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与朋友贝贝（Bebe）和西尔维娅（Silvia）共进午餐。他们居住的街道不再叫作伏契克[1]——以纪念著名的捷克共产党记者和《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而是叫作马萨里克[2]，一个较乐观的名称。由于疏于管理，建筑物已经失去了某些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地的荣光。曾经舒适而雅致的公寓现在看上去破旧而简陋。但我的朋友们并不显老，尽管环境如此不堪，却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贝贝负责编辑一份出色的文化杂志，西尔维娅则帮着编辑手稿。交谈进行得很顺畅。我们谈到后共产党时代的转变，谈到民族主义，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来访的美国音乐家，谈到伊利亚德和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贝贝在战争期间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学生，他说起了女演员乐尼·卡勒尔（Leny Caler）的战后生活，她是塞巴斯蒂安以前的情妇，是《日记》第一部分的主要角色。那女演员本人保存着一本日记——贝贝拥有其手稿——事实证明，它的有趣程度还比不上她的风雨飘摇的生活带给人们的期望。然而，她姐姐的生活确实感人。她像乐尼·卡勒尔本人一样，是个生活在柏林的难民，与至少一个甚至更多国家的秘密警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关系，贝贝用一个痴迷的老收藏家的不可靠的叙述一口气地报出了他们的姓名。那是场冗长的、东方式的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几乎像是来自以前的生活。
我随后拜访了唐娜·奥尔巴。当我通过电话将她叫起来，安排拜访事宜时，电话中立即重新传来十年前的那个声音，但她现在谈论的不再是书籍，一个她曾不厌其烦、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谈论的话题。
唐娜·奥尔巴在年轻时，就像我给她起的外号一样，是个星星的精灵。美丽，敏感，聪慧，她用自己虚拟的存在主宰着各种文学研讨会，对自己的同学构成威胁。他们从不敢用他们那——与她的优雅的谈吐相比，似乎是——粗鲁的、卑俗的语言与她说话。毕业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但仅仅干了几个月，就因为她那世界风格的着装和她的沉默寡言而遭到解雇。但解雇并非灾难。这位中产阶级的脆弱的后代同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新家庭—她结婚了。这个天神般的人儿被抛下了奥林匹斯山，降临凡世，充当了共产党新精英分子中的一位著名批评家和重要理论家的配偶。那位官员在选择配偶时不必得到官场的许可，并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社会主义者的审美标准与自己妻子的审美标准间的对立。
那位跛足、近视、喜欢讽刺挖苦人的著名批评家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饱受折磨，被判处了死刑。他身上带着残疾人和反叛者的双重伤痕。对于这个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他每年夏天都会重读他们的作品）而言，阶级斗争一定是简单地意味着向一个腐败的罗马尼亚社会复仇，而正如他将会发现的那样，这个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腐败依旧，他本人则被变节者的伪装速度所压倒。
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对他的意义比失去他的官员职责更加重要，这位共产党员陷入了精神错乱之中。然而，这不是一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恐惧——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弱智儿童的游戏——而是导致他的疾病恶化的复活的法西斯主义的噩梦。他真真切切地藏在自己的床下，对迫在眉睫的死刑充满恐惧。在进入一家精神病医院后，他能够想到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和死刑。他似乎甚至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本身就是位作家，还是这位患者的朋友，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接近他的办法：给他朗诵熟悉的文学名著中的著名选段。这个办法很奏效，病人的记忆渐渐开始恢复，他记起了那些文字、句子和页面，并重新获得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我见到他时，这位前好战分子已经变得大腹便便，久坐不动。如今他与政治唯一的联系就是闲言碎语和讽刺挖苦。然而，他并未失去自己的文学热情，正在写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他的革命兵工厂中所保留的是些瞄准了美国帝国主义、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文学界的各类游戏的锋利长矛。他的疾病日益严重，但他坚韧地挺了下来。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变成了一种身体技巧。当被问及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一成不变地答曰：“我很快乐，先生。快乐是我还剩下的唯一东西。”那些时候对唐娜·奥尔巴来说也是艰难岁月。人们可以瞥见她的不合时宜的毛皮大衣出现在等着购买干酪、柠檬或药品的长长的队列中。这个曾经连杯咖啡也不会给自己冲的女人现在勇敢地担当起看护她患病的配偶的责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在他们所居住的紧挨着茨斯米九公园的老公寓楼的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真正的生存考验是冬天。就像“二战”封锁期间被包围的列宁格勒人一样，这对冻得动弹不得的夫妇以阅读来抵御寒冷。患病的批评家与自己的妻子在一场书卷气的对话中结为了伙伴，她的朴素的美丽缓和了那位病人的痛苦，她的带有审美性的超然态度是对他受挫的战斗性的一种映衬。
可是，到如今，这对夫妇的自传已经成为历史，我前去探望的这个女人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仅仅是位生活在不同住址的幸存者。我决定带花过去，在花店中，卖花人用英语与我交谈。一小束玫瑰的价钱与纽约的相同，这对布加勒斯特人来说是个令人咋舌的数目。我甚至不愿费神提出抗议，说那些花不够新鲜。
街道位于一块乌云的冰冷的腹部，过往的行人违反自然规律地活着。我唯一感觉到的是害怕触摸他们并害怕被他们触摸的恐惧。当我顺着蜿蜒曲折的街道一路走去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涩。唐娜·奥尔巴的新家就在附近。我走了好一会儿，不确定是否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电梯吱吱嘎嘎地开到顶楼。还未等门铃的声音停下来，门就豁地打开了。
“哦，你终于来了，亲爱的。”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我从电话中就听出了这一点。我本想拥抱她，但这种亲密的姿态不合她的习惯，她似乎总是避免拥抱。我很正式地吻了吻她的手，就像以前一样。她接过我像以往一样尴尬地捧着的花束。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丈夫也去世了，而她本人曾企图自杀。紧接着独裁统治的噩梦的是后共产党时代的噩梦。她再也负担不起做头发的费用，也许她已不再关注此类细节。她已失去了她的女性魅力、她的神秘感、她的卖弄脑袋的做派。她的头发现已发白，她穿着件家常毛衫。无论是刚刚进入中午的时刻，还是所谓她自己内心的境遇，都不允许她像过去一样穿起较为时髦的装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张苍白的面容，我父亲的姐姐老利厄·雷米尔的那种凹陷的闪族人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总觉得那样的脸属于《圣经》里的人物。我立即觉得自己变得更老了。她提醒我坐到扶手椅上。她没有提出带我参观公寓。狭窄的走廊被一扇玻璃门隔开，我可以看到，在另一头有张盖着报纸的桌子和一把直背椅。后面的某处可能是卧室和一间小厨房。一切都散发着贫困和孤独的气息。我没见过那些破旧的家具。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的文学沙龙消失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红色天鹅绒床罩和红色丝绸礼服。
我还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我为两周前打电话给我的女子的声音所触动，来到她的门前，按响了门铃。她出现在门口，一如现在这样，因此有那么一刹那，我重温了昔日的浪漫情景。那女子径直从一幅早期肖像画中走出来。她有张白瓷般的小巧脸庞，镶着黑色的眼眸，前额上系着一条白色头巾。她身着一袭华丽的红色晚礼服，莲步慢移，优雅妖娆。天鹅绒包裹下的腰肢纤细，臀部丰满，颇具东方韵味。只有她的双手展现出某种悲哀的、未加琢磨的成分。她的手指纤细如孩童，她的双肘娇弱得似经不起碰触。她散发出动人心弦的风韵，在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粗鄙言行中，这是种不合时宜的冒险。
“啊，你别瞧得太仔细。”她说，“还是跟我说说美国吧，不过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美国，那里面全都是些鲁钝的枪战。”
我沉默不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听说你是与一位音乐指挥或诸如此类的人一起来的，他还是个历史学家，会说德语。那么，在美国并非到处都是野蛮人、性和金钱。”
这种有关美国的带有偏见的观点似乎与外国人对罗马尼亚的想象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指挥家大肆奉承了一番，以此作为回答。
“这么说，一个欧洲人，那么，我明白了。”
“是的，美国人暨欧洲人。”
我注视着摆在我面前的盘子里的蛋糕。在唐娜·奥尔巴的文学聚会上，饮料和点心包括略带甜味的饮料、利口酒、苦艾酒，以及一块蛋糕，通常是铺着厚厚的巧克力的蛋糕，味道醇厚而香甜。每一叉下去，都会溢出大块的奶油和糖。后来，当基本的食品都变得匮乏时，这样的美食折磨也变得不可能，热度的缺乏最终导致那些奢侈晚会的终结。这一次，蛋糕不太甜，所以我得以免除昔日的折磨。我吃到嘴里的是种像模像样的蛋糕，是从市中心的一家值得信赖的糕饼店买来的。
因为无法向她问及她母亲及丈夫在弥留之际的情况，或是讨论昔日时光和贫穷状况，我只能迷惑地凝视着放满了书、报纸和笔记本的桌子，试图辨认出我记忆中的那本布满灰尘的、破损的账册。我几乎要开口问她。我看着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暗自希望出现你在假装漠然时通常会出现的奇迹，即我会瞥见那本神秘的账册正躺在某个地方，成为所有那些灾难的一个幸存者。
这是我在一次拜访伟大的文学家、唐娜·奥尔巴的丈夫期间的偶然发现。我像平常一样两点到达。那位小说家黎明上床，起床较迟，所以会面安排在午餐时分。我按响门铃，门开了，像往常一样，来开门的是他的岳母，一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女士。她极少说话，但我知道她喜欢我，因为她称我为rusk ii pisate li,russkaia intelligentsia，即苏联作家，苏联知识分子。我因这个错误而受到奉承。她请我走进她称为salyon，即起居室的地方。我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椅子放在盖着红色天鹅绒的桌边，桌上摆放着装在相框里的唐娜·奥尔巴的肖像和一本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3]。我凝视着照片，一面留意着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慢吞吞的脚步，气喘吁吁的呼吸。
终于，飞象出场了，跛着腿，靠着墙壁以支撑自己。为了从门口走到桌边这段不长的距离，他得抓着固定在墙上的绳子，那是专为帮他活动而系的。到了目的地后，他会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椅子上。
“嗨，自由主义者，有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消息吗？”
然而，那位文学家和退休的共产党人似乎对当地最近的流言蜚语比来自北大西洋地狱的消息更感兴趣。于是我们聊着书籍、通奸事件和文学阴谋。大约25分钟后，依照惯例，那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岳母会送来蛋糕和一杯水，使salyon蓬荜生辉。我像往常一样，为我将要忍受的美食折磨而谢过她，但这位Matushka[4]并不马上离去。
“保罗，保罗，这是卡费卡。”我听到她咕哝着说。“我带来了卡费卡。”她用她那独特的口音重复道，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
“卡夫卡？”一旦在与艺术大师独处，且让那斯拉夫语的响亮声音消失后，我立即问道。老太太把一本厚厚的大账册留在了桌子上，现在处在明显的监控之下。它有着厚实、古老的黑色封面，前面贴着个有污迹的学校笔记本标签。
“啊，登记簿，上面记录了所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没错，卡夫卡，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瞧瞧这儿，写在标签上，‘卡夫卡’。像作家一样，这本登记簿中充满了神秘性。”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以何种代号被记录在案的，但这与我已被获准进入这个令人着迷的圈子的事实相比并不重要。那个salyon虽说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我始终能够肯定的是，在某个不太远的地方，卡夫卡正在密切关注着一切。
我一直盯着唐娜·奥尔巴桌子上的那个时钟，它的节拍器的嘀嗒声有节奏地标出了现在涌入我脑际的文字的时间属性。
“我看着时钟。钟是我母亲给我的，我无所不能的母亲，永垂不朽的母亲，她躺在地下已有一世、一天、一分钟。”这些是唐娜·奥尔巴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我吃力地看着五斗柜上的另外一只时钟，它是只结实的高品质的时钟，那是我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高高兴兴地买给自己的，那是在他死去的前几天，不超过七天。”
我没有忘记那些悲伤的文字。
在用红木做成、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乌长霉的床架上还有一只表，是我年轻时戴的腕表，属于我的另一半。它很早以前就不走了，现在永远显示着同一个时间。我没去看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父亲把它给了我，好让我把它当成送给我的另一半的礼物——一只从日内瓦进口来的精良的瑞士手表。有人说用礼物构成的礼物会构成天堂，但我认为它也能构成地狱，因为现在我那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正躺在自己的坟墓中。而我的另一半，我的脆弱、强壮、永垂不朽的灵魂伴侣，也躺在于地上挖出的深洞中，上面覆盖着尘土，我自己也会长眠于那个洞中。
我倾听着这些文字的回声，它们金属般的铃音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再次看见了那烟雾弥漫的一天，那天很像今天，那是在25年前，也许是数个世纪前，电话将那个现在正从坟墓里召唤我的女人的声音带给了我。
我回答了唐娜·奥尔巴有关美国的问题，但我的话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声音，这不仅因为我也貌似传统地回到了罗马尼亚，还因为我知道，在1986年，当得知我离开的消息时，以及后来当她热爱的丈夫开始对我大肆辱骂时，她是多么震惊。她能够道出她丈夫的愤怒吗？
“我因失去而变得富足。”她说，“我该怎么形容它呢？我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永远别忘了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没有因为离开而失去什么。恰恰相反。”
唐娜·奥尔巴似乎还在代表死者说话。这是对我的判决的减刑吗？她指的不是失去语言，因为她比许多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文字的价值。她脑中想的是另一种损失，事实上，是收获。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传达对她自己留在此地的评判吗？我没有力量向她解释我同时学到的有关收获和损失的知识。我所能听到的只有那不断重复的叠句：“你没有失去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亲爱的诺曼。恰恰相反。”为了逃避那恼人的节拍器，我问洗手间在哪儿。她给我指路，甚至陪我沿着狭窄的走道走了几步。我打开灯，极小的灯泡将朦胧的光亮投射到那有点儿类似于贮藏室的地方——破旧的行李箱，扫帚，刷子，布满灰尘的椅子，旧衣服，污迹斑斑的脸盆，旧帽子，毛领子，式样过时的鞋子。我瞥见一只鸟标本栖息在有缺口的胸像和坏掉的雨伞边，这让我沉思了一秒钟。
角落处有个小水池，紧挨着马桶。我没有看斑驳的镜子，去关水龙头，但白费力气，锈色的细水流还是滴个不停。我最后看了看破裂的马桶及其破损的盖子，看了看枯灰的地板和灰色的墙面、破旧的窗框、水桶和拖把。我关上灯，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在永恒的正中间，在那堆让人鼓不起勇气再次登门拜访的垃圾中间。
回到房间，我听她说起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她是否还说起意大利鞋子的事，假如你有钱，你就可以在街角的商店里买它一双？
又过了几分钟后，我走出她的家门，来到街上，但我仍能够听到她的声音：“我是谁？我是谁？闭上眼睛，我仍能看到，但我被禁止观看。我赶走那些神灵，我试着清空我的脑壳，它因咸味的汗流而湿漉漉的。我想知道：现在我是谁？”那金属般的、略微有些疲倦的声音是熟悉的，那些文字来自永恒的虚空。“我认为我们彼此相知，我的自我和我。现在，我想知道，现在我还剩下些什么？事实上，我是谁？”我的自我和我也彼此相知，但当我步行离开时，我不断重复着那个很久以前就对它失去了兴趣的问题。
步行至大学广场和我住的饭店只需几分钟。正值黄昏时分，街上阒无人迹。我在大学这边进入地下通道，从另一头出来，这里有街头小贩摆摊卖报纸和书籍。我走近那面用黑漆涂写着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的标语的墙。街道对面就是洲际饭店，在饭店1515号房间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旅行者的日志，准备证实已经过去的这一天和这些小时确实是真的，并且是属于我的。
地下通道将马格合鲁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与过去被称为格合欧格合·格合欧九-德吉的林荫大道贯通为一体。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路面电车通常会沿着林荫大道行进，另有几个通常供行人走的十字路口。这里，就在此处，30年前，命运从街的一边穿过另一边，正朝着我走来。
我不引人注目地观察着十字路口的大学一角，站在通向建筑研究所的狭窄街道上，在那个特许之地，你可以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你。时间停止了，就像现在一样。我在等红灯。她也在等，在另一边。我是隐形的，仿佛我是在月亮上。她看不到我。她没有看任何人。她此刻是那样孤独、轻盈、高贵。交通信号灯从红色闪为绿色。又略停了一瞬后，她迈上街道。她身穿黑色毛皮外套，脚蹬高跟矮靿儿靴子。她的脸笼罩在一圈光环中，看不真切。那是茄拉，我未来的妻子。我注视着她优雅的步态、她苗条的身姿。她的脸如月光般清澈明净。这位装扮成大学生的日耳曼公主正径直走入我关注的凝视之中。在那个寒冷的中午，我惊讶地看着她从街道的另一边向大学时钟和我走来，一个秘密的、孤独的启示。那之后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现在，30年后，我站在同一个星形地点，站在那命运的十字路口，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我决定去报亭。我再次走入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饭店门前，腋下夹着一叠报纸。回到房间后，我开始看报上的大字标题。当然，今天是东正教复活节的前夜。《国民信息报》（Curierul Na ional）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宣布：基督复活了。《日间》（Ziua）宣称：LUAILUMIN×—接受光明，下面是半张报纸大小的救世主画像，他身边围绕着圣徒与信徒。《罗马尼亚自由报》（România Liberǎ）发出欢呼：SRBTORI FERICITE,CUHRISTOS ÎNVIATDIN MORI——一个因基督复活而快乐的复活节，与之相伴的是基督画像及来自罗马尼亚宗教主泰奥克蒂斯主教（Father Teoctist）的祝福语。《日报》（Cotidianul）也刊登了基督画像，还有国王米盖利一世的照片，他正在罗马尼亚庆祝这个复活节，报纸也对他致以问候。《真理报》（Adevǎrul）的报头上有一行花边文字：“在这个神圣的希望与爱的重生之夜，让我们共同欢呼：基督复活了。”
我在《真理报》（Adevǎrul）上花了较长的时间，这是个在西方不易找到的报纸名称。《世界报》（Le Monde）、《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ra）、《泰晤士报》（The Times）、《时报》（Die Zeit）、《国家报》（El País）、《法兰克福汇报》（Frandfurter Allgemeine）、《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这些报纸中没有一个含有《真理报》的确切意义。在罗马尼亚内战期间，《真理报》是份颇受尊重的日报。内战刚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即终止了它的出版。莫斯科的共产党也有他们自己的Pravda，另一种《真理报》，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Scîn－teia）提供了灵感，它的名称借自列宁的闪闪发光的Iskra（火花）。1989年后，《真理报》以“独立报纸”的形式重新出版。
五年前，在《真理报》1992年3月7日版上，我被列为不齿于人类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前《火花报》的记者，他将共产党革命的花言巧语换成了一种新行话，反复使用，以迎合当前读者的卑俗口味。他献给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主义”将我说成是那些“只具备人的一部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之一，这些人是祖国通向更美好未来道路上的绊脚石。半个人，四分之一个人？它并不一定是种侮辱。我的朋友，诗人穆古，就强调地称自己为“半骑人半独腿兔”。原来“希望和爱”不过如此，一如《真理报》在五年后，在这个神圣的1997年4月26日的复活节前夜所声称的那样。
我浏览着报纸，寻找有关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评论，这是那个罗马尼亚春天的文学事件，其重要性堪与有关罗马尼亚加入NATO的争论相提并论。这本在作者死后半个世纪才出版的书聚焦于内战时期最重要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犀牛化”（rhinocerization），其中包括伊利亚德、齐奥朗、纳艾·伊奥奈斯库以及其他许多人。“与米尔恰在他住处的关于政治话题的冗长讨论不可能加以概括。他一会儿热情洋溢，一会儿含糊其词，充满了惊叹号、感叹词和省略号。我想从中选择的只有他的——最终的忠诚的——声明：他爱铁卫军，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它，期盼它获得胜利。”塞巴斯蒂安于1941年1月写道。
铁卫军，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用罗马尼亚“擦它的屁股”，齐奥朗下过这样的断言。确实，正如塞巴斯蒂安所写的那样，人们相信，1941年1月22日，某些军团兵于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场，在基督教赞美诗的伴奏下，实施了对犹太人的仪式性杀戮。
那晚深夜，我看着电视上的复活节教堂庆祝活动。我返身去找那沓报纸。人们对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反应有所改变，他们从感动到困惑再到愤怒，无所不有。为什么我要在意呢？毕竟，在我出生前的那些流氓年中，在外祖父阿夫拉姆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里，当热情过头的阿里尔向自己的听众夸大其词地发表演讲时，我并不在场，塞巴斯蒂安也不曾与特兰尼斯特里亚或佩日普拉瓦有过任何瓜葛。其实，他也曾想要离开犹太人区，迎接他的也曾不是鲜花，而是可以预见的更多的犹太人区的景象。他在四面楚歌之中，也曾始终是内部灾难的俘虏。这些是我们之间不容轻易忽视的相似点，然而，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他生活在由旧规范构成的世界中，就在那些规范即将内爆之时。我生活在那些规范已经内爆之后。不，我不是塞巴斯蒂安，但假如我就他的《日记》写些什么，我是否会再次蒙受诅咒？我会不会再次被称作“叛国者”、“治外法权者”、“白宫特务”？我可以从过去中读到未来，或是从今天的报纸中读到未来：“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已经回来，以获取更多的东西！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将就流氓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著书立说，自己也将再一次地变成流氓！他侮辱过罗马尼亚人民，阻止罗马尼亚加入NATO！”云云。除去犹太人“对痛苦的垄断”以及犹太人对罗马尼亚的“监听”，我将再次激起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愤怒。
夜已渐深，我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未来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给了我重重一击：作家兼学者、虔诚的基督徒贝特鲁·克热提亚（Petru Cretia）之死。仅在他死前数日，《犹太人的现实》（Realitatea Evreiascǎ）杂志才发表了他的一篇有关反犹主义的散文，在文中，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精英中的新星们——“在公共场合，这些人表现得毫无道德方面的瑕疵，有着无可挑剔的民主行为，聪明地保持中庸节制，在某些例子中，还伴随着自命不凡的庄重严肃，但在私下里，有时还不那么隐秘地，却会口吐白沫地咒骂犹太人。”正如在塞巴斯蒂安的流氓岁月中一样。克热提亚的声音突然充满了房间：“关于由塞巴斯蒂安的《日记》所引发的狂怒，关于崇高的民族价值正在被这个公正的、常如天使般的目击者怀着如此慈悲的痛楚如此平静地进行的揭露所玷污的感觉，我看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贝特鲁·克热提亚的话语在回响：“大屠杀后最可怖的是，哪怕最微小的反犹主义的持续存在。”
我这个旅行者现在可以听着这些话语上床睡觉了，在这里，在他曾经不愿离去、后来又不想回来的祖国，在他被模糊性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地方。一种姗姗来迟的治疗：睡眠。在这个康复之夜中，你可以吸入你曾失去的一切，以及你也许会失去的一切：那些你甚至还不知道的东西。我想着流氓塞巴斯蒂安，想着流氓耶稣，他曾受到伪君子的嘲笑，又在成千上万张面孔上复活，在成千上万人的眼皮底下，在流氓世纪的火葬场中，被烧活。我再也无法与疲倦抗争，我就像个老小孩儿，终于得到了一直想要的麻醉药。
[1]伏契克（Julius Fucik，l903—1943），捷克作家、文艺评论家。1942年被捕，在狱中写下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9月8日被希特勒匪帮杀害。
[2]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和斯洛伐克独立事业的开创者，捷克第一任总统。
[3]法语，即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4]俄语里对师母的称呼，有母亲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