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和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两度经历南北分裂割据，各长达近百年和近三百年时间，最终以西晋灭吴和隋灭陈回归统一。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是维持分裂局面的重要原因，而长江的地理阻隔作用尤为突出。如《宋书》所言：“胡（北魏）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1]长江以北是降水量较少的暖温带、中温带，以南则是降水量较多的亚热带，故江南多为水乡泽国，居民习惯舟楫生活，而北方民众则对水上生活比较陌生。北方冬季有结冰期，而长江干流终年不冻，所以当北方势力南下时，浩瀚长江造成的阻隔格外严重。这种背景下，即使南北双方的国力、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弱势的南方也可借助长江长期固守。如在三国和南朝陈时期，南北政权的边界基本维持在长江北岸。当时长江以南开发程度比较低，人口、资源都很有限：西晋灭吴后，全国总人口为一千八百万，而新占领的吴地人口仅占二百万；隋灭陈后总人口为四千万，陈境内的人口也只占二百万。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南方政权得以维系独立割据的战略屏障，便是长江天险。所以，本章和下章将分析长江在西晋灭吴及隋灭陈战争中的意义，由此表现人类战争行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汉末三国时期的隔江对峙与攻防战
曹操、曹丕两代的渡江作战尝试
北方政权完成统一的首要问题就是突破长江天险。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与南方进行水战绝非易事。208年，曹操赤壁之战惨败，成为北方历代统治者不能不正视的历史教训。
在赤壁失利之后，曹操便放弃了在长江中与孙权进行正面水战的想法。他此后对孙权的数次进攻，都是在江北的支流河道中建造小型舟船，对江南进行渗透、偷袭。如在赤壁之战的第二年（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曹操在淮河的支流涡水中“作轻舟，治水军”。当年七月，他带军队“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2]，合肥在长江支流的巢湖流域，但从淮河向南，并没有通达合肥及巢湖的航道，所以此年曹操并未与孙权在长江发生战事。可以推测，涡水里建造的这支轻舟舰队没能进入合肥及长江水系。[3]
但此年曹操在合肥的经营应包含建立造船基地，只有在这里建造的舟船，才能很方便地通过巢湖驶入长江。建安十八年（213年）春，他再次经合肥、巢湖征孙权，“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4]，取得了一些战果。曹军进入长江的是“油船”[5]，但具体形制不详，似是209年的“轻舟”一类小型战舰，因为合肥一带的河流流量不大，无法容纳吃水深的大舰。
在曹魏和孙吴建国后，双方连续发生战事。此时颇有渡江之志的，是魏镇南将军曹休。他在黄初初年到任之际，就曾“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6]。222—223年间，魏军多路发起南攻，曹休又主动向魏文帝曹丕请命渡江，“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曹丕担心渡江遭遇挫败，急忙诏命停军。[7]但曹休仍以所部“轻船五百、敢死万人”出洞口攻击孙权后方，[8]可见每艘轻船仅载二十名士兵。同时，魏大司马曹仁所部受命攻击孙权濡须口驻军。他“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洲”[9]，但被吴军击退。濡须中洲是孙权军的家属驻地，大概在濡须口外长江中的洲岛上。从魏军规模和乘夜偷袭的战术看，油船也是小型轻舟。
此后的黄初五年（224年）秋，曹丕重拾曹操的做法，在涡河中造船驶入淮河，再沿沟通江淮的传统运河行至广陵，驶入长江。[10]他宣称这次南征的目标是：“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11]可见主要是试探和寻找战机。此举引起孙吴方面极大惊恐，江南全境动员，沿江数百里全面戒备。但长江中风急浪大，曹丕的龙舟几乎倾覆且飘向南岸，[12]曹魏君臣为之丧胆，曹丕也承认“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13]，只得班师而归。
次年（225年）秋冬，曹丕不顾臣下反对，再度南征。魏军十余万兵力集结于广陵，准备一举渡过长江。可能出于去年在长江中遇险的顾虑，曹丕此番没选择在秋季盛水期入长江，而是选择了十月的冬季枯水期。但天寒结冰，魏军战舰都被冻结在运河中而无法驶入长江，“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魏军只能从陆路行至江边，“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14]，却没有舟舰可用。曹丕感叹“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无奈再次班师而还。[15]
224、225年曹魏所用战舰，应比此前曹休的二十人轻舟要大，才因枯水和结冰造成战舰被困。[16]但这些船只在涡河中修建，又要经运河入长江，其形体亦不可能太大，应属于中型舰规模。这显示出北方试图用水军控制长江的尴尬：由于不适应长江风浪，北方军队只能选择在冬季的枯水期发动南征，希望乘江面较窄时渡江。但枯水期对北方舰队的行进也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个悖论在后来的北周、隋对陈战事中亦有体现。反观南方孙吴的水军，则能较自如地利用各种型号的舰船。在曹操对濡须口发起进攻时，孙权军队曾用一艘大型“五楼船”固守江口：
曹公出濡须，（董）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17]
这种船应是有五层高楼的大型战舰，对曹军的轻船、油船具有体积优势，周围系有“走舸”即轻舟以配合作战，巨舰则起着水上基地“母船”的作用。当然，《三国志》对水战细节记载太少，当时的水军装备和作战方式已难详究了。
魏晋与东吴的长江攻防战略
225年曹丕南征之后六十余年里，曹魏和西晋朝廷都长期搁置了渡江攻灭东吴的方案。而东吴缺少战马，也难以在淮河流域的平原上与北方军队对抗。所以南北双方进入了长期对峙和拉锯战时期。这一时期的战场，南北纵深稳定在长江以北，基本不出长江流域；东西则为东起历阳、濡须口，西到江夏（汉水入长江处）。
东关、濡须为巢湖入长江之口，夏口为汉江入长江之口，东吴防范北军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巢湖和汉江内的北军舰队驶入长江，因此重点加强这两处的防御。魏明帝时，豫州刺史贾逵总结孙权进攻的特征：“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庐江郡即东关及濡须口所在。[18]孙权和孙皓都曾迁都武昌，目的便是加强江夏一带的防务。司马懿曾对魏明帝建言攻吴之策：“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19]亦是此意。
值得注意的是，东线广陵、徐州附近有沟通江淮的古运河（后之京杭大运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袭古运河），曹丕曾两度试图从此进入长江。但在此后数十年里，东吴和魏晋极少在这里发生战事。253年，诸葛恪率吴军进攻合肥，曹魏方面担心吴军会从东线运河北上，“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司马师则认为吴军集结于合肥，“不暇复为青徐患也”[20]。而诸葛恪攻合肥不成后，确实准备改从东线徐州北伐，但旋即死于政变。继之掌权的孙峻也曾试图“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但旋即发病而死，此方案终未实施。[21]
至于江夏以西，是孙吴荆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这里也较少与魏晋发生战事，多数时间是吴蜀政权的交界地区。只有在北方攻灭蜀汉之后，这里才成为防范北军自蜀地出三峡的前沿要冲。
吴军的机动和补给主要依靠水运，很少能翻越分水岭进入淮河流域。[22]但依靠长江中的水军优势，东吴在江北岸维持了濡须、皖城、浔阳、江陵等军事据点，并在据点周边屯田以维持驻军。为了防御北方军队南下，东吴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筑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游泛滥，水域面积扩大，以阻碍北方军队的陆地行军。同时，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扩大了吴军战舰的活动范围，如孙权曾堰塞与建邺隔江相对的涂水。但堰坝也限制了吴军舰船在长江与支流之间的机动，所以吴军往往伴随着战争进程和战术意图变化而修筑或拆毁堰坝。孙权为防范曹操，曾在巢湖入长江的东关口修筑东兴堤，后来孙权进攻合肥，又拆毁了此堤以便水军开进巢湖。吴主孙亮时（252年），权臣诸葛恪又重修东关堤，并挫败了魏军破坏此堤的攻势。[23]
另外，吴军从未放弃过对魏晋南界的攻势，特别是在东线（扬州），吴军一直希望将北方势力排挤出长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对建邺的威胁。从孙权到后主孙皓，吴军对北方占据的合肥城发起过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得手。吴宝鼎三年（268年）秋，孙皓亲征至东关，前锋丁奉试图攻击合肥；271年，孙皓再次试图从陆路攻击合肥方向；到277年，吴军还在发起对西晋江夏、汝南两郡的袭掠，试图从大别山区进入淮河上游。[24]但这时西晋已经灭蜀，对东吴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所以吴军这些攻势都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北方的魏、晋政权主要依托城池巩固对吴战线。寿春和襄阳是魏、晋政权在东西两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分别控制淮河和汉江干流，是扬州和荆州兵力主要集结地。这两个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庐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线城池，[25]北方凭借其抵抗吴军的水陆攻势，并伺机对东吴的江北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如魏征东将军、扬州都督满宠抵御了孙权对合肥的多次进攻，并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八月收获季节对吴军的江北屯田进行焚烧破坏。[26]晋咸宁四年（278年）十月，西晋扬州军也破坏了皖城一带的吴军粮储。[27]
如前所述，在魏、晋与东吴对峙的六十年中，北方军队极少渡过长江发起攻击或偷袭。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休、曹仁以轻舟发起渡江袭击，但何以再无后继？可能在220年代初双方对峙战局刚刚确立，东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体系，所以魏军尚可进行小规模偷袭，此后则难有机会。但曹魏一直试图突破东吴江防。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初年，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当时孙权尚都武昌，司马懿向魏明帝的建议是，以陆军攻击皖城方向，吸引吴军主力东下，然后“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28]。此计划获得魏明帝批准，荆州魏军遂在汉江中建造大型舰只，准备出夏口渡江。但结局和曹丕225年伐吴如出一辙—魏军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战，而是准备在冬季进军，结果又因汉江水浅、大船无法行动而告流产。[29]到正始年间（240—248年），魏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习水军于二州”，为西线渡江做准备。[30]252年，孙权病死，魏朝廷曾向沿边将帅征求伐吴之计，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徐）、镇南将军毌丘俭（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此策显然是出自王昶；其他两种分别是“四道并进”（可能是荆、豫、扬、徐四州），制造强大军事压力，促成孙吴内部“崩坏”；最保守的则是在边境屯田，“积谷观衅，相时而动”[31]。但此时司马氏刚刚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对势力，所以不可能发起大规模南征。
第二节 伐吴的前期部署及司马炎对将帅的戒备
司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政权，到265年代魏建晋，历时三代，至280年方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在这三十年对峙之中，司马氏家族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取得对东吴作战的胜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线手握重兵的将帅投降敌军、反戈一击。因为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权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权，会引起忠于曹氏的将帅臣僚反对，也会引起有野心者的仿效。250年代所谓“淮南三叛”，即驻守扬州（治所寿春）、紧邻东吴前线的三位重臣接连起兵，都出于对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不满。在263年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后，钟会也萌生了占据蜀地自立的念头，险些造成新的割据局面。这些“叛乱”都给司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范封疆大吏的离心趋向。这些人外可与东吴结合，内则有唤起忠于曹氏的号召力，比单纯的外敌危险得多。
当时东吴前线最基本军事单位是州，为了防范前线将领反叛，司马氏用掌军权的都督与州刺史互相制约。西线荆州辖区较大，兵权较重，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32]，以沔水为界将荆州分为南、北两个战区，使二者相互牵制。在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之后，仍对边州都督、刺史保持着极高警惕。当时石苞受命都督扬州（淮南）诸军事，便受到司马炎猜忌，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33]
这是泰始四年（268年）之事。晋武帝司马炎为防范石苞起兵，在发布免职诏命时，又调集了朝廷禁军和徐州都督的兵力前往淮南，可见其忌惮之深。在统筹灭吴的战略部署时，司马炎也非常注意防范将领叛变，努力使前线都督与刺史相互牵制。这种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使得伐吴之役险些功败垂成，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王濬舰队在战争中所受的种种牵制。
羊祜经营荆州与王濬的升迁之路
司马炎在考虑东吴前线的都督人选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与皇室有亲属关系。灭吴计划最积极的推动者，就是晋皇室外戚羊祜（司马师的妻弟）。269年，羊祜被任命为荆州都督，驻防襄阳。因为其可靠的皇戚身份，晋武帝遂将十年前分置的荆州二都督合并，统归羊祜指挥。[34]他在荆州经营屯田，为灭吴之战做准备。各种伐吴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和负担修造战舰。但与王濬相关的史事多有模糊之处，所以先要做一简单辨析。
（一）羊祜在269—273年之间曾任“征南将军”。本传载王濬入仕之初，其府主为“征南将军”，但未言明其人：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后参征南军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志太，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转车骑从事中郎，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除巴郡太守……[35]
按，王濬初入仕时任征南将军府之参军事，受到羊祜器重，所以此征南将军应是羊祜。但据《晋书·羊祜传》，羊祜从未有过“征南将军”之号。其到任荆州之初：
泰始初，诏曰：“……以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36]
可见羊祜都督荆州之初，军号为“卫将军”。本传载他的军号后来又提升为“车骑将军”，但那时已是吴将步阐来降的273年、王濬早已调任巴郡、广汉太守了。所以在羊祜到任荆州之后不久，其军号应曾升为“征南将军”，而当时王濬正在其军府任参军事，此军号为羊祜本传失载。
（二）王濬在泰始七年（271年）曾准备到贾充的车骑将军府任从事中郎。关于王濬在征南参军之后、巴郡太守之前的职位，本传载其“转车骑从事中郎”，此时担任车骑将军的是重臣贾充。[37]所以王濬在征南参军之后、巴郡太守之前，曾到贾充的军府担任从事中郎。此次迁转的因由，应是贾充准备外调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贾充原一直在朝廷任职，车骑将军为虚号，此时调外任都督，方需扩充府僚。王濬可能得到羊祜的保荐，才获此升职。但当时贾充不愿放弃中枢之权，所以拖延迟迟不肯赴任，到这年冬天将女儿嫁给太子，方正式获准留任朝廷。[38]所以王濬的“车骑从事中郎”，也是短期的有名无实之职。大概在贾充确定不调外任之后，王濬也就转任益州的巴郡、广汉太守了。
西陵之战引发西晋对水军建设的重视
到泰始八年（272年）六月，益州发生兵变，刺史被杀，王濬平息叛乱，被升为益州刺史。此事其本传和武帝纪记载甚明确，无可争议。[39]但《资治通鉴》在此月（泰始八年夏六月）记载其开始建造战舰，却未必正确。因为当时益州刚刚结束叛乱，未必能有大规模造舰之举。
在此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投降晋朝。西陵扼守长江东出三峡之口，起着防范益州（蜀地）舰队顺江东下的战略作用。晋荆、益两州军队前往增援，与吴军发生激烈战斗。步阐投降之初，晋军的部署是：
（一）以荆州刺史杨肇率兵三万前往援助西陵。
（二）荆州都督羊祜率兵五万攻击东吴在江北的重镇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之策缓解西陵围城局势。
（三）益州的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顺江而下，攻击东吴在长江最西端的据点建平城，试图在破城后直下三峡，增援西陵之军。
东吴负责西线荆州防务的是江陵都督陆抗，他针对晋军的部署是：
（一）亲自率兵从江陵急进西陵，在城外掘壕，阻绝杨肇援军入城，并围困城内的步阐军。
（二）留一部分兵力固守江陵对抗羊祜，同时命江南公安等地的吴军水路增援江陵。江陵吴军还掘开河堤放水，使羊祜军队粮船搁浅，不得不改用车运，运输效率大为降低。
（三）以水军督留虑的舰队扼守三峡，阻击晋巴东水军，使其无法增援西陵及江陵战场。
双方军队的战事自十一月开始，杨肇军被阻击于西陵城外，损失惨重，到十二月被迫撤退，又被陆抗军追击，伤亡惨重。羊祜所部进展艰难，也被迫从江陵撤兵。随着晋军撤退，西陵被吴军攻克，步阐等人都被处死，此战宣告结束。晋朝追究战败责任，荆州刺史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军号也从车骑将军降为平南将军。但就任不久的益州刺史王濬未受处分，这说明投入战场的巴东水军并不属其指挥序列（应是归荆州都督羊祜指挥）。朝廷对羊祜等人的弹劾原文为：
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40]
细究晋军以八万优势兵力败于三万敌军的根源，在于没有掌握长江上的“制水权”：第一，羊祜五万主力不能及时攻克江陵，重要原因在于内河断流、粮运不继；第二，杨肇所部驰援西陵，也是从陆地进军，“兵少粮悬”而致失败；第三，巴东出发的晋军舰队被阻绝于三峡，无法为西陵、江陵战场提供兵、粮援助。反观东吴的胜利，则处处与控制长江有关：可以通过长江航道快速运兵、粮，阻击晋军于西陵城下；江南的东吴驻军也可以通过航运增援江北战场。所以，此次失败使羊祜开始重视组建长江舰队，而王濬的益州此时方开始成为大规模造船基地。
王濬在益州造舰的开始时间与波折
王濬本传未载其造舰工作始于何时，《资治通鉴》则系于泰始八年（272年）夏其刚刚就任益州刺史时，显然过于提前。其实王濬在益州造战舰历时较久，且分为不同阶段。下面逐一论述。
在咸宁五年（279年）秋，王濬上书晋武帝，陈说立即伐吴的必要性，其中提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41]。古人用虚岁计年，所以其开始造船的时间应是273年，正是羊祜的荆州军惨败于西陵的第二年。
但为何造船的任务偏偏落在王濬的益州？羊祜所在的荆州，有汉江（即沔水）汇入长江，在襄阳修造的舰队也可以驶入长江。但问题在于汉江流量小，难以容纳大型战舰。当年司马懿在荆州造船后，便因“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而导致计划流产（见前文）。所以最为便捷的还是在益州造船，开战时可开出三峡，顺流直下。此时羊祜的都督区范围并不包括益州，但他的官位远远高于王濬，且是王濬旧日府主，可以利用其私人影响力动员益州造船。王濬本人亦热衷于伐吴，两人在这个事业上取得了一致。
王濬虽然从273年就开始造船，但这只是他和羊祜两人的默契，尚未得到朝廷及晋武帝的首肯，所以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他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舰的时间，在《华阳国志》中有明确记载，是在咸宁三年（277年）三月：
三月，（王濬）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为伐吴调。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办，宜召诸休兵，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成。濬从之。攀又建议：裁船入山，动数百里，艰难。蜀民冢墓多种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42]
另据《三国志》，晋武帝为了不泄露伐吴计划，是秘密命令王濬造船，且只让其用现有的屯田兵造船，而没有发诏书动员其他兵力。但王濬为了尽快造船，还是接受何攀的意见，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动员。因为没有正式诏命支持，遭到了其下属的广汉郡太守张斅抵制：
（张斅）晋武帝世为广汉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斅收濬从事列上，由此召斅还。帝责斅：“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斅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43]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泰始八年（272年），而据《华阳国志》，当是277年之事。这里提到武帝给王濬的命令是“中制”，即寄自朝廷的密信而非明抄诏令，也使得王濬征兵无虎符可用。张斅以郡太守公然抗命，几乎泄露造船之谋，却得到司马炎赞许，则是因为触动了其最敏感的神经—防范边帅叛乱。当然，王濬真正开始造船之后，零碎木屑蔽江而下，直入东吴境内，几乎已经无密可保，只因吴后主的昏庸怠政，才未能进一步加强江防。
据《华阳国志》，这年十月，王濬派何攀到洛阳上表，进陈伐吴策略，并命他在回程时途经襄阳，以便“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论进取计”。可见王濬仍非常重视与昔日府主羊祜的协同。据《华阳国志》，咸宁四年（278年）：“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44]此时王濬在益州已整整六年，晋武帝防范疆臣坐大，调换他也很正常。且大司农属九卿，对于王濬来说也属于升职。更重要的是，伐吴战争即将开始，晋武帝显然是想改派更为得力的，甚至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刺益州，以便其立功受奖。
但羊祜立即向晋武帝进言，保举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获得批准，方使其继续进行造船工作。此事《晋书》的王濬和羊祜本传都有记载，但都不系年月，且与其他史事前后混杂；《资治通鉴》将其系于泰始八年（272年），显然有误。现对照咸宁四年（278年）后半年的诸事，可以证明《华阳国志》记载无误，且可以发掘出当时的更多历史细节。先看羊祜本传：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45]
据《武帝纪》，羊祜卒于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这说明他临死前数月已经返回洛阳。能够旁证其返回时间的，是“景献宫车在殡”（即羊祜姐姐、司马师之夫人刚刚去世），据《武帝纪》，景献皇后卒于此年六月，羊祜于咸宁四年下半年因病回洛阳，恰逢其姐姐的丧事。而王濬被征调为大司农，《华阳国志》载于咸宁四年末条，应为下半年之事。显然，晋武帝也担心羊祜离任或去世后，王濬可能难于驾驭。
据《华阳国志》，王濬接到调令后离开成都，但至汉寿便不肯前行，派僚属到洛阳请求伐吴，也是担心在益州已经进行的造舰事业功亏一篑。据王濬本传：“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此条羊祜的军号有误，因为羊祜此时已升为征南大将军。但可见他在洛阳向晋武帝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晋武帝增加了对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而且，此时王濬的职责还有增加，首先是军号升为龙骧将军，据说是羊祜引用当时东吴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故以龙为王濬军号（王濬小字阿童）；[46]不过据《华阳国志》，正式加这个军号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之事，而羊祜已卒于去年十一月。[47]
另外，王濬的都督区范围也有扩大，“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因其资历较低，故为“监”而非“都督”。所监增加了梁州，是将梁州的氐、巴骑兵划入其指挥序列。益州本土素来缺乏骑兵，这是给王濬增督梁州的重要原因。所以年底进军之时，其军中便有“梁州三水胡”兵。据王濬本传，他修造的“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可见大船也是为了搭载骑兵。王濬舰队启程时，曾因“争骑”而斩部将李延，也证明其舰队中搭载了骑兵。[48]
第三节 灭吴之役的部署
朝廷党争与伐吴争论
西晋灭吴的大规模攻势开始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此前一年间，西晋上层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发起攻势，一直有激烈争执。伐吴之议虽然得到晋武帝首肯，但招来了重臣贾充的反对。灭吴成功与否，对贾充并无直接厉害关系，但此事由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的权威便会大为提高（即使羊祜死后，成就也会由其继任者杜预获得），这是试图垄断朝政的贾充不愿看到的，所以他一直坚决反对伐吴。西晋政治并非君主一人独大，新兴的士族高门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些没有参与首倡此事的士族高官也纷纷附和贾充之说，所谓“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49]。《晋书》对这些争议多不系年月，《资治通鉴》则将其一概放置在十一月出兵之前。但通过《华阳国志》及《晋书》诸传记的记载，仍能基本勾勒出西晋灭吴战略的基本形成及争议过程。下面进行详细辨析。
使晋武帝下定伐吴决心的，是咸宁四年（278年）底羊祜回洛阳养病，二人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晋武帝担心若羊祜病重不起，前方战备陷于停顿，伐吴大计将功亏一篑，所以他急于让羊祜发动对吴全面攻势：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50]
这是要趁羊祜在世之际完成灭吴。此时已是咸宁四年（278年）冬，按照惯例，南伐都要在秋冬季进行，以避开江南的雨季暑湿。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准备筹划之事甚多，当年显然已来不及发起进攻，而必须待到来年（279年）秋冬。让羊祜“卧护诸将”，就是让他筹措一年之后的攻势。但羊祜在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就去世，伐吴计划则按惯性继续推行。
关于咸宁四年（278年）底晋武帝的这个决心及计划，除了羊祜本传，在《晋书》中再未提及。但《华阳国志》还可提供一旁证，该书对咸宁五年（279年）初的记载为：
诏书拜濬龙骧将军，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除何攀郎中，参军事。以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郄坚为督：冬当大举。[51]
这是对益州伐吴军的一系列人事部署，最主要的是让王濬重返益州。前文已言，这本是咸宁四年（278年）末羊祜临终时和晋武帝的布局，只是正式发布已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了。“冬当大举”应当也是诏书原文，即待冬季展开全面攻势。
与此有关的，是羊祜临终推荐杜预继任荆州都督，以及推荐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伐吴的后勤事务。《晋书》未载张华就任度支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载于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战事开始之前。其实张华任度支，应和杜预赴任荆州同时，都在咸宁五年（279年）初。因为度支尚书原为杜预，杜预离职之后自然由张华递补。不然在开战前一个月是来不及进行后勤准备的。
这样，羊祜临死前已为伐吴事业安排了继承人：杜预都督荆州，王濬都督益州，形成长江上游对东吴的进攻序列；张华在朝廷统筹机务。但此举无疑会引起贾充更多的疑忌，下游扬州、徐州的都督未参与最初的伐吴动议，也多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并不时试图中止伐吴计划。就在总攻开始前数月，咸宁五年（279年）初秋，任扬州都督的王浑忽然声称吴军有北伐趋势，请求朝廷暂缓南伐计划。西晋朝廷再度发生争议，一度准备将南伐推迟到明年。《华阳国志》关于此事的史料甚为珍贵（虽然部分字句可能有讹脱）：
（咸宁）五年……秋，攀使在洛，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侵，请兵，朝议征，欲须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许焉。[52]
当时何攀仅为王濬龙骧将军府的参军事，人微言轻；而试图拖延战事的贾充、荀勖、王浑等都是朝廷重臣，仅凭何攀个人上书，显然难以改变大局。结合《晋书》的杜预和王濬本传可见，这两人都曾对延期计划表达激烈反对。何攀当时在洛阳，及时将朝议通报益州，所以王濬对此最先做出反应：
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深纳焉。
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53]
前文已言，益州的大规模造船实际始自两年前的277年，这里说“作船七年，日有朽败”，显然是为陈说今冬伐吴机会之难得，所以将以前的小规模造船也包含在内了。杜预的反应稍晚。他在得到推迟伐吴的正式诏命之后，才上表劝谏：“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杜预为此在半月之内连上两表力争。针对贾充、王浑等对南伐持悲观言论者，杜预指斥其动机是妒贤嫉能：“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54]经过王、杜两位边帅力争，以及张华在朝中择机进言，晋武帝才决心立即展开对吴全面攻势。
伐吴之役的指挥序列及武帝的意图
按照晋武帝部署，对东吴的攻势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全面展开，战线东起东海，西至巴蜀。晋武帝试图通过同时的全线攻势，使东吴江防顾此失彼，从而制造渡江机会。《晋书·武帝纪》载其进攻序列为：
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55]
此处对诸将帅只载军号，未载其都督或所刺何州，所以不便理解。现在按照诸人本传中的信息，将其做一梳理：
东线，徐州都督、琅邪王司马伷从下邳南下，渡过淮河，进攻吴都建邺对岸的江北地区。
中线，分为互不统属的两路：
东路，扬州都督王浑从寿春出发，经合肥进向横江（长江西北岸的历阳地区）；
西路，豫州刺史王戎所部，从淮北的项城出发，经大别山区南下，攻击吴旧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对岸的江北地区。西线，又可分为杜预原则指挥之下的三路：
东路，江北都督胡奋所部，沿汉水南下，负责进攻夏口方向（今武汉江北地区）；[56]
中路，荆州都督杜预率部自襄阳出发，从陆路进攻江陵；
西路，益州刺史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的水军沿长江而下，经三峡东进。
从这个指挥序列可见，各路南征军队的统帅，除了武帝之叔司马伷，其余几乎都与皇室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王浑之子王济娶武帝之姊；王戎从弟王澄之妻郭氏，是太子妃贾南风的亲戚；胡奋之女是武帝贵人且深受宠爱；[57]杜预之妻是武帝之妹高陆公主；至于受命总统各路军队的大都督、太尉贾充，则是太子妃贾南风之父；贾充副手杨济，是武帝的杨皇后之叔。各路伐吴都督组成了晋武帝的一个盛大“亲友团”，只有王濬和皇室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他能任此职完全得力于羊祜临死前的保举。
武帝如此安排伐吴将帅人选，应当还是吸取了“淮南三叛”和钟会谋反的教训，力图避免前线将帅倒戈的局面。特别是吴、晋之间有长江天险，即使成功灭吴，如果前方将帅反叛，将很容易再次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而诏命一直竭力反对伐吴的贾充担任总指挥，显然也有互相牵制之意：贾充与杜预、王濬素来不和，正可实现互相监督，使各方都不敢产生非分之想。另外，这个任命也是晋武帝试图安抚贾充的一种姿态，一旦伐吴成功，贾充将是最大功臣，其以前对伐吴的种种消极反对，都将被这个战功掩盖。当然，这只是晋武帝的一厢情愿。贾充极度自私且没有大局观，在实际战事中，这个安排险些毁灭伐吴大计。
各路统帅之中与皇室最疏远的王濬，却指挥着最为强大的水上力量—益州舰队。这个舰队对于晋军的渡江作战极为重要，为了防范王濬产生二心，也有必要的牵制措施，就是以唐彬为其副手。唐彬原任益州监军，就是充当监视王濬的角色；其后又任巴东监军，从上文的272年西陵之战可见，这个职位主要负责统辖三峡舰队，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不直属益州刺史领导。如今以唐彬担任王濬舰队副统帅，正是为了进行监控和牵制，防范其离心叛变。
第四节 伐吴之战过程
根据各路军队的进展，晋伐吴之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事主要发生在长江北岸诸地区，以及自三峡至江陵的长江南北两岸；自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五日，为战事第二阶段，王濬舰队从江陵东下，配合江北各军攻克敌沿江诸城塞，顺流直下，于三月十五日登陆占领建邺，尽俘吴后主朝廷，战事宣告结束。
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各路伐吴军队所遇到的抵抗很强烈，且都有较大战果，但各路统帅对于战事进度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最关键的争执，是能否顺利渡江。在第二阶段，晋武帝已明确指示王濬舰队攻占建邺，但未能及时厘清王濬舰队与下游陆路诸军（主要是中线扬州都督王浑）的指挥关系，导致王濬与王浑发生争执。下面将重点分析西晋高层对于伐吴进展的预判，以及在实战过程中的抵牾。
第一阶段战事
据《晋书·武帝纪》，晋武帝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诏命前线各军展开全面进攻。由于诸军进入临战需要一些时间，加之原边界距离吴军重要城垒尚有一定路程，所以到次年正月、二月才进入激战阶段。
关于王濬舰队启程的时间，《华阳国志》卷八载为咸宁五年（279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58]。《晋书·王濬传》则载为“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自建平郡（今巫山县）以下的三峡江段都由吴军控制，吴军预先在峡中“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而羊祜尚在世时已从吴军俘虏口中获悉这些布防地点，所以王濬舰队已有针对性措施，顺利通过三峡江段。[59]这表明在益州舰队的下江行动中，荆、益两州保持着密切的协作。
按照晋武帝战前的诏书部署，王濬舰队在驶出三峡，进入荆州江段后，便开始接受荆州都督杜预的指挥（节度）。[60]二月三日（庚申），王濬舰队攻克江北重镇西陵，继续沿江而下，攻击两岸吴军。
自襄阳南下的杜预所部，正月时已包围了吴江陵城，但一直未能攻克。杜预遂派一部兵力沿长江北岸向上游进军，以便接应王濬舰队；同时又派少数兵力偷渡长江，“奇兵八百，泛舟夜渡”[61]，埋伏于乐乡城外。乐乡是吴军在长江南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且是其长江舰队停泊基地。当上游吴军被王濬舰队击败，逃入乐乡城内时，杜预所遣伏兵随之混入城内。王濬舰队于八日（乙丑）抵达乐乡城外江面，与吴军舰队展开会战，将其尽数歼灭，吴荆州舰队统帅“水军督陆景”被俘。[62]王濬军与城内伏兵里应外合，于当日攻克乐乡。此战彻底消灭了吴军长江上游的水上力量，使得江北吴军孤立无援，杜预军遂于十七日（甲戌）攻克江陵。
至此，吴军在长江上游的重要据点已全部被晋军攻占。
同时，指向长江中游的荆州军（江北都督胡奋）、豫州军（刺史王戎）也逐渐进抵江边，围困夏口和武昌二城。下游的扬州都督王浑、徐州都督司马伷所部，也基本肃清了江北吴军。战线基本推进到长江一线。
但自全面进攻开始以来，贾充一派从未停止对伐吴前景的质疑：
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63]
张华本传未载此事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其放在平吴之后，属于倒叙，亦无法查证具体时间。本书认为，此事应发生在战事开始后至二月中旬之间。因为在王濬军攻克乐乡之前，晋军的进展颇不乐观：杜预军攻江陵、胡奋军攻夏口、王戎军攻武昌，都难以破城；司马伷、王浑两军虽扫荡江北，但临江而不敢渡，使战局有陷入拖延的趋势。张华、杜预、王濬等力主伐吴者，显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只有在王濬舰队攻克乐乡后，才取得了在长江南岸的第一个重要据点，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后攻克，战局才呈现出转机。
在王濬的益州舰队驶出三峡，即将与杜预的荆州陆军会师之际，指挥权问题也在凸显。开战之前，晋武帝已经做出部署：“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杜预到任荆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经营已有八年之久，只因为杜预与皇室有亲，官品也高于王濬，才有这种安排。
如果杜预在王濬舰队归入自己麾下之后率部登舰，直取建邺，必将建立灭吴首功。但杜预从大局出发，做出了不和王濬争功的姿态。他判断：如果王濬舰队能够从三峡攻克沿途要塞，开到江陵与自己会师，那么早已功勋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于人；如果王濬舰队无力攻克吴军诸要塞，也就无法赶到江陵一带与荆州军会师，更谈不上接受自己指挥的问题。早在获悉益州舰队攻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王濬，鼓励他顺江直下，径取建邺，“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后大悦：这解除了他被人抢功的顾虑，正可以放开手脚建功立业。为了向皇帝暗示这种心情，他还专门将杜预的信件转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让自己放手一搏。
江陵克定的第二天（十八日，乙亥），王濬舰队开到江北，与杜预主力会师。同在这天，晋武帝发布诏书，将王濬军号提升为平东将军，由“监”升格为“都督梁、益二州军事”[64]。这是对他数日之前攻克乐乡的嘉奖。发这道诏书时，晋武帝还未必知道占领江陵的消息，但他在这天稍晚时获悉江陵已定，于是又发布一道诏书，部署继续进军的事项：[65]
（一）唐彬舰队划入王濬指挥之下。[66]
（二）杜预军队继续进占荆州的长江以南地区。
（三）杜预军队中划拨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编入长江舰队。
（四）王濬、唐彬舰队继续向下游进军，占领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并继续东下：王濬舰队协助胡奋攻夏口，克城后胡奋军队划拨七千人给王濬；唐彬舰队协助王戎攻武昌，之后王戎所部划拨六千人给唐彬。然后王、唐舰队顺流攻占建邺。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第二阶段的战事和争议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晋军在长江中游和下游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濬舰队自江陵东下之后，迅速加入了对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势。这两城的情况和江陵相似，都是吴军在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吴军依托长江对其进行补给和增援，所以长期坚守不下。王濬舰队切断了吴军的江上通道，并增加了临江方向的攻势，所谓“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67]，短期内都被顺利攻破。按照晋武帝二月十八日诏书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舰队从胡奋、王戎部补充了兵力，[68]继续顺流驶向建邺。此时应已进入三月中旬。
在东线，开战以来的三个月里，司马伷的徐州、王浑的扬州军队已进至长江沿线。吴军在下游江北地区没有重兵驻防，所以这两支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兵临长江之后，他们迟迟没有渡江举动。这种迟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畏战，因为吴军舰队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制水权，晋军徐、扬两州都缺乏大型军舰，怕遭到吴军拦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预都曾用轻舟偷渡长江，但司马伷、王浑两人显然缺乏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二人都怕招致贾充反感。所以司马伷、王浑达成了默契，消极对待渡江灭吴之事。
在王濬舰队参与攻击夏口、武昌时，东吴方面也在试图发起反攻。
吴丞相张悌率领吴都建邺的精锐兵力三万人渡江至历阳，北上攻击晋扬州都督王浑、刺史周浚所部。吴军内部曾对此方案有争议，丹杨太守沈莹认为，上游的晋军舰队行将来到，应集中兵力扼守长江，准备与晋水军决战。张悌则认为，待到晋舰队驶入下游时，东吴的军心早已涣散，不如趁现在与晋扬州军决死一战，如能战胜，吴军上下士气大增，尚有全盘扭转战局的可能。从当时形势看，张悌的意见是积极和正确的。但两军会战于江北版桥，吴军大败，损失近万人，张悌等将帅也都战死。[69]
到此时，贾充还在坚持其伐吴必败的论调。他的依据是，如今大军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将过去，长江将迅速涨水，江南一旦进入暑热天气，将不利于北方军队作战，所以必须立即停止攻势。这种意见不仅限于朝廷上层，杜预麾下的荆州军官也颇有应和之声。[70]这种反战声势显然影响着王浑、司马伷等将帅，使他们依然观望而不敢乘胜渡江，以免得罪贾充。
就在王濬舰队驶向下游之际，晋武帝又发布了一道诏书，指示王濬“至秣陵，受王浑节度”[71]。从诏书字面意思看，“至秣陵”至少是已经渡江围困建邺之后。那么在王浑渡江之前，和王濬的指挥关系又该如何？似尚未明确。另外，这个诏书的发布日期也难以确知。因为王濬舰队在中游的最后一站是武昌，彼时他还未收到这个诏书；待舰队离开武昌之后，一路再未遇到吴军有力抵抗，所以顺流长驱直下，与江北的晋军再没有联系，更无从得知有此诏书。
而王浑得到这个诏书之后，确信自己拥有了对王濬舰队的指挥权，遂一直在江北坐待舰队东来。扬州刺史周浚、别驾何惲都劝他乘胜渡江、直取建邺。但王浑坚持待王濬舰队来后渡江，方万无一失。[72]
三月十四日，王濬舰队行至牛渚，王浑在北岸派遣信使到舰队，邀请王濬到自己军营相见。王濬则表示，吴军舰队正在前方的三山江面集结，战事方殷，无暇旁顾，且如今风向正有利，舰队行驶皆有序列，不能贸然改变方向。这就留下了一个争执，就是在信使见到王濬时，王濬是否得知那封让他“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的诏书？在战后争执中，王濬坚称当时：
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73]
史书中没有王浑控告王濬的原文，但可以推测，他肯定坚持信使已经告知王濬：有“节度”之命的诏书，请他到北岸就是要出示这个诏命。
无论如何，当天王濬舰队没有停留，而连夜直向三山。舰队副统帅唐彬看到王濬、王浑的争执已趋激烈，为明哲保身，遂托病交出指挥权，避免开罪于任何一方。[74]吴军集结的最后一支舰队共万余人，在强大的王濬舰队面前不战而溃。次日（十五日），王濬舰队行驶到建邺江面，吴主孙皓手足无措，只得投降。
在此时，西晋朝廷关于是否应渡江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中书监荀勖附和贾充意见认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请求晋武帝惩办张华。杜预在荆州得知这些争论，“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阳近郊，平吴的捷报也正从前方传来，争论才告终结。[75]
而在建邺，二王之间的争执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濬接受孙皓投降，同时遣信通报王浑；当天晚间，王浑的一封书信送到王濬处，才提及“当受节度之符”。次日（十六日），显然晋武帝刚刚收到王浑对王濬拒命的控告（应为十四日发出），遂又发布一道诏书，重申王濬必须接受王浑的指挥。[76]同日，王浑军队也渡江到达建邺，[77]这说明王浑实际并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动只是迟疑观望而已。
王浑到达建邺后，对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趋激烈，并控告其军队抢掠吴宫财宝，甚至“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俨然有钟会和邓艾之争再起之势。晋武帝只得将两人召回洛阳，朝臣欲以“违诏”治罪王濬。晋武帝的裁决是：
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贾充等反战派高官，他和王浑的争执也被打上了以寒门挑战高门的烙印，[78]在占领区善后及评定功勋等问题上频频遭遇刁难，必要时只能依靠晋武帝提供保护。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命濬孙王粹“尚颍川公主”，才标志着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纳为上层士族，而此时王濬已经去世五年了。
余论：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杀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79]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550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1] 《宋书·索虏传》，第2359页。东吴亡国之后，陆机作《辩亡论》总结教训亦云：“彼（西晋）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第1181页；及《晋书·陆机传》。
[2]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2页。
[3] 现在的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在合肥一带存在分水岭，无法沟通。但对于历史时期合肥附近是否存在一条“江淮运河”，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多数认为并不存在。马骐等“江淮运河”的支持者曾在原地踏访，只找到一条未曾修通的河道故迹，亦无法确定其年代。故本书亦认为合肥附近不存在沟通江淮的水道。参见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4]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7页。
[5]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则东吴方面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见第1119页。
[6]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7]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第441页。
[8] 见《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按《三国志》中，洞口又名洞浦口，史书及地志中都未载其方位。据《晋书》卷三十七《谯王司马尚之传》，洞浦口在历阳附近，为东晋末侨豫州所辖舰队驻扎之地，应在濡须口下游数十里处。另，此次曹休派轻船攻击之地为“徐陵”，具体地址不详，可能是洞浦水入长江口的一处军垒。此事《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作：“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第1382页）
[9]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濡须中洲之战详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桓传》及《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
[10]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就开凿了经广陵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见《国语·吴语》。
[11]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书，第85页。
[12]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徐宣传》，第646页。
[13]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第385—386页）另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14]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85页。
[15]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录》，第1132页。
[16] 当时曹魏后方的谯郡人也不得在涡河中拦水捕鱼，以便为淮河和运河中的舰队提供必要的水源。见《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文德郭皇后》，第166页。
[17]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董袭传》，第1291页。
[18]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第483页。
[19]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6页。
[20]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21]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1138页；《吴书·诸葛恪传》，第1447页。
[22] 只有在257年，诸葛诞据寿春起兵反抗司马氏，同时向东吴求援，一支吴军遂从陆路北上进入寿春。司马昭对此的判断是“（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这支吴军果然随着寿春陷落而成为俘虏。见《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4页。这也说明寿春向南没有水道可以沟通长江。
[23]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24]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皓传》，第1172页。
[25] 东吴江夏郡在长江南。此江夏为魏荆州刺史王基在江北所筑之上昶城。见《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26]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第725页）
[27] 《晋书》卷三《武帝纪》：“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第69页）《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第1202页）
[28] 《晋书·宣帝纪》，第6页。
[29]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第526—527页）有趣的是，司马懿也知道冬季水浅会阻碍东吴水军的攻势，正始三年（242年）诸葛恪攻击江北，司马懿主张积极迎击，其理由便是“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吴军只能进行陆战，而这正是北军所长。见《晋书·宣帝纪》，第15页。
[30] 《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第749页。
[31] 以上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详细记载此事，见第626页。另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第752页），此时的荆州刺史王基也持“大田”的保守主张，但胡遵、毌丘俭二人持何观点已经不详。
[32] 《晋书》卷二《太祖文帝纪》，第36页。
[33]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第1002页。
[34]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第1015页）此事不系年月，但在273年吴将步阐来降之前，所以应在羊祜到任襄阳后不久。
[35]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第1207—1208页。
[36] 《晋书·羊祜传》，第1014页。
[37] 据《晋书·武帝纪》，在泰始八年（272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第62页），此时方由羊祜继任车骑将军之号，而此前王濬早已担任过巴郡、广汉太守，并升至益州刺史了。
[38] 《晋书·贾充传》未载其迟留多久，但载其被迫出发赴任时，“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第1168页），可见当时已是隆冬。证以《武帝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61页）
[39] 但《华阳国志》卷八误将此事系于泰始十年（274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40] 《晋书·羊祜传》，第1016页。战役过程见《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
[41]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4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页。
[43]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阎温传》，裴注引《世语》，第551页。
[44]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104页。
[45]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46] 《晋书·羊祜传》，第1017页。
[47]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9] 《晋书·杜预传》，第1028页。
[50]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51]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3]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54] 《晋书·杜预传》，第1028—1029页。
[55] 《晋书·武帝纪》，第70页。
[56] 胡奋参与伐吴及当时职务，在《晋书》本传中都没有记载，只能参见《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第68页）
[57] 《晋书》卷五十七《胡奋传》，第1557页。
[5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9]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0] 《晋书·王濬传》在记叙完平吴过程后回溯：“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第1210页）《资治通鉴》在太康元年三月亦照录。但至建平与至秣陵中间相隔时间甚长，这是两个诏书的内容：“受杜预节度”是开战初期（一月之前）的部署，“受王浑节度”则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三月。王濬在占领建邺之前，未及见到“受王浑节度”诏书，从而引发诸多争执及误会，详见后文。
[61] 《晋书·杜预传》，第1030页。
[62] 《晋书·武帝纪》对攻克乐乡的时间记载颇含糊，此处从《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3]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第1070页。
[64] 《晋书·王濬传》及《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65] 除有说明者外，此处内容皆出自《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二月乙亥日，第71页。
[66] 《华阳国志》卷八：“巴东监军唐彬及平南军皆受指授。”（第104页）此为节文和缩写，实际上，平南（即平南将军杜预）所辖部分士兵划归王濬指挥之事，在《晋书·武帝纪》中有原文照录，见第三条部署；唐彬军归入王濬指挥则仅见于此。
[67]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8] 《晋书》卷三十九《冯紞传》：“伐吴之役，紞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濬入秣陵。”（第1162页）汝南属豫州，所以冯紞所部应在王戎划拨给唐彬的六千兵力之中。
[69] 见《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注引《晋纪》《襄阳记》。关于此战吴军损失数字，《晋书·王浑传》为“首虏七千八百级”（第1202页），而在战后“二王”互相攻讦，王濬则向朝廷揭发说：“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第1214页）显然二千或以万计都有些夸张，《晋书·王浑传》所载应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另外，关于此战发生时间，《晋书·武帝纪》载于二月末，《资治通鉴》则载于三月初且不言出处。要当发生在二、三月之交时。
[70] 《晋书·杜预传》：“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第1030页）
[71]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秣陵”即吴都建邺，史书为避西晋末帝司马邺之讳而改。
[72] 《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第1658页。
[73]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标点有部分改动。
[74] 《晋书》卷四十二《唐彬传》：“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邺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第1218页）按，建邺上游二百里，应是历阳—牛渚，即王濬拒绝王浑建议之地。
[75]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第1170页。
[76]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王濬上书提及“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十六日诏书内容未载，所以只能做这种推测。
[77]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第1214页）。
[78]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转引王浑对他的批评：“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而王濬也承认“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第1215页）
[79]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