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方对北作战的地理因素
水运、河流与季节
在4—6世纪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中，江河并非只起到了分割南北的作用。作为交通运输手段，水运在前现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南方政权。江南水乡的居民生活多依赖舟楫，所以南方军队在北伐中，也更多借助河流进行后勤运输，甚至是作战部队的进军也依靠舰船和水军。除了惯常的生活习惯，这还和南北方的自然物种差异、兵种差异有关：南方政权控制的区域多非马、牛等力畜原产地，所以缺乏拖曳车辆的牲畜（长江流域固然多水牛，但水牛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和干旱，所以在淮河以北的战场上作用有限）。
另外，南方政权缺少骑兵，也使其军队后勤更多地依赖后方运输，而不能靠在战区征集（抢劫）粮食。骑兵行动速度快，在同样时间内搜索的区域要比步兵大得多，所以便于在战区抢劫物资、因粮于敌，但这个优势只属于北方军队。这也迫使南军更重视运用河流进行水运。
与水运相关的是季节问题。到冬季，北方（淮河以北）河流封冻无法航行。北方降雨量较少，且集中在夏季。只有在雨季涨水时，北方河流才能保证航运所需的水量。所以南方军队的北伐多选择在夏季进行，且即使在雨季，也往往需要采取人工手段，如修筑堰坝，使自然河流改道等来提高航道中的水位，保障通航。当然，除了水运，南军选择夏季北伐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南方人多不适应北方冬季的严寒；北方河流封冻之后，也不能用作防范北军骑兵的天然屏障（黄河在这方面比较明显）。这些因素都使得南军北伐尽量集中在夏季，避开严冬。
东晋十六国的百余年时间里，北方局势经历了数次激烈变动。石赵王朝、前秦王朝的崩溃都引起了北方的长期混战，给南方军队提供了北伐契机，所以东晋军队曾数次将战线推进到黄河。到南北朝时，双方对峙僵持的局面相对稳定。北魏政权统治北方的百余年时间里，逐渐将南北交界线从黄河推移到淮河。同时，北方经历过两百多年的民族融合，因政局动荡而发生全面的社会崩溃情况已经难以发生了，所以在北魏政权崩溃，北方陷入动荡时，南方萧梁政权的北伐亦难有作为，而很快呈现出东、西魏与南方政权对峙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淮河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漕运（内河航运）问题，王鑫义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淮河沟通长江、黄河的诸河道，以及这些航道在南北方战争中的运用情况。[1]故本编的论述重点并不在这些航道本身，而是以东晋时期的几次大规模北伐—桓温征前秦、前燕，刘裕征南燕、后秦为例，从战略角度探讨南军在北伐中如何综合利用内河航运、季节等因素，以及这些外部条件对战局产生的影响。
江—淮、黄—淮水系与南北战争
南方军队北伐都要自长江进入淮河，再从淮河流域北上进入黄河。自春秋末期吴国就开凿了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水系。在东晋南北朝时，这条江淮运河一直可以使用，南军舰队自江入淮，都是循这条河道。进入淮河后再溯泗水到彭城，有两条河道通向黄河：向西偏北是汴水，通往黄河荥阳段的石门水口；向正北方溯泗水而上，可辗转进入济水，驶入黄河。下面对这两条航道在东晋之前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沟通黄河和淮河的水系比较复杂。黄河在流出豫西山地之后，自荥阳以东都是广阔的平原，少有山地约束。黄河含沙量大，河床淤积迅速，所以河道在平原上发生过多次南北摆动，向北流可入渤海，南流可入黄海。且黄河在荥阳以下河段经常分流出若干“支津”[2]。这些支津或与干流并行注入渤海（如济水），或向东南汇入泗水（如汴水、荷水等，详见下文），再与之一起注入淮河。自战国以来，人们出于灌溉、航运需要，经常对这些黄河支津进行人工疏浚或改道。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这些支津也经常淤塞、废弃和改道。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分裂动荡，河道缺少人工维护，淤塞情况更为严重。在南方政权北伐时，往往先要对航道进行人工疏浚开掘才能使用。而开掘河道的工作受战局影响，多难以按计划进行，反过来又影响战事的成败。在桓温和刘裕自淮河入黄河的北伐战争中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自东汉以来，在沟通黄、淮的航道中，汴水地位最为重要。自彭城通往洛阳，以汴水最短、最便捷。因其沟通淮河和京师的漕运价值，在西晋统一时代，汴河在人工疏浚之下都可通航。280年西晋灭吴时，王濬舰队自益州驶出三峡，杜预便写信鼓励他：“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3]这里“自江入淮”，是走邗沟航道；“逾于泗汴，溯河而上”，则是从淮河驶入泗水，到彭城时转入汴水，至石门进入黄河，最终进入洛阳。这说明当时这条航道是畅通的（当然，邗沟、汴水等航道水量有限，难以通行大船，王濬舰队中体型较大的战舰是无法通过的）。
到西晋末战乱时期，青州刺史苟晞和控制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交恶，遂进军占领汴河边的仓垣城，掐断了东南方到京师的漕运干线，使洛阳陷入饥荒，最终迫使司马越带主力禁军离开洛阳，到豫州地区就食。[4]此举也说明在西晋一朝，泗水—汴水航道始终是东南江、淮流域粮赋进入洛阳的最重要通道。
另一条沟通黄淮的通道，即从彭城继续溯泗水而上，王鑫义先生称之为“泗黄漕路”，王鑫义先生所举关于这条航道的最早记载，是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北伐前燕，“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5]。但这条航道在东晋之前，特别是在西晋统一时代是否存在？通过《水经注》等文献可以发现，在泗水上游的高平郡（国）湖陆县，一条“荷水”（又称南济水）向西沟通泗水与济水。溯济水向西，可以驶入汴水上游，再从石门水口进入黄河。这是因为济水和汴水在上游同源，都出自黄河的石门水口。[6]
史念海先生认为：“菏水本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7]这条经由荷水—济水进入黄河的航道虽如此古老，但在汉魏文献中极少有记载。其原因可能是：以汴水为骨干的航运格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统一时代的产物。当时东南去往洛阳的漕船都自彭城进入汴水航道，这比经荷水航道便捷；而冀、青、兖州的粮赋则溯黄河干流运往洛阳，导致荷水—济水航道利用价值降低。当然，在统一时代，荷水—济水航道也并非全无利用价值。因为汶水亦注入济水，兖州的中心区（即泗水上游、汶水流域诸郡县）使用这条航道进入洛阳较为便捷。西晋末青州刺史苟晞被起事武装击败后，“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8]，高平邸阁（粮仓）储存的粮食，当从荷水—济水送入洛阳最为方便。如果运船顺泗水到彭城，再经汴水送往洛阳，就比较迂远了。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荷水汇入济水之处，继续向下游行驶，过巨野泽到达东阿一带时，济水与黄河干流之间距离很近。369年桓温伐前燕至济水，就是从这里的四渎口进入黄河的。那么在此前的汉晋承平时代，这段黄河与济水间是否有航道沟通？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水经注·河水》则云：
河水又东北流，迳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
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9]
此处的清水即济水北段。因为济水在流出巨野泽之后，经过沉淀作用，水流已经较为澄清。到四渎口一带再次与黄河水合流之后，清浊对比格外明显，故被称为清水。四渎口这段沟通河、济的河道，又被称为“孟津河”（与黄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经注·河水》称其“迳九里”，即九里长，《济水》卷则称有十里长，[10]两说基本近似。“四渎祠”则因为这里能够辗转沟通江、淮、济、河而得名，从祠的存在来看，这条航道应在桓温、荀羡之前已经有了。因为郦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温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从桓温时才初次开通四渎口，则未必能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形成民俗特征的“四渎祠”崇拜。另外，从两汉至西晋的数百年承平岁月，济水和黄河都是重要航道，两水在四渎口相沟通的渠道仅九里长，[11]这种工程在汉魏晋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第二节 晋军北伐中的黄—淮航道
352—354年，戴施利用汴水进入洛阳和河北
自从中原刘石起兵、晋朝迁播江南之后，洛阳不再是都城和漕运中心，河南淮北地区成为南北方拉锯争夺的战场。320年代，石氏后赵逐渐占领淮河以北。到350年代，石赵王朝因内乱崩溃，黄河以南的驻军将领纷纷投降东晋。晋军乘机北上，在从淮河向黄河推进的过程中，需借助沟通黄淮间的航道进行运输。
永和八年（352年），晋豫州刺史谢尚的部属戴施进驻汴水沿线重镇仓垣。此年夏秋，邺城中的冉闵之子冉智受到羯胡、慕容鲜卑的联合攻击，被迫向东晋求援，戴施所部遂从仓垣进至黄河，并在河北的枋头登陆进入邺城。八月，戴施部在慕容鲜卑攻击之下撤出邺城，但带出了传国玉玺。史书对戴施所部的记载过于简单，但通过其352年的行程可推测，这支部队最初是从彭城沿汴水推进至仓垣，又以舟师入黄河，登陆河北。这说明当时的汴水航道全线都可通航。永和八年冬，掌握东晋朝政的殷浩再次宣称北伐，“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12]，也是要优先控制从仓垣到石门水口之间的汴水航道。
此后十余年内，由于东晋上层人事更替，戴施的上级屡次更迭，但其以石门作为军事据点的格局一直未变。戴施曾进驻洛阳。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冉闵降将周成举兵反，自宛陵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13]。据《水经注》，鲔渚在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附近。[14]这也说明晋军在河南地区的驻防体系都依托河道。
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加“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15]。获得了指挥河南战场之权。此时，叛乱武装姚襄再次进至洛阳，与前度叛乱的周成武装联合。桓温遂亲自从襄阳方向进军洛阳，同时部署其他部队进行协调：
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16]
高武应是桓温的荆州旧部，他所据的鲁阳到洛阳并无水路可通。所以这里负责从汴水入黄河航道的还是戴施所部。戴施时任河南太守，属于司州，只有桓温加了都督司州军事之后，才能够指挥他。对于徐州荀羡、豫州谢尚，桓温尚无指挥之权，所以只能“请”其兵参与会战。当然，出于东晋内部政争，荀羡、谢尚不会主动参与桓温的攻势，但可以通过汴水向桓温军队提供军粮。这也是桓温重视汴水航道的最主要原因。这场战役晋军击败姚襄武装，再次光复洛阳，并俘获叛将周成。桓温的这次胜利和他能通过汴水获得徐州的后勤补给有重要关系。
荀羡沟通泗水、济水和黄河
原来不太重要的泗水上游—黄河段航道，此时开始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南军北伐需要使舰队尽快进入黄河，再利用黄河进行东西向机动，并防范北方军队渡河，这种情况下，泗水航道要比汴水便捷。同在永和十二年（356年）春，慕容氏的前燕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向兖州方向扩张，进抵鲁郡之卞县（今曲阜市东）。燕军从这里可以威胁彭城方向以至淮河防线。晋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诸军事荀羡对这支燕军进行了防堵，《晋书·荀羡传》：
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17]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认为“汴城”应为“卞城”，在鲁国卞县，当是。但卞城在东阿的东南方，大概在晋军推进途中，卞城燕军开始向黄河边的东阿撤退。荀羡晋军溯泗水北上追击，行至高平时只能人工开掘河道沟通泗水和济水。光水（洸水）恰好是来自西北方的一条支流，在高平一带注入泗水。[18]从洸水上游向北开掘，便可以连接到汶水，而汶水又是注入济水的。所以，经过对洸水的改造，荀羡的舰队便可以从泗水经洸水、汶水而驶入济水，将东阿燕军逐到黄河北岸。
如前所述，在东阿段济水与黄河相距不远，中间有四渎口相通。而荀羡本传未载其进入黄河，可能当时四渎口已经淤塞。但南方舰船进入东阿段济水之后，再疏通四渎口，进入黄河已是非常便捷了。所以三年之后，晋军水师已经能从泗水驶入黄河：升平三年（359年），燕军再度威胁河南，《晋书·穆帝纪》：“冬十月，慕容儁寇东阿，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之，王师败绩。”《晋书》的穆帝纪和荀羡本传都未载晋军水师动向，但《宋书》的《五行志》《天文志》却都有明确记载：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月，北中郎将郗昙帅万余人出高平，经略河、兖；又遣将军诸葛悠以舟军入河，败绩。[19]
《宋书》卷二十四《天文志二》作诸葛攸，《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从之。诸葛攸从兖州北上入黄河，必然是从泗水—济水航道而上，这说明到359年沟通黄—济的四渎口已经再度开通。当然，这次战役晋军失败，河济地区被前燕占据。到十余年之后，桓温伐燕时重新借助这条航道。这条由洸水、汶水改造成的南北航道此后便取代了东西向的荷水，成为沟通泗水与济水的新通道。
第三节 桓温伐前燕
356年晋军的北伐成果是暂时的。此时北方的前秦和前燕政权都开始扩张，数年时间内，东晋势力被再次压回淮河一线。而随着桓温在荆州坐大，也希望建立北伐功业，以便压倒东晋内部的竞争者。到369年，桓温发动了对前燕的北伐。
桓温的部署及其以往的教训
在桓温北伐之时，北方的前秦定都长安，核心区为关中；前燕建都邺城，核心区为河北。前燕已基本控制河南和青州（山东半岛）地区，西南方甚至占领了鲁阳，威胁南阳地区。东晋则依托淮河，在北岸仅保留彭城等少数据点。
桓温对进攻前燕的部署是：自己率晋军主力从彭城北上，驱逐兖州方向的燕军，从此前荀羡、诸葛攸开通的泗水—济水航道进入黄河，并渡河攻击燕都邺城；豫州刺史袁真带领西路晋军从寿春（寿阳）北上，解决河南地区的燕军，占领荥阳后疏通石门水口，恢复汴水流量，为进入黄河的桓温主力提供第二条补给通道。[20]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当时汴水上游的石门水口已经被阻塞。此时距离356年戴施从汴水进攻洛阳仅十三年，自然淤积未必这样快，所以很可能是燕军进占河南之后，为了防范晋军北伐而有意阻塞了石门水口。如果没有从石门流入的黄河水，仅凭在河南段的有限流域面积，汴水是无法保证通航水量的。
这个计划中两路晋军分别北上，占据泗水、汴水通向黄河之处，保证了从彭城通向黄河的两条水道都可使用，前线晋军有可靠的后勤补给。这也是桓温以往征战成败的经验总结。前文已经谈及，356年桓温主力从襄阳、南阳出发，驱逐姚襄武装克复洛阳，就得益于戴施军队维持着汴水航道的畅通，使桓温军在破败萧条的河南地区仍能得到从东南徐州方向运来的军粮。这是后勤保障胜利的例证。
此外，桓温也曾有因后勤不力而失败的教训，即永和十年（354年）的出征前秦苻健之战。当时桓温军队出发的荆州属汉江流域，而前秦所在的关中为渭水流域，两地间有分水岭阻隔，无法通航。桓温军队溯汉水及其支流均水至淅川，然后弃舟登岸，取武关道穿越秦岭，无法携带足够的军粮。[21]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桓温计划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准备在关中地区征集粮食。他将出征日期定在二月，[22]在四月进入关中，而五月正是小麦收获季节，便于征集军粮。但苻健政权采取了提前收割小麦、坚壁清野的策略，[23]加之当年小麦年景不利，几乎绝收，[24]使晋军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军粮。桓温与秦军在长安郊外相持到六月，未能取得决战胜利，被迫因粮尽撤退，伐秦之战宣告失败。严格说来，当时桓温在关中驻军两个月，有足够的时间与秦军决战。他迟疑畏战而拖延到粮尽，不能全赖后勤因素。但他主要从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总结伐秦教训，所以在制定伐燕计划时，坚持两路并进，开通两条进入黄河的航道，以保障后勤供应万无一失。
新泗黄航道（桓公渎）的开通
四月，桓温率晋军主力开始北伐。他从姑孰出发，舰队循长江而下，在广陵附近驶入邗沟，进入淮河，然后溯泗水到达彭城。这时袁真所部还在北上途中，石门水口尚未开通，汴水中缺水。桓温舰队继续溯泗水北上。[25]由于在十年前诸葛攸舰队曾从泗水驶入黄河，所以桓温认为这条航道还是畅通的。六月，桓温晋军进至高平郡，攻克燕军固守的湖陆县城。这里是荷水、泗水、洸水的交汇之地，燕军在这里设防，显然也是为了防范晋军沿河道北上。但晋军到湖陆后才发现“时亢旱，水道不通”，即荀羡、诸葛攸前度曾修整利用过的洸水—汶水航道已无法承载舰船，这两条河流流量较小，受天气影响最为直接。
为了使舰队入河，桓温只得开凿新航道。这就要废弃荀羡所用的洸水，在干涸的巨野泽湖床上开挖一条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新航道，所用水源就是从汶水汇入济水之处引来。桓温幕府中的文士袁宏作《北征赋》记载北伐见闻，他关于此次开渠的描写是：“于是背梁山，截汶波，汛清济，傍祀阿。”[26]据《水经注·济水二》，梁山处在汶水注入济水的对岸（西岸），晋军可能在汶水入济处附近修筑堰坝，将部分水量导入自南来的新渠道中，这样新渠道南有泗水，北有汶水的水量补充，才勉强可以满足行船要求，当然，体积较大的船舰无法使用这种渠道。
《晋书·桓温传》云“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但《晋书·毛穆之传》则曰：“温伐慕容暐，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会于济川。”[27]所以新开渠道有一百里和三百里两说。另外，开渠所用时间亦有两说。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
秋，七月，温屯武阳，燕故兖州刺史孙元帅其族党起兵应温。温至枋头……[28]
桓温军四月发自姑孰，至六月进入高平郡金乡比较正常，因为此前多在晋军控制的区域行进，不致耽误太多时间。且六月正当盛暑雨季，也符合乘雨季涨水驶过泗水上游进入黄河的惯例。如此，则桓温六月开始开渠，七月已入黄河到枋头，开渠工作仅有一个月左右，加之舰队自高平郡驶入黄河，最少也要半月时间，故实际工期尚不满一月。
《晋书·废帝纪》未载桓温开始开渠的时间，但明确记载其入黄河、至枋头的时间是九月：
九月戊寅，桓温裨将邓遐、朱序遇暐将傅末波于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温至枋头。[29]
晋军掘完渠道进入黄河，到底在七月还是九月？也就是说，开渠所用时间，是一个月以内，还是三个月之内？这和开渠的长度一样，要结合当时晋军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才能推测出比较合理的数字。
桓温伐燕军队共有五万人，其中包括袁真西线兵力，桓温直辖主力规模应在四万人左右。这四万晋军还要负担与燕军作战及运输等任务，不可能全部投入开渠工作，巨野泽地区处在南北方交界战线上，人烟稀少，能征集的民夫数量有限。所以桓温军投入开渠工程的人力不会超过三万人。使用手工工具开渠筑坝时，一名壮劳力每日完成的土方量可以进行概算。如1958年修筑北京十三陵水库，工程总量180万土方，共投入870多万个工作日，每人每日工作量0.2立方左右；在毛泽东到工地劳动的5月25日，10万名工人完成了5.1万立方米的工作量，每人每日工作量也是0.2立方左右。[30]当然，修筑水库和开渠有些不同，修水库的运输土方距离较远，开渠的土方则可就近堆积为堤，所以开渠工作每人完成的日土方量会稍高于0.2立方米。可假设开渠工作每人每日完成0.5立方左右，则三万人每日可完成1.5万立方。假设新渠横截面为20平方米（平均宽6—7米，深3米），则每日可构筑新渠750米。每月30天，可开掘渠道22.5公里，约合当时50华里。可见一个月时间不可能开掘一百里，遑论三百里。如果舰队是九月入黄河，说明开渠工作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恰好修通一百余华里渠道。则《晋书·废帝纪》的舰队入河时间和《晋书·毛穆之传》的开渠里程是准确的。当然，晋军在开挖新渠时，也要尽量结合旧有河段以节约工程量。这条代替荀羡所开洸水的新渠道，后世便被称为“桓公渎”。
战役进程与桓温的失败
在晋军忙于开渠之时，燕军也在发起反击：下邳王慕容厉带二万燕军来袭，晋军迎击于黄墟，“厉师大败，单马奔还”[31]。《通鉴》胡注引杜预曰：“外黄县东有黄城，兵乱之后，城邑丘墟，故曰黄墟。”[32]其地约在当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可见战场在开渠工地的西方。史书未载这支燕军从何而来，很可能是洛阳到虎牢一带的驻防军。因为这里既要防范西方的前秦，也要防范南来的晋军，需驻扎重兵。但此战场在桓温主力以西二三百里，本应属于豫州刺史袁真的出击方向，说明袁真所部进军迟缓，未能起到配合桓温主力作战的作用。之后不久，桓温所部晋军又在林渚击败燕将傅颜，保障了开渠工作。[33]
就在晋军挖掘渠道之时，郗超曾向桓温建言：这条渠道不可能开通，所谓“清水入河，无通运理”，所以应抓紧时间从陆路北上，强渡黄河后攻击邺城。[34]慕容暐政权为晋军气势所震慑，必然退回辽东地区，如此便可迅速光复河北。《资治通鉴》误将此议载于晋军已开通运渠，进入黄河之后，但那样郗超就不会声称从济水（清水）无法通往黄河了。郗超还提到“今盛夏”，也定然在渠道尚未开通的九月之前。桓温未采纳这一建议，才有了桓公渎的开凿。
不过，郗超另一方面的建议却很有价值。他认为，如果桓温不愿长驱攻击邺城，则应当在黄河南岸济水之滨构建长期屯驻的军事基地，囤积足够的军粮，因为今年的夏天行将过去，一直未能有充沛降水，只好等到明年夏天再展开进攻。他还提到，秋季即将来临，北方气温下降很快，而晋军士兵们多没有准备在北方过冬的衣物，如不早做准备，无法度过冬天：
……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
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35]
到九月，晋军终于掘通运河，桓温舰队进入黄河，驶向距离邺城最近的渡口枋头。此时已是深秋，袁宏《北征赋》所谓“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36]。晋军在挖河之际，前燕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动员准备时间，开始对枋头晋军进行反击：
首先，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37]。桓温刚刚开通的泗—黄航道已经处在燕军的攻击之下，难以保持畅通；其次，西线袁真所部推进迟缓，未能完成开通石门，从汴水向黄河提供粮援的工作。桓温本传云：“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38]。似乎是袁真所部已驱逐燕军，占领了石门，但因工程过于艰巨而不能开通。但《慕容暐载记》则为：“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可见石门一直在燕军控制之下；最后，前燕向前秦求援，苻坚派二万兵力出洛阳方向，向颍川袭击晋军后方。
在后援断绝的压力下，桓温没有信心登陆河北进攻邺城，而是下令撤退。由于船行速度慢，且航道水量难以保障，晋军焚毁所有舟舰，步行南撤。途中遭遇燕军、秦军的追击和截击，三万余人战死，几乎全军覆没。至于此事的余波，就是桓温将战败归咎于袁真北进不利，未能打开石门水口，要求朝廷惩办袁真。此举造成袁真及其诸子据寿春叛乱，最终被桓温攻灭，而桓温的北伐事业也告终结。
[1] 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2] 依史念海先生说，流入干流的河道为“支流”，自干流分出的河道为“支津”。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3]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
[4] 此事为正史失载，见《水经注疏》卷二十三《汳水》：“汳水东迳仓垣城南，即大梁之仓垣亭也。城临汳水，陈留相毕邈治此。征东将军苟晞之西也，邈走归京。晞使司马东莱王讚代据仓垣，断留运漕。”（第1960—1961页）汳水即汴水之异写。
[5] 《晋书》卷七十五《荀羡传》，第1981页；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第12—13页。
[6] 《水经注疏》卷八《济水二》。
[7] 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第75页。
[8]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第1668页。
[9] 《水经注疏》卷五《河水五》，第472—473页。
[10] 《水经注疏·济水二》：“济水又东北……河水自四渎口东北流而为清。《魏土地记》曰：盟津河别流十里，与清水合，乱流而东，迳洛当城北，黑白异流，泾、渭殊别……”（第737页）
[11] 即所谓“（黄河水）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
[12] 《晋书》卷八《穆帝纪》，第198页。
[13] 《晋书·穆帝纪》，第200页。
[14] 《水经注疏·河水五》。
[15] 《晋书·桓温传》，第2572页。
[16] 《晋书·桓温传》，第2572页。但加大都督与征讨姚襄之事，本传皆不系年月。此处从《资治通鉴》卷一百，置于永和十二年。
[17] 《晋书·荀羡传》，第1981页。
[18] 《水经注疏》卷二十五《泗水》：“（泗水）又南过高平县西，洸水从西北来，流注之。”（第2121页）
[19] 《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第909页。
[20] 《晋书·桓温传》：“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第2576页）。
[21] 《晋书·桓温传》：“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第2571页）
[22] 《晋书·穆帝纪》：永和十年“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将军桓温帅师伐关中”（第200页）。
[23] 《晋书·桓温传》：“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第2571页）《晋书·苻健载记》：“初，健闻温之来也，收麦清野以待之，故温众大饥。”（第2871页）
[24] 《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五》：“晋穆帝永和十年，三麦不登，至关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无水旱，无麦者，如刘向说也。又俗云，‘多苗而不实为伤’，又其义也。”（第980页）永和十年，正是桓温伐秦之年。云“至关西亦然”，则关中后秦辖境亦然。
[25] 《晋书》卷六十七《郗超传》：“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第1803页）
[26] 《初学记》卷六“清济浊河”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页。标点有改动。
[27] 分别见《晋书》，第2756、2125页。
[28]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第3214页。
[29] 《晋书》卷八《废帝纪》，第212页。
[30] 史义军，徐连英：《1958年中央领导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纪事》，《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31] 《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暐载记》，第2853页。此事《晋书·废帝纪》作：“秋七月辛卯，暐将慕容垂帅众距温，温击败之。”（第212页）有明确时间，但误以慕容厉为慕容垂。
[32]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第3215页。
[33] 《慕容暐载记》称为傅颜，盖来自燕人史书；《废帝纪》和《桓温传》则称之为傅末波，应是东晋方面的称呼。“末波”是鲜卑人常见名字，西晋末年段部鲜卑亦有名末波者。《资治通鉴》卷一百二胡三省注认为“林渚”当在新郑附近，恐非，因为距离巨野太远，大概应在黄河南岸靠近巨野泽之地（第2853页）。另，《资治通鉴》先载桓温开巨野泽，入黄河，后又载攻湖陆、战黄墟、败傅颜三战，时间顺序错误。此三战都应发生在开通入黄河的水道之前。
[34] 《晋书·郗超传》，第1803页。
[35] 《晋书·郗超传》，第1803页。
[36] 《太平御览》卷二十七《时序部十二》，第129页。
[37] 《晋书·慕容暐载记》，第2853页。
[38] 《晋书·桓温传》，第2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