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族的荣耀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古老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公元1789年8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停地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民众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3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平民百姓宣布赞成人权理论。从此，人权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精英，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的职责，决定着普通民众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阶层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做一些冠冕堂皇的办事员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道上喝咖啡，或者在二号街道上开饭馆。
古老的法兰西死亡了。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法兰西已经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至于激励着当时所有虔诚的男男女女的冲天激情，更不用说了。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来临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独裁政府的各种邪恶，都要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1)，暴政的时代就要终结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点儿。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污秽的事物被涤荡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再次看到了面熟的“不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马裤，梳着罗伯斯庇尔式的发型，与检察官并排而坐，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10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依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顽固地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意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具有哗众取宠的本性）却是以数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为代价。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优雅的叙述。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地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
大革命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研究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分的哲学结论，最终摆脱掉普通民众的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要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伤害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精神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关系不大，只要能起到上述的效果，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不限制数量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让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掉旧日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又热情地报道了该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用推车运往城市的另一头，重新修建起一座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暴虐、罪恶，同样出于镇压和恐吓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但他们却开始受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化妆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疾驰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穿上被人丢落的皇袍，又做出与他们的前任同样的错误之事和暴行。
这一切都实在是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才好。
毋庸置疑，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动机是好的。《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搅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招惹到什么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国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米拉博(2)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远近闻名的让步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归西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对他们在8月4日晚上的宽宏大量的表示深为后悔，于是便开始使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公元1791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晚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不管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像他们的同胞——教师、邮局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地看成国民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新宪法对教士的规定直接践踏了公元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署的各项正式协议。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新宪法，要么退职，饥饿而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的程序。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虔诚的，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窝里交流思想、共享圣餐；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到他们以前的教民家里进行拜访。
通常情况下，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境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经乱作一团，就连对付宪法的敌人，也只能勉强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由于这些出色的教士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似乎没有人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教派”，并要求享有特权，而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也正是这种人顽固地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革命的宽容之处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公元1925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既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极端的激进分子已经彻底控制了国民议会。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昏聩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岸的惊慌。它导致了从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一刻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成恐怖统治。
饥肠辘辘的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成果的努力便成为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处理政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残酷无情的人手中，认真学习历史的学者都很熟悉这一事实。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居然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纯粹美德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实本性，已经为时过晚了，这就好比是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白费唇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中决定民族命运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统治着世界。有些人则认为人类只推崇一个东西：专横的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或许能在这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性建起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们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们原本想给予荣誉的一帮人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论的无知信徒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有争议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种种象征。他们在往昔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灾难，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气味，就会勾起早已忘却的狂怒，致使脸色发白。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着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之举，却是革命心理的特点之一。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国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将一年划分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着，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这段时间并不长。
在空荡荡的雅各宾俱乐部里，无论如何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空的主张还是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他们连两个星期都没忍耐得了。旧神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神呢？
结果，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切形象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恰到好处地穿上古希腊服装，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位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非常隆重地送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一个早已为旧信仰的追随者所抛弃的地方。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充分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那些灵魂受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销声匿迹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手匆匆地隐藏了起来。自由女神的塑像占据了她的位置。这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结束。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的新鲜事。在唱诗班的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顶棚，它们象征着“哲学的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膜拜时，“哲学的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一刻。
但“最后一刻”不到6个月就到来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上午，法国民众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一条信仰。6月8日，新的至高无上的神（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造就出来的）正式向企盼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庇尔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摇身一变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精神癫狂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居然被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降临，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此人身穿自己设计的怪异制服，得意洋洋地大讲特讲，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好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再次被相提并论，就像往昔的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6个星期里，成千上万的人在断头台的斜斧下丢了脑袋。
他的其他故事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邪恶的仇恨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让法国抵达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美德的敌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难保，便动手回击了。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斗争，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没过多久，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削弱殆尽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获准了不同宗派并存，并给它们以同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理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建教堂、公理会和协会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有个前提——即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长和教士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离的原则（参见公元186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政府，以恢复君主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夫人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老将和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精彩的素材，但这只能表明他们是白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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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赛曲》的歌词，原文为法文。
(2) 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