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导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住满了愚昧无知的可怜人，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在需要自己作出决策的时候，就头脑发胀，因此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愚昧的群众受某个了解他们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大有好处；对这些人而言，也会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因为他们无需再费神去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把全部时间用于自己的工厂、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上。”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要客、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成是文明的必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建公路、简易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以下论点：“普通的老百姓是上帝的最高贵的发明。他们是自身权利的统治者，具有难以逾越的智慧。他们的动机审慎而高尚，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想通过委员会来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政务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时缓慢得出奇，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务交给几位可信的朋友，这些人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奉献给人们的福祉。”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首席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简易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赞赏人的良好品质，也了解人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历史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身利益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自然的发展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速人们智慧的增长，就好比是要加速潮汐或季节的更迭一样，只能是劳而无功。他们难得被邀请加入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资金用在学院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派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古代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编写一部百科全书。
像其他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自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5020卷的百科全书博取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37本书，引以为豪。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1500年，在启蒙方面没有搞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花费了许多年编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此书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真正宝库。在编写时，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目的是使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记住他提供的大量趣事。此书中有一大堆可怕的谬误，却被中世纪以后的18代子孙牢记在心，他们把这些玩意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中的定论。
编写百科全书的人
200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编纂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100年增加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但我不知道这些书的最终情况。蛀书虫（对家禽是有用的）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恐怕地球上就没有摆放其他东西的地方了。
最后，在18世纪前半期，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编纂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堂。和现在一样，这些书通常是由贫困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8美元过活，个人的劳苦费还不够买纸张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存在这类作者的伟大国家，所以居住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翻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借此大发横财。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看准了这个生财之道，就故意欺骗他的合伙人，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逐出后，便为了一己之私而继续盗印该书。他把即将出版的书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很能招徕顾客的精美书讯，颇引人注目，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聘请了法兰西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做总编，购买了大量纸张，然后就坐享其成。
不幸的是，编写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像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那位法兰西教授搞出了笔记而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大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全乱套了。
在这紧急关头，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聘任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成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变成了18世纪对人类整体启蒙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当年37岁，他过着既不安逸也不幸福的生活。他不愿意上大学，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前往巴黎，当了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忍饥挨饿的生涯（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同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绝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少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必须得做各种杂活儿，并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声名扫地的修订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内心，这个拜勒的学生依然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抱有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不得小觑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带进了万塞纳监狱，被严密监禁几乎有3个月之久。
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能言善辩的人。他在这个由他领衔的项目中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遇。仅仅将钱伯斯的旧资料修改一番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太棒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个领域最有权威的人士撰写。
狄德罗对此满腔热血，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负责，并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取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上“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过了20年，他终于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聘任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薪金从不大于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或者是当时很忙，或者说下个月再写，或者得去乡下看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不快，他还是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很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毁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被斥责为有毒害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淹没在一片怒吼声中。而在今天读起来却像给婴儿喂奶的器具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18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人们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冲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响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宽阔的乡村，彼此之间都很熟悉。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之。对饥肠辘辘的人，他敞开大门来招待。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这个一门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范，而这些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系统，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窥探情况，还会对狄德罗的家进行突袭搜查，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丝毫没能阻抑他工作的热情。这个大项目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预期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嗅出了新时代的气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彻底的大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
看来我对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有点夸大。
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整天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当4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十足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享有的声誉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百科全书》，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领袖们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凡是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时刻，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以避免即将临头的灾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采取措施。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信——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过时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当，都保持着原样，这就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夫都要过同一种贫困而无生机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儿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人预料的。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王族出身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斗争活动的参与者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新教徒对他们痛恨得咬牙切齿，就像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虔诚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18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而言，他们倒是像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对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他们通常缺乏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
他们很少注重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世界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迦勒底人的历史记载中捡取一些片段，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知的内在呼唤。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中，他们根本不计后果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