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3]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4]
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5]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
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6]
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狄宇宙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容。[7]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8]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9]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六韬》中的战国骑兵战术原则
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来，中原政权也学习游牧族战术组建了骑兵部队。骑兵和春秋时盛行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又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尚无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击，和战车的战术有很大区别，所以尚无法完全取代战车。《六韬·均兵篇》对车、骑兵战术特点进行了比较：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10]
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陷”）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要”）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伺候”），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绝粮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击便寇”）。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当然，两者的共同点是速度快，当敌军已经溃散奔逃时，两者都可以参与追击歼敌，但其任务详细区分起来仍有不同：战车“遮走北”，“遮”是从正面阻截；骑兵“踵败军”，“踵”是尾随于后，仍侧重追踪引导而非直接战斗。
《六韬》的《战车篇》和《战骑篇》分别列举了适合车、骑作战的“八胜之地”“十胜之地”。此“地”不是狭义的地形，而是车、骑兵攻击敌军的各种时机和方式，即战术。《战骑篇》的“十胜”实际只列举了八种情况（条目序号为本书所加）：
（一）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
（二）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
（三）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
（四）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五）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
（六）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
（七）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
（八）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11]
第一条是针对敌军步兵阵列还未排好时进行攻击。第二、三条针对的是敌军已经部署完毕的步阵。其他都是攻击在行军甚至逃跑中的敌人，以及骚扰敌后方，破坏粮运。值得注意的是，对敌人步兵，骑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战术，即贴近敌军奔驰但不正面冲锋，同时射箭给敌军制造紧张气氛。因为步兵大量装备长柄兵器，如《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会部署在受敌军威胁最直接的方位。无马镫的弓箭骑兵直接冲击这种军阵，无异于自蹈死地。《六韬·战骑篇》列举了骑兵“九败”的情况，第一条就是攻击敌步阵，“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可见骑兵贸然冲击步阵是很难获胜的。
特殊情况下，战国骑兵也可以冲击陷阵，但那是针对敌骑兵，而非队列严整的步兵，《六韬》骑兵“十胜”战术第一条，“陷其前骑”，攻击的是敌军骑兵，因为敌骑兵这时正在保护“行陈未定”的步兵，需将其驱逐，才能驱散正在列队的敌步兵。“十胜”的第二条，敌步兵“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是最难强攻的局面。此时骑兵的战术是对敌阵“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靠马群快速奔驰制造巨大声势和尘土，“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以震骇敌步兵，使其丧失斗志而溃逃。但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六韬》作者只说“其军可克”，“可”表现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其他诸条“必走”“必惧”“必败”“必乱”的承诺完全不同。其实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这种紧贴战术危险性很大，因为接近步阵的骑兵必然受到敌弩箭射击（《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便发力，骑兵所用的弓远不如步兵弓弩射程远，战马作为射击目标也较大，而且步兵还能得到盾牌的保护。所以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
第三节 秦汉之际的骑兵战例
赵武灵王改革以来，骑射战术被引进到中原。但骑兵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意义并不相同：草原民族只有骑兵；中原政权的主力是步兵，骑兵和战车兵都扮演步兵的辅助角色。此时骑兵在中原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马镫提供技术支持；战术习惯上的因循则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族，他们还保留着在故乡的战术习惯。在楚汉战争中，来自游牧族的楼烦骑兵就极为活跃：“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12]注引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汉军骑将灌婴斩、俘的战功里，也有很多“楼烦将”，可见秦军和楚军中也有很多楼烦骑士服役，且一直坚持着家乡的骑射技艺。
从秦汉之际战争的记载看，当时骑兵主要负担侦察、骚扰、破袭敌军粮道和后方等辅助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敌军的骑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对抗敌主力步兵。这和《六韬》中的骑兵使用原则完全一致。下面主要总结刘邦在反秦战争及楚汉战争中组建、运用骑兵的过程，从而探讨这一时期骑兵的实战特点。
抗击敌骑兵的职能：《六韬·均兵篇》说骑兵的主要用途之一为“击便寇”，即与敌非主力的机动部队作战。在刘邦军队发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来袭的敌骑兵（有时也兼有车兵）。刘邦的骑兵部队和战术就是在与敌优势骑兵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刘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砀郡境内时就遭到了一支秦军车骑部队的攻击。《史记》载此战：“是时秦将章邯……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13]当时章邯正带领秦军主力与陈胜所部作战，大概是出于对刘邦势力扩张的担心，章邯派车骑部队紧急北上迎击，刘邦军战斗失利退保留城：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14]
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15]
《史记》注家对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释，其中两说较有道理，一说“在军后曰殿”，一说“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战刘邦败退，周勃可能负责殿后阻击，任务虽然完成但有较大损失，所以评定为下等功。这应是以步兵为主的刘邦义军首次与敌成建制的车骑部队作战，受了挫折但未致全军覆没，也说明秦军车骑部队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难以全歼敌军。
刘邦收拢败兵，再次攻击砀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队伍。此时刘邦部队中开始有骑兵的记载，应主要来自克砀郡后争取到的秦军骑兵。不久他“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16]。可见此时刘邦只将骑兵作为自己的亲随保卫部队，部将靳歙以“中涓”之职为刘邦统领骑兵，而“中涓”本是内侍性质的官员，[17]为刘邦驾车和统领战车的夏侯婴也是中涓之职。后来刘邦的骑兵部队称为“郎中骑兵”，也是贴身侍卫之意。这一时期，刘邦部属诸将应该也会俘获一些敌骑兵或战马，分散在各自军队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受命西进入关。当转战到南阳时，“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18]。这是刘邦部队首次集中骑兵兵力作战，具体背景不详，可能遇到了比较强大的敌骑兵压力，也可能是集中骑兵进行奔袭。在随后入武关、蓝田的战斗中，靳歙率骑兵斩秦军“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19]，另斩首俘获士兵八十五人，可见是与秦车、骑兵作战。秦朝灭亡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在汉中积蓄力量，对骑兵军队进行过整编，靳歙迁为骑都尉，另一位将领傅宽也迁为右骑将。刘邦和项羽决裂后北上攻击关中。这里是秦军故地，有一些车骑武装，樊哙在此时期曾担任“郎中骑将”，与故秦的车骑部队作战。骑都尉靳歙在占领关中的战争中也表现出色。
楚汉战争中，刘邦固守荥阳，受到了楚军大量骑兵的威胁。因为汉军粮食来源为黄河边的敖仓，距离荥阳城四十五里，这座粮仓成为楚军骑兵重点攻击的目标。刘邦迅速集中骑兵力量与敌骑会战，汉军中老资格的骑兵军官靳歙、傅宽都参加了这次战役。[20]《灌婴列传》记载：
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可见此前刘邦骑兵尚不习惯成建制集中作战。项楚骑兵的威胁是促使刘邦骑兵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此次骑兵会战汉军仅达到了保卫粮仓的目的，但没有歼灭楚军骑兵主力。
破袭与略地作战：荥阳敖仓一战击退楚军骑兵后，汉骑兵迅速转入进攻，所用战术与楚军相同，即迂回到敌后方破坏其粮运。“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21]楚汉之间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发生在汉王四年（前203年）韩信进占齐地时。当时刘邦、项羽主力对峙于荥阳，无法分身，只能派遣各自的骑兵赴齐地参战，于是发展为一场规模空前的骑兵大会战，齐车骑将军华毋伤，楚骑兵将领龙且、周兰都被杀或被俘获。汉军乘胜占领齐地。
汉军平齐后，项楚的东线暴露，所以汉军骑兵没有返回刘邦麾下，而是乘机长驱迂回，进入防御薄弱的楚腹地破坏项羽后方。靳歙和灌婴率骑兵进占鲁地，从东、西两路南下侵袭项楚后方核心地区（今江苏中北部），直至占领其都城彭城。[22]当刘邦与项羽决战垓下时，汉骑兵主力北上与刘邦会合。项羽率少量骑兵突围后，灌婴骑兵穷追至乌江边，终于迫使项羽自杀。此后灌婴、靳歙两支骑兵部队分头袭掠长江流域，灌婴平定了下游的吴、会稽、豫章等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及江西省），靳歙进占长江中游的江陵，平定南郡（今湖北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骑兵行军速度快，可以乘敌主力被歼灭之机迅速略地扩张，但仍缺乏攻坚手段。如汉军骑兵在垓下之战前就袭掠了鲁地，但当地人忠于项羽，仍坚守城池。直到汉军已获取项羽人头，当地人才出降。
从骑将灌婴等人的战功统计可见，其战果主要也是敌骑兵。如灌婴从起兵到汉初的战绩，累计斩、俘敌“楼烦将”二十人、[23]骑将十五人、左右司马五人，都是骑兵军官，当然这些战绩也包括灌婴下属所获，并非都来自他本人。靳歙部在攻入咸阳之前，曾斩秦“骑千人将”一人、“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从汉中进攻关中时，所部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后与韩信分路进军赵地，获战果“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24]。可见靳歙部的作战对象除了敌骑兵外，还有战车兵。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起“七国之乱”。吴国地处南方，缺少战马和骑兵，当时曾有人劝说吴王：从吴地北征要经过淮河与黄河间的广阔平原，而这种地形正适宜车骑部队作战，所以应该迅速穿过这个地带直取洛阳。但吴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采用了步步推进的战略，长期围攻梁城不下。[25]这一漏洞被前来平叛的太尉周亚夫利用，他一方面命汉主力步兵坚壁不出，牵制住吴军主力，同时“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26]。这是运用骑兵战术配合主力获胜的典型战例。另外，此战统帅汉军骑兵的是弓高侯韩颓当，他是汉初叛逃到匈奴的韩王信之子，在匈奴生活多年后归汉。[27]所以，战国到汉初骑兵战术与游牧族的区别较小。
[1]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6页。
[2]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另外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77页，“狩猎业成为练兵习战的手段”节。
[3]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
[4]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2页。
[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57页。
[6]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7] ［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5—266页。
[8] ［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324—325页。
[9] 可参考林幹对西汉前期匈奴历次入塞劫掠的总结，见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
[10] 《六韬》，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8页。标点有改动。关于《六韬》目录版本学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参见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韩立森：《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文物》2001年第5期。本书分析《六韬》骑兵战术的特点，也认为《六韬》属于骑兵冲击战术出现之前的作品，反映的是战国后期的战术思想。
[11] 《六韬》，第41页。
[12]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28页。
[13] 《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第352页。
[14]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2021页。
[15]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65页。
[16] 《史记·汉高祖本纪》，第352页。
[17] 《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洁也。”如淳云：“主通书谒出入命也。”（第2763页）
[18] 《史记·汉高祖本纪》，第359页。
[19] 《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第2709页。
[20] 仅从《灌婴列传》的引文，尚看不出双方此战争夺的是汉军粮储。但《傅宽传》云：“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第2707页）可知骑兵会战正发生在敖仓之下。后来傅宽随韩信征齐时，与龙且、周兰骑兵又有激战。
[21] 《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68页。
[22] 见《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樊郦滕灌列传》。
[23] 《史记·灌婴列传》索隐引李奇曰：“楼烦，县名，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张晏曰：“楼烦，胡国名也。”（第2269页）按，不仅楚军中有楼烦将，汉军中也有，见本书前文。
[24] 以上见《史记·傅靳蒯成列传》，第2709—2710页。
[25]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
[26]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第2076页。
[27]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