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乱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联盟军并不是获胜的一方。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无法施展实力。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和迅速，这样联军就率先离开了战场。入夜，联军向北方撤退。参加这场炮战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魏玛世袭亲王的助手。
数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关于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黏的没踝泥泞中，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极了。在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受上帝青睐的君主权力被抛入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逃之夭夭。他们紧紧握着手中的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前进，再前进！一直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送到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他们的战马拴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每一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下这样的词句倒是轻而易举。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已经死去大约150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但他们赋予这个世界的许多好东西，我们永远感激不尽。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人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树下面愉悦地跳舞，但在随后的3个月中又像城市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他们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整一下布有蜘蛛网的假发，就立即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骇人的灾难。
但是为了成功对抗敌手，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模糊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敬佩百科全书派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回收废品的小贩，把曾经虔诚的奉若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炉灶。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费尽心机。
天哪，就像细心摧毁一切文字材料时常有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坏，这就是戏剧舞台。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抛撒出一车车鲜花的那一代人，他们无法再宣称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那未免过于幼稚。他们曾经为《睿智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
这出戏是18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的德国人。他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派教士。莱辛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并不热衷宗教的行当，经常逃学。父亲获悉这个消息后，把他喊回家，让他作出一个选择——要么马上退学，要么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莱辛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教士大。
不过，他答应做到父亲对他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返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作保借贷。后来这些演员们在城里找不到踪影了，为了避免因欠债而被捕，莱辛不得不逃至威登堡。
他的逃跑意味着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到达柏林，在这里度过了好几年，为几个戏剧刊物写文章，稿费非常低廉。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可是，他们刚一起程，就爆发了7年战争。那个朋友被迫从军，赶乘第一辆马车回家乡了。莱辛再一次失业了，在莱比锡城里漂泊。
但莱辛是个善于社交的人，没过多长时间，便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军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饥肠辘辘的莱辛以洞察力，引领他慢慢步入正在逐渐传遍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呢，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家。
莱辛
接着，莱辛又给布雷斯勒城堡的指挥官当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戍守生活无聊至极，为了消遣时光，他便认真研读起斯宾诺莎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去世100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外国。
然而，所有这一切仍然无法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差不多40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做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数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不受普鲁士宫廷欢迎的人。他首次访问柏林时，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他允许这个年轻人借阅当时即将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急匆匆地离开柏林时，把这部手稿打进了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恼怒至极，当时便大喊大叫地说自己的手稿被盗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应该监视边境，等等。伏尔泰的样子完全像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的作风。没过几天，邮差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条顿青年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品质的人表达了个人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原本可以轻易被人们忘掉，但是18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时期。大约20年以后，腓特烈国王仍然不喜欢莱辛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乐意莱辛到他的宫廷来。
莱辛作别了柏林，抵达汉堡。这里盛传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无奈之下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都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一流的。该馆藏有1万多部手稿，其中有一些是基督教改革运动史中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自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家的人本身便是个很令人怀疑的角色。没过多久，莱辛就又一次遭遇到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发表过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观念的文章。
事实上呢，那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在他的领地内开展一场宗教战争十分惶恐，便命令莱辛这个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躲避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鲜明地指出，不得用戏剧手法处理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就开始通过戏剧形式重新表述自己的看法。
在这座小镇子的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睿智的南森》。这个主题极其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找到这篇故事，在那里它的题目是《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亲王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盘剥这个倒霉人的钱财，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不幸者找来，大加赞赏了一番他的学识和智慧，然后问他，在流传最广的三种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那位德高望重的犹太老者没有正面回答亲王，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枚特别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手上戴着这枚戒指的儿子，就是继承他全部财产的人。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代传下来，一直风平浪静。但是戒指的最后一个主人，他有3个儿子，无论是哪个儿子，他都非常喜爱，所以根本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定做了两枚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喊来3个孩子，为每个人祈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枚戒指的继承人。安葬完父亲后，3个孩子都宣称自己才是遗产的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枚戒指。由此引发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到法庭处理。由于这3枚戒指一模一样，法官们也没办法确定哪一枚才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便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了。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表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拥有垄断真理的权利。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义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十全十美的偶像让别人崇拜，说什么“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公元1778年曾颇受称赞的思想，当时在那些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在大风暴中都极力想方设法地保住残存的牲畜和财产。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交给警方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协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反动彻底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50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塑人们精神世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空洞的演说、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赋税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从商，想坐在自己的前厅里喝咖啡，不再遭受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不再被迫喝令人恶心的从橡树上挤出来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康宁的生活，他们就宁可容忍一些小小的不便。比如说，向每个佩戴有铜纽扣制服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鞠躬，并用“老爷”来称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完全出于需要，是经过漫长而动乱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舞台、新的治安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的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的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雀跃中，就断言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彻底遗忘，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携带一大本《圣经》去教堂，剩余的日子则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得公开个人的意见。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地左顾右盼，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密探，才能说一些自己的观点。不过，当他们还在起劲儿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时，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的“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们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国家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悲伤地摇摇头。
他们的新主人所做的，与那些从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类历史的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主人们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抨击政府的演说，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拖进监狱，从严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们不过是没什么头脑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弄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灯光昏暗的酒馆里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点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小心谨慎的听众，在这里比在公共讲台上，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天神智慧地赋予某些人一点儿权力，可这些人又总是担忧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悲哀了。一个国王可以离开他的王位，并且笑对这场中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插曲。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终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而言，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职务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讽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理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询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透了。
他们随即被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留下妻子和儿女，全要依靠邻居们的好心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一大批真挚地想消除许多社会流弊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蔼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涤除了。今天，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康德教导说，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这种理论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恶名远播，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狼藉，因为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乐曲。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消失不在了，整个世界都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活跃的学术时代，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镇集市上那些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并指挥演奏的最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沃土作为他们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在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之后就全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国翻版，在这个统治者看来，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毫无意义。虽然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散得无药可救。不过呢，这倒使他的帝国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二世被选为皇帝，政策发生变化的事就发生了。他当选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众多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狂热的爆发中曾发誓，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公元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国教和唯一信仰的宗教。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特的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每位新娘都带来了大片欧洲领地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18世纪后半期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变。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厌烦了教皇的不断干涉。他们非常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教廷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说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则争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他们又是由教区全体教众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愿意承认罗马教皇，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历代教皇绝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教皇应有的领地范围之外。
教皇则利用各种惩罚（包括训令、诅咒、逐出教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提倡教会权力下放而丢掉小命。
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明确解决。后来在18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重新提出这一思想。这位代理主教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的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更为人熟知。他接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前往莱顿大学读书。他抵达那里时，恰好赶上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的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称颂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时，这种猜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这位代理主教的推理思路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愿意做，就能轻而易举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抱有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他人相信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很难说清楚。但是从抗泰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的思想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即刻受到罗马教廷的斥责（公元1764年2月）。但这时奥地利皇后玛丽亚·泰雷兹却对抗泰姆表示了支持，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弗布罗尼主义或主教权限主义运动，它在奥地利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有实效的《宽容法》。在公元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将他颁赐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后的劲敌、普鲁士的腓特烈的翻版，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决定的惊人天赋。最近的200年间，奥地利的家长们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如果不上床睡觉，就会被新教徒抓走。如此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并拖着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视为至爱的兄弟姊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理，可怜又虔诚、勤奋又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亲戚们包围着，他做出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胆之举，值得大力赞颂。在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他是勇敢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的第一人。
他3个月以后做的事更让人震惊。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当时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拓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当中。从此，犹太人获准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自由空气。
我们应该就此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件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做事者的天堂。
我倒是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随兴而起，做出了超越常理之事。可是，奥地利的农夫们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因此，他们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敌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那部杰出的《宽容法》已经颁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的人们仍然和16世纪一样处于低微之境。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担任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其实他就连和皇帝的擦鞋匠一起吃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空洞的法令就说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