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国际劳动节，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不再庆祝这个节日。聚集在饭店门前的一小群人相比于社会主义早期的大规模集会而言，简直就是个玩笑。那人数甚少、拖拖拉拉的集会，那临时准备的旗帜，那冒失无礼的反抗，全都属于这个国家贫困的现在，而不属于它同样贫困的过去。暴君本人在自己统治的最后10年，取消了所有“国际主义的”欢庆活动。那些保留下来的需要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特征，聚焦于那位无与伦比者的形象。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1945年5月1日，9岁的我刚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返回，参加了“第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在纳粹的噩梦之后，那个春天带来了复兴和自由的希望。在我的口袋里有份临时证书，它将保证我“遣返”祖国。我们刚一穿越边界，雅西警察即将我们纳入他们的羽翼之下，并授予我们以正式的证明：“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诺曼和露蒂，据此于1945年4月14日，通过尤根尼-雅西海关，自苏联遣返。他的目的地为法尔提西尼市镇，巴亚县，卡扎沃达街。”当然，证明中没有提及我们为什么被“放逐”，然后为什么被“遣返”，或者被谁“放逐”和“遣返”。我们回来的两周后，我与父亲在法尔提西尼的大街小巷游行，以向遣返的光辉前景致敬。
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又一次重返祖国，目睹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然而，这一次，在共产党倒台后，已不复它即将横空出世前的盛况。与此同时，列在1945年的文件上的四重唱组已经解散，远离祖国已经成了我们新的归属状态。只有苏恰瓦坟墓中的居住者留在了后面，而这违背了她的意愿。今天，我将用探访另一座墓园的方式度过五一节，不是位于斯特劳勒斯提（Strsuleǎti）的那座墓园，在那里，我可以与飞象或贝尔鲁简短地聊一聊，与玛丽亚重逢。我时间不多，死者和生者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要去九九（Giurgiu）区的墓园，给茄拉父母和祖父母上坟，向他们传递她无法传达的消息。
在分别十年后，我也将与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相逢。“爱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术语……一个人留下的空间要比他以前占据的更大。”他在死前写信给我说。诗人将欧姆定律变成了人性定律。“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的渴望想念你。我可以听见孩子们正在街上游戏。我们还能再在一起游戏吗？”1986年以后，虽然距离遥远，我们还是继续了我们的游戏，而我们现在仍在游戏。
我还是在金头脑的陪伴下前往墓地。看门人还是多年以前的那位老人。我们付了入园费，为社团做了一份“贡献”。我们在埋葬者的登记簿上查找，找到了我们想去的坟墓的位置。
一进墓园，就可以看到一尊雕塑，雕的是一根折断了树枝的树干。一块纪念板上用战后初期风格的白色字体写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军队发动侵略，利用被拘的犹太人为强制劳力，毁坏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墓地。成千上万的花岗岩墓碑，真正的艺术品，遭到了破坏，或是被法西斯主义者运回了自己的国家。此处展出的墓碑是那次破坏的遗存物。”几块花岗岩石板从一座基座上升起，形成了一根树干，从树干中又现出一具断臂躯体。一块石板上用俄文刻着：“记者朱利亚·奥斯波维奇·沙克霍瓦夫。”旁边的一块刻着：“索菲亚·莫塞埃娃·戈尔德。Mir tvoemu,dorogaia mato”——愿你安宁，亲爱的母亲。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刻的日期是1947年，上面的铭文写着：“为了纪念罗马尼亚的神圣殉难者，他们为了上帝的圣灵，死于位于黑海水域的斯杜姆号轮船上。”——这是为了纪念寻找巴勒斯坦天堂的769位罗马尼亚人，1942年2月24日，他们的船只在黑海被一枚苏联鱼雷击沉，葬身于大海之中。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理石的三侧。
我沉默不语，迷失在过去之中。我看见一个高挑瘦削的男人，微微有些驼背，当机立断地行动着，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我还看到一位干净优雅的女人，带着她特有的平和神情。我还看到一个女人，她迷失在老年的迷雾之中，自得其乐地偷饮着樱桃利口酒。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再也没有人会骂他们是“无根的侨民”，外国人。现在，他们都已化为尘土，这个国家的土壤，祖国的财产。过去他们是陌生人，现在无人会在意。他们是地球上的尘土，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我将手搁在标志着茄拉父亲杰克的坟墓的白石板上，放在茄拉母亲和祖母伊夫琳和托妮的合葬墓的墓石上。我按照现在都已化为石头和尘土的祖先的习惯，在每块墓石上都放上一枚小鹅卵石。我看见了苏恰瓦的墓地和在巴德学院等着我的小墓园。我们寻找着诗人半骑人/半死亡骑人—半独腿兔/半独腿死兔的坟墓。
“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就一会儿，求求你，刽子手先生。我的朋友徒劳地哀求着，依旧乘着一个半跛足的幻影。“火焰比它正在消灭的书籍还要微弱。”他一面说道，一面蹒跚着四处转悠，惊恐万分，汗流浃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毁灭你自己，但你必须满怀激情地去做。”那不知疲倦的人不知疲倦地重复道，每个音节都让他害怕得发抖，仿佛它是一把利剑。“你在哪里，恐惧的学生？你的《圣经》在哪里？”他问我，一面用一条腿四处跳跃着，与他一起跳跃的还有他那跛足的黑狗。接着，他又一次带着兄弟般的亲切感将他的秘密低声吹入我的耳际：“诗歌，那谎言的探测器会在耳朵里爆炸。”那些影子和小丑摘下了面具、假体，将拐杖抛在一边，排成一行由闪着磷光的字母构成的整齐的队列：“弗罗林·穆古——诗人——1932—1991年。”我活着，仍然活着，为了又一个现存的时刻，向弗罗林·穆古的墓石倾下身去，向苏恰瓦墓园的另一块墓石倾下身去。“我希望第一个死掉的人是我。”她曾说。“没有了马尔库，我将成为你的负担。我很难相处，与我一起生活很不容易。我总是神经质，倾向于夸大其词。这会让你太过沉重。”
确实，日子将过得很不容易。她动不动就惊慌失措，她很难相处，她肯定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没错，日子将过得很艰难。“你爱的人就是那个在他或她消失后留下的空间比以前被其充满的空间还要大的人。”她的祈祷无处不在，她是第一个死去的人，留下的空间甚至比她曾经泛滥的存在还要大。没错，她实现了被诗人弗罗林·穆古重新定义的欧姆定律的标准。她的存在可能令人心力交瘁，她的占有欲极强，让人无法忍受，可是，她留下的空间甚至更大，甚至更让人无法忍受。“你和茄拉，照顾父亲。”她曾说。“他不像我，他永远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他寡言少语，不善交际，你们了解他。他孤僻脆弱，易受伤害。”命运一直在照顾他。那位鳏夫被从他的家乡解救出去，送到了圣地，进入事实上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孤独之境。最近，他被转送到了老年痴呆症的沙漠之中。
一天前，在墓园，我们没有机会谈及父亲或茄拉。我们的重逢很短暂，死去的女人的问题集中在她儿子和她父亲身上。这两个人似乎一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儿子现在生活在纽约的巴比伦，而书商阿夫拉姆则躺在乌克兰的一座无名森林中。现在，当我离开这过去的墓园时，我必须向她说说她丈夫。
我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我告诉她。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我，他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起来。他快乐地笑着，一张平静的面容上的永不变化的微笑。我对她说起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景。
那是6月的一个周日。我到达耶路撒冷的贝伊特·利文养老院时比计划的要早。我走上二楼。这一次，父亲不在起居室的那些幻影之中。我到他的房间去找他。我打开门，站在门口，没有前进，也没后退。我注视着他。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年轻人正两手各握一条毛巾，帮他擦拭身体。年轻人看到我，露出笑容。我在前几次探访时认识了他，并且与他有过几次交谈。他是个年轻的德国志愿者，在耶路撒冷的养老院工作。消瘦敏感的他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时都永远表现得彬彬有礼。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从德语转向法语和英语，以及还待熟练的意第绪语词组，以便让那些生活在老年巴别城[1]中的老人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曾用德语交谈，他现在使用这种语言来安抚我的父亲。我的亲眼所见证实了我从为他歌功颂德的护士那里听来的事。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让其他看护因精疲力竭而陷入崩溃的日常工作中，没人能像他那样。他细心地清洗着父亲沾着粪便的身体的每个部分——瘦骨嶙峋的胳膊，苍白如蜡的大腿，肌肉松弛的屁股，脆弱如玻璃的膝盖。年轻的德国人正仔细地揩拭着老犹太人的身体，擦去纳粹海报曾在他身上堆满的秽物。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此情此景，然后关上门，转身离开。我回到起居室。半小时后，父亲来了，微笑着。“你今天迟到了。”我说。“我起晚了。”他回答，带着一如既往的恍惚的微笑。他已经忘了那个年轻人，他刚刚帮他清洗完身体，给他拿来干净衣服，替他穿上，然后带他来到我正在等候的起居室。
在离开过去的墓园之前，我必须告诉她这最后的重要信息：终于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父亲现在正无忧无虑地得到一位想为自己的国家赎回荣誉的年轻德国人的悉心照料。最后，在太迟的九年之后，我终于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我祖国的葬礼上。
[1]巴别城（Babel），《圣经》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后代拟在此修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者突操不同的语言，致使塔未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