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6世纪，骑兵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定型，之后再未发生历史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和千篇一律。这段时间里，各政权之间及政权内部的战争异常频繁，骑兵作战的对象、环境都多种多样。从自然环境看，既有北方草原戈壁，也有华北平原、山地，还有江南亚热带的水网丛林；从运用骑兵的主体看，既有正在中原化进程中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并非战马原产地的南方政权。所以该阶段骑兵战术和战例更加丰富。加之时代愈晚近，保存至今的史料文献也愈丰富，这三百年的史料密度也远远超过战国秦汉时代。
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
北方政权的骑兵武装
十六国北朝政权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传统游牧的部落组织形式及畜牧业生活方式，所以比较容易通过部落组织召集骑兵进行战争。[1]在占领汉地以后，这些政权往往结合汉地原有的世袭“军户”制度，将本民族战士作为职业兵，以此维持传统的骑兵战斗力。[2]但华北内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区，并不适合发展畜牧业，十六国政权如果不能控制北方草原，就会逐渐受到战马供应不足的困扰。前赵刘曜曾下令无官职者不得乘马，后赵石虎为了征集战马，强行没收一切民间马匹，数量达四万匹。数年后，为了维持对东晋的战争，石虎又征调州郡官吏的马一万四千余匹补充军队。苻坚准备倾国攻灭东晋，也将其境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3]北方政权往往采取中原王朝传统的官营畜牧业为骑兵提供战马。由于史书文献中这方面材料较少，只能通过个别史料进行窥测。比如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在其建都的关中附近建设了规模巨大的马牧场，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鲜卑都在这些牧场里充当牧奴。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惨败后，这些人揭竿而起，牧场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这也成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4]再如拓跋北魏政权，当他们还生活在塞外时，过的是传统部落游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会云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的山间盆地中尽是马匹，时人概算为“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5]。但在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与南齐政权频年战争，代北的马场已经过于遥远，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阳北郊的黄河两岸规划出千里之地为马场，将代北马匹牲畜迁移其中。[6]在东魏朝，高欢以丞相之职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设骑兵曹和骑兵参军，管理东魏的全部军马饲养、调配事务。在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建北齐后，原丞相府骑兵曹并未像其他曹一样划归尚书省管辖，而是成为和尚书省并列的骑兵省，单独设置省主，并且由皇帝亲信的秘书人员（中书舍人或黄门侍郎）具体分管。[7]
除了在官牧场繁衍马匹，北方政权还通过战争掠夺、互市交易等手段从边疆的畜牧地区获得战马。这和以往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比如石勒刚称赵王建立政权时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游牧族，俘获牛马二十余万头。[8]吐谷浑降附于前秦后向其献马五千匹。[9]后秦姚苌从陕北胡人曹寅处获得马三千匹；[10]河西鲜卑杜崙一次就给姚兴献马八千匹；[11]乞伏炽磐的西秦更从鲜卑提孤部获得戎马六万匹之多。[12]到北魏朝，更经常从对柔然人的远征中掳获大量战马，以至当时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军队都“马力有余”，使南方的刘宋朝感到巨大压力。[13]北魏政权还经常直接从北方高车、铁勒等族征调骑兵参加对柔然和南朝的战争。许多铁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举族迁徙到内地州郡驻扎（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部分）。
为了维持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经常对骑兵进行演练。比如石虎在都城邺城外建阅马台，每月朔、晦登临台上，亲自用射响箭指挥骑兵训练。[14]晦朔分别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训练一次，每次二天。北齐原本规定用围猎方式训练军队，“月别三围”，主管骑兵省的唐邕认为过于频繁劳累，请示减少为每月两围。[15]可惜当时对军队常备性训练的记载较少，难以综合讨论。
北方军队的步骑兵比例
北方政权的开创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骑兵。即使像石勒被略卖到外地为奴，脱离了原有部族关系，最初起兵时也是盗用官牧场中的马匹，最初武装集团的核心就是所谓“十八骑”[16]。但在中原地区辗转作战的过程中，北方政权会较快地组建步兵部队配合骑兵作战。这首先是因为步兵兵员广泛，装备成本极低，单兵战斗力虽然不如骑兵，但“性价比”要高得多；其次，骑兵部队擅长奔袭和野战，但难以胜任攻城、守城等作战任务，这也需要步兵承担。
同样以石勒为例，当他投靠匈奴刘汉政权，在冀州发展势力时，迅速从流民和堡聚中强征了大量青壮年，组成步兵军队配合骑兵作战。石勒在312年占据襄国之前曾流动作战多年，这期间他对步、骑兵有比较明显的功能分工：步兵主要负责守卫辎重、家眷，骑兵部队则由他亲自率领，进行远程奔袭作战。310年秋，刘粲等联军进攻洛阳，石勒带领二万骑兵南渡黄河与刘粲汇合，而命长史刁膺带步兵九万和辎重转移到重门地区固守自保。[17]由于石勒此行没有步兵，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未能攻克洛阳，甚至连小城仓垣也未能攻下。当时幽州勤王的鲜卑骑兵逼近，石勒只得带骑兵赶回重门，将辎重和步兵转运到黄河南岸，继续向南阳、江夏方向流动劫掠。
讨论十六国北朝的骑兵运用，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数量比例。如十六国初的328年，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会战于洛阳西郊，石勒调集境内几乎全部机动部队参战，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步、骑兵比例接近2：1。[18]苻坚倾国进攻东晋，共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出征，步骑比例与后赵基本相同。[19]北魏进攻后燕时，后燕集结的兵力是“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步、骑比例约3：1。[20]在北魏占领河北地区后，后燕宗室慕容德率领一部分鲜卑人渡黄河占据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据政权。史载慕容德渡河时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数年之后，他准备进攻东晋，在境内大规模征兵讲武，共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步骑比例约为7：1。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慕容德的辖区仅仅是青州一地（约今山东半岛），和北方马匹原产地直接的交通已经被北魏隔绝，因而马匹来源受到限制，导致步兵比例较高。[21]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闾曾建议组建一支防范柔然人入侵的部队，他提出其各兵种数量是：“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22]。这里用骑槊的是骑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骑比例仍是2：1。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23]
第二节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山地与河流
在南北间战争中，因为南方政权缺少战马，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占有压倒性优势。骑兵集群冲击需要开阔、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则是运用骑兵的障碍。在东汉末三国初，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如赤壁战后不久，曹仁骑兵与吕蒙在长江南岸的夷陵交战，吕蒙利用当地险峻的地形设伏，俘获很多曹军战马：
（吕蒙）又说（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24]
如何避开这些不利于骑兵的地形，在合适的地形上展开决战，是骑兵统帅必须关注的问题。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骑兵作战的障碍。南方政权一直重视依托河流抵御北方骑兵。黄河地处北方，冬季会封冻，无法阻拦北方骑兵南下，所以对南方的战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汉江、淮河则对割据战争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进攻刘宋，一支魏军进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边。当地民众事先拆毁了桥梁，又趁魏军经过时在树林中击鼓，魏军“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25]。到梁武帝时，为防范魏军渡过淮河南下，甚至在钟离修筑了巨大的淮堰，使上游地区直至寿春尽成泽国，以迟滞北魏骑兵的攻势。
在枯水季节或者河流水势不太深急之处，骑兵可以涉水过河，且马会游泳，可以游过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骑兵将领往往运用这些渡河发动奇袭。在前秦对东晋的攻势中，晋军将领朱序驻防汉江南岸的襄阳城，他将江中所有的船只搜罗到南岸，认为这样就使秦军无法渡河。但秦军将领石越带领骑兵“游马以渡”，在南岸建立据点，抢夺船只将主力运送过河，一举攻克了襄阳外城。[26]在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中，北魏将领韦珍受命带一支具装骑兵南渡淮河，到大别山区接应一支亲北魏的地方武装。当时齐军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绝魏军于北岸。韦珍自己带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骑兵从上游水浅处涉水渡河。当双方步兵激战于渡口附近时，北魏骑兵已经迂回至齐军后方，前后夹击取得胜利。[27]魏孝文帝元宏征讨南齐时，曾指挥魏军围攻邓城。齐军将领崔慧景、萧衍率部前来解围。元宏派遣五百高车骑兵迂回到齐军后方，占领齐军来路上的河桥（证之以《水经注》，应当是淯水），截断其退路，使齐军因恐慌而陷入溃败。[28]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在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29]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30]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31]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32]
这段文字中多处化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其实此时拓跋人的生活习惯、战术和草原匈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栉风沐雨”的游牧生活、“败不羞走”的战争态度，都不再是此时魏军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绘的拓跋骑兵习惯在秋末发起进攻，主要战术是践踏庄稼、焚烧农舍，却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这种袭掠规模最大的，当数450年的拓跋焘亲征之战。此战魏军投入兵力数十万，多路同时南下，越过淮河直至长江。在大纵深的进攻中，北魏没有专注于攻城，也没有组织太多后勤粮秣供应，主要靠抢掠南方的农村地区获取军粮。江、淮之间遭受魏军严重破坏，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刘宋边防重镇寿阳、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闭门固守，未被魏军攻陷。但北魏军单纯依靠抄掠为食，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持久作战。
拓跋焘这次大规模南征之后，北魏对刘宋边境的小规模骑兵侵扰一直未曾停止，给刘宋造成很大压力。如六年之后的456年，宋孝武帝“诏问群臣防御之策”。诏旨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对付北魏骑兵的这种袭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几年前何承天的陈述基本相同：
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33]
可见北魏这种骑兵袭掠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以寻找宋军主力会战为目的，只是抢夺农田中的庄稼和农夫，可以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游击作战”。它直接破坏了宋军的军粮征收和供应。而宋军缺少骑兵难以做出反应，在边境屯驻的步兵不仅难以捕获敌军主力，还要吃掉大量粮食，更堕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于孝武帝提出的这个问题，刘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适的对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北魏趁南方内战之机占领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丛林较多，不便于骑兵奔驰，南方对骑兵袭掠的紧张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骑兵在秋冬季节出击的特点。比如刘宋末年，萧道成担心被残暴的后废帝（苍梧王）杀掉，希望挑动北魏发动侵袭，从而使自己获得驻防边疆的任命。他嘱托亲信刘善明说，已到“秋风行起”的季节，如果在边境稍微制造事端，吸引北魏军入境报复，则可以获得离京的机会。当萧道成代宋建齐后，刘善明上书讨论边防问题，说“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还在警惕魏军秋季的攻势。[34]此时萧道成之子、豫章王萧嶷任荆、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军渡过淮河进攻寿春，骑兵向西南进犯南阳一带，引起南方惊恐，但萧嶷认为“虏入春夏，非动众时”，即春夏不是北方骑兵活跃的季节，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后来事实证明萧嶷的判断正确。[35]
史书中“铠马”的数量误区
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经常在战争中使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对具装骑兵的称呼有“具装马”“铠马”“铠骑”“铁马”“铁骑”“甲骑”等等。[36]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称呼很容易用作文学化的修辞，将没有马铠的骑兵也称为“铁马”等。
比如《魏书·姚兴传》载，后秦进攻河西的乞伏乾归，“遂入枹罕，获铠马六万匹”[37]，似乎是俘获了六万匹披具装铠甲的战马。但以乞伏乾归的国力和势力范围，不可能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晋书·姚兴载记》对此的记载是：“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38]。以三万六千名部众，也不可能有六万多匹具装马。其实这个人、马比例是按从事游牧的部落，所谓“铠马”，在这里应该是“战马”的同义语，即可以用来披铠甲作战的马匹。在两汉和三国文献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记载中，从未提及这些游牧族使用具装战马。这有其必然性。首先，马具装（马铠）的制造工艺和成本相对较高，单纯草原民族的经济形态，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书前文所述，草原游牧民的习惯战术是骑射，不愿打近距离的冲击肉搏战，沉重的马具装也会降低战马的机动性。所以具装战马都是在习惯冲击战术，且对手主要是步兵的情况下采用的。
十六国初期，石勒与幽州鲜卑段部骑兵作战，“获铠马五千匹”。后来伏击刘琨率领的鲜卑骑兵，又“获铠马万匹”[39]，与石勒作战的鲜卑人当时尚未建立汉化政权，恐怕难以大规模组建具装骑兵部队，这些“铠马”应当还是普通战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萧宝夤平定关中的叛乱，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40]，数量也有夸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进攻后燕时，长孙肥与四千名后燕步骑兵作战，“获铠骑二百”[41]；太武帝与后秦姚兴军队作战，“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42]，这个数字不太夸张，而且后燕和后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政权，应当组建了具装骑兵部队，所以这两处应该是真正的具装骑兵。
在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文献中，除了将没有铠甲的战马误称为“铁马”“铠马”，当时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真正的具装骑兵并未进行明确指明。比如刘曜的前赵政权有一支近卫骑兵部队：“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在刘曜进攻河西张骏的战争中，这支亲御郎骑兵也参加了战斗。[43]但时间稍晚，东方石虎的后赵政权也有一支禁卫骑兵“云腾黑槊”，或称“黑槊龙骧”，史书只提及他们都持黑漆槊作战，总数有五千人，也曾参加进攻河西政权，但却未提及他们的战马是否有具装。[44]其实，根据这支部队的地位和当时的习惯看，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有马具装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研究者容易误解之处，就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轻骑”。在中亚和欧洲很早以来就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轻骑兵没有马甲，以弓箭为主要武器；重骑兵则是人、马都有铠甲，以长矛冲击为主要战术。[45]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中国文献中的“轻骑”，都是指不带后勤辎重的纯骑兵战斗部队，侧重的是行军速度因素；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携带全部辎重的骑兵（辎重往往用大车运输）。所以，中国的“轻骑”未必没有具装，而非“轻骑”的骑兵也未必有具装，具装骑兵在战斗中也可能卸下具装作战。总之，当时大量的骑兵战斗，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装骑兵，从而对现在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所以本书不用专门章节讨论当时具装骑兵的战术问题，对于一些可以认定是具装骑兵的史料则进行单独讨论。
第三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战的损失，战马数量迅速减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将骑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复。这反映了刘宋政权骑兵数量在走下坡路，制度因而产生摇摆。到宋明帝刘彧时，淮北广大地区被北魏夺取，刘宋疆界收缩到淮河沿岸，骑兵数量更为减少，因而骑兵曹被再度裁撤。[46]此后历经齐、梁、陈都不曾恢复。
北方政权对南方威胁最大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具装”是东晋南朝用语，十六国北朝文献一般只称“铠马”“铁骑”等）。所以东晋军队很重视收集、缴获战马具装。石虎后赵曾以七千骑兵渡过汉水攻击襄阳，晋守军桓宣部突袭得手，缴获了一些“铠马”。[47]前秦军队对长江中游展开攻势，在逼近竟陵时，晋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袭，取得战果“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48]。从斩、俘总数和缴获的马匹、具装铠甲比例看，这支前秦军中骑兵数量并不多，具装骑兵也只是骑兵中的一部分。这可能和竟陵一带多山林河川，不便骑兵作战有关。383年秦晋淝水决战，晋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参战，在胜利后收集了很多秦军丢弃的“人马器铠”，但多数都已经残损破坏。经过数年修补，拼凑出完整的步兵铠甲五百领、马具装一百具。桓伊临死前将这些铠甲上交朝廷，受到诏书嘉奖。[49]淝水之战十万以上秦军大溃败，[50]而桓伊所部只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铠甲装备，说明秦军中具装骑兵所占的数量也不多。
东晋末年刘裕主政，对北方政权采取攻势。409年，刘裕晋军与南燕会战于临朐，南燕一支“具装虎班突骑”—铠甲上都绘着虎斑花纹的具装骑兵—试图从后方攻击晋军部队，但被晋军沈林子部阻击。[51]在晋灭南燕之后，这支具装骑兵被晋军收编，随后返回江南，参与对卢循天师道军的作战。
东晋、南朝政权的地域和战略环境，和三国鼎立时期的东吴基本相同，其战马来源、骑兵规模也有相似之处。黎虎先生曾总结东吴主力军队步、骑兵比例常为40：1，但东晋南朝史料中则未有这么明确的比例。这反映了两个时期军事体制的区别：东吴皇权强大，对军队的编制、装备有统一而明确的管理，东晋、南朝则多为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缺乏统一的军队编制模式。史料中几乎没有东晋时期骑兵数量的明确记载。从刘宋开始这方面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权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步骑兵比例并不一致，一般是邻近北方战区诸州的军队，战马和骑兵会多一些。他们经常与北方政权作战，需要比内地州府更多的骑兵武装，且这些州府可以通过贸易、缴获等从境外获得战马。这些北境部队在对北方作战、南方内战中都表现得最为活跃。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政权试图收复河南。刘义隆诏书称北伐兵力近十万，其中段宏所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52]，但这些数字都做了严重夸大，不能据此判断宋军的骑兵规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当时豫州刺史刘胡也投入到反对刘彧的阵营中，参加了向建康的进军。他统帅的部队有“众三万，铁骑二千”，在一次作战时，则言其有“步卒二万，铁马一千”[53]。第二次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则步骑比例为20：1。刘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对萧道成，集结士兵有“众二万人，骑五百匹”[54]，步骑比例为40：1。南齐时，为对抗魏孝文帝元宏进攻沔北，萧鸾派崔慧景“率众二万，骑千匹”前往援助，[55]步骑比例20：1。这些战争中，刘胡的豫州与北魏接境，骑兵比例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时得到了朝廷直属的“台军”补充，骑兵比例也较高。至于刘休范的江州，地处长江两岸，与北魏并不直接接境。可见内地的江州骑兵对步兵比例为1：40，这是东吴时主力军的正常水平。而边境州的比例能达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齐末，少帝萧宝卷昏乱，引起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萧衍在檄文中列举自己的兵力，其中说“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56]，似乎有二十个骑兵军、五万骑兵。但这种檄文的夸大之辞不能相信。当时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拼凑起五万骑兵。《梁书》载萧衍起兵时，集结其治下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韦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57]。这些战马构成了萧衍军的主要骑兵力量。这两人都是边境侨郡太守，因为地处北境，拥有较多的战马，步、骑比例10：1左右，骑兵占比非常高，但总量并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军队中的骑兵比例曾达到较高的数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诸军事的夏侯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步骑比例达5：1，几乎是南朝骑兵的巅峰。[58]这个时期骑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开通了与吐谷浑、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进口战马有关（参见下文）。另外，梁中期，陈庆之乘北魏内战带领七千士兵北征，当转战到虎牢城下时，已经能“率骑三千”与魏军作战。[59]这些战马应多为缴获而来。
战马来源与天监十三年西路“马道”的开通
东晋、南朝政权地处南方，与马匹原产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战马数量很有限，也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武装。关于东晋、南朝的战马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已有详尽论述，概言之，基本来自与北方政权的交易或战争虏获，以及辽东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这部分内容本书从略。[60]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61]。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62]，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63]，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64]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
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65]
吐谷浑通使江南，必须经过益州即蜀地。吐谷浑王请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设办事机构的用意。此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阳王萧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监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内驿传所需马匹都要向民间征调，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萧恢“乃市马千匹”，交给负责驿传公务的民户饲养，“百姓赖焉”[66]。如此大规模的马匹贸易，在以往东晋、南朝历史上从未有过，三国时期的蜀汉和吴也未曾有过，这应该和刚刚开通了与吐谷浑的商路，可以大量进口马匹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天监十三年是南朝与西部交通的关键性一年。据《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在此年之前，与梁朝有联系的只有于阗（天监九年）、宕昌（天监四年）、邓至（天监元年）、武兴（天监初），其中宕昌、邓至和武兴都比吐谷浑靠近内地，且辖境有限，能提供的马匹不会太多。但自天监十三年之后，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国度有：芮芮国［即柔然，天监十四年（515年）］、滑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国［普通元年（520年）］、呵跋檀国（普通元年）、胡蜜丹国（普通元年）、龟兹国［普通二年（521年）］、白题国［普通三年（522年）］、末国［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纷纷与梁朝通使，应与吐谷浑和益州之间开通了贸易道路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梁朝政治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吸引这些西道国家前来贸易，梁朝也获取了足够的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拥有私马二千匹，堪称一时之盛。[67]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68]，马匹之多，在东晋南朝三百年实为空前绝后。[69]
但梁武帝并没能抓住这个机遇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当时南北分裂割据已久，南朝人早已习惯江南水乡生活，其军队以步兵和舟舰为主，骑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在整个梁朝，长江下游地区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东魏叛将侯景发动突袭，渡过长江攻克建康，控制梁朝政局。史载侯景渡江时有“马数百匹，兵千人”[70]，到侯景控制梁朝的长江中下游之后，与陈霸先作战，兵力是“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71]，骑兵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说明梁的长江下游地区仍非常缺少战马。当时西魏乘机南下占领益州，切断了南朝的马匹进口通道。此后的陈霸先军也一直以步兵为主力，没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朝的灭亡。
第四节 南方骑兵作战特征
对北军的破袭作战
南方政权的骑兵数量少，在对北方战争中往往捉襟见肘，不堪应付。但如果能利用北方军队疏于防范的麻痹心态，对其发动突袭，也往往能获得一定战果。
在宋少帝初抗击北魏的战争中，司州刺史毛德祖驻防虎牢城，仅能拼凑起一支二百人的骑兵部队在黄河南岸巡防。这支骑兵曾对一支千人的北魏军发起突袭，取得俘获二百人的战果，但随后遭到五千余名北魏骑兵的围攻，很快溃败。此后毛德祖部据守虎牢城直至陷落。[72]和这场骑兵战斗类似的，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军北伐涡阳，北魏军十五万前来救援（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前锋在树林中驻营。梁将陈庆之认为魏军选择在茂密的林地宿营，是因为远来疲惫不愿作战，因而率领二百名骑兵进行突袭，击溃了这支军队。[73]这两次战斗，都是利用魏军初入宋境、对战场环境比较陌生的机会进行攻击，所以能够取得战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初，魏军再次大举南下，刘宋淮北城池都闭门坚守。一支魏军驻扎汝阳，负责看管掳掠来的刘宋百姓。宋文帝刘义隆获取这一情报，命彭城驻军“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当时刘义隆之子刘骏驻防彭城，他征发彭城百里之内的军民马匹，共收集一千五百匹组成五个骑兵军，前往五百里之外的汝阳。这支部队接近汝阳时再次拣选马匹，只选取一千一百匹精干堪用的战马前往战区。当时看守俘获百姓的北魏军营在汝阳城北三里，魏军没想到彭城方向宋军会进行远距离奇袭，没有防备。宋骑兵杀死魏军三千余人，焚烧其辎重，被俘百姓大都趁乱逃走。但这支宋骑兵在返回途中被北魏骑兵追击，因连日奔驰作战疲劳不堪而溃败，六名主将中三人战死、被俘，能够返回后方的士兵仅九百余人，马仅四百匹。[74]
这场战斗说明，在北方大部队快速推进时，后方勤务部队会存在疏于防范之处。宋军骑兵如果能抓住机会进行奇袭，可以收到较好战果。但这次战斗也暴露出刘宋政权骑兵建制的弱点，即缺乏统一和集中，马匹需要临时征集；士兵和军官之间缺乏协调，也影响战斗力。这支部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一名军主垣谦之临阵先退所致（此人事后被处斩）。所以南方军队战马、骑兵数量少固然是一大缺憾，更重要的则是骑兵缺乏战斗经验，在战斗中往往难以抓住打击敌军的机会。
对北魏骑兵正面作战
北方政权骑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对南方政权的威胁最大。如北魏孝文帝亲征，给南齐人印象最深的是魏军“铁骑为群，前后相接”[75]。所以南北方会战时，南方骑兵最主要的对手是北方的骑兵而非步兵。在这种双方骑兵数量、素质极不对称的战斗中，南方仍不缺乏擅长马槊冲锋的骑兵将领（有些是从北方投诚而来）。这种南北骑兵对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装骑兵不如无具装骑兵机动性强。北方骑兵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南朝步兵，经常披具装铠。南朝骑兵将帅因此扬长避短，有意用轻装骑兵冲击敌笨重的具装骑兵，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如刘裕伐南燕的临朐战役，南燕方面投入了“具装虎班突骑”，晋军当时没有具装骑兵，史书仅提及一部分“轻骑”为“游军”，担任侦察警戒任务。[76]但晋军轻装骑兵参与了对鲜卑骑兵的战斗，并取得了临朐战役的胜利。[77]
再如元嘉末年（453年）刘宋对北魏的北伐，西路宋军从襄阳出发，进攻北魏弘农、陕城方向。双方在陕城外展开会战。宋军统帅骑兵的薛安都原是北人，比较擅长骑战。两军在陕城下列队布阵时，一支北魏骑兵首先奔驰到宋军附近挑战。薛安都骑具装战马冲刺，“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当两军主力进入激战后，北魏突骑冲击宋军步阵引起宋军惊恐。薛安都脱下头盔铠甲，“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与北魏具装骑兵厮杀，“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举极大缓解了北魏骑兵对宋军的威胁。当天双方战事僵持，魏军仍固守陕城。次日，双方再度开战。宋军步、骑兵左右分开列阵。当两军激战时，薛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陈，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激战一天后魏军溃败，被斩首及俘获数千。这是刘宋对北魏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但随着东线的溃败，西路这支宋军不久也主动撤退）。[78]薛安都骑兵的突出表现，是此次宋军获胜的重要原因。
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年），魏军对泗水（清水）以东、黄河以南的刘宋据点展开进攻。宋台军骑兵幢主焦度受命增援，在清口“刺虏骑将豹皮公堕马，获其具装铠槊，手杀数十人”[79]。在南齐初年，北魏军数次对齐军边境城垒展开攻势，建元三年（481年），魏军围攻泗水入淮处的角城，齐将周盘龙与其子周奉叔前往解围，以数百骑兵对抗上万北魏骑兵：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槊，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
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80]
这段记载可能有一定夸张。但魏军指挥此次南征的统帅是冯熙、元嘉，他们的本传都没有记载在角城（淮阳）的这次战斗，可能小有损失而不予记载（如果有大胜或大败则不会遗漏）。再如梁天监初年（502年），冯道根驻阜陵阻截自寿春南下的魏军，“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获其鼓角军仪”[81]。梁末，数万北齐军队渡过长江运动到建康城北。陈霸先率部与之会战，部将侯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生擒齐仪同乞伏无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南方阴雨泥泞阻碍了北齐骑兵的发挥，当双方决战于幕府山时，侯安都带步骑兵共千余人绕到齐军后方攻击，造成齐军溃败，在南方军队追击下几乎全军覆没。[82]可见小股南方骑兵在面临大量北方骑兵时，如果敢于猛烈冲击，往往会使敌陷入混乱，难以做出反应，从而取得一定战果。
不擅长骑兵集群运用
以上都是南方少量骑兵，甚至是骑兵统帅单人独马面对大量敌骑兵时的成功战例。这些夸张的战例有其原因：大规模军团在受到小规模、高机动性的敌军冲击时，往往因为信息传达、指挥不畅而陷入混乱；披着沉重具装铠的骑兵难以追逐轻装骑兵；以及南方政权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夸大宣传。毕竟在很多战役中，小股南方骑兵都免不了被优势敌军歼灭的命运，如前述毛德祖的先胜后败之战。但这些颇具个人英雄色彩的战例背后，南朝骑兵的不足也很明显。当南朝政权努力集结起一支规模较大（超过千人）的骑兵时，统帅缺乏调度、指挥经验的弊病就会暴露出来，且基层作战单位之间也缺乏协同配合。
除了前述530年千余名刘宋彭城骑兵进行破袭战的例子，在普通四年（523年），梁对北魏大举北伐，由于开通了与吐谷浑马匹来源，合肥裴邃部下骑兵达三千之多。在北伐到寿阳城下时，梁骑兵的指挥协调显然发生了问题，与魏军作战失利被迫撤退。裴邃收集败兵对骑兵组织进行整合，改变了以往东晋南朝军队只以红色（绛）为军装的习惯，“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他自己直接指挥下的骑兵都穿黄袍，“自为黄袍骑”。在稍后的进攻中梁军获取了一定战果，占领了一些魏军城垒，但裴邃未能攻克寿阳便死于军中，其整合过的骑兵也不再见于记载。[83]从数量上说，这应该是东晋南朝在特定战区集结骑兵数量的巅峰。再如南朝陈末的将领萧摩诃，本人骑术很精湛，也有很多单人独骑的战斗经历，在进攻北齐时，他率部进军吕梁与齐军交战，曾“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不久后周灭齐，萧摩诃又与周军数千骑兵作战，“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北周援军赶到并切断了陈军后方水路。当时陈军有步兵三万，具装骑兵二千（可能只有部分有具装），几乎集中了举国的骑兵战斗力，但统帅吴明彻丧失斗志宣布撤退，在归途中被周军阻击，乘船的步兵几乎全部被俘获，只有萧摩诃带领骑兵逃回江南。[84]可见在骑兵规模较大时，南朝的统帅很难发挥其集群战斗力。直到589年隋军渡江，这些陈军骑兵再也没能有突出表现。
骑兵在南方内战中的作用
除了与北方政权作战，东晋南朝在长江流域的内战也很频繁。当作战双方都是“南方化”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时，规模不大的骑兵常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甚至对战局起到决定性作用。南方民众在生活中很少接触马匹，临时起事的民众武装尤其缺乏对骑兵的战争经验和心理准备，往往少量正规骑兵就可以制造很大恐慌。比如东晋末天师道徒在会稽起义，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天师道军据险固守。刘牢之之子刘敬宣率领一支骑兵迂回到天师道军后方，“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85]。由于缺少骑兵及对抗骑兵的经验，天师道军难以在陆地与朝廷正规军抗衡，只能依托舰船和海岛进行水上流动作战。
410年，当刘裕率晋军主力出征南燕时，天师道军又从广州起兵，乘战舰从湘江、赣江入长江，直抵建康城外。刘裕仓促从青州回师，为巩固建康人心，他派千余名从南燕俘获来的“具装虎班突骑”沿江岸巡逻，“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惮之”，给江心洲上的天师道军极大震撼，使其长期不敢上岸决战。[86]南齐武帝萧赜时，昔日天师道起事的会稽、钱塘地区再次发生起义，萧赜“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负责指挥骑兵的是擅长马槊的马军队主陈天福，结果“贼众乌合，畏马。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87]。到明帝萧鸾末，因其诛杀大臣激起老将、会稽太守王敬则反叛，在向建康进军途中，百姓十余万人持农具参加。当叛军攻击朝廷军队固守的营垒时，后方遭到朝廷马军冲击，“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王敬则被朝廷骑兵刺杀。[88]这些战例说明，南朝骑兵虽然规模、战斗力难与北方抗衡，对付江南地区的民变和起义军却占有绝对优势。
南朝骑兵在内战中非常重视使用具装（马铠）。骑兵在南方内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步兵，马铠在冲击密集步阵中自然用处较大。但有些非冲击作战的场合，南朝骑兵仍在使用具装铠。如刘宋元嘉末，政府军进攻汉水流域的蛮人部族，蛮人据险筑堡寨固守，官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斩首二百级”[89]。宋军骑兵只是从远处奔驰射箭，并没有采取冲击作战（对堡寨工事也无法直接冲击），却仍不愿放弃使用具装马铠。再如宋明帝初年对抗“四方反叛”的内战中，萧道成受命带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平定南路叛军，当时朝廷军队主力都已调往芜湖，萧道成部下的马匹没有具装铠可用，遂临时以棕榈纤维编织成马铠，“编椶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叛军看到这样一支“具装骑兵”，吓得不战而退。[90]“寄生”是立在马鞍后的穗状装饰物，并无实战意义。[91]但萧道成在仿造马甲的过程中，连这个细节也不放松。这说明具装骑兵对南方步兵有很强的威慑力，以至刘宋骑兵在难以保障实用性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坚持着具装骑兵的外在形式以震慑敌军。
在梁武帝朝，侯景以叛将身份偷渡江南，占领建康。虽然侯景的骑兵并不多，但他很善于利用骑兵进行长途奇袭，在与长江上游梁武帝诸子孙的战争中屡屡获胜。如梁武帝之子萧纶在齐昌郡准备联结西魏，侯景部下任约派“铁骑二百”奔袭，击败萧纶并迫使其逃亡。[92]当上游战事越来越激烈时，侯景又派宋子仙“率轻骑三百”长途袭击郢城，不仅活捉郢州刺史萧方诸及其军府臣僚，还控制了前线梁水军将士的家属，使其不战而溃。[93]在与侯景军队作战过程中，梁军也在总结防范和运用具装骑兵的战术。在陈霸先部与侯景在建康城外的会战中，陈霸先军三万余人，侯景军步兵万余、铁骑八百余，双方都用铁骑部队对敌步阵进行冲击。当侯景军的营栅相继被攻破时，侯景带百余骑兵“弃矟执刀，左右冲阵”，试图冲散陈霸先军，未能成功，侯景军全线溃败。[94]
从总体上看，由于江南地区水网纵横、丛林较多，并不适合大规模骑兵的集结和展开，[95]所以江南战事都以小规模骑兵的灵活运用为主，从未发生过北方政权间惊心动魄的大规模骑兵会战场面。
[1] 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之初，汉化程度不尽相同。但即使内迁时间比较长、汉化程度较高的匈奴刘渊等，也还保留着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 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对此已多有论述，所以本书不多涉及。
[3] 分别见《晋书·刘曜载记》、卷一百六《石季龙载记上》、《苻坚载记下》。
[4] 比如慕容泓起兵反对苻坚，就“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见《晋书·苻坚载记下》，第2919页。但史书未说明这个马牧的方位，从慕容泓的行踪看，大概在并州中南部。不久羌人姚苌也倒戈反对苻坚，他逃亡到渭北的马牧中收集武装，可知这个牧场是在关中地区，见《晋书》卷一百十六《姚苌载记》。
[5] 《魏书》卷二十四《燕凤传》，第609页。这和汉时匈奴人八月间大会龙城的风俗可能同源。
[6] 《魏书》卷四十四《宇文福传》，第1000页。按，传称宇文福所规划“今之马场是也”，似乎在魏收写作《魏书》的北齐时代，还在沿用魏孝文帝建设的马场。但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对峙时代，洛阳一带是东西政权争夺的战场，几经易手，东魏北齐在这里维持马场的可能性不大。据《北史》卷五十五《白建传》，第2004页，北齐河清三年，突厥攻击北齐，“代、忻二牧”的数万匹马都转移到五台山中躲避，则北齐的马牧场应主要在晋北的代县、忻州附近。《魏书》“今之马场”盖魏收从前人文献直接抄来，其具体年代则无从知晓。
[7] 《北史》卷五十五《唐邕传》《白建传》，第929页。
[8] 《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第2737页。按，岍山在关西，距离此时的石勒控制区太远，石虎大概不会远征到这里。这个岍山应该是在晋北到代北一带。
[9] 《晋书·苻坚载记上》，第2894页。
[10] 《晋书·姚苌载记》，第2970页。
[11] 但这些马被赫连勃勃截获，见《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12]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炽磐载记》，第3125页。
[13]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与北魏太武帝的对话，见第819页。
[14] 《太平御览》卷三百引《邺城故事》，第1383页。
[15] 《北齐书》卷四十《唐邕传》，第531页。
[16] 《晋书·石勒载记上》，第2708页。
[17] 见《魏书》卷九十五《羯胡石勒传》，第2048页。《晋书·石勒载记》只提及石勒的二万骑兵，而未载其护卫辎重的步兵数量，见第2712页。
[18] 《晋书·石勒载记下》，第2745页。
[19] 《晋书·苻坚载记下》，第2917页。此处的戎卒专指步兵，因为苻坚说过，全国总动员的兵力是“九十七万”。
[20]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21] 《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第3170—3172页。
[22] 《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第1201页。按，戈此时已经退出战争舞台，所以这是文饰的修辞，应该是长矛，也称步槊。
[23]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志一》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92页。
[24]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1274页。
[25] 《水经注疏》卷二十五“泡水”条，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39页。亦见《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第2350页。
[26] 《晋书·苻坚载记上》，第2899页。但是秦军对襄阳内城的围攻旷日持久，近一年后才得以破城，俘获朱序。
[27] 《魏书》卷四十五《韦阆传附韦珍》，第1013页。
[28] 《魏书·宇文福传》，第1001页。
[29] 《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第2037页。
[30] 《晋书》卷一百十八《姚兴载记下》，第2996页。
[31] 《魏书·崔浩传》，第814页。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军事转型部分。
[32] 《宋书》卷六十四《何承天传》，第1707—1708页。
[33] 《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徐爰》，第2307页。
[34] 《南齐书》卷二十八《刘善明传》，第525页。
[35] 《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第408页。
[36] 参见苏小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新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常彧：《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
[37] 《魏书》卷九十五《羌姚苌传附姚兴》，第2082页。
[38] 《晋书》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第2981页。
[39] 《晋书·石勒载记上》，第2725页。
[40] 《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第1638页。
[41] 《魏书》卷二十六《长孙肥传》，第652页。
[42] 《魏书·羌姚苌传附姚兴》，第2083页。
[43] 《晋书·刘曜载记》，第2699页。
[44] 《太平御览》卷三百引《邺城故事》，第1383页。另参见《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附张重华》，第2242页。
[45] 恩格斯：《骑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6]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第1223页。
[47] 《晋书》卷八十一《桓宣传附桓伊》，第2117页。
[48] 《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桓石虔》，第1944页。
[49] 《晋书·桓宣传附桓伊》，第2119页。
[50] 《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动员了近百万军队南征东晋，但能参与淝水之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有研究者认为在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参见邱久荣：《淝水之战双方兵力略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舒朋：《淝水之战双方兵力问题综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51] 《宋书》卷一百《自序》，第2453页；卷一《武帝纪上》，第20页。
[52] 《宋书·索虏传》，第2331页。
[53] 《宋书·邓琬传》，第2142—2143页。
[54]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7页。
[55] 《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第873页。
[56]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第8页。
[57] 《梁书》卷十二《韦叡传》，第221页；卷十八《康绚传》，第290页。
[58] 《梁书》卷二十八《夏侯亶传附弟夔》，第422页。
[59]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第461页。
[60] 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魏晋南北朝史论》，第393—421页。
[61] 以上见《北史·西域传》，第3235页。
[62]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吐谷浑》，第2538页。
[63] 《宋书》卷四十六《张劭传附张畅》，第1398页。
[64]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并非战马产地：“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65]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西北诸戎传》，第810—811页。
[66] 《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传·鄱阳忠烈王恢》，第351页。
[67] 刘宋末，荆州刺史沈攸之拥兵自重，“养马至二千余匹”，已属当时少见之事。当时荆州能够都督益州，辖境比较大。见《南齐书·高帝纪上》，第11页。
[68] 《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武陵王纪》，第1332页。个别标点有改动。
[69] 东晋时，前秦攻益州，晋“刺史周仲孙帅骑五千南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第225页）。此“五千”似为“五十”之误。之前桓温垄断东晋朝政，尚未能纠合起五千骑兵武装，以区区一益州刺史，更不可能。
[70]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第841页。
[71]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第6页。
[72] 《宋书·索虏传》，第2323页。
[73] 《梁书·陈庆之传》，第460页。
[74] 《宋书·索虏传》，第2344页
[75]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第994页。
[76] 《宋书·武帝纪上》，第20页。
[77] 《宋书·孟怀玉传附弟龙符》，第1408页。
[78] 《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第1984页。
[79] 《南齐书》卷三十《焦度传》，第559页。这位被刺伤的“豹皮公”情况不详，曾在此指挥作战的北魏将领有皮豹子和封敕文，但《魏书·皮豹子传》并未提及他在清东的战役中受伤，大概焦度所刺伤另有其人，但在战场双方信息错落的情况下，被附会成了一个亦真亦虚的“豹皮公”。据《魏书》相关传记，这次战役魏军损失并不大，且对宋军有一定战绩。这也反映了刘宋在北魏优势骑兵的威胁之下，急需宣传甚至夸大自己的战绩以鼓舞士气。
[80] 《南齐书》卷二十九《周盘龙传》，第544页。
[81] 《梁书》卷十八《冯道根传》，第288页。
[82] 《陈书》卷八《侯安都传》，第144页。
[83] 《梁书》卷二十八《裴邃传》，第415页。
[84] 《陈书》卷三十一《萧摩诃传》，第410页。按，本传言“摩诃领铁骑数千”，这个数字应非夸大之辞。《周书》卷四十《王轨传》也载“骑将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得免”，见第712页。
[85] 《宋书》卷四十七《刘敬宣传》，第1410页。
[86] 《宋书·武帝纪上》，第20页；《刘敬宣传》。但天师道军最后选择了不便骑兵展开的地域—秦淮河南岸的塘路进军，使政府军的骑兵优势难以发挥。而在这一战中击退天师道军进攻的，是从南燕俘获来的另一支“鲜卑步矟”。见《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第1422页。
[87] 以上见《南齐书·沈文季传》，第777页。
[88] 《南齐书·王敬则传》，第487页。另，据《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附崔恭祖》（第877页），刺杀王敬则的骑士为崔恭祖，他自称“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贼”，这个“秃马”似乎是有意未给战马披具装铠。
[89]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第2397页。
[90]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5页。
[91] 杨泓：《中国古代马铠具装对海东的影响》，《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92] 《梁书》卷二十九《高祖三王传·邵陵王纶》，第435页。
[93] 《梁书·侯景传》，第856页。
[94] 《陈书·高祖纪上》，第6页。
[95] 《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传·鱼复侯子响》：“子响勇力绝人，关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第704页）这可能是在建康皇家园林中的表演。但江南地区多竹木妨碍骑兵奔驰的情况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