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眼蒙眬地起了床，因为一夜无眠而头脑晕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厅，见到一位戴眼镜、穿高档外套的男人。我礼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着，看上去像我一样窘迫。在他身后，我可以看到玛尔塔·佩特鲁（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人一定是玛尔塔·佩特鲁的丈夫扬·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诺克斯》的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见过他，当时他是这本文学批评杂志著名的三人编辑组的成员之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扬·瓦提克变了，我也变了。只有玛尔塔·佩特鲁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依旧一脸永恒不变的学生气。
我听说，他们结束了布达佩斯的旅行回来，只是为了来看我。玛尔塔·佩特鲁带来了一只装着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篮。我们走出旅馆，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后又回到大厅。发现我再次置身于老友中间的惊讶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驱散眩晕的咖啡之后仍未减轻。
今天我要在大学给语言与文学系及其嘉宾进行一次演讲，于是我们前往校园，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学者的欢迎。我们愉快地聊起了美国、美国教育和文学，以及巴德学院与克卢日大学之间计划中的合作。我在观众中认出许多张面孔。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请求允许拍摄这些过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觉得在克卢日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那么脆弱，尽管我宁愿与聚集起来的人群进行讨论，而不愿发表题为“世纪末的文学”的演讲。在那种气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在我们告别前，利维尤给了我一本由意大利法西斯学者克劳迪奥·穆蒂（Claudio Mutti）所做的关于伊利亚德的研究的最新译作。又是伊利亚德？又是军团？我与这一切有何干系？这些天来，我几乎没有做一件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我是个流亡者，远远地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这就是一切。
日程表上的下一日程是在索罗斯基金会现代化的办公室里的一次短会。当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是马贾尔（Magyar），他表现出异教徒的勇气，勇敢到敢于挑战自己的社团。他身上有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专业气质，使得我既深思又忧郁。我自忖，罗马尼亚总是有这样孤独的斗士，但是，唉，就是太少了。
吃过午餐，我前往瓦提克家，我们要在那里与校长及其夫人会合。玛尔塔·佩特鲁领我参观了一下堆满了书籍的公寓。我想起了自己在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老房间中的齐墙长的书架，然后又想起了我在胜利大道以及后来在无主之地的书籍。大家传递着葡萄酒和复活节蛋糕。扬向我问起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这句话，这是我那篇如今声名狼藉的有关伊利亚德的散文的标题。我身在忠诚的挚友中间，所以不觉得这个问题是种威胁。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觉得，我是某种可疑人物，一个麻风病患者，一个得了无人不晓的难以启齿的疾病的人。我该怎么办……但我没让自己对这些既老又新的问题加以深究。
我决定打破长时间的沉默，捡起交谈的话头。噢，没错，felix culpa这句话取自圣奥古斯丁[1]的著名片段：“哦，幸福的内疚，这是如此伟大的救世主所应得的。”（O felix culpa,quae talem actantum meruit habere Redemp-torem.）culpa一词并不缺少多义性，它的意思包括原罪、错误、疾病、罪恶、过失。然而，大多数宗教百科全书都将它解释为内疚。继此段学术上的迸发而来的沉默似乎比此前的沉默更漫长。
校长及其夫人来了，我们碰了杯，坐下来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进行了轻松的交谈。随后，玛尔塔·佩特鲁极其忠诚地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将从那里乘飞机飞往布加勒斯特。她是对的，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启程。我来此只是为了与后世进行一次小小的接触。
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人满为患，狭窄而拥挤。我旁边的女士很易攀谈。我在登机时就已注意到她——修长苗条，不经意间会流露出率真的优雅。她显然在担心天气状况，不大喜欢飞行。她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我的回答没有流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她惊讶于我的罗马尼亚语说得如此地道，没有一点儿外国口音。她说，就连最近才离开祖国的罗马尼亚人，回来时的语调都变了。我的邻座是从茨姆皮亚·图奇伊（Cîmpia Turzii）来的工程师，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是个工程师，我告诉她。我毕业于布加勒斯特而非克卢日的建筑学院。是的，我在设计部门和施工现场工作，同时也做研究。这一老职业传达出一种常态的印象。我的父母有关工程学的看法其实是对的，这是份令人尊敬的职业，你不必为此而道歉。
在我的坦承的鼓舞下，女工程师问起我在美国当工程师的日子过得如何，但并没有等我做出回答。她急匆匆地一路说下去，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最近几年中如何不得不换了工作。现在，她与同为工程师的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型的私人木材加工公司，为棺材、箱子和较小的物品生产木材。不多，她补充道，但有利可图。她正要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一块林地的拍卖，但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党的遗产依旧是种负担，腐败猖獗，重新有个国王是件好事；没错，她的家庭是保皇主义者，他们一直如此。她的父亲，她告诉我，是个一流的飞行精英部队的顶级飞行员，一位君主制主义者，他以同样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当然，他受到过极权的迫害。
我问了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女子承认，她和丈夫都曾是党员。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人相信那些口号，那全都是谎言。现在，事情并不完美。尽管有自由选举权，但年轻人已不再在乎道德，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充满暴力和性的美国电影。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些来自山区的人——她在工作时遇到的人。他们是信仰和尊严的唯一捍卫者，他们是唯一维护自己信仰的人，他们是未来。她再次对我地道的罗马尼亚语表示惊奇，问我探亲的印象怎样？我沉默了一会儿，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我在布加勒斯特有位朋友，我最后说，他名叫乔治。一个春天的早晨，就像故事里所描写的，“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乔治，一个有着许多有趣绰号的人，终于决定写完早就开始给自己的老朋友写的信，这位朋友在多年前逃到了远方，在那里，他“身处陌生人中，艰苦度日，一无所获”。
女工程师听着这个故事，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继续说，我的朋友乔治，仍然留在过去的地方。因此，他的信极其珍贵。那个周日的早晨，“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似乎是写完他很久前就开始动笔的信件的最佳时间。他不知道该对过着真正的流亡生活的朋友说些什么。
我的听众变得更加入迷了。我继续讲下去，假装没有注意到她越来越多的困惑。于是，乔治不知道该对自己流亡中的朋友说什么。他应当建议他回家，开始过去的生活，重新建立起过去的联系，包括他们过去的友谊吗？他应该婉转地告诉他，试验失败了，他应该考虑回家的事吗？但假如他这么做了，他将无法理解自己古老的祖国，假如他曾经理解的话。假如他回来，他将始终是个外国人，正如他一直以来在所有地方那样。因此，既然已经失去了朋友、家庭、语言，他最好还是留在他待的地方，“在外国人中”，就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
接下来是一阵深深的沉默，女工程师显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奇异的方式来回答她那再普通不过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断地重复‘正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她坐立不安地问。
我让自己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这个故事，我想那是本儿童故事书。它叫《公正》，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那女子正凝视着我，很显然，我们的闲聊结束了。在剩下的飞行时间里，她坐在座位上，甚至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我们会有所碰触。当飞机着陆时，她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向出口冲去。
位于洲际饭店第17层的巴拉达餐厅用红色和金色装饰而成，红皮椅子，带有乡村风格的红桌垫。男侍者穿红夹克，女侍者穿红短裙。乐队也以红色为饰，每位成员都坐在一个带有金色徽章的红色小架子后面。时间是晚上9点，我是唯一的顾客。乐队毫不气馁地为我表演。一位也穿着红衣的女歌手在用意大利语演唱，模仿着我们的拉丁表亲的热情风格。黑发、留髭的侍者用英语欢迎我，给我送来巨大的红色真皮折夹，里面有用英语和罗马尼亚语写成的菜单和饮料列表。我用英语点单，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且想给这位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侍者以幻想：今晚至少有一位顾客是游客。
样样东西都极其粗陋。没有用餐者的侍者，乐队，意大利歌唱家，唱摇滚乐和布鲁斯的二流歌手，23张空无一人的餐桌，再加上哥特风格的背景。食物本身似乎是假的。利昂和肯如此喜爱的填馅甘蓝，在我口中寡淡无味。我的味蕾没有感觉到过去的滋味，填馅甘蓝属于后世，我应该向我的美国朋友们这样解释。我的味觉出毛病了？正如普鲁斯特所指出的。仅在一年前，在听说我将去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一位罗马尼亚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不进而从布达佩斯前往布加勒斯特，这只需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告诉他，对我来说，布达佩斯就像悉尼一样遥远，而布加勒斯特……不，不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而是后世的味觉出了问题。
乐队停止了演奏，侍者僵在那里，在夜晚的红色拱顶下，犹如一具木乃伊。无人留意现在正用红色餐巾纸擦眼镜的安静的顾客。更多的幻象……慢慢地走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幽灵。“每位母亲身上都有位父亲，每位父亲身上都有位母亲。”飞象常用的双关语。
终于，我变得孤独而自由，趴在人行道的边缘，抓着她的手，努力阻止她跌下去，再次跌入没有归途的深渊，跌入无底洞中。我的牙齿仍在磨动，努力想留住那种熟悉的触感。她的手已牢牢地摄住了我的手，我尖叫起来，但在这空荡荡的红色餐厅中，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呼喊。爪子正紧紧地抓着我，刺穿了我的胸脯。疼痛就是我从自己在荒野的漫游中所继承来的全部财富。
[1]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