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于清晨7点准时到达克卢日车站。我到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为参加优秀的文学批评杂志《艾赤诺克斯》（Echinox）的年会而来，这次年会将年青一代的主要作家召集在了一起。我与克卢日的作家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的书总是会在特兰西瓦尼亚广受欢迎，这里从未参与过媒体所发动的反对“叛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公共战役。
我前往大学旅馆。我应当刮胡子、洗澡，特别是该喝点儿咖啡。但我已精疲力竭，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硬邦邦的床上，试图放松身体和头脑。我躺了半小时，全身麻木，无法入睡。随后我离开旅馆，步履蹒跚地走入附近的一家餐馆，终于喝到了提神醒脑的咖啡。
这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安宁的景色与短程的步行让我打起了精神。旅馆房间设施简陋，床铺颇不舒服。更加不堪的是浴室——水龙头是坏的，马桶的水箱中传来持续不断的漏水声。“这曾是我在罗马尼亚的生活。”我可以听到我的一个现在住在西方的罗马尼亚朋友说。“成堆的粪便是种难以忘记的回忆。”他曾这样告诉我。他出身于罗马尼亚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说，在与一位用法语和德语引经据典，使你不得不点头称是的朋友进行过一场细致敏感的交谈后，你走进咖啡馆污秽不堪的厕所，被成堆的秽物弄得头晕目眩，被恶臭熏得几近晕厥，被云集的苍蝇吓得魂飞魄散，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样的时刻更具启迪性的了。
在离开旅馆前往大学校长办公室之前，我把浴室设备的问题向旅馆接待员反映了一下。她有点儿困窘地对我所说的话表示同意。似乎她并非不清楚那种状况。在校长办公室，我与大学领导班底成员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了自由主义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概念。巴德学院正计划发起筹措资金的活动，以期在克卢日建立一个这样的学院，并在寻找大学的合作。与我谈话的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很渴望加入这一项目。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因为好处全都在罗马尼亚一边。
我与校长一起外出吃午餐。在复活节的星期一，很难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餐馆。从侍者的招呼来看，校长似乎是这里的常客，但餐馆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只有一道简单的菜肴：烤牛排和煎土豆。谈话进行得很吃力，不像我们一年前在纽约咖啡馆中的交谈，当时，从克卢日来访的校长对罗马尼亚的状况，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而具有批评性的分析，使我颇感吃惊。他对美国十分了解，曾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没有听到如此众多的罗马尼亚文人以及他们的法国导师通常都会说的反美言论，这让我觉得很放松。我问他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言论与众多罗马尼亚学者的自我陶醉的言论之间，通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表示同意，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一挑战。我接受了他请我来克卢日的邀请，所以我来了，并带来了一个对他的大学有文化促进作用的重大项目。我无法预测，后共产党时代的官僚作风需要花多长时间击败我们。
我的朋友利维尤·佩特雷斯库（Liviu Petrescu）现在是克卢日作家协会的领导。我们1990年的重逢确实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利维尤当时是纽约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负责人，我们常定期见面，有时是在家中，有时则在市中心的其他地点。他曾建议让我充当首个文学之夜的主讲人，我拒绝了，他也就不再邀请我加入该中心。我从未迈入过那座中心大楼，因为它像过去一样，为一位肯定与罗马尼亚后共产党时代的媒体有联系的政治官员所掌控，这时的媒体像其前任一样，继续将我描述为民族价值的敌人。利维尤一直以其微妙精细的方式努力在所有相关的政党间架设桥梁。后来，他因为讨厌那个试图操纵他的罗马尼亚外交官的傲慢无礼而辞了职，这让我感到很可惜。他也觉得后悔的是——我不久后听说——他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对那种不快再多忍耐一阵子，因为他在纽约的活动已给中心规划带来了根本性的促进。
大学为我安排的活动日程表中没有一项与利维尤有关——校长的敌意的表示？——我一直想知道，在第二天，在官方日程表的间隙，我们是否可以聚一下，哪怕是短暂的一聚。
我们在街上见了面，在达西亚（Dacia）出版社的门前。他有着英国式的优雅气质，穿一身做工精良的西装，衬衫和领带与西装搭配得十分完美。在场的还有亚历克山德鲁·维拉德（Alexandru Vlad），他是个长得像波希米亚人的作家，长头发，乱胡须，我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年里常与他定期见面，移居美国后，我也与他保持了通信关系。
利维尤安排我与克卢日作家协会成员正式见面，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一支公众敌意的解毒剂。尽管利维尤在其欢迎辞中极尽褒扬，我还是开始感到，我在错误的伪装下站在了这里，就像个小丑旅行者一样，被当作罗马尼亚文学界的巨星而受到欢呼。这幅讽刺漫画并没有取代它的对立面。相反，它强化了它。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对当地的陈词滥调孤陋寡闻，嘟嘟囔囔的赞扬声更像是尖利刺耳的谩骂声。它就像是讨厌的疥疮：越挠越痒。没有取胜的途径，而且我觉得羞愧，因为鲜花像砖块一样令我不适。我觉得完全不适应这出不可能的回归喜剧，所以我过去的同胞们也许不再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的做法似乎是对的。对于他们而言，这正是这种场合所庆贺的——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我不再习惯他们的赞美，我很不礼貌地猝然打断了那滔滔不绝的赞扬，因而无意间冒犯了一位朋友。
就连接下来的讨论也没有说出一句我所期待的话语。这就是像当地的退休人员的会议，被迫以某种笑嘻嘻的闹剧的形式进行表演。唯一真正活跃的时刻是由一位身着运动装、打扮漂亮、抽健牌香烟的女子的提问所引起的。“你认为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充满军团兵习气的作品破坏了他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是提给那位“反民族的激进分子”的，媒体一直这么描述我。似乎没有人在意，我也是异见著作的作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永远不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四百万左右的党员的主要关注点。难道克卢日的听众中有人相信，伊利亚德在西方享有的任何一种名声都可以弥补他在昔日和当今的罗马尼亚所遭受的全部痛苦？这就是他们想看到他被当作圣人放入神龛的原因吗？这些问题一直未被提出，因为我做出了回答：我从未就伊利亚德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发表过公开评论。无论是文学还是学术都不能用道德标准加以评判。我对伊利亚德的“亵渎”不涉及他的小说或他的学术成就。提问者对我的回答置若罔闻，继续要求“保护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世界名著”。在我离开前，我得到了一个安慰奖。“这其实是一次党员会议。这里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只有你和我。”在往外走时，一位杰出的学者对我耳语道。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校长没把我列入活动日程表中。”告别时，利维尤对我说。我带着内疚离开了，因为我没有较为亲切地接受他的褒扬。（在访问了克卢日后，我将永远不能再与他交谈。当时的一场他自己尚不知道的疾病将很快把他带离人世。）
校长迷人的妻子主持了晚餐。食物和酒弥补了缺乏亲密感的不足。坐在由一位大学教授的配偶开得歪歪斜斜的汽车里，回旅馆的道路变成了险象环生的冒险。蓝色笔记本正耐心地等候着。我的思绪游荡至远方，飘向了苏恰瓦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