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武帝、宣帝时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军骑兵战术逐渐从骑射向冲击转变。西汉骑兵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擅长骑射的匈奴游牧族骑兵，到王莽、刘秀时期的内战中，参战各方都是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这和秦末大起义到刘邦建汉的战争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两汉之交的骑兵已经继承了对匈奴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冲击战术经验，并开始尝试用这种战术对中原步兵作战。所以在新莽末、东汉初的战争中骑兵的重要性上升，运用也更为广泛。到东汉末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割据战争，骑兵对步兵的冲击战术运用更广。关于这一时期骑兵在战争中应用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后汉书》对刘秀及其部下诸功臣的记载。但可惜的是《后汉书》对东汉战争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程式化，所幸东汉末年的战争有《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材料稍为翔实。本章主要利用《后汉书》和《三国志》探讨东汉初到三国时期骑兵战术的特点。[1]
第一节 刘秀时代的“突骑”作战
刘秀骑兵的来源
刘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为他们起兵的南阳是内地农耕地区，并非战马产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胁，西汉在这里征发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刘秀集团进入河北地区时，才征发北方边郡渔阳、上谷两郡骑兵，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武装。为刘秀争取上谷、渔阳两地骑兵的，主要是吴汉和耿弇二人。吴汉是南阳人，本是刘秀乡党，但王莽时浪迹在渔阳郡一带，“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2]；耿弇则因为其父耿况在王莽时曾担任上谷郡太守（此职务王莽时改名为“朔调连率”），在当地较有人脉。当时，王郎割据邯郸对抗更始帝和刘秀。吴汉和耿弇借助渔阳、上谷人对王郎的敌意，将其郡属骑兵招致刘秀麾下。当时两郡出兵的数量是“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这四千骑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刘秀的路上，就已经取得了“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的战绩，[3]战果大得有点惊人，不过东汉末时曾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4]很可能刘秀时代就有这种风气了。
对这支投奔自己的骑兵，刘秀十分重视。当时他正与邯郸王郎作战，双方都夸耀上谷、渔阳骑兵会倒向自己一方。上谷长史景丹带骑兵赶到时，刘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为吾来！”[5]李贤注引《续汉书》载：“时上使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6]可见这支突骑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刘秀部属诸将也很重视这支新来的骑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给自己：“诸将人人多请之”。在击败王郎后，刘秀开始与更始帝决裂，又派吴汉、耿弇到幽州征调了更多的突骑。他试图争取更始帝派来的将军马武，也向其试探：“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由此获得马武的归附。[7]
刘秀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
刘秀与其他割据武装的战争中，骑兵仍旧负担着战国和刘邦时代的传统任务，就是袭扰敌军后方，破坏其粮运。与河北的铜马势力作战时，吴汉所部骑兵就担负了这一任务：
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8]
击败这支铜马军后，刘秀紧接着攻击另一支“五校”武装，五校向北逃遁。刘秀接受了部属陈俊的建议，派骑兵快速迂回到五校败军的前方进行坚壁清野，“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9]。当然，不止刘秀一方会使用这种骑兵战术。建武四年（28年），刘秀派马武进攻河南的周建、苏茂武装时，敌军也用骑兵袭击了马武军队的粮运，诱使马武主力前往救援并将其击败。[10]
除了传统的骚扰、破袭战术，刘秀骑兵还负担起了一种全新的职能：冲击敌步兵主力。《后汉书》中，刘秀的骑兵习称“突骑”，可能就和这个新职能有关。比如景丹带两郡突骑投奔刘秀不久，就参与了刘秀对王郎的战斗。王郎步兵主力先强攻进刘秀军营垒中，造成刘秀步兵溃散，这时：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11]
骑兵打击步兵主力并取胜的战例，这是史书记载中比较早的一次。刘秀起兵已经数年，似乎也极少见到骑兵击败步兵的壮举，才会有此感叹。不过，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强行冲击时自身的落马风险也比较大。刘秀骑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对方步兵缺乏训练、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耿弇刚获悉王郎起兵时说：“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12]王郎等河北武装大都是乘乱世而起的草寇，缺乏严格的组织和训练，面对奔驰而来、声势浩大的骑兵时很容易作鸟兽散。
当时骑兵如何使用冲击战术，《华阳国志》中有一处记载比较具体。刘秀派吴汉、臧宫入蜀灭公孙述，决战成都城下。双方步兵主力进行了几乎一整天漫长的对峙，其间发生过数次交战：
……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13]
可见在一天的苦战后，公孙述兵败退，吴汉的骑兵乘机冲击刺死公孙述。《后汉书》对此战的记载作：“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14]“奔陈”即驰马冲入敌军阵中，和《史记》刘邦时代的“陷阵（陈）”同义。这种骑兵用戟冲击敌军的做法当时已经颇为普遍。灭公孙述之前，汉军耿弇、马武等进攻陇西隗嚣政权，初战失利被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15]。武威雷台东汉末期墓中出土的铜战马骑兵有执戟和矛两种，刘秀时骑兵则未见有用矛的记载，说明矛在东汉时期骑兵中推广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孙述和隗嚣的这两次战斗中，骑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场：公孙述军已经发生溃败时，骑兵才发起冲击解决战斗；而汉军与隗嚣的首战骑兵也没有参与，只是在被敌军追击急迫时才发起反冲击。这也说明当时骑兵强攻步兵主力仍有相当的难度和危险，所以一般选择在敌步兵已经作战较长时间，军阵队列松动的时候，才从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冲击敌军战斗力最强的正面比较危险，却可以选择敌军比较薄弱的侧、后方进行突破，达到冲散敌队列的目的。再如刘秀军与河北的彭宠作战时，彭宠主力据守河流挡住汉军正面，同时“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败汉军。[16]建武四年，周建、苏茂军乘胜攻击马武，与马武同行的王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为马武解除了威胁。[17]
但在具体战斗中，何时用突骑发起冲击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全在统帅的临机运用。吴汉等进攻周建、苏茂武装时，因为周、苏兵力远多于吴汉军，对汉军形成合围态势，且周、苏骑兵力量较强，此前曾击败过刘秀军。吴汉遂挑选了最精锐的步兵四部（数量不详）和“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发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袭。清晨两军对阵之初，吴汉“躬被甲拔戟”，带领步、骑兵同时发起猛攻，周、苏军旋即溃败。[18]这是用步兵、骑兵同时发起进攻，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压倒对手。但耿弇在进攻山东的张步武装时，则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时用骑兵牵制、骚扰敌军的战术，他给刘秀的信中陈述的策略是“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19]耿弇与张步属下的一支军队遭遇时，汉军突骑曾准备攻击这支敌军，但耿弇担心此举会惊动敌军主力，“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张）步不敢进”，遂暂时退到城内，待张步主力全部赶来攻城时，耿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20]。这是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吸引敌主力前来，但“横突”说明汉骑兵仍是从敌防御较为薄弱的侧面进行突破的。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但发起冲击的具体条件则不得而知了。[21]
骑兵冲击的技术困难
东汉初年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在高速奔驰和用戟冲刺敌军时，能够依托的只有稍微高起的鞍桥，很容易从马背上跌下。吴汉与苏茂、周建作战时，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22]；刘秀的另一位骑兵军官耿纯，在与王郎作战时也“堕马折肩”，一度因伤重将指挥权交予其从弟。[23]除了冲击时的危险，没有马镫的另一个麻烦是上马不便，特别当骑手穿上较重的铠甲后。还在战国末时，老将廉颇为了向赵王显示自己尚有战斗力，就表演了“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24]。东汉初，刘秀准备征讨南方五溪蛮，擅长指挥骑兵的马援主动请战，也向刘秀作了这种展示：
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25]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26]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曾被击败，逃命时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27]。刘秀此时尚是更始政权中的一名将领，尚未自立称帝，这里特意写“抚其肩”，应不是表达帝王式的感恩，而是只有扶着王丰肩头才容易上马，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马镫之故。
在东汉中期，中原长期处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鲜卑、乌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时有叛乱，但汉廷主要靠征发边地胡人骑兵平叛，具体战术则不得而知。有时汉廷也调发内地士兵和马匹参战，但这些士兵平时不一定受过马上战斗训练，很可能是骑马到达战区后，仍下马列队以步兵战术参战。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28]
这里的“积射士”是内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与西汉的“材官”同义，并没有骑射的战术训练，马应是为其代步之用。这种情况还可以联想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战例。当时汉军战马紧缺，李陵求战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战马，应当也是做行军代步之用。
第二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骑兵将领的涌现
东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试图诛杀宦官，引起宫廷内战，边将董卓被招入洛阳，由此引发全面内战，经历二十余年军阀割据混战，方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这一过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战乱基本相似，参战各方兵种以步兵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进行冲击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29]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当然，并非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军事统帅（或者说割据势力的军阀）都是合格的骑兵军官。他们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出身承平时期的文官系统，如曹操、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后来即使成为统帅也较少亲自参加战斗；另一种则出自基层军官，比如孙坚、吕布、公孙瓒、马超等人，经常骑马冲杀在战场第一线。不过这也和个人风格有关，比如公孙瓒地位升高后就较少亲自作战，而孙策、孙权兄弟即使已经成为统帅或皇帝，也依旧保持着亲自冲锋陷阵的习惯。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的战例
为了便于冲击作战，东汉末骑兵的普遍装备已经是长矛而不是戟。[30]内战爆发前，公孙瓒与鲜卑骑兵的一次遭遇战，可以让人重温汉军骑兵与游牧族激战的场景：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31]
东汉末的大规模内战中，骑兵将领之间的马上肉搏战也时有发生。比如吕布与董卓旧部郭汜的一场战斗，两将约定单独决战：“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32]另一场决斗发生在马超和阎行之间，“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33]。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马超、阎行都是关西军人：马超是右扶风人，郭汜张掖人，阎行金城人，似乎这种骑士单打独斗的风气在西部比较盛行。[34]
当时骑兵战斗更多发生在对步兵作战中。和东汉初期相比，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军阵的威胁性更大，往往无须等待步兵军阵出现松动，或者步阵没有明显的薄弱方面时，骑兵都会对步兵军阵发起强行冲击。如吕布到河北投奔袁绍后，一起进攻张燕武装：
（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35]
值得注意的是，吕布每次冲击所率骑兵数量并不多。这种冲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冲断敌步阵的队列和指挥序列，从精神上打击震慑敌军，制造混乱，从而为己方主力发起总攻创造条件。曹操征讨关西诸将时试图渡过渭河建立营地，筑营军队也遭到了马超骑兵的这种冲击：“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36]关羽斩袁绍部将颜良之战，也是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经典战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37]此战颜良虽可能骑马，但关羽必须冲开敌步兵密集的队列才能接近颜良，所以也可以视为骑兵对步阵的成功冲击作战。另外，关羽动作为“刺”，则说明所用武器是长矛，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
面对骑兵日益强化的冲击作战职能，东汉末的步兵也在寻求应对之道。这方面并没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战术，步兵对抗骑兵的最关键要素，还是其传统的军阵战术：密集的队列和坚忍的纪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和袁绍争夺冀州的战争，就是一次典型的骑兵与步兵对决。公孙瓒一直控制幽州，有北方的乌桓杂胡骑兵可用，且公孙瓒本人一直擅长骑兵战术。袁绍刚刚占据冀州，缺乏骑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38]公孙瓒军在开战前的军阵格局是：
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39]
公孙瓒骑兵在接战之前先射箭压制敌军，说明当时骑兵负担冲击职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传统的射箭战术。“左射右，右射左”应当是公孙瓒的右翼射击袁绍军左翼、左翼射击袁军右翼。[40]袁绍军的应战策略是：
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41]
麹义的八百“先登”[42]和一千强弩兵配置在袁绍主力步兵之前。公孙瓒遂试图先消灭这支突出的小部队，“放骑欲陵蹈之”，指用骑兵冲击和踩踏步兵，这已是当时标准的冲击战术。麹义步兵在以前与羌人的战斗中，已经积累了应对骑兵冲击的战术：先靠盾牌防御敌军的箭雨，待敌骑冲近时再发起冲锋，弩手同时向敌骑射击，“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终于挫败公孙瓒骑兵的冲击。这个战例说明当时步兵并非不能对抗骑兵的冲击，但要靠严格的纪律和多次战斗的锻炼，还有指挥者选择战机、鼓舞士气的素质。[43]
马铠（甲骑具装）的出现
在东汉末和三国时代，尚未有马镫出现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证据（详见下章），但另一种冲击骑兵的重要装备—马铠已有文献记载。给战马披上铠甲，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困难，在春秋时期拉战车的马匹就有铠甲了。齐晋鞍之战中，齐侯急于战胜，“不介马而驰之”，“介”即甲。[44]湖北随州出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随葬车马坑的战马就穿有皮制甲胄。[45]但从“胡服骑射”以来到东汉，尚未见到骑兵战马披甲的记载和文物。到东汉末年内战中，又有了关于“马铠”的记载：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46]
这应该是曹操回忆和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的情况。袁本初即袁绍，可见当时披甲战马的数量较少。这场骑兵战斗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当时曹操带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绍军围困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队伍，然后向西撤退。袁绍主力进行追击：
（曹）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47]
可见这是一场骑兵之间的战斗，袁绍方面有五六千骑，曹军则只有不到六百骑兵。但曹军利用敌骑分头抢劫辎重的机会发动突袭，击败了袁军。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见自己马铠数量远远不如袁绍，索性连这不到十具马铠都不使用了，“见其少，遂不施也”。其实这恰恰表明了马铠的用途：它是为骑兵冲击步兵而准备的。如前面提及的公孙瓒与袁绍的战斗，骑兵冲近步兵军阵时，会受到密集箭矢的射击，紧接着是密集的长矛队列，战马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马铠才出现在东汉末的战争中。而此前骑兵很少用于冲击步兵，不会用到马铠。当骑兵互相交战时，马铠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为骑兵队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处在相对的高速奔驰中，射箭命中的威胁相对较小；加之马铠会增加战马的负担，使战马过早疲倦，影响奔跑。这点机动性的降低，在冲击步兵时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步兵的速度和骑兵差距太大；但当交战双方都是骑兵时，马铠对战马速度的影响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汉与匈奴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骑兵战争中，马铠并没有投入使用；这次曹操看到袁绍的骑兵众多，也索性舍弃不多的马铠而不用。
简言之，马铠（甲骑具装）是骑兵对步兵战斗的产物，在骑兵之间的战斗不适用。所以马铠最流行的年代是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当时北方政权有绝对的骑兵优势，南方政权则缺乏骑兵，所以史籍记载中北方使用具装骑兵的事例特别多，具装骑兵造型也频频出现在十六国和北朝的随葬俑、壁画中。当时南方政权也有具装骑兵，但当他们对抗北方优势甲骑时，也常常和曹操一样，不用具装，秃马上阵，以便发挥机动性（详见后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时期，统一的中原王朝并不缺乏战马，和突厥等游牧族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时，甲骑具装就再次销声匿迹了。当然，当后世再度出现南北朝那种绝对优势骑兵对战步兵的时候，具装马铠又会再度复生。一句话，马铠具装的流行和淡出并不仅仅是技术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由作战双方的兵种差异决定的。
在历史文献中，装备了马铠的骑兵又称“铁马”“铁骑”“铠马”等。比如东汉末河西凉州地区陷入内战时，燉煌张恭就曾派出“铁骑二百”接应曹魏派来的官员。[48]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从东汉末马铠骑兵刚刚出现，就有把“铁马”“铁骑”“铠马”这类词语文学化的趋势，就是用这种词来称呼并没有马铠的普通骑兵。古人习惯文学化的语言以壮声势，这给现在的战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瓒被袁绍军队围困，写信给其子公孙续求救，要他“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49]。公孙瓒固然不缺骑兵，前文所述192年与袁绍作战时曾有上万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有马铠，200年袁绍已灭公孙瓒，兼并其武装，与曹操决战官渡时也才“马铠三百具”，则199年公孙续的五千骑兵多数应不是真正的“铁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讨关西的马超等人，“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50]，这五千骑兵也未必都装备了马铠。公孙瓒早年曾师从大儒卢植，有一点点文化，写信喜欢夸张和掉书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这种对“铠马”的文学性的夸张在东晋南北朝时也可以见到，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第三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汉末北方军阀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军队进入洛阳，揭开了东汉末年大战乱的序幕。当时，董卓所部只是一支不满三千人的步、骑兵兼有的部队，但因为其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招纳了很多边地少数民族骑兵，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震慑、兼并京师的禁军，控制朝廷。时人恭维董卓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51]这些来自并凉二州的异族骑兵就是董卓军队的中坚。在董卓退回关西，遇刺身死后，西部军人势力分化，经常陷入互相间的内斗，再也未能主导中原政局。211年曹操准备征讨关西的马超、韩遂时，还在担心“关西诸将，恃险与马”[52]。但此时曹操已经击败了东北的乌桓族，招降了大量骑兵，所以能成功平定关西。
在内战初期，控制幽州的公孙瓒骑兵实力最强。因为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等游牧族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游牧族，且盛产骑兵。史书公孙瓒的传记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来自北方民族的骑兵。但刘备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孙瓒部下效力，当公孙瓒与袁绍作战时，刘备负责在青州对抗袁绍，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乌丸即乌桓，这些乌桓杂胡的骑兵应当是公孙瓒拨付给刘备的，所以公孙瓒骑兵中应有不少异族成分。[53]
乌桓原本是数个独立的所谓“三郡乌丸”部落。[54]和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的突然崛起一样，汉末动乱初起时，辽西乌桓首领蹋顿统一了三郡乌桓，“边长老皆比之冒顿”。袁绍和公孙瓒激战时，蹋顿与袁绍通婚结盟，一起攻灭了公孙瓒。“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55]袁绍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武装，但在使用方面乏善可陈，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56]。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官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57]
曹操自从起兵反对董卓以来，也组建了一支称为“虎豹骑”的骑兵部队。曹操很重视并直接控制这支骑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统领“虎豹骑”，从弟曹仁统帅骑兵的时间更长，且多次亲自带领骑兵进行冲击作战。[58]袁绍被曹操击败后，其二子逃亡到乌桓，借蹋顿帮助继续对抗曹操。曹操遂于建安十一年（206年）远征乌桓。由于曹军选择了比较偏僻的路线，行军直到距离蹋顿所驻柳城百里时才被乌桓人发觉。此时蹋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策：没有采取游牧族惯用的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战术，反而与曹军迎面决战。事实证明，乌桓骑兵对冲击战术的运用远不如中原军队，此战乌桓军大败，蹋顿被斩。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地，征调其骑士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59]。此后曹操平荆州刘表、关中马超、汉中张鲁等，这些乌桓骑兵都曾参与。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区。所以与这些产地不相邻的割据势力难以获得战马补充。吕布出身并州军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职，非常擅长骑兵作战，但当他流动到徐州一带时，还需要到北方买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钞。”[60]战马来源被切断后，吕布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他在这年底兵败被杀。
孙吴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孙吴政权的势力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这里不是马匹产地，骑兵数量较少。[61]孙吴为了获得战马，努力与蜀汉、曹魏进行贸易，甚至泛海远至辽东买马。黎虎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62]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孙坚至孙策、孙权三代统帅都很擅长骑兵作战，且都喜欢亲自上阵冲锋。孙策曾上表讲述其讨伐黄祖的战争，说自己“身跨马擽陈”，以骑马杀敌自雄。[63]孙权指挥围攻曹军的合肥城时，遭遇曹军骑兵挑战，“权率轻骑将往突敌”，但被部下劝止。[64]崇尚鞍马征战几乎成为孙氏家族的象征。孙坚、孙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马背上：孙坚是在出征刘表、黄祖时被黄祖军人射死；孙策骑马行猎时被刺客射伤而死。[65]孙氏家族生长在江东，不像公孙瓒、吕布、马超等北方将领有鞍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长骑兵战术？可能因为孙坚早年担任汉朝军官时，曾参与平定黄巾军和关西叛军，这些在北方作战的经历，使他熟悉了骑兵战术的运用方法。且孙坚武装是在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战地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淮汉以北地区。后孙策继承了这支武装，南渡长江拓地扩张。所以较之江南本地武装，孙氏的军队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军队，其中骑兵相对较多且运用较纯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武装中擅长骑战的将领，多与邻近乌桓、鲜卑的幽州—辽海地区有关。比如孙坚收纳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韩当是“辽西令支人”，都擅长骑战。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孙策在江南扩张时，与程普等三骑对战祖郎军，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66]。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东莱人，早年曾避祸迁居辽东，在黄巾战乱期间，他以擅长骑射著称，往返于青州与辽东之间，后南渡江依附扬州刺史刘繇。在孙策击败刘繇之后，太史慈又转入孙策麾下效力。太史慈与孙策首次相见的战斗，就是一场典型“北方式”骑兵对战：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67]
太史慈、孙策这次发生在江南的骑兵对决，水平堪与前述公孙瓒与鲜卑骑士的战斗相比。这种风气之下，东吴骑兵数量虽远远不如曹魏，但仍敢于正面对抗曹军。吴名将周瑜与曹军作战“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68]。三国中后期，吴将丁奉应接投诚的曹魏寿春守军，“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69]。可见东吴将帅运用骑兵战术非常纯熟，这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军队有很大区别。孙权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将领的骑战技艺。吴将领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70]，这也使得骑战技艺能够在吴军将领中世代传承下去。
孙吴统帅不仅能在战术层面成功运用骑兵，还试图发挥骑兵的战略作用，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态势。孙吴和曹魏长期在长江—淮河之间进行拉锯争夺战。孙权曾计划向北推进，过淮河，占领徐州，威胁曹魏核心区河南—许昌地区。但淮北平原适合骑兵集群作战，对以步兵为主的吴军非常不利。所以吕蒙对此表示反对：“（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71]。孙权暂时接受了吕蒙的意见，但他一直未放弃攻取淮北的计划，并为此力图建立五千人规模的骑兵部队，“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72]。但到孙权去世乃至东吴亡国，都没能建成这支骑兵。
蜀汉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和孙权家族相比，刘备等蜀汉君臣则缺乏使用骑兵的经验和主动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转战时积累起来的少量骑兵，刘备在夺取益州后，还能从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云南）获得骑兵和战马，但数量并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营农、牧业的民族，其牲畜数量虽然多于内地农耕地区，但少于草原游牧族。著名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骑兵匮乏的忧虑：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73]
賨人亦称巴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区。[74]这些骑兵没能为蜀汉创立太多战功，一个原因可能是刘备等统帅并不熟悉骑兵战术。比如刘备临死时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推荐的书目有：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75]
刘备不仅推荐刘禅读《六韬》，丞相诸葛亮甚至命人给刘禅专门抄写《六韬》一部，可见蜀汉君臣对这部兵书的重视。但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六韬》是战国末期的产物，当时骑兵尚未能承担冲击职能，只凭射箭执行一些辅助任务。到三国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已经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对步兵的优势地位。刘备集团的战术思想严重落后，是蜀汉积弱的重要原因。当然，蜀汉政权能够维系数十年，也和地理形势限制了曹魏骑兵的发挥有关。秦岭和巴山天险难以逾越，山间复杂地形使骑兵难以展开，所以蜀汉灭亡四十年后，作为曾为蜀、魏两方提供骑兵效力的賨人后代，李特不禁感叹：
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76]
除了战术思想的滞后，诸葛亮保守持重的个性也是蜀汉骑兵未能获得发挥机会的原因之一。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对曹魏的北伐，都是诸葛亮亲自挂帅指挥，他每次都坚持步步为营的保守战略，从不愿冒险用骑兵发动远程奇袭。蜀将魏延对此颇为不满，“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77]。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详：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78]
诸葛亮出于持重万全而否决了魏延的提议。其实这个方案对曹魏有极大威胁。诸葛亮每次北伐都绕道陇西，千里迂回，历时极长。即使这样也给曹魏防御关中带来了很大麻烦。[79]有趣的是，西晋灭蜀成功之后，远征军统帅钟会试图沿用魏延故智，带领士兵杀回洛阳夺权称帝。具体方案是：“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80]由于钟会起兵未遂而死，这个计划没能付诸实践。
汉末三国政权骑兵建设之比较
从地理上看，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之后，中国的军政单元从草原到江南呈现三层“环带状”结构：最北、最外一环是北方草原地带，从东北的乌桓、东胡之地连绵到西南的氐羌地区；中间环是魏晋王朝占据的中原；最内、最南是东吴所在的江东地区；蜀汉则居于中间环偏南的方位。三个地带自北而南，逐渐缺乏适合马匹生长繁育的环境，居民生活方式也从游牧向农耕过渡。这使得诸政权拥有的骑兵数量依次减少，并对其军政局势产生影响。
中原魏晋政权对抗诸草原游牧族的骑兵优势，主要依赖集权政治结构和庞大的专业化军队，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经济规模。此时期北方游牧族汉化程度尚浅，政治集权化较低，难以对中原形成实质威胁。吴蜀政权对抗魏晋的军事优势（不仅是骑兵优势），则主要依靠长江天堑和巴陇山险地形。[81]这种军事对立背后，还有骑兵资源自北向南、自外环向内的流动。草原地带进入中原（包括蜀汉）的，是马匹和游牧族骑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体内迁，他们在中原、蜀汉的政治结构中地位较低；自中原进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众，更有擅长骑战的军事将帅，他们在江东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开发的江南地区逐渐中原化。[82]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汉末三国时骑兵冲击战术正在走向成熟，汉末至三国前期的战争促进了骑兵战术的完善。但到三国中后期，各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都发生了衰退。吴、蜀骑兵战术水平下降是因为缺乏战马和骑兵人才；魏晋则是因为政治趋于保守，以及对北方民族采取漠视、排斥的态度。
第四节 西晋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士族风气与晋武帝的好尚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此时北方及西北游牧族大量内迁与汉人杂处，伴随着骑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上升，骑马文化逐渐渗入中原的社会生活中。[83]但这一时期西晋上层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阶层重文轻武，沉溺于玄学清谈和奢靡的生活。这造成了西晋军备的废弛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当时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称，极少有武人气质，但也曾有个别士族成员受到内迁游牧族的影响，追求骑射弓马技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别是王湛、王济叔侄，另外还有弘农杨氏的杨济。《世说新语》和正史记载了很多他们研究相马、骑马技术，和以弓马骑射自豪的事迹。比如王济曾经在地价昂贵的京师洛阳买地作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因其善解马性，被杜预称为有“马癖”[84]。王湛和王济还有一则关于相马和赛马的事迹：
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85]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领刘渊家族有世交，王浑对刘渊“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刘渊在洛阳担任“任子”的时候，王浑多次向武帝推荐和称颂他。[86]刘渊之子刘聪也和王浑、王济父子交往颇深。王济曾带刘聪拜访晋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马炽，二十年后，已是汉皇帝的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双方还曾谈起此事。[87]王济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较多游牧族的生活习俗，如喜食乳酪等奶制品。在面对东吴降臣陆机时，王济甚至以此炫耀：
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88]
和王济一样以驰马为乐的，还有一位外戚、名士杨济：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89]
王济和杨济的骑射技艺也颇受晋武帝司马炎赞许：
（杨）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杨）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90]
杨济为司马炎的杨皇后之叔，王济娶常山公主为驸马，他们和皇室都是姻亲，与晋武帝私交甚笃。[91]这种随意的君臣关系，和青年汉武帝与韩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颇相似。《杨济传》中“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这句，历来重视者不多，其实它反映了在玄学文化风靡士族阶层之时，作为皇帝和玄学倡导者的司马炎的另一面。[92]但晋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养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为他偏爱让贵戚去立军功，而不是让立军功者成为贵戚。对于那些已经享受到各种特权待遇的高级士族，普遍缺少改变命运的动力，少有人看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参见本书第二编的晋灭吴之战）。生活在洛阳的匈奴上层贵族如刘渊、刘聪等也在尽量汉化、士族化，他们被西晋高层接纳，更重要的是凭借其阶级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济死时年四十六，西晋王朝正当统一升平之时：
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93]
王济只是西晋士族中昙花一现的异类，晋武帝晚年也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西晋上层由此错过了一个吸收游牧族鲜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机会，即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94]，士族阶层的腐朽堕落终于酿成西晋王朝瓦解，游牧族入主中原。
八王之乱中的具装骑兵
晋武帝之后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诸王掌握各地军权，互相间矛盾加剧，终于演化为争夺朝廷控制权的内战。战争从301年到306年，历时五年之久，主要发生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下面讨论骑兵在这五年内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惠帝时期的诸王内战中，骑士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冲击骑兵—“铁骑”日益成为陆战主力。当时第一支投入战争的铁骑部队，来自301年控制洛阳朝廷的赵王司马伦，为对抗驻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遂派出军队迎战，史载这支军队“精甲耀日，铁骑前驱”[95]，应属驻守京师的禁军。因为各将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一战击溃，成都王颖成功进占洛阳。
当时黄河下游的冀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官牧场，冀州刺史李毅服从司马颖领导，这些牧场都在成都王颖的控制之下，应当为他提供了很多骑兵。击败赵王伦之后，司马颖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铁骑军队。303年司马颖进攻控制洛阳的长沙王乂，其部下将领发生内讧，陆机逮捕了孟超属下的一名军官，“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96]。这些铁骑在战争中的表现，史书却没有记载。另一位控制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麾下也有较多骑兵，因为关中紧邻羌胡地区，历代朝廷都有从羌胡中征调骑兵的习惯。就在成都王颖进攻赵王伦时，司马颙也投机倒向成都王颖一方，派出一支铁骑部队接应。不过这支部队刚行进到潼关，司马颖一方就已经占领了洛阳。[97]
从史料看，当时铁骑的数量并不多，在骑兵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持了惠帝朝廷。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敬，张方军队先驻扎在洛阳城外。但当敌对诸王军队逼近洛阳时，张方想挟持惠帝到关中，遂带兵进入洛阳城内：“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98]这段记载出自当时的亲历者卢綝，现场感较强，对张方骑兵的描写很具体，但没有提到战马披铠甲，可见并非铁骑武装。但对于经常冲锋陷阵、对抗步兵的中原骑兵，非常需要能为马匹提供防护的甲胄，只是因为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但士兵们想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这次朝廷迁徙中，张方的“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帴”[99]。马帴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革制品，装饰性比较强，但此时军人争割帐幕为马帴，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给战马提供一点保护。十余年后，鲜卑段文鸯与石虎（石季龙）军队作战，孤军被围，石虎命令部下必须活捉段文鸯：
（文鸯）遇马乏，伏不能起……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100]
这里的“马罗披”就是马帴。可见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战中，这类粗糙织物的防护作用尤为珍贵。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部下马咸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骑兵冲击战术：“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101]此举造成成都王颖军大败。《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所言更详：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102]
可见王瑚骑兵初次攻击马咸时，因敌军阵严密无法冲破，但第二次用无人的战马冲击时，则成功陷阵。这说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骑士怕死畏战、不敢硬冲所致。王隐《晋书》载参加冲击的战马是“数十骑”，《资治通鉴》则为数千，应以王隐《晋书》为是，因为其出现两次，较为可信。且数千匹战马也难以驾驭控制。这几十匹战马只是起首轮冲破敌军队列、创造进攻机会的作用，真正打击敌军还要靠主力部队随之“驰逐猛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适合骑兵冲击作战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书用文学化修辞造成混淆的话，这显示这支禁军骑兵仍有不完全适应冲击作战的特点。总体来说，在八王之乱中，中原骑兵的表现乏善可陈。这应当与西晋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当权士族阶级腐朽堕落有直接的关系。
鲜卑骑兵崭露头角
在曹魏后期及西晋与吴、蜀作战时，曾征调边境的氐羌骑兵参战。比如在灭蜀之战时，邓艾就曾在凉州招募“羌胡健儿”五千余人。从当时人的文章可见，魏晋政权招募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奖厉”，具有比较强的雇佣兵色彩。在战争结束后，对他们的封赏则普遍难以落实。[103]西晋灭吴时，有匈奴人“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104]。史籍中少有魏晋政权征发并州匈奴骑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个无名之辈，再无其他记载，赤沙也只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种，对其封赏也还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而已。
但到八王之乱时，鲜卑、乌桓骑兵被大量运用于中原战场。八王之乱前，都督幽州诸军事（后来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内战不断，为求自保遂与鲜卑结好，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鲜卑部族首领，以便获得其军事支持。这已经超出了作为晋朝军政官员的本分，明显具有图谋割据的意味（东汉末袁绍占领冀州后，也和乌桓首领通婚）。对于中原诸王的征战，王浚先是采取骑墙自保的姿态。但当304年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决裂时，王浚最终倒向了司马越一方，出兵进攻司马颖的大本营邺城。由于各方动员和出兵的时间差，成都王颖已经击败司马越统帅的朝廷禁军，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势力正如日中天。仅一月之后，王浚派出一支鲜卑、乌桓和汉人兼有的部队，“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幽州主簿祁弘率骑兵为前锋，击败了前来迎击的一支司马颖部队。当幽州的侦察骑兵出现在邺城近郊之时，城中陷入惊恐，司马颖在惊慌中不敢迎战，带着臣僚和晋惠帝仓皇逃奔洛阳，随后又躲入河间王颙的关中。幽州兵占领邺城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黔庶荼毒，自此始也”[105]。游牧族此时也掌握了中原骑兵最先采用的冲击战术，并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击败中原步、骑兵，预示着“五胡乱华”时代的到来。
司马越旋即将矛头对准河间王颙，纠合中原诸州进攻关中。此时中原忽生变局：豫州刺史刘乔不满司马越一派的侵夺，举兵进攻司马越同党范阳王虓，将其驱逐到河北的冀州，同时联合司马颙和控制兖州的东平王懋，共同对抗司马越势力。范阳王虓情急之下派刘琨赴幽州求援，“乞师于王浚，得突骑八百人，与虓济河，共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106]。关于刘琨这次从王浚处获得的骑兵数量，另有《东海王越传》为“突骑八百”，《刘乔传》为“突骑五千”[107]，三说相对照，似应是八百人。借助这支骑兵部队，范阳王虓在一个多月里连续击败刘乔、东平王懋的豫州、兖州军队，控制河南地区，并击败了司马颙派驻河南的军队，即刘琨传所谓“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始得其父母。又斩石超，降吕朗”[108]。如此惊人的战果，和这支骑兵部队八百人的规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不成比例，说明当时骑兵如果运用得当，战斗力会非常强。
光熙元年（306年）初，在夺取河南兖、豫二州后，司马越联军乘胜向洛阳和关中进攻。王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109]。前年进军邺城时，祁弘也曾带骑兵为前锋。此次，成都王颖率楼褒、王阐等将防守洛阳北的黄河浮桥，居然被三百幽州骑兵打得落花流水：
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110]
司马越联军由此继续西进。据《晋书·东海王越传》，有鲜卑首领许扶历、驹次宿归率领骑兵参与，他们都应在祁弘的指挥下。当联军向潼关进发时，与司马颙派来阻击的刁默部相遇，“祁弘等与刁默战，默大败”，司马颙和司马颖仓皇出逃。“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111]。司马越一派终于把惠帝抢到手中，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此时内迁到并州的匈奴刘渊部众已经起兵，中原正在成为胡马奔驰之地。
[1] 参见臧嵘：《上谷渔阳骑兵在刘秀征战中的作用》，《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刘勇：《东汉幽州突骑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75页。
[3]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第704页。
[4] 参见《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国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9页。
[5] 《后汉书》卷二十二《景丹传》，第772页。
[6] 《后汉书·吴汉传》，第676页。
[7]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第784页。
[8]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17页。
[9] 《后汉书》卷十八《陈俊传》，第690页。
[10]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苏茂……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为茂、建所败。”（第736页）
[11] 《后汉书·景丹传》仅云“汉军退却”，注引《续汉书》曰“贼迎击上营，得上鼓车辎重数乘”（第772页），证明刘秀军营被强行攻破，但当时刘秀步兵主力不知是在营垒中据守，还是在营外列成军阵作战。
[12] 《后汉书·耿弇传》，第704页。
[13] 《华阳国志》卷五，建武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14] 《后汉书·吴汉传》，第682页
[15] 《后汉书·马武传》，第785页。
[16] 《后汉书·彭宠传》，第504页。
[17] 《后汉书·王霸传》，第736页。
[18] 《后汉书·马武传》及注引《续汉书》，第579页。
[19] 《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第710页。
[20] 以上见《后汉书·耿弇传》，第710—711页。
[21] 《后汉书·吴汉传》，第678页。“陷陈”即陷阵。但“先登”本意是攻城时首先冲上敌城墙，骑兵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因为“先登”“陷阵”都是刘邦时代的记功专用术语，后人遂不加区分，杂糅使用。
[22] 《后汉书·吴汉传》，第679页。
[23] 《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3页。
[24]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8页。
[25]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42—843页。
[26] 参见杨泓和古德里奇对马鞍形制的讨论。见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2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元年春正月，第19页。
[28]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第2987页。
[29] 参见本书关于步兵作战部分。
[30] 戟本是矛和戈的结合，当戟刺中对手时，横向的戈刃会造成阻碍，反作用力可能将戟手顶下战马。参见后章关于马槊的讨论。
[31]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第239页。
[32] 《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第220页。
[33]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刘馥传》，裴注引《魏略》，第475页。
[34] 另外，从董卓之乱和败亡后其部下诸将的举动无措可以看出，当时关西将领普遍政治素质较低。直到三国后期和西晋统一，关西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割据势力。
[35] 《后汉书》卷七十五《吕布传》，第2445页。
[36]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第36页。
[37]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第939页。
[38] 前年（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冀州派出的军队就是“强弩万张”，当时控制冀州的尚是韩馥而非袁绍。参见《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第193页。
[39]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第194页。
[40] 这种将步兵主力配置在中央、骑兵布置在两翼的阵型，在二十四年前的建宁元年（168年），段颎率汉军对羌人作战时也曾采用过，当时“颎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步兵靠密集的长矛和弓弩防范敌骑兵冲击，而将己方的骑兵配置在两翼以便发挥其机动性。当战斗开始后，段颎先以步兵军阵冲向羌军，吸引其注意力，然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即用骑兵对敌侧翼实施突然打击，从而使敌军阵溃散。见《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49页。
[41]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第194页。
[42] 刘邦时代对攻城立功的术语，此时已成为泛指冲锋陷阵之意。
[43] 史书未载麹义八百士兵用的什么兵器，但他们曾在关西与羌人作战多年，而关西最普及的武器就是长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211年），裴注引《魏书》曰：“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所以麹义也应该是用这种武器对抗公孙瓒的幽州骑兵。
[44] 《左传·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94页。
[45] 白荣军：《包山楚墓马甲复原辨正》，《文物》1989年第3期。
[4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甲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36页。引文中的“大铠”是步兵穿的铠甲。曹操自称仅有二十领，似乎过少，应是“二千”之误。
[47]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19页。
[48]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阎温传附张恭》，第551页。
[49]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第2364页。
[50]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35页。
[51]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裴注引《汉纪》，第509页。
[52]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第494页。
[53]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第873页。另外，刘备手下重要的骑兵将领赵云“本属公孙瓒，瓒遣先主为田楷拒袁绍，云遂随从，为先主主骑”。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赵云传》，第948页。
[54] 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乌桓主要分布在上谷、右北平、辽西三郡和辽东属国都尉辖区。
[55]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第831页。
[56] 以上见《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郃传》，第525页。
[57]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876页。
[58] 《三国志》卷九《魏书·诸夏侯曹传》，第276—280页。
[59]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第835页。
[60] 《三国志·魏书·蜀书·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第874页。
[61]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并非战马产地：“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62] 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93—421页。
[63]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吴录》，第1104页。
[64]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纮传》，第1244页。
[65] 参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1100、1109页。
[66] 以上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程普传》，第1283页；《韩当传》，第1285页。
[67]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太史慈传》，第1188页。
[68]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传》，第1263页。
[69]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丁奉传》，第1301页。
[70]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周泰传》，第1297页。
[71]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1278页。
[72] 《太平御览》卷三百“兵部”引《会稽典录》曰：“朱育谓钟离（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今骑无从出，而怀进取之志，将何计？’收（牧）曰：‘大皇以中国多骑，欲得骑以当之……’”（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383页）《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未载此事。
[73]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4页。
[74] 参见《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李特家族即賨人，擅长骑战，西晋末迁入益州，靠骑兵优势成功建立成汉政权。
[75]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第891页。
[76] 《晋书·李特载记》，第3022页。
[77] 《三国志》卷四十《蜀书·魏延传》，第1003页。
[78]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第1003页。
[79]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曾上书称，“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他因此提议从冀州调五千屯田民到关中，兼营屯垦和戍边。见《晋书》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80]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钟会传》，第791页。
[81]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裴注引《文士传》，第589页：“曹公故人杰也……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这虽是时人恭维曹操的说法，也反映出江、山阻隔对吴蜀政权的保障作用。
[82] 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
[83]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50页）
[84] 以上见《晋书》卷四十二《王济传》，第1206页，亦见《世说新语·术解第二十》“王武子善解马性”条。
[85] 《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第1960页。《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有此事，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云王济喂养督邮马的方法是“谷食十数日”，两人在蚁封（密布蚁穴的土丘之地）内赛马为“盘马”。
[86] 《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渊）载记》，第2646页。
[87] 《晋书》卷一百二《刘聪载记》。
[88] 《世说新语校笺·言语第二》，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89] 《世说新语校笺·方正第五》，第163页。
[90] 《晋书》卷四十《杨济传》，第1181页。
[91]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载“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司马炎还经常以王湛的愚钝调侃王济：“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
[92]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亦称：“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第741页）
[93] 《晋书·王济传》，第1207页。
[94] 见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3、275页。陈氏对北方民族评价较高，或与其祖父陈宝箴曾为清政权效力有关。
[95] 《晋书》卷五十九《成都王颖传》，第1616页。
[96] 《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80页。
[97] 《晋书》卷六十《李含传》：“（河间王颙）乃加含龙骧将军，统席薳等铁骑，回遣张方军以应义师。天子反正，含至潼关而还。”（第1643页）
[98]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兜鍪”条。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引《晋八王故事》，第4106页。
[99] 《晋书》卷六十《张方传》，第1645页。
[100] 《晋书》卷六十三《段匹磾传附段文鸯》，第1711页。
[101]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87页。
[102] 《太平御览》卷二百八十六“机略”条，第1322页；卷八百九十五“马”条，第3972页。
[103]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第1340页。
[104]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传》，第2550页。
[105] 《晋书》卷三十九《王浚传》，第1146页。
[106]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第1680页。
[107]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第1623页；卷六十一《刘乔传》，第1673页。
[108] 《晋书·刘琨传》，第1680页。
[109] 《晋书·王浚传》，第1147页。
[110] 《晋书》卷五十九《河间王颙传》，第1621页。
[111] 以上见《晋书》卷四《惠帝纪》光熙元年（306年）五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