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影子正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小心翼翼地不吵醒我，又不耐烦地想叫醒我，以便她能够看到我，并带着某种意义回到她那毫无意义的世界。不，我不会动，我不会醒来。她终于退去了，于是我起了床，留心不四处张望，渴望完全清醒过来，开始为离去做准备。
玛尔塔从克卢日打来电话，祝我一路顺风，并给我送来坏消息：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向索罗斯基金会提出为那些我终于同意让她出版的书籍提供出版补贴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一申请。”她悲哀地说，“我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我甚至相信这些话，你知道。”我想起了苏恰瓦的那位记者兼诗人，他吹嘘地说，他得到了同一基金会的资金资助，使他的一本诗集能够在英国出版。玛尔塔的消息似乎是个亲亲热热的恶作剧，是我旅途的滑稽的终点。
我在饭店大厅不远处的咖啡厅中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这是我在繁荣昌盛的祖国度过的最后一小时。我浏览着我草草记在蓝色笔记本第一页上以引领我的这次旅行的那些引用语——汉娜·阿伦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1]、保罗·策兰、雅克·德里达，他们都对祖国的语言有话要说。在与自己谈了太长时间后，我需要其他人的话语。我在同一时刻，既在看，又没在看。然而，我能够从过去中分辨出轮廓，我肯定我看到了他们——不可思议的幽灵——利维尤·奥布雷杰，我的患有白化病的前同学，以及他的金发碧眼的妻子。他们正走过巴提斯泰街的地毯商店，手上拽着两只毛茸茸的棕色大狗，它们正拖着利维尤一路向前。
利维尤现在有了许多灰白头发。他看上去老了些，又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老，因为没有时间或精力长大，所以他把青少年期扩展至了老年。他与50年前一个样，还是我在过去50多年里在书店和唱片商店里邂逅的同一个幽灵。他是这个地方以及任何地方的永久的象征。过上1000年，我可能还是会在这里发现毫无变化的他。
自从我回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不可避免的相遇。在那个5月的下午，他终于出现在此，被他的两条毛茸茸的大狗拖着。他们都在这儿，总共四个——父亲，母亲，两个烦躁的大婴孩。我从喝告别咖啡的水族箱的玻璃墙望出去，看着他们。我很想起身走出去，来到街道上，赶上利维尤，但时间转瞬即逝，机会没有了踪影。
有关那两条狗拉奇和马奇，迪努是对的，我在困惑混乱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们真的存在。我亲眼看见了它们，就在片刻之前，在巴提斯泰街上，在距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不远处的马格合鲁林荫大道的拐角处。那是我们40年前开始走的路线吗，我们三个人——利维尤、迪努和我——在我们试图借助于书籍、音乐和其他少年人的把戏来逃避的斯大林主义的矫饰岁月里？不，在那时候，我们谁都不会猜出位于前方的是何种炼狱。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在他的整个后世之旅的过程中，一直都过于敏感、困窘和孤僻。但现在，他终于找了适合的观众。在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我打开蓝色笔记本，开始给拉奇和马奇写信：“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拉奇和马奇是天才的世界主义者，能够适应任何地方，它们会明白流亡经验一直以来是何等丰富，是何等紧张和有益。在如此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没有理由感到羞愧，于是我怀着兴奋之情龙飞凤舞地匆匆写下所有涌入我脑际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我的旅程是无足轻重的吗？是否正是这种无足轻重使它变得正当合理？过去和未来是否仅仅是伟大空间的愉快瞬间？我们的传记是位于我们自身之中，还是位于其他不存在之处？流浪的祖国是否也位于我们自身之中？我将自己从试图成为某人某事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了吗？我终于自由了吗？那只被驱赶进荒野的替罪羊真的带走了所有其他人的罪恶吗？在我与世界对峙时，我是否曾站在它的一边？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我在饭店咖啡厅和载我去机场的出租汽车中奋笔疾书，这时，所有那些迟滞的想法现在都找到了表达方式。不可能的回归不是一种被轻松忽略的经历，亲爱的拉奇和马奇。它的无足轻重正是我们更大的枝节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我对谁都不抱怨恨。我在欧特佩尼机场等候检票时，写下了一个故事的结尾，我肯定，我的信件接收者将会明白这个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我登上从虚无之地飞向虚无之地的飞机。只有墓园永恒。过程的永恒、替代的喜剧、最后一场的魔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甚至用不着向他现在正从中回归的回归摹仿屈服，就可以体验这些老套的启示。现在我敢肯定：美国为转变提供了最具可能的路线。至少，我现在证实了这一真相。我踩着我从那位波兰诗人那里学来的祈祷文的韵律登上飞机阶梯，一步步，一字字：“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当我进入那只天堂鸟的子宫时，我咕哝着那些外国人的叠句。空虚在增强，头晕目眩也如此。起飞——一种不确定的悬浮，失去自我感的特权，滑行，虚无，被吸入虚无之中。我利用飞往大西洋彼岸之前在法兰克福中途停留之机完成了我写给拉奇和马奇的信——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一个早晨的细节，乘客脑海中盘旋不已的思想旋涡，替罪羊，蟑螂，蜗牛壳，天堂的侨民的祈祷。我的蓝色笔记本一直是我的好伴侣，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饭店，在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在飞向法兰克福的飞机上。在12天的旅行后，它上面满是神经紧张、歪歪扭扭的字母、箭头、加了密码的问题。
没有利昂兴高采烈的存在，归程大为不同。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中国人似乎将自己的时间划分成相等的两部分：看飞机上放的电影和睡觉，与之相伴的是由鼾声和面部歪扭所构成的间歇性痉挛。我事先买了《纽约时报》和《法兰克福汇报》，我还有一本书。我偶尔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上几笔，但时间过得真慢。我真想尽快在一张床上着陆，悬浮在虚空中一睡十年。闪着磷光的天空上写着一行字：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在我接近目的地时，这些字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欢迎辞。当我继续在天空中滑行时，我心怀感激地重复着这句话，它是我重新登场的密码。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已安全回家。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这是利昂从载他回巴德学院的汽车里打来电话时的声音。接下来，戴一顶大白帽的索尔·S.游进了视野。他瘦骨嶙峋的大手中拿着一张地图。他毛蓬蓬的白胡子已经在他的嘴部上方长成了一把毛刷。“根提拉路。”他读道，快乐地微笑着，为那些名称所诱惑。根特乐街，康科德街，尔哈伊诺瑟若斯街……是的，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在天空的扶手椅上摇动着。
利昂的声音仍在向上漂浮。我看见他长长的黑色汽车飞速驶向塔科尼克公园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很开心。”突然间，飞机开始转向，人们被从睡梦中惊醒，我听到抱怨声。我的头太晕了，太疲劳了，无法努力重建与大地的关系。飞机恢复了不为人察觉的滑行。利昂的声音又回来了，带着静电噪音的噼啪声。“我们在罗马尼亚过得很开心。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是坏事。”这是利昂还是索尔在说话？我不再确定。也许那正是索尔，他了解那个东欧孩子的一切，他正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听他父亲与别人的谈话，观察他穿着旅行服装的母亲，以及他的有一头美丽长发的妹妹……他们大家不久后都将逃往美国。
“你在回家，别忘了这一点。家在这儿。这儿，不是那儿。这是你的幸运，逃过了你的坏运气。”这次是利昂的声音，我敢肯定，而我打算承认，不错，我正在回家，在蜗牛壳中，准备谈谈苏恰瓦的墓园，谈谈我正在为秋季学期准备的新课程：流亡与疏离，但他不再倾听，他从来没有长谈的时间。我合上蓝色笔记本，连同它里面的飞象和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故事。我将笔记本放在一边，放在我座位的后部，以便我能够感觉到它。飞机又一次颠簸起来，我头晕目眩，摇摆不定。
空中小姐走了过来。“你想喝点东西吗？”
我可以选择葡萄酒、啤酒、软饮料和威士忌。我要一杯矿泉水。是爱维牌（Evian）、皮利埃牌（Perrier）、阿波利纳里斯牌（Apollinaris）还是佩雷格里诺牌（Pellegrino）？我选择了佩雷格里诺，朝圣者的饮料。
飞机着陆，我冲向出口。行李很快就下来了，亚裔出租车司机飞速驶离机场，不久我们就回到了位于上西区的曼哈顿。长途旅行后的眩晕和挥之不去的困惑，使我很难找到房子周围的路。没有一个地方像家的天堂。
那天晚上稍后时候，即9点以后，我内心的警报拉响了。我冲向旅行袋，拉开第一层拉链，然后是第二层，开始绝望地摸索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拒绝接受这一灾难性的现实。笔记本！笔记本不见了！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陷入了间歇性的、神志昏迷的睡眠，然后喝下佩雷格里诺牌矿泉水，然后冲向出口，渴望忘记一切，尽可能快地回家。蓝色笔记本留在了飞机上，偎依在我空荡荡的座位上。
狂乱中，我打电话给机场，然后打电话给汉莎航空公司，得知那架飞机将在当晚飞回法兰克福。我得到礼貌的保证：在夜间清扫飞机时，无论发现什么，都会被收起来并加以归类。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我应打电话回去，他们将知道那件宝物是否已被找到。在留在飞机上的成堆的报纸、手袋和其他种类繁多的物品中？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我对自己说，他们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笔记本会找到的。毕竟，我坐的是头等舱，等级特权必定意味着些什么。我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美国的头一夜过得并不愉快。疲乏，惊慌，愤怒，烦恼，虚弱，后悔，内疚，歇斯底里。那些纸不能丢，它们一定不能消失不见！可是，不知何故，我觉得它们不会让自己被找到。
回美国的第一个早晨也好不了多少。10点，我的恐惧得到了证实。11点，它们再次得到证实。12点，一个恼怒的声音解释说，没有找到失物的希望了，但如果发生奇迹，它将被送到我家。
家，送到我家的地址，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1]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从存在到存在者》《和胡塞尔、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整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上帝、死亡和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