造舰，仅信州一州显然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人财物资源，需要从他州调拨。杨素所任“信州总管”，必然包含了都督巴蜀地区其他诸州的指挥权，只是为史书所略。
杨素的造舰事业是隋文帝平陈的重要依仗，他对此寄托了极高的期望。还在展开攻势之前半年，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发布声讨陈叔宝的诏书，宣称自己即将展开的灭陈大计应天顺人，其中就提到有神龙出现在长江之中，引导隋军直下金陵（建康）：
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40]
此时平陈战役尚未开始，杨素舰队尚未驶出三峡。“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一句，应是巴蜀地区各州的舰队向信州集结。这说明造舰工程并非仅在信州一州，而是在巴蜀各州同时展开，建造完毕后驶往最下游的信州集结，归入杨素舰队序列。伐陈之战开始时，杨素被授予“行军元帅”，和杨广、杨俊两位皇子相同，高于其他任何一路伐陈军统帅。这也表现了隋文帝对杨素舰队的期望之高。
贺若弼在下游的渡江准备
在杨坚建隋后不久，就任命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为吴州总管，负责长江最下游的对陈防务。[41]据《隋书·地理志下》，庐州即为南朝梁之南豫州；吴州原为南朝梁、陈之南兖州，北周占据后改为吴州，治江都（即魏晋广陵城）。庐州的历阳为古代最重要的渡江地点。隋文帝将造舰任务都交给了杨素，韩擒虎和贺若弼都没有造船工作。
但贺若弼对渡江作战之事非常积极。他曾“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42]，平陈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编写过这些建议：
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43]
十策在战后减为了七策，可能没有用到的三条被删去。十策出自贺若弼，这在隋朝高层已不是秘密，但贺若弼却要将其作为隋文帝的“御授”，显然是卖一个空头人情，无怪杨坚不愿领情。这曾付诸实践的七策中，三条与渡江舰船有关：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可见在贺若弼的渡江方案中，并没有等待杨素舰队到来再渡江的打算（也许已经删去的三策中有，但未派上用场，今日也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他不准备在长江中与陈水师主力决战，而是要麻痹陈水师，乘其不备时以小规模船队偷渡。一旦踏上南岸土地，就可发挥隋军的陆战优势。第六策是渡江之后的安排：“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特地强调“置兵死地”，也是因为没有信心歼灭陈舰队，夺取长江制水权。这和当年北齐两度渡江进攻建康，以及北周时贺若敦（贺若弼之父）渡江进攻湘州的态势几乎完全相同，且吸收了其父未能速战速决，最终失败的教训，准备一举攻灭陈朝。
第四节 灭陈战事实际进程
上游战事：缺乏建树的杨素舰队
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沿江各路隋军相继就位，开始对陈攻势。杨素舰队最早进军，已驶入三峡，与沿途及江中陈军展开战斗。三峡中的战事颇为激烈，从流头滩（三峡最西端的瞿塘峡段）直至巫峡（三峡最东端），隋军与陈军发生多场战事。《隋书》本传对杨素的表现多有夸张溢美之辞。例如在狼尾滩，陈军以“青龙百余艘、屯兵数千人”阻击隋军，而杨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一举击破陈军。[44]据前引杨素本传，黄龙舰是一种可搭载百名士兵的中型战舰，“次曰黄龙，置兵百人”，如果有黄龙数千艘，则杨素水师应有数十万人之多，且还不包括搭乘其他型号舰船的隋军。如前引文，参与伐陈的隋军总共才“五十一万八千”。所以此处的黄龙“数千”可能是“数十”之误，即参与狼尾滩战事的隋水军为数千人规模。
陈军在长江上游的防务比较坚强。名将周罗睺一直驻防上游，当隋军攻势即将展开时，陈后主又命其“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45]，所以从汉江而下的隋军杨俊主力被阻击在汉口附近，一直不能向前推进。当杨素舰队驶出三峡后，进至汉口与杨俊会师，也始终未能突破周罗睺部陈军。两军在上游相持至开皇九年（589年）正月，下游隋军已经渡江占领建康，陈后主被俘，给上游诸将写信命其投降，杨俊等方渡江进入湘江流域，而杨素舰队也始终未能到达下游。和杨素有限的战绩相比，本传对他的吹嘘显得过于肉麻：
素率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46]
作为江面上势均力敌的对手，陈军显然不会给杨素如此之高的评价。何况杨素舰队还没有当年王濬直取建康的战绩。杨素晚年地位极高，本传初稿很可能作于其晚年权势正盛之时，故而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夸张溢美之辞。
长江下游战事
陈后主对于长江下游的防务未给予足够重视。按照《南史》记载，[47]当隋开皇九年（陈祯明三年，589年）新年来临之际，陈后主将沿江重镇将帅都招入建康参见元旦朝会。其中有南徐州刺史萧摩诃，永嘉王陈彦（二人皆驻防京口），南豫州刺史樊猛（驻防姑孰），江州都督、南平王陈嶷（驻防江州湓城）。为了新年阅兵，陈后主还命诸州舰队都开到建康。这样，在隋开皇九年（589年）春节之际，自江州湓城以下，沿江诸要塞都没有了最高统帅和主力舰队，江防实力大为削弱。
杨广主力进至建康对岸的六合时，已是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此时的上游杨素舰队尚在三峡中与陈军激战，杨俊主力对汉口方向的攻势也不顺利；陈下游诸州的舰队正驶向建康，使得这里的水师实力大增，六合隋军未敢冒险渡江。
与此同时，前线隋军可能侦知了京口等地陈军统帅、水师赴建康的消息。[48]是否乘这个机会冒险渡江，成为下游隋军统帅杨广面临的选择。当时杨广比较年轻，实际负责指挥的是长史高颎，他对于渡江决战一度颇为踯躅，[49]但最终下决心：贺若弼、韩擒虎两路在元旦同日渡江。
开皇九年（589年）元旦（乙丑朔）前夜，大雾弥江，下游隋军乘机渡江。韩擒虎部凌晨登陆，趁陈军夜宴酣醉之际占领采石据点。贺若弼部则渡江进至京口城下。隋军没有长江制水权，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所以过江部队数量有限：贺若弼所部马、步兵共八千人；而韩擒虎部则只有五百人。
正月初二（丙寅），陈后主获悉了隋军渡江的消息。初三日（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初四日（戊辰），“内外戒严”，建康等地才进入战备动员状态。[50]在建康的南豫州刺史樊猛受命率七十艘“青龙”舰游弋建康江面，防范对岸的杨广主力渡江。[51]皋文奏则受命增援南豫州，防止韩擒虎部占领姑孰。
韩擒虎、贺若弼两部隋军登陆之后，都经历了数日才攻克南豫、南徐两州治所。六日（庚午），贺若弼部攻拔京口，擒获陈南徐州刺史；七日（辛未），韩擒虎部对姑孰展开攻势，当日克城，擒获樊猛之子、代理南豫州刺史樊巡，并击败了前来增援的陈军皋文奏所部。至此，隋军在江南取得了两个稳固据点，并同时向建康进军，沿途陈军纷纷败逃。
十七日（辛巳），贺若弼军进至建康东北郊的钟山。[52]陈将领任忠曾经向后主建议：建康陈军应当全力守城，并以舰队巡游长江，截断渡江隋军与后方的联系；同时派水师万人袭击江北六合的隋军。这样，江北隋军会认为渡江隋军已经被全部歼灭，从而打消其主力渡江之决心；再以水师袭击京口等地，断绝渡江隋军后路，逼迫其撤退：
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度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睺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53]
这套方案和三十多年前陈霸先对付渡江的北齐军队如出一辙，其核心是运用长江水师隔绝敌军后援，使渡江敌军进入饥困状态，然后予以歼灭。但陈后主未能接受。此时杨广也试图向江南增兵，准备一举攻克建康。当韩擒虎所部进至建康南郊的新林时，杨广派遣的步骑二万人也在这里登陆与韩擒虎汇合。
陈后主担心被隋军南北夹击，又突然下令决战。二十日（甲申），数万陈军开出建康，列阵攻击北来的贺若弼军。双方鏖战一整天。陈军各部互不统属，缺乏协调，损失数千人，将领萧摩诃也被俘获。但陈军鲁广达部据守建康北城作战，使得贺若弼部一直不能入城。同日，韩擒虎获悉建康展开大战，遂带五百名骑兵急进，下午时逼近建康。陈将任忠向其投降，防守秦淮河的陈军溃散，韩擒虎部未遇到抵抗，直入建康台城，俘获陈后主。傍晚时，正在抵御贺若弼的陈军获悉皇帝被俘，遂溃败投降。随着陈后主给上游诸将写信劝降，隋灭陈之战宣告结束。
战功评定的争执
和晋灭吴之后王濬与王浑发生争功类似，平陈之战结束后，隋朝诸将也发生了争功纠纷。由于杨广、杨俊是皇子，封赏的意义不大，所以封赏主要是对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三人。韩擒虎和贺若弼在占领建康的第一天矛盾已经公开化：贺若弼认为自己与陈军主力鏖战一整天，对灭陈的功劳最大，而韩擒虎只是乘自己吸引开陈军主力之机进城，属于投机取巧。在二人的互相指责中，韩擒虎特意指出贺若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54]，而在刚刚克定建康时，下游总指挥杨广也“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于是以弼属吏”[55]。可见杨广对韩擒虎、贺若弼两军在江南的进度曾有统一部署，但这个部署已为史书失载。
以当时形势分析，杨广可能是想等上游克定之后，杨素舰队驶入建康江段，将隋军主力（包括杨广自己）运送过江，再择机决战。这样不仅万无一失，而且还能使杨广获得亲自攻克建康，俘获陈后主的荣耀。但由于上游战事的迁延，这个方案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隋文帝并不赞同杨广对贺若弼的处置，他命人迎接贺若弼回长安，“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56]，极尽褒奖。杨素舰队并没有完成协助下游部队渡江，占领建康的任务，但其封赏仍非常高：“进爵郢国公，邑三千户，真食长寿县千户。以其子玄感为仪同，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以金宝，又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57]这可能是隋文帝对杨素的偏爱所致。
至于进占建康，俘获陈后主的韩擒虎，所获封赏却不如杨素、贺若弼二人，仅为“进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这是因为“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58]。以当时局势推测，这个弹劾韩擒虎的“有司”，可能还是晋王杨广。因为韩的行为和贺若弼相似，都没有顾及杨广本人立头功的愿望，所以遭到了报复。杨广这种妒忌阴损的性格，在后来的夺嫡和为帝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隋军平陈的战事来看，和晋灭吴之战有非常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在开战之前，隋朝内部的意见就非常统一，灭陈是大势所趋，几乎没有反对质疑的声音。在开战之后，诸路隋军的攻势也格外凌厉（除了秦王杨俊所部）。这种大趋势之下，偶或一两位将帅的心怀不轨、消极怠工，也不可能拖延整个战局的进展。诸路平陈军的统帅都出自北周上层家族，经受过灭北齐等战事的锻炼，富有战争经验和进取精神，即所谓“关陇贵族”出将入相、文武兼通的精神风貌。但另一点，即杨广对韩擒虎、贺若弼两位统帅的刻薄寡恩，以及杨俊、杨素在上游战事中碌碌无为也未受到惩罚，则显示了另一种趋势：皇权正在迅速重新崛起，帝王个人的好恶又开始成为唯一的游戏规则。这则和西晋灭吴时已发端的士族坐大、皇权低落的趋势完全相反。
[1] 《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下》，第658页。
[2] 本章中的长江上游指三峡以东，大致为东汉的荆州（约今湖南、湖北），不包括三峡以上的益州（四川盆地）；下游基本为东汉扬州区域。
[3] 《陈书》卷一《高祖纪》，第8页。本章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卷。
[4] 此日期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第5136页。《陈书·高祖纪》未载日期。
[5] 《陈书·高祖纪》：“十一月……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获运舫米数千石。”（第8页）
[6] 见《陈书》卷十八《韦载传》，第249页。
[7] 《陈书·侯安都传》，第144页。
[8]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胡三省注，梁山在长江西北岸，见第3997页。
[9] 《陈书·高祖纪》，第10页。
[10] 《陈书》卷八《周文育传》，第139页。
[11] 《陈书·高祖纪》，第10页。
[12] 《陈书·高祖纪》，第11页。“丁巳，众军出南州，烧贼舟舰。”《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胡三省注：“南洲，属姑孰。”
[13] 《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第281页。
[14] 《梁书》卷六《敬帝纪》，第148页；《南史》卷八《梁敬帝纪》，第249页。此事《陈书·高祖纪》未载。
[15] 《北齐书》卷二十一《封子绘传》，第305页。
[16] 《陈书》卷二《高祖纪下》：“永定三年……二月……司空侯瑱督众军自江入合州，焚齐舟舰。”（第39页）《资治通鉴》作：“侯瑱引兵焚齐舟舰于合肥。”（第5182页）
[17] 《陈书·高祖纪下》：“永定三年……闰四月……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率众城南皖口。”（第39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第5184页。
[19] 《陈书》卷三《世祖纪》，参见本书第三编陈朝的军人政治部分。
[20] 《陈书》卷九《侯瑱传》，第155页。
[21] 《陈书·侯瑱传》，第156页。
[22] 《陈书·侯瑱传》，第156页。
[23] 《陈书·世祖纪》载贺若敦兵力为“马步一万”（第52页）；《周书》卷二十八《贺若敦传》则为“步骑六千”（第475页）。当从《周书》。
[24] 西江口，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胡三省注，为湘江入长江口，见第5209页。另，《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水三》：“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俗谓之西江口。”（第2881页）
[25] 《陈书·世祖纪》，第52页。
[26] 《周书·贺若敦传》，第475—476页。
[27] 《陈书》卷四《废帝纪》，第68页。
[28] 《周书》卷四十八《萧詧传附子岿》：“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于巴陵。”（第863页）
[29] 《陈书》卷二十《华皎传》，第272页。
[30] 关于元定所部兵力，《周书》与《陈书》所言不同。《周书》卷五《武帝纪上》：“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遂没江南。”（第74页）《陈书·废帝纪》云“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入郢州”（第68页）；卷二十《华皎传》则云“长胡公拓跋定人马三万”（第272页）。元定即拓跋定。陈朝文献似有夸大敌军兵力的惯例，但《周书》为降低自身损失，也可能少写元定兵力。《陈书·废帝纪》又云陈军俘获元定的战果“俘获万余人，马四千余匹”（第68页），由于元定军队因无法渡江北撤而全部被俘，此数字当接近其实际兵力。
[31]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第5270页。
[32] 据《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为隋沔阳郡，约今湖北省仙桃市。
[33] 《陈书》卷十《程灵洗传》，第172页；《周书》卷三十四《裴宽传》，第597页。
[34] 据《陈书》诸传，此次周、梁造舰之地为“青泥”，但未言具体地址。《周书·萧詧传附子岿》则言“竟陵之青泥”，可见在竟陵郡境内的汉江段，约今湖北省钟祥市，见第864页及中华书局校勘记。周人选择在这里造船，大概和北齐在合肥造船的考虑相似，即认为其地处汉江口内，可以防备长江中的陈水师，而在机会适当时可以驶入长江作战。三国曹魏末，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时，也曾在汉江中造船，但冬季战争时因为水浅无法驶入长江，见前文。
[35] 《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第184页。
[36] 《陈书·章昭达传》，第184页。另参见卷十《程文季传》，卷十五《陈慧纪传》，卷二十二《钱道戢传》，卷三十一《樊猛传》《鲁广达传》。但陈军袭击青泥及安蜀城之事，为《宣帝纪》不载，所以难知其具体月日。《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陈太建二年（570年），将攻灭安蜀城之战系于七月，但未载焚青泥舰船之事。
[37]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1页。
[38]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五年：“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第23页）。
[39] 《隋书·杨素传》，第1282页。
[40] 《隋书·高祖纪下》，第31页。
[41] 《隋书·高祖纪上》：“三月……戊子……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第14页）按，此时贺若弼尚不是吴州总管，其调任应是此后不久之事。因为《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于开皇二年之后，曾提及“上常命览与安德王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颎、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第1328页）。可见贺若弼到楚州不久即调任吴州总管。
[42]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第1344页。
[43] 《北史》卷六十八《贺若弼传》，第2381页。按，“十策”或“七策”仅见于《北史》；《隋书·贺若弼传》未载。
[44] 《隋书·杨素传》，第1283页。
[45] 《隋书》卷六十五《周罗睺传》，第1524页。
[46] 《隋书·杨素传》，第1283页。
[47] 《南史》记载陈后主昏庸的史事较多，甚至有故意贬低陈朝之嫌，《陈书》类似记载则较少。
[48] 《北史》卷七十八《张奫传》：“贺若弼之镇江都也，特敕奫从，因为间谍。平陈之役，颇有力焉。”（第2632页）可见隋军统帅颇重视情报工作。
[49] 《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载，高颎在和薛道衡一席谈话之后，方坚定了渡江决心，见第1407页。但传中薛道衡所言，都是人所共知之事，对高颎未必有实际意义。北朝末至隋的这种文人本传多言过其词，未必可信。
[50] 《陈书·后主纪》，第116页。
[51] 《陈书·樊猛传》：“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为水军，于白下游弈，以御隋六合兵”。（第418页）
[52]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作“辛未”（第5506页），误，当从《陈书·后主纪》作辛巳。
[53] 《南史》卷六十七《任忠传》，第1651页。
[54] 《隋书·韩擒虎传》，第1340页。
[55] 《隋书·贺若弼传》，第1345页。
[56] 《隋书·贺若弼传》，第1345页。
[57] 《隋书·杨素传》，第1283页。
[58] 《隋书·韩擒虎传》，第1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