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是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战术形式也最稳定的兵种。但可惜的是，中国史书对步兵的具体作战方式记载极少。明代的王士祯在给戚继光《纪效新书》作序时曾抱怨：汉武帝南平瓯越、北扫匈奴，战功赫奕，但司马迁所作《史记》中，居然没有任何对战役过程的详细描写；各家传世兵书撰写者如孙子、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等，又都侧重于战略思想，极少关注兵种构成和战术运用，也使王士祯感叹：真正的军人看了这些书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却也无法用于实战。[1]这也正是戚继光将自己的练兵和实战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的动机：“纪效”指侧重使用效验，“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书”则指它的现实性、实用性与以往兵法书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2]。
在戚继光之前，个别兵法著作中也有对兵种战术的讨论。较早的是战国兵书《六韬》，但此书对步兵军阵的讨论较少，主要侧重车、骑兵的运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与《六韬》相反，几乎都是讨论步兵的编组、训练和作战理论，基本未涉及骑兵。本书主要依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六韬》和《纪效新书》，结合史书战例及考古材料，研讨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战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步兵战术，现代研究成果也比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书较早，[3]其主要内容为兵制史，对具体战术少有论述。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4]是研究中国古代步兵战术的开创性专著，下面就在蓝书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关于步兵军阵队列密度的讨论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认为，春秋时步兵军阵队列的特点是：五名士兵为一“伍”，在战阵中纵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相邻的每个“伍”之间，间距也是1.8米。[5]由此，整个军阵中每一名士兵与前、后、左、右的士兵之间都是1.8米间距。但蓝永蔚先生的这个判断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于臆测之处，如：
（一）蓝认为“伍”在军阵中是纵向而非横列，但没有给出这种推论的依据。
（二）关于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蓝的推论过程是：每个“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种兵器，其中柄最长的是矛和殳，长度为三寻（24尺）；五名士兵从前往后，使用的兵器依次变长，所以第四名士兵应当持三寻长的矛殳（第五名持远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须能长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杀”，即帮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战。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离应是三寻长，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间距离为一寻（1.84米）。但蓝关于一个伍的五个士兵必须使用不同兵器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说质疑》反驳了蓝永蔚“五兵”说，他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对冷兵器的习惯划分只有长兵（戈矛）、短兵（刀剑）和强弩三种，《周礼·司兵》中的“五兵”只是习惯性泛称，而将其坐实为五种具体兵器，只是郑玄等汉代注疏家为求严整而强做解释，且各家说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间距，为什么和前后间距一样，必须也是1.8米？蓝永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为了证明军阵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必须较大，蓝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阵，行惟疏”[7]。但《司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阵，行惟疏，战惟密”[8]，蓝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断章取义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本书认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军阵的特征是队列严密而非疏散。至于军阵中的队列具体如何组成，队列中每名士兵之间的距离多大，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现根据能搜寻到的有限材料进行论证。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共集中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9]，《尚书》中的《牧誓》即武王对将士的临战演说，现场感很强，可能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其开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0]
武王先历数自己的部下军官及同盟军，要求他们列成临阵战斗队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干”一句。据经学家注释，“干”是盾牌，“比”是连接之意。[11]士兵作战靠盾牌提供保护，所以盾牌之间要尽量紧密不留缝隙。商纣王有叔名“比干”[12]，说明这种战术动作在当时很普遍，并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独创。
秦代军阵的队列，可以从秦陵兵马俑军阵中获得较具体的认识。一号俑坑以步兵为主，军阵宽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宽度近0.9米。兵马俑形体比真人略大，则实战中每名士兵占据的宽度在0.8—0.9米之间。[13]但出于俑坑地宫形制的局限，兵马俑坑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军阵。因为俑阵中要留出夯土隔墙的空间，以便架设顶层棚木。这样，十道隔墙把军阵主体分割为十一个纵队（除了最前端三横列弩兵）。每个纵队宽度为一辆战车，或四名士兵。这与中国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为基本编制单位的习惯不符。这可能是工程制约了对真实军阵的再现：战车的宽度决定了地宫纵队的最大宽度，如果再要加宽，就需要顶层的棚木更长，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秦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阵中没有盾牌的遗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违法者缴纳罚款的计量单位，说明秦军中不应缺乏盾牌。但秦俑中为何没有装备盾牌，却不太容易解释。
从战国到汉代的兵书中也多有强调步阵必须密集、严整的原则。《司马法·定爵》篇云“凡陈，行惟疏，战惟密”[14]，即指出军阵作战时队列一定要密集。但此处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两个含义，一是指军阵的行列；一是动词“行进”之意。此处“行”与“战”对称，则应当是行进之意。意思是当军阵移动时，为了机动迅速，战士行列应当疏散一些，但对敌作战时，则必须密集。《尉缭子·兵令上篇》亦云：“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15]。即战阵密集是为了坚固，使敌军不易突破。但“锋”宜稀疏，此“锋”与阵相对举，其意义不甚明确，可能是指起先锋作用的骑兵、战车部队，类似秦陵兵马俑中由车、骑兵组成的二号坑方阵，他们冲锋时要靠马匹奔驰的速度，所以在进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韬·战步》篇在讨论步兵遭遇到敌车、骑兵的突然攻击时，认为必须“坚阵疾战”[16]，即靠坚固的步兵行列抵挡敌军进攻。
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为对抗这种步阵，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将树干纵向倒放。敌步兵前来进攻时，队列被倒地的树干、树枝分开，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棑多开隙”（彭棑即盾牌）。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射死大量敌军。[17]刘宋后废帝时，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萧道成指挥反击，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萧道成部下的“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战斗力很强，休范军展开进攻时“皆推楯而前”。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分兵横射”，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射死、伤敌百余人，迫使其撤退。[18]这和商纣之际“比干”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稀疏的步阵排列方式，军阵基本单位为50人队，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队之间左右间距也是十步。队间空隙之后二十步，则是后排的预备队（驻队）：
诸教战阵，每五十人为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19]
一步为五尺，当时一尺约今0.3米，则一步为1.5米，十步为15米，这是每队五十人占据的空间。至于每队的队列：
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撰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20]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别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队头在整个队列之前；执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队头身后的第一行中，则第一行共有10人。这样，每队列成5个横行，平均每行10人。由于每队占据的横宽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横向占据1.5米的宽度。与兵马俑等军阵相比，李靖步阵的士兵队列相对稀疏。但李靖同时又说，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突击，我军指挥官所在的队要由三个普通的五十人队组成，这种三合一队占据的空间不变，还是十步见方，则士兵密度比普通战队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属，每支三千人左右的军队，指挥官身边要有两到三个这种密集战队。在进行日常操练时，甚至还要进行五队、十队合成一队的训练。当500人拥挤到15米见方的空间中时，以每人占据0.5米的宽度计算，每行可容纳30人，前后共17行，每行前后纵深不到一米，这种拥挤程度显然无法作战，需要向外扩展空间，但李靖对此并未做出说明。所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队列原则，今日多有难以解释之处，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于蓝永蔚构拟的步兵阵列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据和现实基础。明代戚继光编练抗倭军队时，用过两种队列编组形式。一种是他独创的“鸳鸯阵”，另一种是古老的“立队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横行，伍长居中，前后四个伍组成一小方阵“队”：
立队法：以伍层站立，队长居前，伍长居中，以成一方，纵横成行。古所谓行伍，即此法也。[21]
这种由小的横行构成的20人方队，和《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队方阵构成原则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谓“方阵”，一般指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数和列数相同，即士兵的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继光“立队法”横向有5人，但纵向只有4人，左右间距小于前后间距。再如秦陵兵马俑方阵，每个探方横向平均有23人，纵向平均有18人；左右间距亦小于前后间距。[22]前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50人小队成横向5行、每行10人，占据十步见方空间，则前后间距为左右间距的二倍。再如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方阵，横向每行25人，共14行，前后间距亦大于左右间距。冷兵器战争的队列左右间距较小，是为了队形紧密、对敌作战坚固，前后间距稍大则是便于队列行进的机动性。
冷兵器战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重现。但近似冷兵器作战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就是现代都市中街头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打斗场面。从电视新闻和图片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在街头冲突中的防暴警察，都会列成非常紧密的横向队列，用盾牌防范投掷物，在打斗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队列的连续性。这都是冷兵器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
步兵的作战方式：陷阵
在步兵军阵交战中，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战国以来，习称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陷阵（陈）”，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它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先登”一样重要。《史记》记载汉初诸将的战功时，“先登”常常与“陷阵”联用，但两者具体含义是有区别的。刘邦部将曹参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战功第一，《史记·曹相国世家》对其军功有详细记载，其中在东阿、南阳与秦军作战时都是“陷陈”之功。曹参统帅的主要是步兵，他所“陷”的应当也是敌步阵。
需要注意的是，“陷阵”并非全歼或最终击败敌军，而只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一旦敌队列被冲开、军阵被分割，直接后果就是指挥体系被打断，统帅的指令无法通过军官逐级传达给一线士兵，这会给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其战斗力发挥。加之传统时代的步兵地位较低（与战车兵、骑兵相比），作战积极性普遍较差，一旦失去上级军官的监督，很容易出现一哄而散的溃败局面。成功“陷阵”之后敌阵溃败，才会出现对敌大追杀、大斩获的局面。所以“陷阵”和“先登”都是首要功劳。至于斩首或俘获敌军之功都是量的差异，和“陷阵”之功有质的区别。
为了成功“陷阵”，冲开敌军队列，统帅会选择强壮、有战斗经验的士兵部属在军阵对敌的最前方。如东汉末吕布部下将领高顺，就有七百余名士兵组成的这种部队：“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23]。曹操与吕布军作战时，双方激战一天都未退缩，曹操处于被动局面，遂临时“募陷陈”，应募士兵数千人，由典韦统帅，“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将吕布军逼退，曹操乘机撤军。[24]这次“陷阵”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敌军，但为己方军队获取了全身而退的机会，也是成功的作战。
从东汉末开始，骑兵逐渐承担起冲击步兵军阵的任务，步兵精锐负责“陷阵”的现象开始减少，但从未消失。因为许多军队缺少战马和骑兵（特别是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而且步兵对地形适应性强，崎岖山地、丛林湖沼等不便骑兵奔驰的环境仍要靠步兵作战决胜。如西晋对东吴政权发起总攻时，东吴也派出一支军队渡江展开反冲击。吴军缺少骑兵，但他们有来自丹阳郡的精锐“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三冲不动”，即无法冲陷晋军阵列，遂失去控制开始溃退。晋军乘机展开进攻，“吴军以次土崩”，进入彻底溃败，这次反击遂宣告失败。[25]这是试图陷阵未成，反而遭遇惨败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将杨素，他每次作战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敌”，如果成功“陷阵”则主力展开总攻；“如不能陷阵而还者”，则不管斩获敌首级多少一律处斩，同时再选二三百人展开下一轮陷阵。这种血腥的做法使得将士畏惧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26]。
当双方参战的军队实力相当，双方将士都富有作战经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往往出现一时难以“陷阵”的局面，即使队列某些部分出现动摇、断裂，也会由后排或预备队迅速补上。如《纪效新书》交待与敌接战时的注意事项，在“胜负未分，前力已竭”时，主帅会击鼓，士兵闻鼓声后“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即鸳鸯阵图）接应对敌”[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换前排与敌交手作战。双方鏖战一段时间后，会因伤亡、疲惫和心理压力而撤出接战状态。但这种撤退并非不可收拾的溃败，而是在经历短暂休整、调整队列、补充兵员甚至饮食后再度接战。能够坚持到最后，保持阵列严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前述曹操与吕布军的战斗，双方在一整天中连续作战，都未发生溃败，“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显示了双方将士极高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再如东魏、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双方在大半天内军阵数十次接战，退而复整，且其间不止有步兵军阵的列队肉搏，还包含着骑兵部队的纵横冲杀，双方从统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素养和承受的精神压力，未曾经历的人（包括当代所谓研究者）都是无法想象的。最终，西魏军一些部队间联络不畅，对战局发生误判而撤退，导致洛阳失守，东魏军取得胜利。[28]
队列的移动与军阵的变化
在实战中，由数十人的步兵小队列组成上千、上万人的大型军阵，军阵还要移动接敌及撤退。对于统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相隔较远，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
若万众无行伍、营阵，可自何处立？一人入万众中，何处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后、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预习之，至入场之内，张呼：“我队在何处？”李呼：“我队在何处？”便是呼头目之名，得其所而从之，万口喧哗，可谓军纪乎？下营之时，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锋前后之事，可迟立询问“我分向何队、合向何队”乎？[29]
为了解决军阵的编组指挥问题，冷兵器时代有“旗鼓”指挥体系，即用大众可见的旗帜、可听的金鼓规定一整套信号系统，用来对部队发布进退及变阵指令。这在各家兵书中多有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纪效新书》言之尤详，秦陵兵马俑军阵中也有金鼓等指挥装备出土，本书暂不讨论。但即使有这套相沿已久的指挥体系，以及士兵们经常性的操练，但在一些场合仍难免出现统帅无法将军队编组成需要的队形，以至出现戚继光描述的那种一团混乱的局面。在西晋太康（280—289年）年间，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当傍晚准备返回时，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函”的问题。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天已经黑下来时，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都水使者陈勰曾经担任军官，熟悉军令指挥体系，司马炎命令他临时指挥编队，陈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获得皇帝的嘉奖。可见指挥队列编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30]
对于统帅来说，通过旗、鼓命令指挥调度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但这种工作的困难之处，恰恰在于要将统帅意图变成对士兵们的最简单命令：行、驻、前、后、左、右。戚继光总结说，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连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对他们只能以前后左右来命令，而不能用东南西北：“凡旗帜，制八方则色杂，而众目难辨。如以东南西北为名，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即难认。惟前后左右属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后左右，庶为易晓。”他读《史记》到“孙子教吴王宫嫔战”一篇不禁感叹—最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
孙武子教宫嫔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呜呼！此教战之指南，此千载不传之秘文，此余独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为可惜。[31]
除了旗语和金鼓声音，个别情况下，统帅也会让声音宏亮的部下大喊发令，指挥军阵。[32]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发布一些稍复杂的指令，有些内容是旗语、金鼓系统无法表达的；但缺点则是容易为敌方获悉，且对个人依赖较强，所以只能是金鼓旗语的一种补充。
第二节 军阵的“非理性异动”
信息不畅与群体紧张造成的军阵异动
在军阵的队列中，最前列的士兵视野比较开阔，但大多数在队列后排的士兵，前后左右都是自己的战友，视野范围极为有限。北朝民歌《企喻歌》所唱就是军阵队列中士兵的这种感觉：“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33]士兵向前后左右顾盼时，看到的只有自己战友的一排排头盔和胸甲而已。这种情况下，士兵们的行、转、进、退，都要听从附近队列中基层军官的口令，基层军官则要关注统帅方向传来的旗鼓指令—如果他有匹马骑的话，视野会比徒步士兵稍好一些。如果基层军官也徒步站立在队列中，能了解的情况也就很有限了。
有时军阵已经列成许久，但一直没有与敌接战，文献记载中这种情况有持续大半天甚至整个白天的，士兵在队列中站立过久，难免受寒冷或酷热天气、便溺、饥渴等影响而产生严重不适。当军阵前列或侧翼已经与敌军接战搏杀时，队列之中的士兵可能还对战况进展一无所知。这种茫然感是队列中普通士兵的最大威胁，流言蜚语或者某些微小的变故，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在队列中传扬开来，造成失控局面。我们可以将这种军阵中因歪曲、错误信息产生的变局，称作军阵的“非理性异动”。如东晋末丞相司马道子集结军队，准备迎战叛乱的殷仲堪、王恭等武装。当朝廷士兵们在长江边列阵时，军阵中一匹战马受惊跳跃，踩踏了身边的士兵，由此引发整个军阵的惶恐异动，许多士兵被拥挤到江水中淹死，“忽有惊马蹂藉军中，因而扰乱，赴江而死者甚众”[34]。
这种信息不畅引发的“非理性异动”有时也会取得某种积极效果（虽然这种情况极少）。比如东晋中期桓温讨伐割据蜀地的李势政权，双方决战于成都郊外。桓温军队首度接战失利，军官战死，前列的士兵都产生畏惧情绪。桓温遂下令撤军，但发令兵由于过于紧张，没有敲表示撤退的“金”（钲锣之类），而错敲了代表攻击的鼓。晋军士兵听到鼓声，以为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遂一鼓作气发动进攻，居然彻底击溃了李势军队。李势只得投降。[35]此次偶然性的传令错误居然决定了桓温伐蜀的成败。
中国战争史上，因为步兵军阵的“非理性异动”而导致整场战役胜负改观，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例子，当数383年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此战双方都将主力部队投入对寿阳城的争夺，秦、晋分别据淝水（东南—西北流向）的西、东两岸列阵，秦军数量对晋军占据压倒性优势。由于隔水无法开战，晋军要求秦军稍向后撤，以便在西岸留出空地供两军决战。秦帝苻坚准备趁晋军渡水时进行骑兵突击，遂同意晋军的请求，下令秦军军阵整体后撤。当秦军后撤时，晋军八千名先锋抢先涉水渡河并开始攻击秦军，加之秦军阵列中又有人（晋军降将朱序）高喊“秦兵败矣”，导致秦军全面崩溃，晋军主力乘机全部渡河展开攻势，前秦军队彻底失败。[36]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军军阵刚开始溃败时，苻坚之弟苻融曾带骑兵主动出击，试图遏制晋军的攻势。这说明发生溃败的只是秦军步兵阵列，而至少有部分骑兵仍处在可指挥状态。但苻融在冲锋中旋即“马倒被杀”，骑兵部队失去指挥，这一挽回战局的努力也告失败。[37]这也说明，步兵军阵比骑兵更容易受误导而产生“非理性异动”。这应该是因为步兵军阵比骑兵更紧密，在战斗中更被动，心理压力也更大。
“非理性异动”的另一种表现：军营夜惊
在军阵队列的“非理性异动”之外，另一种与之相似的现象也值得讨论。这就是古代战争中军队的“夜惊”，即军队在夜间宿营时，因为一些极偶然的小事，如牲畜的嘶鸣、个别士兵的噩梦等，使多数将士陷入惊恐，甚至误以为敌军前来偷袭，而发生自相砍杀和逃散的局面。
比如十六国初，前、后赵军激战于洛阳，前赵帝刘曜亲率部队前往增援，首战获胜。当刘曜军夜宿洛阳城西时，军人“夜无故大惊”，军队失去控制而溃散，向后方逃奔，刘曜在渑池县收集部队，重整纪律，但当晚军中再度夜惊，将士奔溃不能制止，一直逃回长安才告终。刘曜此次军事行动因两次闹剧般的夜惊而宣告失败。[38]
考察史书中记载的诸次军队“夜惊”事件，普遍发生在两军作战最为激烈时，地点主要是刚刚进入敌军控制区内，或者两军长期鏖战的战线上。这种情况下，军人因急行军与作战疲惫，加上担忧被敌军夜袭的心理压力，很容易在漆黑的夜间被一些轻微的外界刺激触发，演变为群体性歇斯底里的惊恐局面。如三国魏明帝时，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向魏军发出诈降信号，魏扬州牧曹休信以为真，率部队深入吴境，被吴军优势兵力击败于石亭。当夜魏军夜惊，将士失去控制争相逃往后方，所有兵器、辎重都被丢弃在营地。[39]前秦王朝崩溃后，叛将姚苌杀死苻坚，但他之后与敌军作战屡次战败，疑心是苻坚的神明作祟，遂在军营中设立苻坚神像，叩拜祈求宽恕。但立像之后军营中频频出现夜惊事变，姚苌只得又毁坏了苻坚像。[40]
由于战阵和夜营中容易发生惊悚溃乱，所有将帅都非常重视对阵列和军营的纪律约束。《大唐卫公李靖兵法》详细规定了迎敌队列及宿营的种种纪律，比如“不得扇动兵士，恐哧队伍”，如果“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以及借宗教、鬼神、阴阳卜筮等动摇众心的，都处以斩首之刑。战阵之中违反军令、错乱队列的，后行士兵有义务将前行斩首。关于宿营的规定，详细到不得在军营内驰马、不得在其他营区借宿，甚至士兵看到奇异的禽兽虫蛇等动物，或者其他怪异事物靠近营垒，都不得擅自告知其他士兵，而是应该报告本部将帅。[41]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对这方面的规定更为详细。[42]
总结战争史可以发现，发生战场夜惊的军队，未必是刚刚成军、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反而往往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部队居多。这说明夜惊与士兵的战斗素养、纪律性，以及军官的指挥素质都没有直接关系；仅仅强调纪律与训练并不能完全防止夜惊。[43]战史记载中，有经验的将帅遇到部队夜惊时往往以镇静待之，而非急于贯彻纪律、捉拿为首者。因为在黑夜的混乱环境中，命令无法顺畅传达，急于申明军令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失控。如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与叛乱吴军相持日久，军队夜间发生惊乱，士兵们自相攻击，甚至混战到周亚夫帐下，但周亚夫一直躺卧不肯起床。不久后骚乱便趋于安静。[44]三国时，魏汝南太守田豫长期驻防在战线上，一次他率部阻击吴军时军中夜惊，士兵都传言吴军正在进攻。田豫也不肯起床，同时下令对擅自行动者处斩。稍后营内安定，发现并没有敌军进攻。[45]南朝刘宋末，萧道成据守新亭垒与桂阳王刘休范部作战，两军在深夜大雨中连续作战，“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萧道成营垒中有战马惊跑，造成军人惊恐混乱，到处跑动。萧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此者数四”，保持军营未发生溃败。[46]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军阵“非理性异动”和军营“夜惊”都属于大众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即在人口密度和心理压力极大、信息传递不畅的情况下发生的极端行为。
第三节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军阵变化趋势
以上是关于步兵军阵的队列编组及运动作战的总体原则，侧重普遍性。下文则对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几个步阵个案进行讨论，侧重特殊性与发展变化规律。
《国语》中的夫差吴兵方阵
春秋时期列国间战争主要是贵族化的车战，步兵居于次要地位，文献对步战的记载也极少。到春秋末期，南方的吴国、越国崛起并参与中原战争。吴国介入中原战争初期也使用战车，不久后则转变成以步兵为主力。这种转变的原因既有社会方面的，即吴国并不具有中原列国贵族政治基础，不拘泥于传统，比较容易适应新的战术形式；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即吴地处水乡泽国，且南方缺少马匹，维持战车部队成本高昂且作用有限。加之吴军开掘了自长江进入淮河及泗水的航道，水运使其摆脱了对畜力车辆的依赖，船载步兵可以直接进入中原。[47]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吴王夫差率兵北上，与晋、鲁等国会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吴、晋争执盟誓顺序，互不相让。夫差遂率吴军列阵向晋军示威。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大规模步兵战阵记载。吴军阵列的形式为：
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48]
可见吴军是以步兵百人一行为一编制单位，长官称“官师”，十行千人，长官为“嬖大夫”，百行万人为一方阵，长官为将军。这样的方阵共左、中、右三个。当然，长、宽皆为百人的军阵未必是正方形，因为士兵的左右间距一般小于前后间距，已见前节。所以这种军阵的纵深长度会大于宽度，但这种长方形阵也可以叫方阵，如同秦俑一号坑的长方形军阵也可称为方阵。
吴军方阵的“彻行”是纵行。因为每行最前列的官师所拥“文犀之渠”，据韦昭注“谓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师居于前方，才有执盾防御敌军箭矢的必要。这种以纵队列阵、军官都在前列的做法，应是从车战战术照搬而来，未必适合步兵作战。[49]因为步兵军阵行动缓慢，两军逼近交战时，只有前列士兵能参与作战，伤亡概率最高。官师在前一旦伤亡，整个纵队就失去了指挥。当然，也许官师只是执盾为身后的下属提供保护，开战时则是两人拥挤在盾牌后一起作战：这种情况可以参考戚继光的鸳鸯阵，其伍长往往执长盾牌居前，为身后的士兵提供掩护。所以戚继光特意规定，如果伍长牌手战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连坐斩首。[50]另外，官师在第一排与敌作战，不可能分心指挥后面的99名部属。步兵往往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组成，战斗积极性也低，一旦没有军官监视督战很容易临阵脱逃。欧洲14世纪的瑞士长矛步兵方阵，其特点也是列长都在第一排。但这些长矛兵来自相同的山区部族，自幼一起长大，战士间关系十分密切，不必担心逃兵问题。[51]当然吴军方阵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大夫，作战决心不成问题，这也是贵族战车时代的遗存和过渡。战国以后的步兵主要是征发农民或贱民性质的世袭兵，就难用这种队形战术了。
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步阵基本队列是5横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队，《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立队法”则是4横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队，这样既便于第一行的士兵协作对敌，又便于队长统一指挥。反观吴军的这种布置，可能和当时的步兵军阵战术尚不成熟有关。因为这是吴军第一次以步兵主力进入中原。以往吴军经常与楚、越作战，步兵运用较多，但在南方的丛林水网环境中，可能没有进行过这种大型方阵战斗。另外，此次吴军的战术意图也值得探讨。因为晋军还沿袭着以战车为主力的春秋惯例，一旦战车整队冲锋，吴军很难避免被踩踏和碾压的命运。吴军这次布阵是乘夜间秘密进行，[52]列阵完毕后开进到晋军营垒前一里处，当时天色始明（昧明），使营中的晋军猝不及防。以当时惯例，军营外都筑有垒墙，墙内是宿营、炊灶等生活区，没有空间整队列阵。如果这时晋军开出营垒列阵，吴军就可以趁晋军出营时的无序状态展开进攻，未形成阵列的晋军必然大败。以前晋军也曾遭遇过楚军这种“晨压晋军而陈”（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区别在于当时楚军主力是战车兵，晋军的对策则是“夷井塞灶”，在军营内原地驾车列阵，然后平毁垒墙整体开出迎战。[53]这次如果晋军采用相同的办法，吴军则不会在原地等待晋军整队，而是会直接冲向晋营垒，展开攻城式的围攻作战，这恰恰也是步兵的长项。所以晋军这次未敢与吴军开战，而是选择了和平会盟。应当说，夫差步阵这次虽然没有投入实战，却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书对战国时期战争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使我们难以总结当时的步兵具体战术特征，但秦陵的兵马俑军阵是一个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秦朝步兵军阵形态。秦陵兵马俑军阵和《国语》中的吴兵方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纵深较长的长方形。吴兵方阵的纵深为百人，秦陵兵马俑的一号步兵俑坑正面宽57米、纵深184米，深度甚至达宽度的三倍。这说明战国到秦代，步兵军阵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阵列，对敌的正面不会太宽，或者说宽度不会明显大于纵深。但在这个背景下，列国仍会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阵队形和战术特点。《吴子·料敌》篇云：“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54]。虽然未必全是实际情况，但也反映出列国军阵仍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汉初刘邦与淮南王英布作战，“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55]。英布曾长期随项羽（籍）作战，其军阵也有项羽风格。《史记》对秦汉之际几次大会战的记载很简略，没有具体的军阵布局，也许司马迁对此不甚了解，以至现在也无从讨论。
328年洛阳之战与步阵的“扁平化”趋势
两汉到三国时期，关于步兵军阵作战的详细记载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这方面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国初期，刘曜前赵与石勒后赵的洛阳之战就体现了步兵军阵一种新的趋势：纵深变浅、宽度变大。
328年，刘曜与石勒决战于洛阳城西，刘曜“军十余万”[56]，“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57]。当时刘曜在西，石勒在东，刘曜军是南北拉开了十余里的宽度。刘曜军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为骑兵，不会和步兵混合列阵。暂以步兵为整十万人，且全列为战阵计算，每华里正面平均有万人，如正面一人占据一米的宽度，则纵深仅有二十余人。比起吴兵和秦陵的军阵，这种纵深显然是太浅了。但详细分析《晋书》关于两赵洛阳之战的记载，会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刘曜军阵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之宽，而是在战斗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横向（向南）伸展的过程，这个横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实现对敌阵的侧翼包抄，即试图以己方的正面军队攻击石勒军的侧翼。下面对战斗中刘曜军阵的变化做一梳理：
《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军本来是在围攻金镛城，得知石勒亲自率军赶来后，刘曜才“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金镛城在洛阳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刘曜军解除围城后，应当是列阵于洛阳城西偏北，基本在谷水以北的方位。
开战之前，石勒后赵军队已经全部进入洛阳城，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第一支出城的后赵军是石虎率领的三万名步兵，他们“自城北而西，攻其（刘曜）中军”。石虎部应是从金镛城开出的，之前刘曜军一直猛攻金镛，这三万名步兵应是在此处守城用。当他们从金镛开出向西时，正对的是刘曜中军位置，也可证开战初期刘曜军阵整体偏北。
但就在这一轮的步兵对战中，双方的军阵一直在向横向延伸。由于战场北部是邙山高地，不便军阵展开，双方只能向南方，即刘曜军右翼、石虎军左翼延伸。《刘曜载记》云：“（曜）至于西阳门，捴（挥）阵就平”，按，西阳门为洛阳城西的中门，门外已经是平地，所以这里两句的位置似应互换，即刘曜中军原本在邙山与平地的连接处，他希望军阵向平地展开（就平），才使部队向南延伸到了正对着西阳门的位置。此时前赵军正面已经拉开了半个洛阳城的长度，正面才达到了“南北十余里”。
石虎军远少于刘曜主力，难以无限拉宽，且随着横向展开军阵纵深变浅，很容易被刘曜军击溃。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在石虎部奋力抵抗的同时，后赵骑兵部队从洛阳城内开出，对刘曜军进行了致命打击：“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刘曜本人此时正在面对西阳门的位置，即己方军阵的最南端，这说明他一直处在军阵伸展的最前方，此时直接受到打击，他本人也被石堪所部俘获。石堪、石聪骑兵出城的位置，应当是城西正中及偏南的西阳门、西明门，从西明门出城的骑兵要向北才能攻击刘曜军，即所谓“城西而北，击其前锋”。
当石堪、石聪骑兵攻击刘曜军突出的右翼时，石勒也率最后的三万步兵、一万骑兵开出，“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阊阖门在城西偏北，西明门和金镛城之间，正对着刘曜军拉伸开的中央部位，且这个方向受石虎步兵压力最重。在刘曜已经被俘获的情况下，这一轮打击如摧枯拉朽，最终造成了前赵军的彻底崩溃，“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
按，此刘曜军队最为集中的“金谷”需要做一考辨。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谷水在洛阳以西，自西向东流，在（汉魏北朝）洛阳城西三十里的河南县故城向南注入洛水。但自东汉、西晋以来对谷水水道做了人工延伸，使其向西北流，直至洛阳城西北角汇入护城河水系。金谷地名来自谷水左岸的一条小支流—金谷水，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亦得名于此。刘曜军集中之地，应在金谷水汇入谷水的汇合处，距离洛阳城西墙不到十里之遥。此金谷为泛称，并非特指金谷园旧址，因为战场范围较大，史书只是用以借指谷与金谷两水所夹之地。这也说明后赵军主力所处仍比西明门，甚至比阊阖门还要偏北，即刘曜在“挥阵就平”时，只有部分后赵军能够及时向侧翼机动。急于向侧翼伸展包抄，而未能顾及己方军阵的整体布局，是刘曜此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刘曜本人临战酗酒大醉，被攻击时又急于“昏醉奔退”，是惨败的主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刘曜在试图逃命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而被追骑俘获（《晋书·刘曜载记》），这里的石渠和冰的位置，应为谷水河道上著名的“千金堰”，在洛阳西十余里。[58]这说明刘曜还是想向自己军阵主力的后方逃跑。
328年刘曜洛阳之战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他未曾考虑到敌后备部队（特别是骑兵）突然投入战斗，以及他自己在昏醉状态下丧失战斗意志、没能与敌骑兵进行顽强对抗。但刘曜这种试图拉宽己方军阵正面宽度、对敌阵侧翼实现合围打击的意图，却代表了中国步兵军阵发展的一个趋势。从此之后，步兵阵列，特别是大规模会战中的步兵军阵，一直朝着宽正面、浅纵深的方向发展。
除了步兵军阵之间对抗的需要，这个趋势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冲击骑兵的发展。正是从十六国初期开始，装备马镫、马槊甚至马铠的骑兵开始普及，这种骑兵能够以其强大冲击力直接冲破步兵的密集阵列，成功“陷”入敌步兵军阵。步兵军阵纵深过大会导致兵力过于集中，如果被敌骑兵深入冲击，多层队列的指挥链都会断裂，整个军阵将完全失控。所以自十六国开始，步兵军阵纵深变浅，而正面宽度加大，也是为了加强军阵总体的“弹性”，即受到冲击时损失的降低，以及被敌骑兵成功穿过之后军阵的自我恢复能力：当敌骑兵冲向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步阵时，迎面的步兵即使难以迎战，也可以很方便地向两侧或者侧后稍做撤退，待敌骑冲过之后重新“合拢”阵列。所以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经常发生骑兵穿过敌步兵阵列，直达其后方的情况，而步兵军阵经过这种穿透后并未丧失指挥和反应能力，需要骑兵掉头进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反复冲击（详见前文骑兵部分的论述）。
刘曜的这种战术意图，可以与《纪效新书》中的交战原则相呼应。戚继光在谈到以军阵正面迎敌时说：
其两翼之兵，先大张其势，望外开行。俟将战，急于贼之两边，各令一半自外围戳而来；各令一半伏住，俟贼到正面，兵俱将牌立定不动，两奇兵急合。贼必分兵迎我两来奇兵。俟贼四顾夺气，正面兵即拥牌夹战。[59]
即军阵在迎敌前进时，左右两翼主动向两侧拉开。接近敌军时，正面迎敌的队伍立定不动，等待两翼对敌两侧实现合围。戚继光将这进行合围的两翼部队称为“奇兵”，敌军两翼被包抄，军心不稳，我正面军队再发起攻击。当然，这种战术自4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到戚继光时代已经相当成熟，不具有独创性。他能在抗倭战争中运用这种战术，很重要的原因是明军对倭寇有数量优势，即在双方战术思路相同的情况下，比正面宽度必然会变成比军队数量。
不过，并非只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才适宜这种“扁平化”宽正面合围战术。因为它还受到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军队纪律性、士气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步兵军阵“扁平化”体现很明显的，当数与姚苌作战的前秦苻登部队。首先，他们的军阵是“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60]。“方圆大阵”的“大”，是指正面的宽度大，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军阵的纵深，确保与敌直接接战的第一线有足够的兵力即可，其余未接战兵力并不在队列后面消极等待，而是机动巡回，发现第一线有薄弱处就及时补充。
其次，苻登军队的阵型可圆可方。步兵正式作战时都是方形军阵，这是直线形的基层队列所决定的，很容易理解。实战中出现所谓“圆阵”，都是被敌军包围，士兵因恐惧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缩，军阵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圆形。[61]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军阵不会是圆形，因为弧形的队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统一指挥调度。苻登所部军队会成为圆形，可能也因为他们经常出于数量劣势，处于被包围或半包围状态，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圆阵”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证接敌的第一线。但苻登军队的不可复制之处，在于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这支军队为了给前秦皇帝苻坚复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战。他们带着苻坚灵位参加每次战斗，士兵甲胄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经常不带军粮而以敌军尸体为食。这种旺盛的作战意志是历代绝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无法具备的。就像戚继光描绘的那些走上真正战场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气者，即使平时武艺熟练，实战中却“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或者虽身高力大，临阵则“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62]。所以苻登军阵在常规战术教程上并无太大意义。但苻登军阵说明，步兵军阵的战斗威力只在于第一行与敌直接接战的士兵，像《国语·吴语》或者秦陵兵马俑那种纵深达百人的队列，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战斗方式。而要降低纵深，提高战斗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质和主动战斗意志，这恰恰也是多数步兵军队所缺乏的。作为一名统帅，在决定己方军阵的宽度和纵深时，除了要考虑战场地形、敌军数量和队形之外，还要必须考虑己方步兵的纪律性和战斗意志，即使军阵宽度和士兵战斗意志具有正向相关性。
北朝大规模会战中的的步兵军阵
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战争。这两个政权都由北魏后期大战乱中崛起的六镇军人势力组成，将士的战斗技能和战术素养普遍较高，两个政权的战争动员能力也极强。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军阵战术水平的，是双方进行的几次大规模会战：537年，东魏高欢进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战；538年、543年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郊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即所谓河桥之战与邙山之战；以及576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晋阳会战。这四次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只有沙苑之战时西魏军队略少）。
关于会战中双方军阵的宽度，史书则记载不多。538年河桥之战，《周书》只说由于当天双方的军阵宽度过大，战斗开始后人马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使得周军的中军和左右两翼都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西魏统帅宇文泰指挥的中军突入东魏军阵，俘获敌军一万五千余名，更多的东魏军被逼入黄河淹死。但西魏军赵贵、怡峰指挥的左军，独孤信、李远指挥的右军都作战失利，又与中军失去联系，以为中军已经覆灭，都擅自丢弃士兵而还。李虎、念贤率后军充当预备队，见到独孤信、李远等撤退，也随之班师。西魏军队因而受到极大损失。[63]这说明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由于军阵正面拉开过宽，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已经无法实现统一指挥，只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队将领的应变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进攻北齐，与齐帝高纬会战于晋阳城下。此战齐军在北，周军在南，周军投入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64]，平均正面每米的纵深只有十人左右。齐军兵力与周军相近，[65]只是由于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临阵先逃，造成惨败，北齐不久便亡于周。
这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军阵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双方接战时，总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击败。似乎当时统帅习惯将实力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右翼，而将较弱的部队放在左翼，进攻时，也习惯重点打击敌军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战时，西魏的左军首先遭到敌攻击，但右军统帅李弼带六十名骑兵冲锋，将进攻左翼的敌军冲散，西魏军乘机取胜。[66]543年邙山之战，东魏右军统帅彭乐带数千骑兵，首先冲击西魏军左翼赵贵等部，成功贯穿后又顺势直至西魏中军，宇文泰也几乎被彭乐刺死。[67]但西魏中军和右军成功击败了东魏中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576年周齐晋阳之战，齐军也是东侧部队先发生退缩。齐军阵朝南，东侧正是左翼，后主高纬因为恐惧逃跑。[68]
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大规模会战，其流风余韵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窦建德在洛阳东的虎牢决战。此战为李世民、李元吉联合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窦建德自东方赶来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带一部分部队向东阻击。窦建德军共十余万人朝西列阵，队列北自黄河，南至鹊山，绵延二十余里。史书对李世民军队数量记载不详，且在描述战斗过程时，只注重刻画李世民本人率领骑兵冲锋的事迹，对战场全局的全面介绍太少，[69]但此战中双方都以宽正面、浅纵深的扁平军阵进行战斗，则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
装备特征：短兵器为主
以上主要是讨论北方地理环境中的步兵军阵战术。自先秦至汉末，多数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三国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长期存在割据政权，南北间战争及南方内战很多，出现了一些与北方不同的步兵战术。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军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战刀和盾牌组合为主。长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较少。这可能因为南方多山林，长柄兵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不便挥舞；另外，南方水网地带步兵多乘船机动，长柄兵器不易在船舱内携带，水战时更难以在船舱内挥舞。东吴权臣诸葛恪与魏军会战于东关，魏军在高堤上筑城固守，吴军以敢死之士“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后“鼓噪乱斫”，大败魏军。[70]据此记载，吴军中应当装备有矛戟长兵，只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屡次击败晋军，[71]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72]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在东晋末，卢循率领天师道军队从广州远袭建康，与刘裕指挥的晋军对抗。天师道军数千人在江边登陆，“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将晋军逼退。但刘裕调一支从南燕俘获的鲜卑长槊步兵投入战斗，天师道军无法抵抗，只得撤退回船上。[73]可见在较开阔的地形上，天师道军的短矛难以对抗来自北方的长槊。
刘裕晋军与北方政权作战时，其军队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称。在其远征后秦时，沈田子偏师与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队会战于蓝田。面对数量居绝对优势的秦军，沈田子“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径直冲入秦军阵中将其击溃。[74]宋明帝初年的内战中，衡阳内史王应之与行湘州事何慧文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在长沙城下作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75]，可见双方统帅都是持战刀，徒步对砍。当时宋明帝一方的将领阮佃夫招募数百名蜀人参战，这些蜀人“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在江东战场表现出色。当时另一位在浙东作战的将领刘亮也以擅刀楯著称，每次战斗都持刀、楯冲锋在前，直接杀入敌阵列。敌军在水塘间的道路上树立木栅，由于地势狭隘难以攻克，刘亮则“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76]。这些都属于典型江南水网地区的战斗形态。
为了便于在水滨沼泽中作战，南方军队有时还使用一些特殊装备。如宋文帝刘义隆死后的内战中，两军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窄，两侧水中长满水草，时人称为“菰封”。但其中顾彬之一方士兵带有“篮屐”，可能是鞋底类似竹篮，面积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凭借这种篮屐，顾彬之军撤到两侧水草中，用弓箭夹射塘路上的敌军而取胜。[77]
步兵对骑兵冲击的防御
步兵作战的对手不仅有步兵，还有敌骑兵部队。春秋战国时，步兵就有被敌战车部队冲击的危险。在骑兵还没有装备马镫的时代也可能试图冲击步兵，所以步兵军阵习惯以矛戟等长柄兵器组成最外围队列，防范敌车骑的高速冲击。自马镫普及后，这种威胁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战术没有革命性变化。一些简单的设施仍能起到些防范敌骑兵的作用。比如将枪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备敌骑冲击。西晋末，擅长骑战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义，在成都城下的战斗中，特侄李荡骑马追击敌军，“触倚矛被伤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御骑兵的矛。[78]北魏后期，尔朱天光与关西的万俟道洛作战，为防止道洛军乘夜突围出城，尔朱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黄昏时，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周匝立枪，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当夜，道洛骑兵果然试图冲出，结果冲到木枪上，“马各伤倒”，都被擒获。[79]
在尔朱天光之前，北魏曾派崔延伯平定关西的万俟氏叛乱，为了防范其骑兵，崔延伯采取了一种比较笨重的方法：用铁链和铁柱将大木板连接起来，由身体强壮的士兵抬、背而行，构成军阵外围，其他士兵和辎重都躲在中间，“号为排城”。但这种设施过于笨重，士兵不堪重负，“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崔延伯军因而大败。[80]这说明如果步兵军阵所依托的掩护过于笨重，必然降低其战斗力。[81]
实战中，步兵赖以防范骑兵冲击的主要手段，是运输军粮辎重的大车。这是历史很悠久的战术。西汉卫青出击匈奴曾用武刚车环绕保卫辎重，李陵步兵也依托大车与匈奴对峙多日。且这种战术也非中原军队独有，因为草原民族也使用大车进行游牧迁徙，他们在对抗敌优势骑兵时也会这样做。北魏早期，匈奴刘部的优势骑兵将拓跋珪军包围，“太祖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将刘部骑兵击退。[82]后秦姚泓时，其北境戍将姚恢不堪赫连勃勃的压力，也率领部属“以车为方阵”撤往长安。[83]
东晋南朝政权缺少骑兵，为对抗强大的北方骑兵威胁，更加倚重车辆对步兵的保护。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是东晋末年的刘裕。在409年北伐南燕时，为了对抗慕容鲜卑的具装骑兵，以步兵为主力的晋军将四千辆大车部署在队伍的两侧，车辆首尾相连而行，车上张挂布幔以遮蔽箭矢和阻挡敌军视野，“御者执矟”以防范敌骑兵冲击，同时也说明这些大车都是畜力拖曳的，不然不会有“御者”。这支晋军顶住了上万鲜卑骑兵的攻击并攻克临朐，为全面占领南燕奠定了基础。[84]
在418年，刘裕西上进攻后秦政权，主力部队溯黄河而上时，经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骑兵攻击。刘裕步兵再次以车辆为掩护作战：晋军七百人、车百辆首先在北岸登陆，车辆连接呈弧形排列，两端临河，中间距河百步，总体呈弯月状的所谓“却月阵”；之后以二千人增援，每车配属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张，同时在朝外的车辕上树立大盾牌（彭排）。北魏三万余骑兵发起冲击，晋军则依托车辆用弓弩和短兵作战。北魏骑兵无法冲开车营组成的壁垒，都下马蜂拥而上，试图以搭人梯的方式爬过彭排。晋军则将长槊截短为三四尺，架在彭排缝隙中以大锤锤击，像钉钉子一样刺穿外侧密集的魏军，“一槊辄洞贯三四虏”。魏军溃败，晋军追斩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85]此次战斗使魏军遭受较大伤亡，之后再未敢主动进犯晋军，从而使刘裕得以全力攻灭后秦政权。
刘裕之后，南朝步兵更多地是依托车辆进行消极防御。宋文帝元嘉时，北魏时常袭掠河南的青州、兖州地区，御史中丞何承天建言备边，其中有建议征集五百辆车，每车用二牛拖曳，“参合钩连，以卫其众”，可以保护平原地区的居民撤往险要地形。[86]这种以大车连接成外围防御的阵型，南朝人多称之为“函箱阵”，应是取其方形且坚固之意。450年魏军大举南下侵宋，兵锋遍及整个河南及淮南地区，刘宋军队多固守城池不敢出战。这段战事中多见有步兵依托车辆作战的例子。一路宋军八千人在撤退途中遭遇数万北魏骑兵，宋军只得依车辆结营，且战且退，这种局面和西汉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如出一辙。但此时的北魏骑兵已经习惯冲击近战，他们分为三部，轮流进攻，并投掷燃烧的草束，试图焚毁宋军车辆。激战一天一夜后，宋军将领刘康祖颈部中箭身亡，军队溃散，被魏军追杀殆尽。刘康祖的人头被魏军送到彭城，希望以此迫使宋军投降。[87]守城的宋江夏王刘义恭担心军粮缺乏难以守城，有部属向其建议，“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护送刘义恭一家前往清水以东避难。但此举未必如守城安全，所以未付诸实施。[88]同时，青州东阳城也遭到魏军骑兵包围袭击，城中宋军将车辆推出北门外为掩护，挖掘沟堑为营垒，使得魏军不能靠近攻城，终于退兵。[89]元嘉末的这些战例表明，南朝步兵在野外依托车辆也难以抵御魏军骑兵，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仍是守城。到南齐初，武帝萧赜曾计划夺回被北魏占据的淮北地区，在建康郊外建造“露车”（应是没有棚盖的畜力大车）三千辆，准备用于淮北的陆战。此举一度引起北魏方面注意，向南齐使臣质问此事。[90]但这些车后来似乎未派上用场。
宋明帝刘彧初，刘宋境内爆发大规模内战，驻守寿阳的殷琰也起兵反对刘彧。双方激战于寿阳外围。殷琰派兵向前方运送军粮一千五百车，并用五千士兵护送。为防刘彧军袭击，他们将米车排列为函箱阵，士兵在车阵内外护卫。刘彧军在途中设伏，使运粮兵遭到重大伤亡，丢弃车辆逃回。刘彧军焚烧了米车，将驾车的两千多头牛驱回营地。不久寿阳也力屈投降。[91]这是南朝内战中使用“函箱阵”的战例。
此后梁、陈两代与北方的战争中，已经不见以车辆为依托的战例记载。这种现象的背后，应当有北朝政权中原化的因素。因为在北魏政权早期，尚保留有较多的草原习惯，兵种上主要依赖骑兵，战术上以骑兵快速袭掠为主，缺少步兵进行持久战。这种情况下，南朝步兵可以依托车辆进行短期坚守。但自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权迅速中原化，步兵力量壮大，南朝依托车辆的战术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另一种对抗骑兵的战术：斫营
东晋南朝步兵对抗北方骑兵的另一种战术，是主动在夜间出击，袭击北军宿营的营垒。当时称这种战术为“斫营”。因为军队野营主要靠挖沟筑墙、建造营垒来保证安全，北方军队多骑兵而少步兵，劳动力相对有限，难以建筑起坚实的营垒；夜间昏暗，骑兵难以发挥冲击的威力，且夜间战马都解除了鞍辔，一时难以武装，这些都是南方步兵“斫营”的便利条件。
在西晋末年战乱中，石勒远征淮河流域后返回北方，渡过黄河时，当地武装试图乘夜斫营，但据说石勒军中的僧人佛图澄发出预警，使石勒逃过一劫。[92]当时坚守在河南的李矩、郭默武装，也屡次以这种战术与石勒、刘曜政权的骑兵对抗。[93]570年，东晋寿阳守将袁真、袁瑾父子叛变投靠前秦，秦军步骑兵二万前往增援，驻扎在寿春城外的八公山及洛涧。桓温军队乘夜间发起袭击，击败秦军，乘势攻占寿春，保住了东晋在淮河南岸的重要据点。桓温军事才能并不高，以往与前秦、前燕屡战屡败，这次能够战胜秦军，主要原因便是熟悉地形与选择了在夜间作战。[94]
对于南方军队的斫营战术，北方也颇为忌惮，在进攻中不得不有所防备。元嘉末宋魏大战中，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写信进行威胁，便提到“彼吴人正有斫营伎”，但他声称早已识破此术，会让军队在宋军城池百里之外安营，宋军步兵一夜最多行进五十里，天明时尚在途中，反倒成为魏军骑兵的猎物。[95]这倒不全是空话，因为暗夜对于进袭的步兵也是一种限制，如果在陌生的敌境内，这一战术很难实施。在刘宋襄阳军队对北魏的反攻中，统帅柳元景募集精兵一千人“夜斫贼营”，但这支军队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徒劳无功奔走一夜也没找到魏军营地，天亮后只得返回。[96]
在长期的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也摸索出了对抗南军斫营的战术。齐明帝萧鸾时，齐军乘夜在淮河水浅处涉水渡河，试图斫北魏军营。北魏将领傅永“量吴楚之兵，好以斫营为事”，判断齐军在渡河处一定预设有标识，遂一面巩固营防，一面派人偷渡到南岸，带火种埋伏在深水处的水滨。斫营的齐军遭遇伏击逃回河边，与对岸进行灯火信号联络。埋伏在南岸的魏军也点燃灯火进行干扰。齐军误认魏军灯火为浅水处，结果涉水时淹死多人。[97]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其军队也越来越熟悉步兵战术和南方丛林水网地区的作战环境，南方一些传统战术逐渐失效。
附录 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
关于军阵密度的阐述
在戚继光时代，通俗演义文学已经深入人心，各种传统武术流派也纷纷出现。所以经常有人问他，那些用于表演的武术器械表演，能否用于实战？戚继光对此断然否认。他认为这些武术套路都要跳来跳去，而真正的步兵军阵非常密集，没有空间供人闪转腾挪：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
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从枪戳来，从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存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98]
军阵中“转手皆难”，可见队列非常密集。戚继光还说过，民间流传的长枪技艺习惯“徊转走跳”，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从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99]
当然，战阵也是由单个士兵组成的。个别技艺高超、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其杀伤敌军的概率要比普通战友高得多。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给予相对较大的空间，方便其发挥技艺。戚继光在这个问题上也难有取舍。他在讲完杨家“梨花枪”优于别家之后，又说：“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100]所谓“法欲简”，是指士兵要学的枪法，不能像民间武术流派那样繁杂，一定要简单易于学习掌握；“立欲疏”则是民间武术的特征，但战阵中难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个人技艺和全军总体水平的差异，也是冷兵器时代所有统帅都曾面临过的两难取舍。
戚继光“鸳鸯阵”的独创和局限
戚继光运用更多的，是他创制的“鸳鸯阵”。其基本原则是，每队有两“伍”；每“伍”五名士兵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为身后的四人（一名狼筅手、两名长枪手和一名镋钯手）提供保护，五人一起作战：
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在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101]
戚继光没提及这五人之间距离多大，但他们都要从同一面盾牌获得掩护，必然甚为拥挤。《纪效新书》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谓“三才阵”[102]，但没有详细说明这种队列的用处，大概是应付某些特殊情况，如需要拉开较宽的正面，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如围猎、搜山等。
当代研究者使用《纪效新书》时需要注意，“鸳鸯阵”中哪些是因袭已久的步兵战阵传统，哪些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与以往史书中的战例及兵书著作相比，戚继光“鸳鸯阵”的创新之处，就是他重视最基层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队，每个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四种战士。这给武器供应、士兵协同训练都增加了难度，不是所有时代的步兵军队都能做到。
蓝永蔚先生认为春秋时每个“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后站立，应当是从戚继光“鸳鸯阵”受到的启发。但“鸳鸯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有其时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鸳鸯阵”的基本训练原则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只能同时对付一到两名敌军：盾牌手提供掩护；狼筅手干扰敌军；两名长枪手分别保护盾牌手和狼筅手，并承担刺杀敌军的主要职能；镋钯手则防备敌军突入过近。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并非正规军，数量较少但单兵战斗力较高。所以只能采取“以多打少”战术，以一个“伍”对付一两名假想敌。而且戚继光可以用较多的时间招募训练军队、准备武器，这在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乱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网丛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103]，大部队无法展开，鸳鸯阵以五人、十二人为基本作战单位，机动灵活，适应复杂地形作战。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规模会战中这种编组形式并没有优势。这些因素导致鸳鸯阵只能在抗倭战争中昙花一现，再没有后继者。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104]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105]。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106]
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进来，使之成为单纯追求娱乐视觉效果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107]有人问戚继光：为何官府平时表演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于实战？他只能正本清源从头解释：
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108]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入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109]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110]，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
戚继光终究未能总结出一整套冷兵器单兵作战和阵法队列的术语、教学体系。但从筹备北方防边（防蒙古）开始，戚继光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的全面火器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练兵实纪》，最重要就是主张军队全面火器化。从这点看，他的视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了近代。从抗倭时代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如黄仁宇总结的，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111]，完全脱离了他生存的时代。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仅仅是他勤于总结实战中的经验与教训而已。
[1] 王士祯作《戚将军纪效新书序》：“其微旨奥意，往往使介胄之士见之而不能习，觚翰之士能习之而不能用。”见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页。
[2]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自序”，第7页。《纪效新书》是戚继光总结在东南沿海抗倭经验而做，分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两种版本，内容有一些不同。另外，戚继光后来在北方边境练兵防范蒙古军，又写作了《练兵纪实》一书，但《练兵纪实》中的措施大都未经实战检验，而且戚继光在北方练兵时，战术思想已经转变为强调武器的全面火器化，和主要依靠冷兵器的抗倭战争已完全不同。本书主要论述冷兵器步兵战术，所以对《练兵纪实》涉及较少。
[3]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5]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10—126页。另外第163页也有此说。
[6] 秦兵：《五兵说质疑》，《考古》1986年第4期。
[7]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17页。
[8] 《司马法·定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六韬》附录），第8页。
[9] 《史记·周本纪》，第121页。
[10] 《尚书·牧誓》，《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11] 郑玄注曰：“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孔颖达疏：“《方言》又云：‘楯，自关而东，或谓之楯，或谓之干，关西谓之楯’。是干、楯为一也。……楯则并以扞敌，故言‘比’”。
[12] 《史记·殷本纪》。另外，殷人甲骨卜辞中多有“射”百人队，三百射组成左、中、右三队。但具体队列形式不详。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3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司马法·定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六韬》附录），第8页。
[15] 《尉缭子·兵令上》，《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另，《尉缭子》同卷又云：“密静多内力，是为固陈”，见第108页。
[16] 《六韬·战步》，第42页。
[17]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附沈法系》，第2005页。
[18]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8页。
[19]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志二》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3813页。
[20]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志十》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4035页。
[21] 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第146页。
[22] 一号俑坑多数巷道（过洞）内都有战车，影响对队列前后间距的讨论。但4、6、8号过洞内恰好没有战车，其横行数分别是17、18、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第52页。
[23] 《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第227页。
[24]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典韦传》，第544页。
[25]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1175页。
[26] 以上见《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第1286页。
[27] 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1页。
[28] 《周书》卷二《文帝下》，第26页。
[29]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7—378页。
[30] 事见《晋书·职官志》，第741页。白兽幡即白虎旗，为避唐先祖李虎之讳改。时称这种保护在皇帝车驾外围的队列为“函”，大概取其重重封闭如箱函之意。《晋书》未载其具体形制，但《通典》载有西晋皇帝出行时最隆重的“大驾卤簿”队列程式，可作参考：车驾外围至少有五重步兵队列，最外层是“大戟楯”，即执长戟和盾牌的步兵；其内是“九尺楯”，高约今2米，但未载其武器，大概是专门作防御屏障之用；再内是“刀楯”步兵；再内是“弓矢”步兵，最内一层是弩手。另有执长槊的骑兵，但不知是在步兵队列外围还是内侧。见《通典》卷六十六《嘉礼·卤簿》。皇帝游猎出行的队列应当比此精简。另，北魏制度也可作参考：车驾护卫队为方阵，内外共有步骑兵四重：最内层为具装（铠甲）骑兵；其外层为“幢”，兵种不详，可能就是西晋的“九尺楯”步兵；次外为长矟步兵；最外为刀、楯步兵。见《魏书》卷一百八《礼志四》，第2813页。
[3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二，第68—69页。
[32] 《魏书》卷四十三《毛修之传附子法仁》：“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第961页）
[33]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辞五·企喻歌辞四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60页。裲裆即上半身铠甲，鉾即兜鍪，头盔。
[34]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王道子传》，第1737页。
[35] 《晋书·桓温传》，第2569页。
[36]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第3312页。《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对此的记载是：“于是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第2133页）
[37] 《晋书·苻坚载记下》，第2819页。
[38] 《晋书·刘曜载记》，第2698页。
[39]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40] 《晋书》卷一百十五《苻登载记》，第2951页。
[41]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志二》所附“杂教令”，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3824页。
[42] 戚继光关于管理野营的教令更加详密，参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九《扎野营篇》。
[43] 当然，这不排除有极少数畏战士兵的蓄意策划，但夜惊能够扩大蔓延，仍有其内在因素。
[44]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第2060页。
[45]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第728页。
[46]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8页。
[47] 前482年，夫差遣使到洛阳告周王曰：“余沿江泝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见《国语》卷十九《吴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8] 《国语·吴语》，第615页。
[49] 因为战车速度快，各车间距大，传达命令不容易。军官战车在最前列，普通战车只要追随前方军官战车的旗帜，就能保持队列。
[50]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第65页。
[51] ［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52] 吴军列阵前曾“秣马”，列阵时又“系马舌”防止其出声，可见有马匹，可能数量较少，主要为吴王及高级长官驾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