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到西汉初是中原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原骑兵照搬了游牧族的“骑射”战术，同时结合中原以步兵为主力的特点，由骑兵承担侦察、警戒、破袭软目标等辅助性任务，形成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格局。但在西汉对匈奴的远征中，汉军步兵难以派上用场，只能以骑兵为主力。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由此开始了骑兵战术的重大转型。
常彧已注意到，汉代画像石中有冲击、骑射两种职能的骑兵并存，他结合西方战史研究了两种骑兵的特点。[1]但对于汉代骑兵究竟何时及为何采取新型的冲击战术，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节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从战国到汉初的战争主体都是中原政权，作战双方的兵种、战术手段、作战思想、后勤保障和战争动员形式都基本相同。本书将这种战争统称为“同态战争”，此时“同态战争”的基本特点是：
（一）兵种战术方面：以步兵为主力、车骑兵为辅助；
（二）后勤与动员方面：在后方向编户农民征收粮赋，转运到前线维持战争；
（三）作战思想方面：彻底消灭敌方兵力、统帅及政权，占有其土地和民众。
《六韬》全书反映的正是这种同态战争模式。西汉建立后，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这种“同态战争”趋于消失。但几乎同时，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时蒙恬北征占领河南地（河套地区），导致当时的匈奴族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后又乘秦末战乱、边防内敛之机南迁到河套内。其时正当刘邦项羽战争方酣，中原无暇北顾，头曼之子冒顿杀父夺权，四出征伐，迅速控制了从辽东绵延到河西、西域的广大地域，中原周边的游牧族、半游牧族如东胡、林胡、楼烦、白羊、西戎等都融汇到匈奴人当中，个别民族如大月氏、乌孙则被迫迁徙远遁。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族王朝，几乎与刘邦汉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与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识以战争为开端。汉朝的开创者们能参照的，还是战国末期、秦王朝对游牧族攘外开边、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顿单于靠骑射吞并诸多游牧族之后，也在想用同样的方式占领汉地。
双方间首次大战由韩王信叛汉投靠匈奴引发。首先，匈奴骑兵在晋阳城下与灌婴、公孙贺率领的汉车骑部队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败，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游牧族传统的佯败和诱敌深入战术）。刘邦率车骑兵快速追击到平城，却被匈奴骑兵主力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贸然进攻，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手段罢兵。此战之中，匈奴骑兵极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敌一旦撤退就难以捕捉；汉军正在追击搜寻之际，敌主力却突然出现实施合围。另外，代北严寒的冬天汉军也难以适应，追击过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冻掉了手指、脚趾。[2]
但对匈奴来说，汉军也是一个全新的、棘手的敌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刘邦汉朝的角度，认为白登被围、断粮七天已经是不可忍受的挫败，却未能从匈奴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在已经合围汉军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顺势将其全歼？答案可能在于汉军习惯的密集步兵战术：即使刘邦身边的汉军大多是车骑部队，但面临匈奴合围时，他们也会采用步兵扎营、构筑壁垒的做法防范敌军突击，用阵地战抵消敌骑兵的机动优势。习惯于马上射箭的匈奴骑兵无法强攻汉军的壁垒，加之汉步兵主力正在赶来救援。擅长骑兵侦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汉援军的动向，所以冒顿单于最终决定放刘邦等与其主力汇合，实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对匈奴骑兵来说，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是看得见、追得上、围得住，但就是咬不动、吃不下。双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异态战争”，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在战术层面，中原的军事家对于匈奴“非正规”的骑兵游击战术并不陌生，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已是学习游牧族战术。刘邦等汉初君臣面临的新问题，是冒顿单于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草原帝国，以往各游牧族互相劫掠混战的力量被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要理解这一威胁，就不能只看到来自草原的胡人骑兵，还要深入了解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营游牧和狩猎以维持生计，“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3]，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所以草原地区虽然地广人稀，总人口比农业地区少得多，但冒顿的匈奴帝国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4]。在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冒顿甚至集中了四十万骑兵。但在这种“全民皆兵”盛况的另一面是，匈奴人并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庞大的战斗力。庄稼生长规律造成了农业社会季节性的农忙、农闲生产周期。草原畜牧业也有自身的季节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马、牛、羊等各种牲畜集中产仔的季节，此时牧户都忙于为生产中的母畜接羔，还要将畜群从越冬地赶往春夏季牧场，让刚刚经历过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这时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5]参加正月和五月集会的都是“诸长”即部族首领，但秋天的大会就是所有牧户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了。《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从这时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草原帝国处在动员程度最高、对外威胁最强的阶段。
《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这个习俗宽急的背后，也是草原畜群的季节周期律。在秋冬季节集中起来的牧民会进行集体狩猎，这时的野兽和家畜一样正处在准备越冬阶段，肥壮且毛皮厚实，最有价值。有时，这种狩猎会集中数万骑士，围拢数百万猎物，规模之宏大不亚于一场白登之战。冒顿统一草原之后，这种大规模狩猎随时可以转变成对汉地的劫掠。汉文帝时，晁错向朝廷献守边备塞之计，他提到，游牧族经常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猎变成侵略：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7]
汉初文帝、景帝时曾多次集结重兵防御匈奴，但每次主力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经过战国兼并战争、楚汉战争等等，中原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习惯了对抗和自己兵种、战术完全相同的敌人，对这种狩猎和劫掠随时切换的生活—战争模式几乎无暇应对。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正反映了这种无奈局面。但对于匈奴人活动的基本季节性，当时汉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后不久晁错的另一个上书就说，由于汉文帝刚拒绝了与匈奴和亲的提议，这个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会来进犯，应提前准备加以防范：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注引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8]
对于游牧族在秋冬季发起战争的习惯，中原人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时调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匈奴，诏书称：“将军其率师东辕……以临右北平盛秋。”[9]就是防范匈奴人在秋季发动袭击。到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分路出击匈奴，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部。路博德不愿执行这个任务，遂上书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10]，待来春再行出击。但汉武帝否决了这个意见，命李陵部九月出发。这恰恰是匈奴人已经集中兵力的季节。李陵等行军一个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围而全军覆没。汉宣帝时，西部羌人与匈奴联络，准备起兵反汉，老将赵充国也向朝廷建言防备，不然“到秋马肥，变必起矣”[11]。伴随着对匈奴人战术熟悉的过程，汉军也在总结应对之道。
第二节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骑兵进攻战略
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北边地区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时汉廷迫于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力主动进攻。但汉廷一直在寻找防范匈奴威胁的策略。汉文帝时，晁错针对匈奴的骑兵优势建言说：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12]
晁错认为单纯比骑兵的马上射箭技术，汉军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区（“易地”），可以用战车来冲击（“突”）敌骑兵。[13]稍后他又说“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即用战车和弓弩步兵对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错还提到当时刚刚投奔汉朝的数千名“降胡义渠”，他们“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即熟悉骑射之术，应当发给他们最好的铠甲、弓矢和战马，让他们与汉步兵、战车配合作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个上书获得了汉文帝的称赞和采纳。
《汉书·匈奴传》赞（结束语）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14]
这个描述已经包含了汉初军人的取舍标准：使用降胡骑兵的事情出于华夏正统观念而被隐去了，战车也未被提及则是因为派不上用场，旋即已被淘汰。当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被动防御，一般将临时性集结驻防称为“军”“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举犯边，汉军又一次大规模集结防备北边和京师，著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发生在此时。但被动防御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终不曾与汉军战车和弓弩步兵正面交战，“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15]。景帝以公主与单于和亲，但匈奴入侵仍时有发生。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还在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16]，驻防时间从冬季到六月（当时汉朝尚以十月为岁首）。
汉武帝刘彻自十六岁即位之初，就在酝酿彻底解决匈奴威胁。比起祖父汉文帝“亲御鞍马”“驰射上林”的行为，武帝走得更远，他甚至要直接学习匈奴人的战术。这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从匈奴返回的骑将韩颓当之孙韩嫣（即韩王信的曾孙）：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17]
除了熟悉匈奴战术的韩嫣，青年武帝还调名将李广为皇宫禁卫军官（未央卫尉）。李广此前已经担任过多年边郡太守，和匈奴作战经验丰富。李广的三个儿子也都随父入长安为郎，侍从在少年武帝身边：“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18]可见少年武帝与身边的少年侍卫们相处颇为随便。武帝从即位第三年开始，经常微服出游，他甚至为此特别组建了一支骑兵卫队“期门”军，大概韩嫣、李当户等人都参与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19]
这种游猎大概有对匈奴单于的模仿，特别是“八九月中”的时间，与匈奴人八月中“大会蹛林”的风俗颇相似。不久后，韩嫣就因得罪太后被处死，没能参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对匈奴战争。但这些少年人看似游戏的行为，却导致了汉军战略的重大转向：抛弃缓慢的步兵和适应性过低的战车，用单纯骑兵对匈奴发起主动进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用马邑城诱使单于入境劫掠，准备伏兵歼灭匈奴主力，但计划中途泄露，未获成功。[20]汉朝失去了一次绝佳机会。史载参与此次伏击的汉军共三十万之多，并提及“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但未言其麾下的具体军种和数量。公孙贺以太仆之职任轻车将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邦时的太仆夏侯婴统帅的战车兵。但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谷郡，汉军遂发起白登之围以来对匈奴的首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能追上匈奴骑兵，出击汉军全部是骑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21]
据《史记·卫霍列传》，出击兵力为四将军“军各万骑”。可见诸路汉军全为骑兵。此时公孙贺的“轻车将军”或卫青的“车骑将军”都已经成了某种虚号，战车（轻车）已经完全退出战争舞台。关于此次出击的季节，《汉书·武帝纪》作“春”，《史记·匈奴传》作“秋”。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这次出击是对匈奴春季入寇上谷的追击和报复，应当也是在春天。另外，卫青所部直指龙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长在五月间大会龙城时一网打尽。但匈奴主力避开了卫青，致使其战果和损失都不大。李广、公孙敖两部则遇到匈奴主力，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此次汉军失利形成的教训，就是应尽量集中使用骑兵兵力。以后汉军对匈奴的历次出击，主力部队都不少于三万骑。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22]，即受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师古注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23]
颜师古对“殰”的解释未必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繁体“犢”（犊）的异写，“孕重堕犊”即牲畜因逃难奔跑而大量堕胎。军马一般是阉割的公马，所以主动出击的汉军无此困境。当然，刚度过严冬的马匹比较瘦弱，不适宜长途奔跑，汉军与匈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汉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社会的汉朝有便于储存的粮食，可以在出征前对战马进行集中喂养恢复体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准备远征漠北的单于主力，就采用了“粟马”的措施，《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以粟秣马也”，就是用未脱壳的小米喂马。为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远征，汉军共“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成功捕获单于主力并予以击溃。[24]除了这些外围保障措施，汉军的胜利更来源于卫青、霍去病对骑兵战术的创新。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如数十年前的晁错所说，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在颠簸奔驰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经过多年经验才能练就。现代匈牙利马术师拉约什·考绍伊（Lajos Kassai）致力于恢复匈奴人的骑射技艺。他在练习无马镫骑马的初期极为痛苦，甚至因颠簸造成连续多日尿血。[25]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到壮年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和李广这种世代生长在北方边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骑射方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部队出击匈奴，但以惨败收场，四路共四万汉军损失近半，说明传统骑兵战术难以对抗匈奴。[26]
在后来的出击中，卫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骑兵战术原则：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在稍早的中原战争中，已开始有骑兵冲击作战的尝试。如项羽垓下战败后，率骑士突围南逃，最后仅有二十八骑追随项羽，汉军五千骑兵紧追其后，将其合围，项羽等仍成功冲开了汉骑兵的包围。因为当时骑兵并不习惯正面短兵交战，但项羽此举也是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并非当时惯例。最后他转战到吴江边，决心进行短兵肉搏时，还是“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终于自刎而死。[27]
汉初另一次骑兵突击的壮举是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灌夫决心为战死的父亲报仇，与数十名家奴骑马“被甲持戟……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灌夫事后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可见此次壮举是在吴“壁”即军营中，而非在两军正式列阵交战之时。他和十余名骑兵能够冲进敌军壁垒，大概是利用了吴军守门士兵的疏忽，营壁中的吴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灌夫的十余骑最后也只有两人返回。这种骑马而用短兵（戟）冲击敌军的行为，在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闻天下”[28]。
卫青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原来比较少见的冲击战术。当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29]所以对于汉军指挥者来说，取胜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迫使敌进入近距离肉搏战，这要靠汉军将领对战机的把握。从卫青、霍去病指挥的对匈奴战役看，他们成功抓住了运用冲击战术的时机。
战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军对匈奴的第四次出击中，卫青带领的三万骑兵成功绕过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间合围了匈奴右贤王所部，从而将匈奴人擅长的追逐骑射变成了短兵肉搏。右贤王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都被汉军俘获。[30]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首次胜利，卫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将军”之号。
战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挥了对匈奴的第七次远征。此行汉军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书未记载此战具体过程，但抄录了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31]，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用“杀”“斩”“诛”三个动词，也在宣扬汉军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汉廷和汉军将士看来，这种短兵肉搏战显然比骑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骑兵已经超越了战国以来惯用的骑射战术，同时也具有了独立作战的战略职能。
战例三：汉军对匈奴最大的一次远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侦悉了汉军动向，单于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中展开混战，“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正义》引《三苍解诂》云：“纷挐，相牵也。”即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厮杀肉搏从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从发挥。第二天清晨汉军统计战果时，“捕斩首虏万余级”，单于则乘夜脱逃。[32]同时，霍去病所部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斩首更多达七万余级，但具体作战过程不详。匈奴此后几乎无力再侵犯汉朝边境，而汉军已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
战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余汉军，在班师途中被三万匈奴骑兵追上，双方激战九日，汉军仍旧采用骑兵正面冲击“陷阵”的战术，杀伤大量匈奴兵，终于将其击退。[33]
由于《史记》等文献对当时战争少有正面描写，许多战术细节的复原只能求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战术转型首先带来了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长戟是秦汉步兵的普遍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毕竟更大。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在孙家村画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骑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骑士。研究者认为，持弓箭者的尖顶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戟者的铠甲则是中原骑兵造型。[34]（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种持戟骑士正在刺死尖顶帽弓箭骑士的场景多次出现，其构图风格也基本相似，说明时人十分重视这种战术的威力。[35]
图1 孙家村汉代画像石（［日］林巳奈夫：《汉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图版10-22）
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战争场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战斗形势来看：左方的骑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边的骑士可辨认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战死或正在被杀（被左方一位持长戟骑士刺死），且右边骑士身后还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骑兵都戴尖顶帽，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旁边还有“胡王”二字榜题。故左边骑士应为中原军队，右边则为匈奴等北方民族。[36]这和孙家村等画像石一样，都代表了中原骑兵用长戟和冲击战术击败草原骑兵的战斗场面。另外，这些汉画像石中的骑兵都是没有马镫的。[37]
耐人寻味的是，卫、霍二人针对匈奴人优势开创这种全新战术，和他们并不熟悉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练掌握骑射技艺有直接关系。在参与对匈奴战争之前，卫青、霍去病都没有太多军事素养和战争实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戚受武帝重用。卫青年少时曾为主人平阳侯夫妇充当“骑奴”，这是他仅有的作为骑兵的训练；武帝还曾让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38]缺少“传统”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们创新的优势所在。
第四节 再论李广与李陵
与卫、霍二人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失意。
李广出身军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灭六国时为将，曾俘获燕太子丹。李广家传射箭技艺。《汉书·艺文志》甚至著录有《李将军射法》三篇。射箭技艺几乎是李广平生唯一的爱好：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39]
此外，《史记》还记载了李广在战争中诸多几近神勇的骑射表现，比如带百骑深入匈奴，连射（死伤）三名“射雕者”，然后面对数千名增援的匈奴骑兵，李广“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40]，带领部属安然返回军营。甚至在他受伤被俘之后，还能寻机夺取匈奴战马、射杀追兵而归。
李广平生对匈奴作战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数次覆军败绩，其实原因正在于此：他太重视发挥自己骑射的特长，而没有想到，多数汉军将士并没有他或者匈奴骑士们这种骑射天性，他们更需要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找到敌人弱点的统帅。在李广带领百骑远出追击“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丢下了自己的大军独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可以想象，统帅走失的一整天里这支军队处境是多么危险。元光六年（前129年）出击匈奴，李广部一万骑兵全军覆没，他本身受伤被俘后逃脱。这次惨败很可能也是由他个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击和被俘而引发。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作战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带四千骑兵深入匈奴，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41]但李广只将其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举措，仍旧坚持与匈奴人对射的战术，直到全军几乎损失殆尽，杀敌数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张骞率主力赶到，李广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运。
李广统帅军队依靠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42]
这种轻松随意的组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为和匈奴相邻的陇西边地居民，李广确实和他们有很多神似之处：骑射驰逐，行留无羁。[43]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司马迁的《史记》对李广极为推崇，而对卫青、霍去病的战绩记载并不详细，且对二人颇多微词，这因为李广家族和卫、霍家族有仇，而司马迁与李广家族有些渊源。[44]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战术创新的功劳，以至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本书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仅能做出部分复原。
在汉匈战争中，一次纯粹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役也值得讨论，因为它证明了匈奴人的优势骑兵仍难以对付汉军的正规步兵。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战。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军一个月至匈奴腹地，与单于主力数万人发生激战，李陵军且战且退，至距汉塞百余里处兵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一个很反常的个案：（一）出击时间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战的秋季，而非汉军习惯的春夏季节；（二）仅有五千步兵而无骑兵。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军进行这次战役的动机，今天已无法全面知晓了。但这次战役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匈奴骑兵并不善于和汉军步兵正面交锋：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携带五十万支箭（人均配备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单于主力围攻，汉军以辎重大车为掩护，“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单于始则轻敌，决心将其一举歼灭，先后调集十多万骑兵进行围攻，但一直难以成功。李陵军苦战多日之后，终因箭尽粮绝而溃败，但取得了杀敌万余名的战绩。[45]当时匈奴骑兵只射箭而不会冲锋肉搏，李陵军队又具有极强的纪律性，才形成鏖战多日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普遍采用冲击战术，对步兵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就再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
拉铁摩尔从权力结构来观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异，他认为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游牧族无法管理农业地区，所以对入主中原缺乏兴趣：“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让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46]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匈奴人的弓箭骑兵尚不足以与中原的主力军队进行决战（尤其是在汉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原。
[1] 常彧：《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4页。
[3]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
[4]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
[5]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2页。
[6]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
[7]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9页。
[8] 《汉书·晁错传》，第2289页。
[9]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第2444页。
[10]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第2451页。
[11]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2] 《汉书·晁错传》，第2281页。
[13] 此处颜师古注曰：“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即认为“突骑”是名词。这是用东汉以后的概念解释西汉初年的情况，不正确。
[14]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15] 《史记·匈奴列传》，第2901页。
[16]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
[17] 《史记·佞幸列传》，第3194页。这里有一处疑点，就是弓高侯韩颓当从匈奴归汉在汉文帝时，比武帝即位至少早了十余年。韩嫣与武帝年纪相仿，即使在祖父归汉时已经出生，也很年幼，不可能太熟悉胡人战术。“孽孙”身份可能与此有关，即韩嫣之父是颓当娶匈奴女子所生，当初未能随颓当一起归汉，因而韩嫣曾在匈奴中生活过较长时间。
[18]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2876页。
[19]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2847页。
[20] 这个策略似乎是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之计的翻版。据说李牧曾故意“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吸引匈奴前来劫掠，一面偷偷埋伏下重兵，取得“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的战果。但这个故事似乎经过了汉代人的改造加工。因为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族尚未形成统一政权，集结不起这么多兵力，当时的匈奴部也尚未崛起。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第2450页。
[21] 《汉书·武帝纪》，第165页。此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为元光五年，见第2923页。但《汉书》的《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见第2472页）皆为元光六年。
[22] 《汉书·匈奴传》，第3825页。
[23] 《汉书·匈奴传》，第3781页。
[24] 《汉书·匈奴传》，第3769页。
[25] 见［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谢焕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68页。
[26] 即前文元光六年（前129年）之战，公孙贺、李广部惨败，卫青部没有损失，同时取得“首虏七百级”的战功。但这七百首级和俘虏未必都是匈奴战士，其中很多应是碰巧遭遇到的匈奴牧民。
[27] 《史记·项羽本纪》，第334—336页。
[28] 以上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6页。
[29] 古德里奇（C. S. Goodrich）在讨论孙家村汉画像石时，也怀疑匈奴人是否配合汉军的这种战术，但他未能注意《史记》等文献中的相关战例记载。见Chauncey S.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6, No. 1,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Edward H. Schafer (Jan.– Mar., 1986), p. 47。
[30] 《史记》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5页。
[31]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9—2930页。
[32]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5页。
[33] 《汉书·武帝纪》云商丘成所部为二万人（第209页），《汉书·匈奴传》则为三万（第3778页）。未知孰是。
[34]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
[35] 参见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102、140、219，都是这种骑士以戟杀敌的“胡汉交战图”题材。
[36] 林巳奈夫没认定孝堂山画像石中汉军骑兵使用的是戟，他描述为“长枪上有一个向一侧伸出的枝杈”，认为汉军以此来钩住匈奴骑兵。见［日］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画像石述说的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唐利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0—91页。孝堂山画像石清晰拓片，见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43。
[37] 探讨西汉骑兵，还有很重要的考古材料是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只是该墓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且骑兵的兵器已大都无存，所以难以做出定论。杨家湾军阵骑兵俑有大小两种类型，都无马镫；小型俑的骑士多背箭囊，可能使用弓箭作战；大型俑则不见兵器存留，有研究者推测是用矛戟等近战兵器，且大型俑占了583件骑兵俑中的大部分。参见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白建钢：《西汉步、骑兵兵种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本书认为，如果大型骑兵俑确实是使用近战兵器，则这座墓应属于骑兵冲击战术盛行（即武帝中后期）以后。
[38]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9页。
[39]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2页。
[40]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69页。
[41]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3页。
[42]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69—2870页。
[43]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李广这种与匈奴人类似的生活、战争模式，但他认为是李广从敌人匈奴那里学来的，本书则认为是李广作为陇西边地居民（草原与农耕过渡地带）的固有特征。拉铁摩尔曾指出：汉—匈边疆地带（或者说农耕—草原过渡地带）的人群兼具两方的特征，并往往在双方之间的冲突和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见［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320、325页；［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80—378页。
[44] 参见姚大力：《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读史的智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45] 《汉书·李广传附李陵》，第2451—2456页。
[46]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