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4世纪初，骑兵冲击战术最终发展成熟，其代表就是马镫的出现。骑兵冲击战术本来是中原骑兵为对抗游牧族骑射优势进行的创新，这种技战术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在向游牧族“回流”。但游牧族松散的政治权力结构导致其难以运用这种新战术，必须实现政权模式的中原化，才能保证骑兵冲击战术的运用。这种战术和政治的互动成为4—6世纪北方政权的一个鲜明特色。
第一节 关于马镫研究的学术史和考古证据
西方学界的“马镫革命”说
德国学者茨舍勒（R. Zschelle）和福雷尔（R. Forrer）于1896年出版的《马镫形制的发展》一书，最早对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1]该书认为，马镫首先由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发明，并于中世纪时传入欧洲成为当时的骑兵装备。同时，德国学者十分关注骑兵（骑士）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feudalism）的关系。海因里希·布鲁纳（Heinrich Brunner）的《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一文，论述法兰克人的统帅查理·马特（铁锤查理）为了击败穆斯林等骑兵武装，于732年决心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他没收了教会土地分赐给臣下，让他们用地产收入购置马匹、装备，成为骑士阶层，由此产生了“封臣制”，即欧洲的封建制度。[2]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德诺埃特（Lefebvre des Noëttes）最早关注了马镫对于骑兵作战的重要意义。德诺埃特出身军人世家，年轻时从著名的索米尔（Saumur）骑兵学院毕业，受过使用长矛和剑骑马作战的训练。他在1931年出版《拴辔：鞍马的历史》一书，[3]主要讨论挽具、马掌和马镫的起源及应用。以往学者都是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研究骑兵史，德诺埃特则具有亲身体验，观察方式更加独到。他认为，马镫使骑士和战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骑士从此可以将长矛牢牢夹持在右腋下，利用战马冲击的速度刺杀对手，由此形成了中世纪经典的骑士战斗模式。
美国学者林恩·怀特（Lynn White）将“马镫改变骑兵战术”和“骑兵造就欧洲封建社会”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形成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这个貌似新奇的结论。他以布鲁纳的论述为基础，推断查理·马特于732年组建的骑兵为马镫骑兵，并将此作为欧洲封建制的开端。[4]怀特在1918—1924年间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军事学院。当时该学院的课程相当陈旧，学员们接受了大量骑术训练课程，包括骑着没有鞍、镫的光背马进行集团冲锋。怀特表示这种经历非常痛苦，所以他格外珍惜马镫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由此对德诺埃特关于马镫的结论产生强烈共鸣。[5]
坦率地说，怀特与前代学者相比创新之处并不大。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的说法显得过于夸张和新奇，所以此后谈论马镫、骑兵与西欧封建制的学者，大都将怀特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创者对其进行批评或支持，德法学者的开创工作则少有人关注。学者们对怀特的质疑主要是马镫在欧洲普及的时间、查理·马特的军队是否以马镫骑兵甚至骑兵为主等等，关于马镫对骑兵作战的具体影响，也就是德诺埃特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学术界则普遍接受。
本书并不涉及欧洲封建社会的问题，只关注骑兵装备与战术的关系，所以主要关注德诺埃特和怀特争议较少的那部分学术成果：马镫对骑兵作战的作用。中国学者顾准已经翻译了怀特著作的部分节文并做了点评，所以本书尽量引用顾准先生的译文，对顾译有异议处用脚注出释：
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位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打他的敌人，[6]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
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7]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需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8]
怀特由此认为，自从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之后，长矛和长剑等适合马背作战的武器逐渐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的战斧和标枪。[9]顾译的“马上白刃战”怀特原文为“mounted shock combat”，本书则译作“骑兵冲击作战”。因为按照德诺埃特和怀特的原意，在使用马镫之前，骑兵可以用手挥动矛进行刺杀（类似使用标枪），这种动作何尝不能称为“白刃战”？“shock”此处的意义重点在于“冲击”，即马镫骑士冲锋时用腋下夹紧长矛，刺中对方后强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长矛传递回骑士，并由马镫传导到战马身体上。由此骑士与战马共同发力与受力，成为一个整体。故“骑兵冲击作战”已经成为西方战争史研究的习语。[10]
中国的马镫考古
西方史学界对马镫意义的讨论也在逐渐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同时，考古材料证明，形制完备的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也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讨论。
在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第六卷中，刊发了一幅东汉时武梁祠骑马者画像石的拓片，画像中骑者脚下有清晰的马镫造型，马镫形制又极为成熟和“现代”：脚踩部分是舒适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马镫的简单金属环状造型。该祠始建年代为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画像出自清人冯云鹏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11]这给西方学者造成极大困惑，因为欧洲马镫普及的时间已经晚至公元8、9世纪，距离武梁祠的时间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间过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怀特对画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未举出可靠证据。[12]
只有澄清了东汉时期并没用马镫，才有可能梳理出马镫产生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其实，武梁祠的督邮画像本身并无马镫，因为冯云鹏的时代尚无现代制版技术，其刊刻画像，实为画工对拓片的临摹，改造发挥的余地很大，故画工擅自增加马镫，且是形制比较晚近的踏板形马镫。[13]
但最早的马镫考古证据仍来自中国。1954年，西安草厂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披铠甲的战马）陶俑，明确塑有马镫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认为其时代是北朝，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柳涵在1959年讨论说：
有了完善的马具，尤其是使用了镫，就使人能够更快的掌握熟练的骑术，更容易驯服和控制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服、稳固、省力，便于作更快的奔驰和长途行军，也使许多战术动作能顺利进行。[14]
这是中国学者对马镫的军事作用进行的较早论述。1950年代，长沙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马和人骑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马身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但骑者的脚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15]。（见图4）但中国学界当时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未产生足够重视，并没有系统总结马镫的发展与影响。
怀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当时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早期马镫实物，只能根据石刻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怀特借鉴欧美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关于马镫出现和传布的过程：
马镫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脚趾上的绳套。由于气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传播，但那些与印度接触的赤脚的贵族们都接受了这种绳套马镫，东到菲律宾和帝汶岛，西至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东亚之际，这种马镫的核心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到公元5世纪时，穿鞋的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整只脚踩踏的马镫。这种马镫使一种新的战术，即用长矛作战成为可能（不是必然）。……[16]
怀特的中国受印度影响而产生马镫的说法，至今只是一种缺乏考古依据的推测。在1970年代中国有多座出土墓葬陆续发现马镫实物、陶俑与壁画。[17]真正意义的马镫最早在中国产生并普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没有疑义。杨泓于1977年发表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一文，[18]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马具文物，讨论了早期（秦汉）骑兵的作战和装备问题。他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此后，针对陆续出土的马镫和马具实物，杨泓又有两篇补充性文章。[19]
那么，到底马镫为何在中国而非在其他地方产生？仅就马镫本身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马具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考察。和马镫关系最紧密的马具是马鞍。因为马镫系在马鞍两侧，骑者脚踩马镫的力量由马鞍来承受，并传递给马背。通过固定马鞍的马肚带等索具，才使骑者和马匹成为一个整体。如前章所述，东汉和三国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早期骑手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杨泓根据八个战国到唐代马鞍具（有些包括马镫）的考古样本，提出了马鞍具从“坐垫”到“高马鞍”的变化过程。[20]（见图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铜马、骑兵像，也有相对较高的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晋长沙墓陶俑和安阳十六国鲜卑墓马鞍实物高（见图3），属于先秦汉初到两晋之间的过渡类型，以往研究者将雷台墓断定为东汉末期，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当属西晋墓葬。[21]本书认为，从马鞍形制的变化过程来看，以东汉末期比较合理。美国学者顾传习也指出了这种高马鞍与冲击战术的关系：“……我怀疑，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因为雷台铜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并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2]但加高的马鞍给骑手上马造成很大不便，这正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图2 战国到唐代的“马鞍具演变示意图”（杨泓：《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第145页）
图3 武威雷台墓中的铜马与骑士造型（《武威雷台汉墓》图版三）
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东吴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23]。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24]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25]。（见图4）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
图4 长沙西晋墓的陶俑，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图版十一、十二）
从长沙西晋墓的陶俑可见，这个时期马鞍的鞍桥极高，前后鞍桥之间非常狭窄。这种结构可以给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但确实也给上马造成了极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在马体左侧，人都习惯从马匹左侧上马，这也可以旁证单马镫为辅助上马的工具。吕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马的长沙都在长江以南，并非战马原产地和骑兵战术普及之地，对这个现象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说它们更能证明单马镫在整个中国文化圈的广泛运用；也可以说，是对骑马并不熟悉的地区首先发明了这种辅助上马工具，然后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由于出土材料尚比较有限，目前难以做出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26]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27]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南京象山东晋墓7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28]1954年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29]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弗墓。[30]
图5 孝民屯十六国鲜卑墓中的马具实物复原图，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图版八）
至于马镫最早见诸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是359年东晋豫州刺史谢尚事：“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31]然《太平御览》引此条作“橙”[32]，则谢万当时所求未必是马镫，而可能是上马时脚踩的木凳（这也是东晋名士舒缓风度的体现）。文献中关于马镫的最早确切记载应是《太平御览》引《南燕录》，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33]，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而跳上马背，这更反映出早期马镫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性质。
能否在更小的范围内确定马镫的起源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了马镫。[34]但通过上文可见，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双马镫陶俑，它们在时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限于目前的材料，尚难以做更深入的讨论。德国考古学家冯·勒科克曾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35]这代表了思考马镫起源问题时的两个切入点，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的。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中国马镫发明的脉络：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汉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道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 S.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36]其长度约为今天4米左右。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37]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他举了《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38]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
一是避免对骑手形成太强大的反冲力。戟的横刃顶撞到敌军后，显然会增加骑士落马的危险。当然，骑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怀特所言，不是将戟紧夹在腋下，而是灵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随时可以脱手（孝堂山画像石中的汉军骑士似乎也有这种特征）。但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冲击杀伤力降低，特别是对穿铠甲的对手可能起不到足够的杀伤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长杆完全贯穿敌军身体而难以拔出。对于高速奔驰的骑士来说，这样也会带来跌落马背的危险，且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兵器。这可以称为武器刺中对手后的“停止作用”[39]。怀特在讨论马镫骑兵的武器时说：
马镫骑兵用长矛冲击时，长矛可能完全戳穿对手的身体，使攻击者难以掌握。如果敌人众多时，这种情况会很危险。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在矛锋后面增加一个横档以方便拔出。为此许多中亚人将马尾毛绑在矛锋之后。其他人则在矛锋后的木杆上钉上一块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40]
怀特所言的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国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的马槊上也有体现，时称“眊”和“幡”。518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势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赐其人、马铠甲七套，此外还有“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此处槊上装的白眊和幡，就类似怀特讨论的马尾和燕尾旗功用。[41]比槊上的眊、幡实用性更强的，则是金属丝的“缠”。前述西晋八王之乱时，关中军队开入洛阳，五千名骑士都手持“铁缠槊”。古代注释家和类书编辑者都没有对马槊的“缠”做出归纳解释。从文献来看，这种“缠”是用金属丝缠裹在槊锋之后的木杆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长沙王萧晃有武力，他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42]。可见银缠能增加马槊和目标间的摩擦力，这和怀特所论燕尾旗的作用相似。[43]但在实战中，“缠”的作用尚无直接文献记载。
冲锋刺杀动作要领：交、合
林恩·怀特对骑兵战术的探讨，其知识背景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非常普遍的骑士战争。就在法国学者德诺埃特和怀特读军校的时代，使用冷兵器的骑兵仍然存在，所以欧美人对这些骑兵战术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宋代以后文、武官员分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很少能用文章记载详细的战斗过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极少接触真实战争，使得全社会普遍缺乏对战争的细致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元明以来的流行的市井说唱文学，尤其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又对冷兵器战争进行了很多脱离实际的虚构，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战争叙事模式，使得中国大众对冷兵器战争有诸多误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骑马的武将之间的对打。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所谓战争就是两员大将在阵前交锋，其他将士都是观众，两员大将的胜负就标志着整场战争的结局。而两人之间的对打又充满了虚构，两人往往可以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继续较量。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往往照搬这些描写，造成古代骑兵战争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雾，难以还原。所以，本书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具体战术进行一些讨论，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现象，再由此探索当时的战争规律。
和步兵相比，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马匹的奔跑速度远远高于人。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骑兵要靠马匹的高速冲击来刺杀对手。根据物理学的动量公式，对于冲锋的骑士，这个质量m是人和马相加的重量，速度v则是马匹奔驰的速度，其动量远比手持长矛进行刺杀的步兵高，所以骑兵在战斗中必须高速奔驰以便进行刺杀。反之，如果骑兵处在静止状态就不具有动量优势，且战马是远比骑手明显的目标，很容易招致杀伤，所以骑兵战术的本质就是运动。
当骑兵互相作战时，最常见的是双方相对冲锋，在接近的瞬间用马槊瞄准、刺杀对手，同时试图躲避对手的刺杀。由于战马冲击的速度快，一次交会之后，双方距离会拉开。这样交会一次，便是一“合”，或称“交”。如刘宋朝孝武帝初年的内战中，两名骑兵军官单独决斗：“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槊斗，僧整刺僧爱，杀之。”[44]当然，在实战中这种军官两人单打独斗的场面比较少见，骑士面对的往往是敌步兵或骑兵集群，所以在一次冲击中可能要先后与多名敌军交手（如果他还幸运地活着的话）。在东晋攻灭南燕的战斗中，一支晋军骑兵击败了燕军骑兵，晋军官孟龙符追击速度太快，单独与大量敌骑兵交战：“贼数千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45]。当骑士冲过敌军阵列后没有伤亡，且仍有战斗意志的话，可以让战马掉头再次冲锋，再进行一“合”。南齐将领张敬儿曾担任骑兵队主，为掩护主力撤退而与数千敌军交战，“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46]。这样往复多“合”，伤亡概率极高，而所谓“数十合”显然也有夸张的成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将士一般都靠斩获敌军的首级记功。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参与攻灭沮渠氏的北凉政权，“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47]。由于骑兵战斗都是在奔跑中进行的，骑士下马斩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时斩首工作需要别人代劳。刘宋朝的一次内战中，叛军将领鲁爽和朝廷骑兵军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48]。南齐的一次内战，叛军首领王敬则被朝廷一方的骑将崔恭祖刺杀，但崔未能及时斩首，另一名军官袁文旷斩获了这个首级，被授予功赏，引起崔、袁二人争讼。最后齐明帝萧鸾批准给崔恭祖二百户封赏，才予了结。[49]
近距离刺杀对手比较容易，和在颠簸的马背上射箭相比，马槊对骑士的技术要求显然低了许多。但两名骑士相对冲刺时的伤亡率显然大大增加了。另外，除了用马槊刺杀对手，骑士同时还要注意躲避开对手的马槊，攻击与防守几乎同时完成，要在成功刺杀对手的同时保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术。南朝宋、齐之间，一名骑兵军官陈天福就以善用马槊著称，他趁作战时掳掠百姓，被齐武帝萧赜处死，但其总结的马槊技艺在南朝骑兵中传承，直到萧子显在梁朝作《南齐书》时还在盛行不衰。[50]
当时骑兵进行模拟训练时，也以在奔驰中运用马槊为要点。比如北魏将领傅永擅长骑战，年老时“尝登北邙，于平坦处奋槊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51]；东晋桓温清谈不胜，曾驰马持槊做出威胁别人的动作：“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槊，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52]北齐文宣帝高洋酗酒昏乱，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老将斛律金：“尝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立不动，于是赐物千段。”[53]要“走马”，即让马跑起来才方便做刺杀动作，这和骑兵冲击作战的方式是一致的。
骑兵冲杀动作也可以进行双人（马）模拟对练。刘宋末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军官高道庆练习马上对战，结果因失手造成反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54]。沈攸之发怒后要找“刃槊”，说明两人对练用的是没有装刃的槊杆，但即使这样还是将马鞍撞碎，也可见冲击力之大。这种情景可以联想《水浒传》第十三回，杨志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双方为避免误伤也要“把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让他们穿着黑色衣衫。这样，两人用枪杆厮拼，身上白点多的，就当是输了”。不过小说中两人连斗“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却不真实，因为高速奔驰中即使被包毡的枪杆刺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没有这么轻松愉快。
骑兵对战中，有技艺高超者会在两骑交会时抓住对手马槊抢夺过来。十六国初期，陇城陈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赵骑将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55]。初唐时的尉迟敬德也以这种技艺著称，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练：
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56]
“执矟跃马”也生动表现了骑士必须借助战马的奔驰杀敌。演义小说和国产影视作品中，多有两位骑将驻马对打的场景，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第三节 冲击骑兵的战术运用特征
骑兵对步阵的冲击战术
和骑兵相比，步兵军阵的特点是行列严整、密集，几乎没有机动性可言。装备马镫和马槊的骑兵与步兵交战时，也习惯采用冲击的战术，直接冲入敌军密集步兵队列之中，即古人习称的“陷阵”。在汉末三国时代，这种骑兵战术就已经基本普及，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马镫普遍应用，脚踩马镫的骑兵在马背上更加稳定，对步兵的威胁更大。骑兵冲击、分割步兵队列后，会打乱步阵原有指挥序列，造成混乱失控，特别是步兵指挥官伤亡后，普通士兵很容易在惊恐中溃散，造成整体失败。
如东晋桓温北伐前秦时，就遭到了秦军苻生率领的骑兵冲击，苻生只带少数骑兵冲入桓温的步兵军阵中，给晋军造成大量杀伤。[57]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晋军，但给桓温和晋军上下造成了很大压力，使其再不敢与秦军决战，直到粮食耗尽而撤退。十余年后，前秦进攻慕容氏前燕，两军决战，秦将邓羌“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慕容）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燕军因而大败，直接导致其亡国。[58]东魏丞相高欢倾国攻入西魏，西魏以劣势兵力在沙苑设伏，右军统帅李弼率六十名骑兵冲击东魏中军队列，将其冲断为两截，引发军阵混乱，西魏军乘机全线攻击，东魏几乎全军覆没。[59]西魏李檦身高不满五尺（五尺约今1.3米），但在与东魏战争中表现勇猛，“跨马运矛，冲锋陷阵，隐身鞍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60]。567年北齐与北周会战洛阳，齐宗室兰陵王高长恭率五百骑兵两次冲入周军阵中，军人将其事迹传唱为《兰陵王入阵曲》，并用乐舞表现其冲杀情形，也可见时人对这种行为的推崇（此曲在隋唐两代还被列入宫廷典礼的舞曲）。[61]
当集群骑兵高速冲向步兵军阵时，对站在前列的步兵造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弛的步兵会四散逃命，造成军阵在瞬间溃败。所以刘秀时代的骑兵军官耿弇谈到河北地方武装，轻蔑地称之为“乌合之众”，认为用骑兵摧毁他们如同“摧枯折腐”（已见前章）。但如果步兵部队有坚定的纪律和对抗骑兵的经验，敢于面对正面冲来的敌军骑兵，就能用弩箭和长矛给骑兵造成很大伤亡。所以并非所有的骑兵“陷阵”冲击都能成功。328年东晋叛将苏峻占领建康，与勤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苏峻部队战马较多，他本人也擅长骑战，只带四名部属发起冲击，但晋军步阵严密，苏峻无法冲开，试图掉头返回，几名晋军步兵投出了手里的长矛将苏峻刺落马下，旋即斩首。[62]东晋末，太尉刘裕派蒯恩进攻占据襄阳的鲁宗之、鲁轨父子，“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轨屡冲之不动，知不可攻，乃退”[63]。这都是骑兵冲击步阵未果的战例。
对冲入己方阵列中的敌骑兵，有经验的步兵也会做坚强的抵抗，给骑兵造成杀伤，如383年淝水之战，晋军趁苻坚秦军主动后撤之机发动进攻，苻坚之弟苻融带骑兵冲入晋军，希望阻止其攻势，但在冲击中战马摔倒，苻融被杀，秦军因而大败。[64]刘宋明帝初年内战中，台军主帅刘沙弥轻骑深入，冲到敌统帅刘胡麾下，被敌军杀死。刘胡一方也有五名具装骑兵冲入台军，试图攻击台军统帅刘亮，但遭到台军弓箭手的密集射击，落马被斩首。[65]北周在讨伐氐羌军队时，将领田弘多次冲击敌阵，“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战马也被敌槊刺中十处。田弘和战马可能都披挂了铠甲具装，所以仍能幸存下来，但也可见陷阵的危险之大。[66]另，东魏骑将尉兴庆每次陷阵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军装背后，最后在洛阳城外与西魏军作战而死，靠衣服上的名字才辨认出尸体，亦可见骑兵冲击敌阵之危险。[67]
在冲击严阵以待的步兵时，骑兵统帅会注意避开敌战斗力最强、防范最严密的正面，选择敌战斗力较差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冲击。但当时骑兵更习惯于多次冲击、穿越敌步阵，比较常见的是从正面穿过敌阵之后，掉头从后方再次冲击。如西晋末陶侃进攻荆州的杜曾武装，“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68]。北魏末，高欢与尔朱兆兄弟诸人决裂，双方决战于韩陵，尔朱兆首先率领一支具装骑兵从正面冲开了高欢军阵，准备从阵后再行冲锋。尔朱氏其他将领却忌惮尔朱兆骄悍，突然易帜投降高欢，或者带部属离开战场，使高欢逃脱了一场劫难，转而击败了尔朱兆。[69]
当步兵军阵的抵抗非常顽强时，骑兵往往要从多个方向进行试探冲击，才能找到步阵的薄弱环节。在刘宋孝武帝与叛乱的南郡王刘义宣的一次会战中，台军骑兵就反复冲击叛军步阵：双方在芜湖城外展开会战，台军将领薛安都、谭金都率骑兵参战，他们最初受命攻击叛军军阵右侧，但未能成功。谭金部在叛军步阵外围往返奔驰，多次尝试冲击，才在敌阵左翼找到薄弱部位，“乘其隙纵骑突之”[70]，“战良久，贼阵小拔，骑得入”[71]。台军步兵也开始重点攻击这个突破口，双方进入激战。当时一支叛军骑兵曾开到战场附近，但慑于台军骑兵而不敢投入战斗。叛军右翼战斗力依旧较强，薛安都部再次强行冲锋，“横击陷之”，造成叛军全面大败。叛军将领刘湛之逃奔到江边战舰中，仍被薛安都所部骑兵追上斩首。可见骑兵突击对这次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南朝的骑兵数量不是很多，能取得这样的战果，更可见骑兵在战斗中的重要意义。
在骑兵攻击敌主力步阵时，都希望能直接斩、俘敌主帅。543年，东、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东魏将领彭乐统领右翼骑兵，直接冲入西魏军左翼。恰好西魏指挥中心设在左翼，彭乐骑兵俘获五名西魏宗王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将其反绑双手在阵前巡游，同时大声念诵被俘者的名字，引起西魏军心涣散溃败。东魏乘机追杀，斩首三万多人。[72]次日，双方整军再战，有东魏士兵叛逃至西魏军中，将东魏统帅高欢的旗帜告知西魏军。西魏遂“募敢勇三千人”，由贺拔胜率领，只持马槊不带弓箭，直冲高欢所在位置，引起东魏军溃败，贺拔胜旋即带领十三名骑兵紧追高欢：
胜适与齐神武（高欢）相遇，因字呼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持槊追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73]
此战射死贺拔胜战马的是东魏名将段孝先。尽管贺拔胜感叹未执弓箭，其实如果贺拔胜能像东晋对阵苏峻的士兵一样“投之以矛”，历史也许会很不一样。
特殊情况：骑兵的步战与传统骑射技艺
骑兵杀伤敌人主要靠马匹奔驰的冲击力。但当骑兵冲入敌军阵后，往往因为敌步兵密集队列的阻挡而降低冲击速度。这种情况下即使战马并未伤亡，骑兵也要下马徒步作战，因为战马如果没有“助跑”空间以再度提高速度，骑在马上也就没有意义了。
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之间曾在洛阳数次大会战，双方投入兵力众多，且都习惯使用骑兵冲击对方步阵，所以这种在敌阵中下马作战的事例也比较多见。538年东、西魏在洛阳城外的“河桥之战”，双方军阵绵延十余里，步、骑兵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双方统帅和下属部队失去联系，各部队都处在各自为战状态。西魏主帅宇文泰率骑兵冲入东魏侯景部军阵中，宇文泰战马中箭倒地，其部属以为主帅阵亡纷纷逃散，宇文泰装作俘虏才得以逃生。西魏将领王思政在敌军包围中下马作战，“用长槊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最后受伤昏厥倒在尸堆中被部下救回。[74]另一名将领蔡祐也率领十余名部属“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又用弓箭四面射击，才得以突围而归；[75]窦炽“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被围逼到邙山之下，只能下马徒步而战，他两名部属的弓甚至都被敌射断，窦炽一人连续射死多名敌军，迫使敌后撤才寻机突围而出。[76]564年，北齐、北周会战洛阳，齐将段韶率左翼骑兵迎战周军步兵。他看到周军先抢占了邙山险要地形，遂故意率部下缓慢撤退吸引北周步兵追击，待敌追击疲乏后，段韶才率部属下马展开进攻，“短兵始交，周人大溃”[77]。
这种骑兵面临众多敌步兵、不得已下马步战的情况，在其他战场也有发生。如553年西魏军伐蜀，一百名西魏骑兵前往平定氐人叛乱武装，途中被三千多敌军包围，西魏骑兵看敌军众多，遂“各弃马短兵接战”，阵斩敌首领，击败了敌军。[78]不过在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骑兵下马作战的记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军人素质较高，且富有作战主动性。
在4—6世纪，骑兵的主要战术虽然是用马槊冲击，但仍保留着传统的骑射技艺。如311年，石勒骑兵在谯郡追上了晋军主力部队，“分骑围而射之”，十余万晋军和朝贵都被射死。[79]东西魏到北齐北周时期擅长骑射的将领也很多。周齐洛阳之战中，数名周军士兵被齐人俘获。周将梁台“望见之，愤怒，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执者遂得还”。值得注意的是，梁台年过六十岁还喜欢披甲上马，“足不蹑镫”，保留着传统骑射时代的遗风。[80]
当时马槊虽是骑兵主战武器，但在一些战斗的关键时刻，骑射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如前述东魏统帅高欢战败，被西魏将领贺拔胜等十三骑紧追，“（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胜槊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殪，遂免”[81]。东魏北齐最以骑射著称的，是出身敕勒族的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斛律金早年就以骑射赢得了柔然可汗的尊敬，他的本传记载了斛律父子都擅长骑马射猎。周齐洛阳之战中，斛律光（明月）被周将王雄持槊追击：
唯余一奴一矢在焉。（王）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额，抱马退走，至营而薨。[82]
王雄阵亡对周军士气打击极大，直接导致主帅宇文护下令撤退。斛律金、光父子对游牧族的骑射技艺极为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他还经常命子孙骑马射猎，并亲自检查其射击猎物的手法。这种对骑射技艺的坚持，和前述骑士下马作战的战例，都表现出当时北朝骑兵技艺、战术形态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代短短三十年间，战争之激烈、战略战术之丰富，要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其他政权。究其根源，这一代将帅都是从北魏末的六镇之乱中锻炼崛起的武人，军事素养和经验较高。经过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统一辉煌时代，并非历史的偶然。
第四节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术，但到4世纪冲击战术完全发展成熟（以马镫出现为代表），却使得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这是骑射时代匈奴人从未企及的成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但它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移植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单兵战术，冲击比骑射给骑手带来伤亡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冲击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匈奴帝国的松散政治形态，使其难以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战术。而后世游牧族运用冲击战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单兵层面，游牧族骑士参与中原战争，学习并掌握冲击战术；（二）组织层面，摆脱基于部落联盟的分散权力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专业化的军队，即游牧族权力结构的中原化。
这两个层面的过渡所需时间却很不同：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西晋末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下面就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游牧族骑兵在中原接受冲击战术的过程，以及游牧族自身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关系，并由此探索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层原因。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83]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84]。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85]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86]
此后，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北方塞外的主导力量变为鲜卑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族就已经萌生了形成政权的趋势：汉桓帝时，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与东汉形成对峙态势。但檀石槐政权仍非常粗朴，“自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分别以部落大人统领之。[87]这和匈奴帝国时左、右贤王与单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类似，是游牧族的专制国家机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形态。檀石槐能驾驭这些部落大人，他死后儿子则无力继承，诸部相继离散，檀石槐的帝国迅速解体。
到汉末中原战乱时，鲜卑小种轲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权的举动：“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势力强盛时，一度“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88]。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劫掠财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联盟制的遗风，也是游牧族走向集权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北方游牧族的政权正处在加速形成期。
西晋早期使用游牧族仆从骑兵的记载不多，但4世纪初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游牧族的骑兵。这一时期的内战中，骑兵冲击战术，特别是对步兵的冲击战术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这些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幽州鲜卑骑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颖的大本营邺城后，“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89]。这种抢掠人口的行径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得人以为奴婢”如出一辙，本是游牧族的战争习俗，此时却受到王浚严令禁止，鲜卑人为了避免被发觉只得将被虏者投入河中。这是王浚领导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剧，但也说明游牧族仆从骑兵必须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在“八王之乱”中，北方游牧族通过参与中原内战，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兵冲击战术，由此开启了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汉化的历程。
随着匈奴刘渊和羯胡石勒相继起兵，他们凭借骑兵连续击败西晋禁军和州郡武装，终于迫使晋朝迁播江南。匈奴刘氏及石勒政权也完成了游牧族的中原化进程。他们摧毁中原军事体系的攻势中，骑兵始终是战斗力最强、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种。刘、石政权都是由迁居塞内的游牧族建立，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顿塞外政权最大的不同，内迁生活给这些游牧族学习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机会。对于刘、石等十六国政权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问题，周一良、唐长孺等史家已多有深入论述，本书只补充一点，就是石勒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不像匈奴刘渊家族有融入西晋上层社会的机会，但石勒在河北地区起兵之初，是追随成都王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作战，并被任命为“前队督”，必然受到了中原军队的组织和战术训练的影响。他原来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为汉名“石勒”就是从公师藩麾下时开始的，很可能是为编制花名册方便之故，这可以作为其接受中原军事体系影响的一个旁证。
十六国诸北方政权的中原化程度，已经使其能熟练运用骑兵冲击，这种战术至此也才完全发展成熟。如石虎时后赵最精锐的骑兵“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90]。当石虎进攻河西张氏政权时，“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91]，即用长槊骑兵展开集群冲击。石赵王朝崩溃后，冉闵与慕容恪展开骑兵决战：“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92]，连续冲击燕军；慕容恪对形势的判断是：“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93]可见双方都是以骑兵互相进行肉搏冲击战，战况极为惨烈。十六国中后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权，在战术上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前秦与桓温的北伐晋军作战时，皇子苻生亲自策马冲击，对晋军造成重大伤亡，均见本章前面诸节。而正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拓跋鲜卑的中原化与军事转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是考察游牧族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典型个案。因为《魏书》保存了拓跋部自草原部族时代到建立政权、王朝的完整历程，而十六国诸政权则缺乏如此详尽的记载。[94]从拓跋部的历程可以深入观察游牧族军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拓跋鲜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95]，这是典型的游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权力结构、军事技战术应与西汉的匈奴人区别甚微。他们与中原发生互动，始于西晋末年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结盟，共同对抗匈奴刘汉政权。当时的拓跋部族正处在草原游牧的鼎盛阶段，“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但就在这安定富庶的同时，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状态，首领家族的禄官、猗㐌、猗卢三人“分国为三部”。304年司马腾向拓跋部请求援兵对抗刘渊时，这三人都有自主行动之权，猗㐌、猗卢兄弟各自带兵参战，禄官则未参加。这也和西汉时匈奴帝国政治上的松散状态较为相似。
在这一时期，拓跋骑兵的战斗力与其部族规模并不相称。304—314年间，猗卢曾多次参与对匈奴军作战，但始终未能攻灭刘汉政权。刘汉全盛时骑兵最多不过十万，[96]且不能全部用于对拓跋军作战；拓跋部时则正当“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全盛时期，304年猗卢兄弟援助司马腾时，仅猗㐌所领就有“十余万骑”[97]；312年拓跋人救援刘琨，在前锋诸军之外，猗卢“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98]。但这些援助都未能攻灭刘汉政权，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在此时期拓跋人仍习惯于骑射而尚未掌握冲击战术；其二，此时的拓跋鲜卑尚未完全脱离部落联盟时期的遗风，首领并没有对部族大人及成员的专断权力，所以难以进行过于持久和艰苦的战事。这两方面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可以找到一点旁证。如312年晋阳之战，匈奴刘曜被拓跋军击败，“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后改乘下属之马逃走。[99]如果是被敌骑矛、槊近战刺伤，逃脱的几率就很低了（参照328年刘曜被石勒俘获的战例）。此次首战获胜之后，猗卢没有接受刘琨穷追匈奴人的建议，而是急于班师返回，他的解释是：“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100]代北到晋阳并不远，且如“士马疲弊”，当在晋阳休整，未必应急于返回，这背后很可能有拓跋诸部大人的异议，以至猗卢急于返回稳定局势。现存《魏书》及《晋书》中，从未有拓跋人与匈奴汉军作战失利的记载。这颇为可疑，因为双方交战多年，拓跋部不大可能无一失利。拓跋人后来建立北魏并统治中原百余年，魏廷很可能对史书中的失败记载进行了删削，这恰恰遮蔽了其草原时代的战术特点和转型细节。[101]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猗卢一代，由于和西晋的联系及对外扩张的势头，拓跋部首领权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为司马腾抵御匈奴军，被司马腾假授“大单于”之号。[102]这种来自中原的封赠，是对游牧部族走向权力集中的一种诱导。不久，猗㐌、禄官相继去世，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103]，拓跋部族政治权力逐渐变得集中。310年，猗卢又为刘琨作战，晋怀帝朝廷遂正式进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认可并鼓励其作为拓跋部的最高统治者。《魏书》的《序纪》和《刑法志》都有猗卢明刑峻法、强化首领威权的记载，唐长孺先生从“封建化”的角度对其做过精彩论述。[104]伴随着这一过程，应当有拓跋人对骑兵冲击战术的初步适应。
当然，拓跋部的集权化历时数代人，中间几经反复，其军事实力未发生质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为石虎后赵的附庸，又被苻坚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溃后，拓跋珪带领族人重新立国，才完成了拓跋部的政治集权，[105]其骑兵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395年，拓跋珪袭击后燕慕容宝军于参合陂：
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106]
拓跋军队“纵骑腾蹑”，显然是直接冲击甚至踩踏燕军。仅仅骑射难以给燕军造成崩溃性打击。此后短短数年之内，拓跋军队驱逐慕容氏入主中原，制胜关键也是骑兵冲击战术。例如397年，双方苦战于河北平原，燕军对拓跋军营发起夜袭，拓跋珪则在集结兵力后“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107]。一位与拓跋珪同时的将领拓跋虔的表现，可以管窥当时骑兵作战的细节：“虔常临阵，以矟刺人，遂贯而高举。”[108]可见拓跋骑兵至此已熟练掌握使用长槊进行冲击战术。与近百年前的猗卢时代相比，此时的拓跋军队战斗力已经有了革命性提高，除了权力结构的中原化，战术革新显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9]
限于学力，本书讨论的时间下限止于南北朝，不涉及隋以后，本书得出的结论也未必适用于隋唐之后。但有些问题需要说明：（一）骑兵冲击战术出现之后，弓箭仍是骑兵重要的辅助武器，游牧族骑士尤其重视骑射。比如创建莫卧尔帝国的蒙兀儿领袖巴布尔，从他的回忆录可见当时突厥化蒙古人对骑射和马上肉搏战都非常擅长。[110]清人在入主中原之后，也长期把“骑射”作为八旗军的基本技能。（二）骑兵冲击战术虽然在十六国南北朝时已完全成熟，但隋代之后的草原游牧族，仍不一定全盘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也未必都建立起中原模式的政权体系。这和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否准备攻占农业社会有直接关系。比如隋和唐初的突厥人，李渊对他们的描述是：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111]
这和《史记》中匈奴人骑射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似乎冲击战术并不普及，如巴菲尔德所言，突厥人也只满足于对中原的“敲诈”或劫掠，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到8世纪，回纥人称雄草原，并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他们在会战中往往以少量兵力一举击溃敌军，应当是运用了骑兵冲击战术（唐代史书中较缺乏回纥人作战的细节）。但回纥人也没有入主中原的计划，只靠为唐朝充当雇佣兵获得大量馈赠。在唐代后期的内战中，沙陀骑兵以高效的冲锋陷阵著称，而且他们在五代时确实建立了自己的中原政权。到13世纪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骑兵冲击是他们占领农业社会的制胜法宝，南宋人对蒙古人战术的记载：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112]
可见蒙古骑兵射箭和冲击技术并重，射箭主要是骚扰敌军，冲击则是击溃敌军的最终手段。在铁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权化过程之迅速、扩张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屈一指，巴菲尔德将其归因为蒙古人缺少部族联盟传统的牵制，以及铁木真早年的坎坷经历。[113]所以，北方游牧族对是否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以及是否进行中原化的集权建设，是有自己的选择余地的，除了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受影响的程度，一些个人化因素也会对历史产生影响。
拉铁摩尔曾讨论骑射技术在草原和汉地间的流传过程，他由此总结了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完全适用于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问题：
讨论这种游牧经济与战争的目的是要说明，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
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就了社会。[114]
马镫：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缩影
以上讨论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地位。这次战术转型的动因是中原（西汉）骑兵寻求对抗匈奴骑兵的新战术手段。当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发展成熟之后，则又带来了北方游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与入主中原。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似乎夸大了精神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骑兵战术革新（包括马镫的发明）为何偏偏发生在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军事冲突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古代历史，并不专属于中国。古希腊、罗马的骑兵多用弓箭充当步兵的辅助角色，这和中国同期的情况完全相同。[115]且西方也曾有过骑兵冲击战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战争中，希腊骑兵就对波斯骑兵进行过冲击作战；[116]与罗马人作战的安息骑兵之中，也有少量用长矛进行冲击作战的重骑兵（当然主力还是弓箭骑兵）。[117]但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骑兵的冲击战术革新发生在农业社会面临草原威胁，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汉匈战争）；而这种战术的完善和臻于极致，则发生在草原民族学习农耕社会、建立政权组织的过程中（两晋南北朝时期）。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互相学习中迸发，而在封闭的游牧或者农业文明内部都难以产生。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从骑射到冲击的进化属于具体技战术层面，但它改变了游牧族和农耕族的军事实力对比，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最终深刻影响了整个亚欧大陆和人类的历史。
[1] R. Zschelle and R. Forrer, Die Steigbiigel in ihrer Formentwicklung （《马镫形制的发展》）(Berlin, 1896), pp. 2–3。转引自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15, No. 2 (Apr., 1940), p. 144。
[2] Heinrich Brunner, “Der Reiterdienst und die Anfange des Lehnwesens”（《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 8 (1887), pp. 1–38。转引自Alex Roland,“Review: Once More into the Stirrups: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44, No. 3 (Jul., 2003), pp. 574–585。
[3] Lefebvre Des Noëttes, L’attelage. Le Cheval De Selle A Travers Les Ages (Paris, 1931).转引自Lynn White,“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4]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怀特讨论的中世纪技术不止马镫，还有犁耕和水磨，但影响和争议最大的还是马镫部分。
[5] Lynn White, “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6] 顾译“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指将长矛夹持在腋下。“横”字不太准确，因为长矛朝向前方。
[7] 顾译“驰驱”似有误，原文当为“pommel and cantle”（前后鞍桥），即“由前后鞍桥提供前后两面的支撑”。
[8] 顾准：《〈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9]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 28.
[10] 参见Bernard S. Bachrach,“Charles Martel, Mounted Shock Combat, the Stirrup, and Feudalism”（《查理·马特、骑兵冲击作战、马镫与封建社会》） ,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7 (1970), pp. 49–75。
[11] C. W. Bishop.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 v., 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1954–1983, v. 1, p. 167.
[12] 前引怀特书第141页。
[13] 拓片原图和《金石索》对比图，参见［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6页。
[14]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页。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15]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16]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 No. 4 (Autumn, 1962), p. 489.
[17] 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张雪岩：《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18]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19]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21] 孙机认为武威雷台墓属西晋而非东汉后期，见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3理论版；以及孙机：《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南方文物》，2010（3）。何志国、郭平梁不同意此说，认为应属东汉后期，见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考古》2008年第4期；郭平梁：《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22] 见前引Goodrich, “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引文为笔者翻译。
[23]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386页。
[24] “超乘”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时意为跳上行驶中的战车，此处当为跳上马之意。
[25]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26] 除了长沙西晋墓随葬俑，单马镫还有考古实物，就是邺城附近出土的鲜卑骑士墓，殉葬马的鞍具可以复原，可见高而且深的马鞍造型，墓中只有一只马镫，应为单镫。但此墓中没有可以准确系年的物品，只能推测为十六国早期。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503页（见图5）。
[27] 罗宗真：《马镫与炼丹术─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页。可惜罗宗真先生仅就李约瑟而提及此点，未能展开详细论证。关于冲击战术、马鞍加高与马镫出现的关系，参见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 p. 47；以及前引杨泓先生论文。
[28] 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但可惜的是7号墓无法断定具体年代，结合周边其他墓葬的墓志年代，只能推定为东晋中期。
[29]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30]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关于马镫考古的总结，可参见：Albert E. 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t Orientalis, Vol. 16 (1986), pp. 33–56。
[31] 《世说新语校笺·规箴第十》，第313页。
[32]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四，第3392页。
[33]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引《十六国春秋》，第1741页。另，《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八引《南燕录》，“镫”作“蹬”，第3791页。
[34] 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35]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亚文化与艺术史图鉴》） (Berlin: D. Reimer), 1925, p.22。转引自常彧：《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3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杀也。”（第1624页）
[37] 戟本身是矛和戈的合体。矛锋用于刺杀，戈刃用于砍杀和勾啄。戈的勾砍动作在战车时代运用很广，因为战车前方是马匹，无法直接朝前刺杀，只能在与敌战车交会的一瞬间，用戈横向勾砍对方。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38] 杨泓：《马矟春秋》，《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9] 文献中虽然尚未见到这方面的事例，但在十六国初期，成汉丞相杨褒为劝谏国主李雄戒酒，故意持矛驰马飞奔。李雄事后询问，杨褒回答：“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晋书·李雄载记》，第3040页）可见持矛驰马是很容易“自伤”的行为，而马戟在这方面的危险性要大于矛。
[40]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p. 486.
[41] 《魏书》卷一百三《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0页。当然，眊、幡也有识辨敌我身份的作用，怀特同样认为燕尾旗也有此功用。
[42] 《南齐书》卷三十五《高帝十二王传·长沙威王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4页。
[43] 不过对于力量超人的骑士，用马槊刺穿对手也未必有太大麻烦。比如北魏宗室拓跋虔，他所用的马槊格外粗重，能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虔常临阵，以槊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陈留王虔》，第381页）
[44] 《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06页。
[45] 《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附弟龙符》，第1408页。
[46]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第464页。
[47] 《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附可悉陵》，第375页。
[48] 《宋书》卷八十八《薛安都传》，第2217页，另参见卷七十四《鲁爽传》。
[49]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第487页。
[50]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第777页。
[51] 《魏书》卷七十《傅永传》，第1554页。
[52]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引《语林》，第1627页。另外，桓温之子桓玄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过别人。见《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附兄迈》。
[53] 《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6页。按，此事《北齐书·斛律金传》未载。
[54]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第11页。
[55] 《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94页。
[56]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第2496页。
[57] 《晋书》卷一百十二《苻生载记》：“桓温之来伐也，生单马入阵，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第2873页）《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健又遣子生、弟雄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塠以距温，遂大战，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庭、刘泓，死伤千数。温军力战，生众乃散。”（第2571页）
[58]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59] 《周书》卷十五《李弼传》：“弼呼其麾下六十骑，身先士卒，横截之，贼遂为三，因大破。”此“三”为“二”之误抄，见中华书局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40页。
[60] 《周书》卷十五《李弼传附弟檦》，第242页。
[61] 《北史》卷五十二《齐宗室诸王下·兰陵王长恭》，第147页。
[62] 见《晋书》卷一百《苏峻传》，第2630页；以及卷七《成帝纪》、卷六十七《温峧传》。但言之较详的是《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传》，第2099页。
[63] 《宋书》卷四十九《蒯恩传》，第1437页。
[64] 《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附苻融》，第2918页。
[65]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第2139页。
[66] 《周书》卷二十七《田弘传》，第449页。
[67] 《北史》卷五十三《綦连猛传附尉兴庆》，第1928页。
[68] 《晋书》卷一百《杜曾传》，第2620页。
[69]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第218页。
[70] 《宋书·薛安都传》，第2217页。
[71]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第1920页。
[72] 《北史》卷五十三《彭乐传》，第1923页。《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则载东魏战绩为俘获西魏督将以下四百余人，斩俘六万，见第228页。
[73] 《周书·贺拔胜传》，第219页。
[74] 《周书》卷十八《王思政传》，第295页。
[75] 《周书》卷二十七《蔡祐传》，第443页。
[76] 《周书》卷三十《窦炽传》，第518页。
[77]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子韶》，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12页。
[78] 《周书》卷十一《叱罗协传》，第179页。
[79] 《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13页。
[80] 《周书》卷二十七《梁台传》，第453页。
[81] 《北齐书》卷二《齐神武本纪下》，第22页。
[82] 《周书》卷十九《王雄传》，第320页。
[83] 据《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在胡服改革之后北征草原，从林胡、楼烦等游牧族补充了大量战马和骑兵。白国红据此讨论了来自“三胡”的赵国骑兵，白国红：《关于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的史学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3期。
[84] 《后汉书·吴汉传》，注引《续汉书》，第679—680页。
[85] 唐长孺先生全面总结了东汉至魏晋中原王朝从乌桓、东胡、鲜卑等部族中征发骑兵的事例。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136页。另参见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86]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1页。
[87]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7—838页。
[88]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9页。
[89] 《晋书·王浚传》，第1147页。
[90] 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三百“骑”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83页。
[91] 《晋书》卷八十六《张重华传》，第2242页。
[92] 《晋书》卷一百七《冉闵载记》，第2796页。
[93]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第2833页。
[94] 魏末崔鸿所编《十六国春秋》有百余卷，而到唐修《晋书》诸载记则只有二十卷，此外尚有零星史料保存于唐宋类书，但大部分都已湮没无存。
[95] 《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96] 关于刘汉兵力规模，参见周一良先生：《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97] 以上均见《魏书·序纪》，第5—6页。
[98] 《魏书·序纪》，第8页。
[99] 《晋书·刘聪载记》，第2662页。
[100] 《魏书·序纪》，第8页。
[101] 例如305年猗㐌为司马腾作战，击败刘渊之事，《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考异》认为是“后魏书夸诞妄言耳”（第2708页）。
[102]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诏假猗㐌大单于”（第2708页）。当时晋惠帝朝廷还在与司马腾敌对的河间王颙控制下，不会发诏表彰司马腾的友军。所以此号应是司马腾假授。此事《魏书》作“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第7页），正是用“晋”字来做模糊处理，《资治通鉴》改写时不查致误。
[103] 《魏书·序纪》，第7页。
[104]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85—197页。
[105] 田余庆先生在探讨拓跋珪的“子贵母死”和“离散诸部”的制度中已有详尽论述。田余庆：《拓跋史探》，第31—47页。
[106] 《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传》，第2068页。
[107]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9页。
[108] 《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第381页。
[109] 当然，这种围绕首领集权和军事转型而进行的“中原化”还属于较低层次，要实现在中原的稳定统治，拓跋族人还需要全面学习汉地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及文化体系，但那个层次的“中原化”已经与骑兵战术无关了。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的军事动员诸章。
[110] ［印度］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137、159、162—163页。
[111]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12] 彭大雅：《黑鞑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6页，个别标点有调整。
[113]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9页。
[114]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7页。拉铁摩尔此处讨论的是复合弓技术从中原传入草原的过程。由于考古和文献材料的空白，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获得准确的回答，但拉铁摩尔由此总结的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规律则有普遍意义。
[115] 关于古罗马时期骑兵的典型战例，可参见［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7—113页；以及［古罗马］恺撒：《内战记》，任炳湘、王士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48、147—153、271、297页。
[116] ［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37、108—111页。［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9—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