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恰瓦犹太人社团的秘书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在电话里向我保证说，尽管由于逾越节假期的缘故，墓园要关闭，但会为我破例，因为你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的，他说：“犹太法规允许例外情况的出现。”
上面提到的墓园是山上的墓园，就在名为帕杜日瑟（Pǎdurice）的小树林过去不远的地方，不是城里的墓园。那座墓园离我们位于瓦塞勒·伯姆巴克街18号的老房子不远，很久以前就关闭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它的路线将穿墓园而过，工人和当地农民拒绝惊扰拉比们的坟墓，因为从人们记事起，他们就一直在向上帝发出请愿。我很了解那座老墓园，以及它怪诞的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从未去过山上的墓园。
飞往苏恰瓦的班机在雅西略作停留。我的朋友金头脑瑙姆陪我同行。在我们等候重新登机时，我对他说起我在克卢日的经历，他回报我的是文学场景中的有趣杂言。这是我所熟知的“东方”式交谈，里面隐含着叙述性和冷笑话。
在苏恰瓦，当我们走出机场时，一个肩上挂着相机的高个子男人前来迎接我们，我俩都不认识他。原来他是一位当地记者和诗人，由银行负责人卡卡派来接我们，带我们前往商业银行的总部，在那里，我将接受布克维纳基金奖。我告诉他，我首先必须去墓园。我们坐进了他的汽车。
犹太人社团秘书依照安排，在塔若姆（Tarom）旅行社门前等着我，他看上去比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好像缩了一点儿，但戴着同一顶帽子，穿着同一件冬装短大衣。我们驶过老奥地利市政厅，左转驶向发电站和帕杜日瑟，一如我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情景。我们下坡，然后上坡，再左转，驶向山岗。我们瞥见远处斯特凡大公的老根据地，右转，然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第一次看见那坟墓。在墓碑右上角，她的照片镶在一个镀金的椭圆形框子中。底下是希伯来文及罗马尼亚语的译文，共计四行：珍尼塔·马内阿/全心全意的妻子与母亲/生于1904年5月27日/死于1988年7月16日。这是我父亲的简洁做派，表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几年的倦怠状况。假如是我父亲先死，我母亲一定会写一段较慷慨大方的墓志铭。
坟墓用一圈低矮的铁栏杆围了起来。我看见一盏烛光摇曳的灯笼和一只盛着几朵野花的玻璃罐。很显然，有人通知了守墓人说我要来。我将手搁在冰冷的栏杆上，注视着那灰色的墓石。“我要你答应，你会回来参加我的葬礼。”她曾说。墓石给人的感觉粗糙而冰冷，但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能把我独自留在这儿。答应我，你会回来，这对我很重要。”附近有人在低诵着祈祷文中的古老言语：Yisgadal veyiskadash shemei rabbo。这是为飘游在虚空中的死者进行祈祷的文字。我听出那是我父母朋友的声音，他现在因上了年纪而变得比以前虚弱。他正在以他们儿子的名义诵读带有纪念性质的祈祷文。我听着那悲哀的圣歌，没有加入，也听不明白：Be-olmo pro chirusei veyamlich malchusei。
瞎眼女人曾来敲门并犹疑不决地走进房间。她在睡衣外套着件浴袍，像是觉得冷。“这次你不会回来了，我能感觉到。你要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我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不像她，不能看到无形之物。“我要你答应，如果我死了，而你不在此地，你要回来参加我的葬礼。你一定得答应我。”我没有答应，因为害怕承诺所带来的负担。现在，我是自由的，没有人向我承诺任何事，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做出承诺的人。给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生命的上帝是个女人。我不能忍受她带有崇拜之情的爱和她让人承受不了的焦虑，而现在我没有任何可以取代这一切的东西。她沉入深渊，然后升入花朵与树木的朝生暮死的茎干，向不透明的天堂飞升。现在她已无影无踪，即使是在这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的冷漠、冰凉的墓石中也找不到她了。
Min kol birchoso veshiroso，挽歌还在继续。吟唱者因为上了年纪而躬腰驼背，他正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前后摇摆着身子，沉浸在对曾是他的朋友并为之送葬的女人的回忆中。他现在正在代表她的迟至九年后才回来参加葬礼的儿子唤起她的记忆。祈祷结束了。我们静默了片刻——我，金头脑，祈祷人，诗人兼记者，照看坟墓的农人，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头上都扣着白色的无边便帽。
我独自一人走上山顶，遇到了我母亲的新邻居——大卫·斯图明格、马克斯·斯腾伯格、艾勾·萨丁格、弗雷德里卡·兰切尔、杰森·米哈伊洛维奇、拉扎尔·米洛维奇、雅格布·库夫曼、阿伯拉罕·伊萨卡·埃弗曼、雷切尔·舒勒、米特兹·瓦艮、大卫·赫斯科维奇、雷奥·霍雷尔、利厄·勒奈尔、雷奥·金斯布鲁诺、苏穆尔·库布塔鲁、拉扎尔·洛奇、约瑟夫·里考尼克。他们我全认识，而她对他们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她善于交际，且热切地想要分享他们的闲谈、传言和称赞。这是她的理想家园，我对自己说。这里拥有平静，在树木、墓石和邻居之中。这位于布克维纳的田园诗般的小山顶会带给我那焦虑不安、精神紧张的上帝以最后的安宁。
最后一天，在我们告别之前，她不再悲叹和哀求。“你是对的，我们务必不要去想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而且到了这把岁数，再也没有什么事是大不了的。我也许又老又病又虚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会高高兴兴地离开罗马尼亚，只要你希望我那么做，别忘了。”事情将并非如此。她留在了后面，留在了自己的亲属之中，但远离了她最挚爱的那一个。现在她定居在苏恰瓦的一座小山顶上，她的丈夫则在耶路撒冷弥留于死亡的边缘。在巴德学院的无宗教宗派的墓园中，一块墓地正等着他们的儿子，那里还安息着汉娜·阿伦特及其丈夫汉斯·布鲁切尔（Hans Blücher），他也是巴德学院的同事，两人也是从20世纪的欧洲梦魇中逃脱出来的。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母亲用她的达观与挚爱拯救了我们全家，甚至从我们自特兰尼斯特里亚返回之日起，她就不断重复说，为了全家人着想，最好的方式是永远离开祖国。我清楚地知道她和父亲自身为何从未离去——她不会把我留在身后——而我同样清楚地知道，她已经原谅了我。是我最终离开了她，而她永远不曾抛弃我，但现在她打算宽恕我，即使是为了这样的背叛。“我将在哪里并不打紧。无论我在哪儿，我都还是会在这儿。”我曾试图向她保证。所以，我来了，在很久很久之后，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重中之重是这座坟茔和埋于其中的妇人。那被称作祖国的自命不凡的家园只不过是个暂时的居处，就像它为我们准备的陷阱一样为时短暂。
我忘了是怎么从山顶下来的，但我还是到了那儿，就在坟边那现在已燃为灰烬的蜡烛旁。犹太人社团秘书正在等我。
“你知道，”他说，“栏杆有点生锈了。它理应加以清理和重新上漆。墓碑也剥落了，也应进行修葺。”
“当然，我会给守墓人留些钱。”我回答说。
我询问了整修的费用。布克维纳基金会的奖金应当足够用来支付这笔费用，我们当场做出了安排。我要了社团办公室的地址，答应稍后带着必要的数额前往。地址为亚美尼亚街8号，我清楚地记得它。在那条街上，只须再过去几幢房子，就是我父母的朋友艾伯特医生和他美丽的太太过去的住处，更别说他们的漂亮女儿，我浪漫冒险中的昔日伙伴。艾伯特医生现已去世，艾伯特太太，那来自好莱坞的幻影，正在圣地的某处受苦受难，而他们光彩照人的女儿如今一定听天由命地步入了中年。远处的山上是亚美尼亚墓园，到了晚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鬼魂依旧在那里倘佯。17号是我高中同学迪努·莫戛的家，眼下我正盼着见他。祈祷文的唱诵者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我的老朋友没有变，他常常在街上遇到他。亚美尼亚街，我对它了如指掌。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房子，”秘书补充道，“看着不像个总部。也没有标志，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我不明白。祈祷文的唱诵者从我是个孩子起就认识我，他从我困惑的表情中意识到，我并不明白。
“噢，有人把窗户打碎了好几次……最好不要标志。”
我看了看表。时间已到了这个灿烂春日的11点钟，是到了去见银行负责人卡卡的时候了，他正等着向我提供布克维纳爱我的证据。
我们离开了墓园。我知道我一直心知肚明的东西，以及这些沉默的墓石已经证实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个调和我的过去的一天不久即将结束。
在市里，我们止步于嘎哈犹太人会堂，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已过中年的成员，他们穿着整洁的古代奥地利风格的服装，一定是有人通知他们我要来。他们走上前来，进行自我介绍。名字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问起劳赤医生的情况。没错，他还活着，九十多岁了，并说他很愿意见我。劳赤医生住在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里。他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并且在我母亲生病和上了年纪的那些年里照料过她。在她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午餐前检查了她死亡的脉搏的正是他。我们按门铃，等待，再按门铃，敲门，直到终于有人出来，告诉我们，老人因泌尿感染而在头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
在商业银行，兴高采烈的卡卡先生用威士忌和犹太人的奇闻逸事来欢迎我们。他是个健谈的大块头男人，身穿藏青色西装，说话带有浓厚的摩尔达维亚腔。他飨我们以萨维尼（Saveni）小城的故事，它位于多罗霍伊附近，他曾在那里的莫斯和沙拉的商店里当过学徒，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做生意和如何生活。这些亲切的回忆显然因这类的游览访问而得以增强。最后，他把证书和信封交给了我，并抱歉地说，他不能与我们共进午餐，因为他不得不出城去。
我们沿着主干道走着，经过古老的奥地利市政厅，这里是本地共产党的最后的总部。街道对面的天主教教堂的钟声响起，宣布正午时分的到来，它的调子是新国歌“起来，罗马尼亚人”。一位绅士向我们走来，记者兼诗人拦住了他。我们被介绍给农业银行的负责人，一个目光坚定、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与记者窃窃私语了一番。等他走后，我听说，农业银行将为我们的午餐买单，地点在最近刚开的一家餐馆，银行的汽车正等着送我们去参加盛宴。我们走进那个所在。美国音乐轰鸣着从两个装在墙上的扩音器里传出来，墙上还装饰着乱七八糟的海报和广告。小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小桌子。我打开厕所的门，但立即关起来跑开了。我回到桌边，记者要求进行采访，他的录音机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不呢，我想，毕竟我让克卢日电视台拍摄了我，我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在我的故乡小镇，在这里，我过去总是有回家的感觉，现在依旧如此。但首先，我告诉记者，我想落实一下修理我母亲的坟墓的费用。
在前往犹太人社团办公室的路上，司机问起我对餐馆的看法，声音里透着股骄傲之情。“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是行长先生说的。”他向我保证。“行长先生会为午餐买单，他告诉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重复道。
在亚美尼亚街8号，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它因为摆放混乱的办公桌和圆桌而显得愈加窄小。办公人员似乎正等着我的到来。门边有位老绅士亲切地注视着我，一位上了年纪、面色苍白的女士羞怯地在一旁看着。我们商谈了事宜，我收到一张收据。我们互致谢意，彼此微笑。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似乎认识我。我们握手告别。每件事都进行得过快，太快了。一切都是如此体面、友好和彬彬有礼。
我在院子里坐下来。再过去几个门便是艾伯特的家，还有它那致命的卧室。还有莫戛的家、亚美尼亚教堂、墓园和通向扎姆卡城堡的道路，以及它那有着望远镜似的窗户的漂亮小房子，朱丽叶的家……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无法将我召回。我从传说的星云中起立，司机在冲我招手，我们回到餐馆。我向与我共进午餐的人传达了我此前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意味着烤猪肉和烤土豆，这是菜单上仅有的菜名。
“你对苏恰瓦有着何种记忆，你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记者兼诗人问道。我向话筒倾过身去，我听到一个像是我的声音，但说出的话属于一个陌生人。
“1941年，”我听到自己说，“我第一次离开布克维纳。战后，我成了红色乌托邦戏剧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少年演员，该剧的戏剧性特征必定会激起孩子的兴趣。1959年，我是个年轻的工程师。1961年，在经历了一次令人痛苦的恋爱后，我又一次离开了苏恰瓦。”一切听上去都像是假的，好像我正在背诵我默记下来的东西。不起眼的演员，红色闹剧——所有这些青少年的革命罪行，注定会让共产主义神话的前仆从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现在正在竞相公开抨击专政，而曾几何时，他们正是它的同谋。
我们回到市中心，这里离我父母最后的住所不远。勤劳肯干的记者跑开去找照相机，回来时告诉我，有个人，一个女建筑师，想与我谈谈。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从我们左边的建筑里跑过来，那里面有她公司的办公室。她有着迷人的外表，似乎因这样的场合而有些慌乱。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断说，她过去每周都会到我父母的邻居家喝咖啡。她紧张地搜寻着话头。她提到我母亲的智慧、她的激情，特别是她常常提及儿子时的方式。“她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当然，你一定知道这一点。她什么事都肯为你做。”她愉快而浑厚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咕哝了些什么，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各走各的路。
我现在将要对过去再次发动袭击，我对金头脑说起我们不久将要见的人。迪努是我的高中同学，当时，正如约瑟夫·斯大林告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巩固自己的政权，阶级斗争变得愈加尖锐，垂死挣扎的敌人不断发起进攻。任何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都是不可容忍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将会遭到孤立。作为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总支书，我负责清除我们中的三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坏分子。最后一个是迪努，一位在共产党监狱中服过刑的前自由主义律师的儿子。迪努因冷漠而显得高贵。“我，人民的敌人？”他在慢慢走向红色讲台接受自己的惩罚时似乎在说。他乌黑光滑的头发中分着，与阿根廷探戈舞者的发式相同。他的面色苍白，他的目光自信。他直视着我，我能够从他的眼中读到我所主持的行动所具有的可怜的口是心非的特征。或者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事实上，迪努在交还证件时，根本没有注视或者看任何人。
“我不再是那个天真无知的名人，很快，我将彻底放弃做个名人，治愈我的幻觉：我正在上面表演的舞台，以及妙不可言的化装舞会。”在我们向迪努的小公寓走去时，我说。那起高中事件之后，在我有一次回苏恰瓦探亲期间，迪努与我再次相逢。我们都选择了乏味的工程师的工作来逃避那混乱的时代，我们谁也没有因这种工作而感到快乐。迪努只学了两年，便很快退出了竞赛队伍，最终当了个职位不明的小职员。他变成了一个职业失败者，以此来保全自身的贵族气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得以免于穿上千篇一律的制服，戴上官僚主义的面具，他也不必为那些让暴发户们垂涎三尺的普通战利纪念品而忧心忡忡。
1959年，刚刚毕业当上工程师的我探访了他在苏恰瓦亚美尼亚街17号的老房子。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去世，迪努与继母住在那里。他的继母是我以前的历史老师，她还记得小学生时的我，并对我大加赞扬；我猜，这部分是因为她的继子，他没有完成学业，在家乡找了份普通工作安定下来。镇定自若的迪努似乎无忧无虑，他因能按照自己那深思熟虑的方式安排生活而感到快乐。我们喜欢同样的书籍和唱片，也许还喜欢同一个或两个女孩子。那是种自在逍遥的友情，不带有任何私密的忏悔。
在我搬出苏恰瓦后，常在前来布克维纳度假时去看他。那时，他已搬进了自己的住处，里面布置着他从自己原来的家中带来的物品——一张可伸缩的躺椅成了他的床，两把扶手椅，一张小圆桌，两三幅画，还有一张旧地毯。一只苏联便携式收音机一定是他在最近一次前往里加或基辅旅行时买的，与之摆放在一起的还有从布拉格买来的捷克产的磁带录音机和他在前往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夏日旅行中收集来的录音带。在他的每张度假照片中，与他合影的都是不同的女朋友。他的书大部分没有陈列出来，它们可能收藏在某个地方。在玻璃门的旧书橱中，唯一能够看得到的书籍是一套红色皮制封面的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和一套棕色皮制封面的罗马尼亚文学经典丛书。书橱顶上摆着一排葡萄酒、伏特加酒、利口酒和威士忌酒的酒瓶。每次我见到他，似乎什么都未改变，而我自己的生活则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变化。我抛弃了工程学，结了婚，出了书，进入了精疲力竭或恼怒不堪的新阶段。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仿佛任何一种变化的极度琐屑都会打消其意义。迪努没有雄心壮志，也缺乏热切的激情，这与他的偏于一隅的生活正相协调，这些与我自身的环境以及我的焦虑和幻想相比，似乎是一种高傲的懒散的证明。
我们一面继续向前走，我一面向金头脑说起两个罗马尼亚人的逸事来。他们是高中同学，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上不期而遇，于是开始历数起班上的同学来。米哈伊？他在米兰从事妇科医学，现在的实践对象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科斯梯？在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未婚。米基？可怜的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死于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安德烈？在以色列，一家银行的行长。霍利亚？工程学，在巴塞尔，五个孩子。还有戈古？戈古·瓦埃达？戈古留在了苏恰瓦的家中。你吃惊吗？一点儿也不。戈古一直是个冒险家。
我们从楼梯爬上三楼，按响了门铃。迪努转眼间便微笑着出现在门口。我们进了门，坐在两把扶手椅上，他给我们端来最近到塞浦路斯旅行时买的一种带有甜味的葡萄酒。要不是出现了破损和裂缝，屋子里的装饰似乎一成未变：同样的地毯、家具、土褐色的墙壁。皮制封面的红色和棕色书籍还在它们熟悉的地方，就如那排瓶子一样。除了多出一两道皱纹外，我的同学似乎也没有变化。若非如此的话，新近退休的迪努——他立即向我通报了他身份上的变化——似乎只是他过去的自我的一种稍加润饰的翻版。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人没有一个留下来，他们全都死了，包括他在胡内多阿拉（Hunedoara）当工程师的哥哥。哥哥的妻子是犹太人，她后来带着儿子迁往以色列。这两人，也就是他的嫂嫂和侄子，是他唯一活着的亲戚。还有呢？他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刚刚以荒谬的价钱出售了一套贵重的古银器。由于经济危机，很难找到买主，而他不想与以前是安全部特务的新暴发户们做交易。他应该遵从我们另一位前同学、现在在不来梅当摄影师的斯特费的建议把它卖到德国，可他没有时间去应付相关的复杂因素。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却又穷困交加，他将无以为济：退休金是种侮辱。
我问起利维尤·奥布雷杰，我过去常称他为“饱受折磨的金发男子”，因为他是那样敏感，有着不为人察觉的焦虑，他的头发淡得极不自然，几乎近于白色，眉毛淡到看不见，白化病人的皮肤脆弱敏感到连空气也会让它不适。他苍白的前额总是伤痕累累，而且他还因愚蠢的政治氛围和他同样愚蠢的工程师的工作而屡受创伤。他退缩到书本、音乐和艺术中，并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相当羞涩的学生为妻。他们居住在布加勒斯特，上周，我在达乐斯书店或利昂的音乐会上，或者当我经过图书馆时，也许曾遇到过他们。
“奥布雷杰！”迪努有点儿恼怒地说，他从未喜欢过他。“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他的父亲，那个告密者，死了；他的叔叔也死了。你还记得他吗，我们高中的校长？他的老母亲独自生活在苏恰瓦这儿。他不是与她一起生活，而宁愿在布加勒斯特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他和妻子现在有两条狗。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如何能照顾两条狗？”
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我也不知道该向他说说自己的哪些情况。我应该提及那位他过去常说是她“引诱”我到布加勒斯特的少年时代的甜心吗？从1970年代初起，她就一直生活在英国。我描述了她曾寄给我的照片，上面有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还告诉他，她最近离婚了。这个话题似乎没引起他的兴趣，他只是说，他一直与那位伦敦人的妹妹保持着联系。我该向他打问一下政治局势吗？他的回答很迅速：“猪，他们全都是猪。”他说的不是当前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前任，由前共产党人伊利埃斯库[1]领导的联合政体。他给我们又倒了些酒，我注意到金头脑已经在椅子上打起盹儿来。我起身去浴室——决定性的时刻，厕所的状况——浴室很小，古老的油漆正在与墙体剥离，水管像马桶的链条一样生了锈。剃须刀是旧的，毛巾皱巴巴的。这浴室说不上整洁或不整洁，就是显得穷困，单身汉的孤独。我回到房间。迪努正拿着一张照片。“你还记得1953班吗？这是你，在中间。”
我认识所有的面孔，但只能记起几个人的名字。拉扎日努和他的手风琴；拉小提琴的法提·赫泽尔；屠夫的儿子，在左倾和右倾的岁月里，他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后来在以色列当起了兽医。还有舒利，在加拉加斯变成了富人。还有迪努·莫戛本人，穿着白西装和格子花纹的衬衫。在他后面，是孤僻而谦虚的米尔迪塔·马诺罗维奇，他是绝对的奖金获得者。我在第二排的中央找到了我自己，我的手搭在——我真不敢相信——法提·赫泽尔的肩上，一年前我曾将他逐出劳动青年联合会。我站在那里，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袖子卷起，头发厚实，脸上露出少年人的蠢笑。在右边，显得有点儿模糊的是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冗长的标语：“伟大的斯大林教育我们……忠诚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一项神圣的事业。”
“让我把照片带到纽约去。”我说，“我想把它放大。我会把原件送还给你的。”
他表示同意，然后说：“我有你的全部书籍。我想是到了你签名的好时机了。”
惊讶！他以前从未告诉过我他有我的书。可它们在那里，八本，保存完好，是他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翻出来的。
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冷漠淡然，他的嫌恶和辛酸一触即发。这是所有那些社会主义年代日积月累下来的结果，还是意识到了新的开始是不可能的？
在旧书橱中，书籍还按熟悉的序列排放着。酒瓶像一直以来那样整齐地站立着；旧地毯也没换。似乎那被称为传记的不可解的存在正在寻找一篇恰当的墓志铭。这是一次普通的拜访，正如我过去一样，来这里住几天，探望我的父母与家园。像往常一样，我们无言而别，仿佛我不是要回纽约，仿佛我们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叫作死亡。
“你的朋友是个人物，”在我们走下黑暗的楼梯时，金头脑说，“一具木乃伊，全身都经过傲慢自大的防腐处理。”
在离公园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记者兼诗人，这一次还有另一位诗人相伴。我们朝着扎姆卡方向散了一小会儿步，那是个13世纪的城堡，它的遗址是该市首要的旅游点。小山，森林，标志着某种旧边界的古城墙，现在成了无主之地，你在再次冒险进入城市之前，会从那里退缩进你的自我。
倾斜的街道的两边都是整洁的小房子，我很早以前就记得它们。右边8号是没有标志的犹太人社团总部。紧挨着它的是幢三层公寓楼，我的表亲、教师雷米尔及其妻子和四个孩子过去就住在那里面。现在他们全都在耶路撒冷。20号是座白色房屋，门廊中有廊柱，那是艾伯特及其家人过去的家。左边，是莫戛家的那座典雅的小房子，迪努将它卖掉了，天知道未来这里会住些什么人。
我们现在处于斜坡的顶端，正好面对亚美尼亚钟楼和墓园。我们左转，肩并肩地走着，到了城堡和教堂的墙边，记者在那里为我们拍了照。
我们顺着一条平行的街道重新向市中心走去，我现在记起来了，这条路线是我和朱丽叶常走的，那时的我们陶醉于甜言蜜语中，而在窗帘后面，是一双双窥视的充满敌意的眼睛。我们在一座乡村风格的房屋前停了下来，房屋有个写着黄字的粉红色标牌：LA MIHAI，BAR-CAFÊ（拉·米哈伊，酒吧—咖啡屋）。还有一个标志是百事可乐的。我们继续顺坡而下。一只白猫从一扇窗户后面盯着我们，它的外表颇为可疑，有着爱传流言蜚语的人的尖鼻头。离街尾不远处，在快到高中的地方，有座装饰精美的大平房。最后，我们来到了严厉的奥地利公立中等学校，我曾是那里的学生，它的前门是用厚实的木头制成，带有操场、体育馆和篮球场。
回到市中心，我们途经书店、公园、旅行社。公共汽车站边有辆公共汽车正在等候乘客。我应当回墓园，回到那个始终看护着我的人那里。她将证明我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是的，我寻找劳赤医生，一个好人，做得好。我带了一瓶威士忌给犹太社团秘书，他曾安排我探访墓园，并将监督坟墓铁栅栏的维修工作，这也做得好。接受当地报纸的采访也是件好事：毕竟，这是我们的家乡，你难道没看见吗，那个女建筑师还没有忘记你，还没有忘记我们。人们没有忘记，我们不必忍受对任何人的怨恨。昔日的那些温和的、古老的话语……
在她充满焦虑的生活中，今天是个平静的日子吗？我愿意相信是这样的，一个与世界和解的平静的一天。她会贪婪地倾听我关于迪努、农业银行行长以及搬到伦敦的我的前女友的故事。她会想听有关利昂在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大获成功的事，听有关我在从布加勒斯特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所做的噩梦的事。她会重复所有那些宽恕和容忍的古老话语。然后，她会询问现在移居耶路撒冷的丈夫的消息，以及在纽约与我共同生活的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
但我无法重回墓园。它已隐退在黑夜之中，并且上了锁，它的居民们已经退入自己应得的夜晚之中。在机场，我等待着起飞。我透过玻璃墙向外望去，望着远处地平线上的田野、森林。扬声器里播放着罗马尼亚民歌，与10年、20年、30年前播放的曲调完全相同。
两小时后，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7楼。今晚，巴拉达餐厅演奏的是民歌，而不是意大利和美国的流行歌曲。这次，我不是唯一的顾客，一个来自英国航线的飞行员与我共享了那金色和红色的空间。
回到房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我试图将我已经留在身后的那一天的过程重过一遍。暗夜中，床后的墙壁冷冰冰的。
[1]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1930—），先后三次当选罗马尼亚总统（1990年、1992年、2000年），并于1997年当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