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狭窄街道大部分都残破不堪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斯费因塔·维尼日街上，向朝拉尔犹太教会堂（Choral Synagogue）走去，那里是犹太人社团的总部。时间已是早晨近10点钟，但街道上空无一人。在漫长的复活节之夜后，布加勒斯特人正享受着懒起的睡眠。犹太教堂的院子里也空荡荡的，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守门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要求见秘书布卢门菲尔德（Blumenfeld）先生。站在守门人旁的那个穿皮夹克的矮个子朝我转过身来。“我可以开车带你去那儿，我是这个社团的司机。”“你必须获得许可。”守门人一面说，一面指着院子后面的建筑，说出一个我听不真切的名字。“你必须同那里的绅士谈谈，在办公室。”
艾萨克森或雅格布森或阿布拉姆森先生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份文件。我解释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儿。我需要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沉默。我又说，布卢门菲尔德先生认识我。那位官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依旧低着头，咆哮道：“你想干什么？”
我是不会作答的，除非他从那些重要文件中脱出身来。
他终于抬起了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布卢门菲尔德先生骨折了，或者是出了其他什么毛病。他卧床不起，在休病假。而我很忙。”
我摔门而出，拼命压住一句骂人的话，但我真是怒火中烧。我走过门房，然后顺着巴尔赛斯库林荫大道一直走下去，回我的饭店。我想起塞巴斯蒂安在他的《日记》的某处提到，在面临困难时，人们会感到有必要与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在一起，同时也会感到接踵而至的失望情绪。
城市一片荒寂，偶尔才会有路人或流浪狗走过，第一只狗，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有人告诉我，街上游荡着成百上千只饥肠辘辘的狗，对市民构成了威胁。此前我还未曾遇到过任何一群狗，但那时，我也不曾这样频频外出。现在，在看到这个四重奏后，我可以想象遇到一大群咆哮不已的狗会是个什么情景。
街道依旧空空荡荡，门户紧闭，窗户中、阳台上、露台上都没有一丝生命的信号，没有一样东西在动。不过，再往前走几步后，在画店的门前，她在那里——幽灵。狭窄的人行道上只有我们两个。那位老妇非常熟悉这条街道，我曾经常陪她来此。是的，丝毫也用不着怀疑那是谁。我认出了那纤细、苍白的双腿，那雪白的短发，那骨瘦如柴的佝偻的肩膀，那不成形状的无袖连衣裙，那拿在一只手中的购物袋，那拿在另一只手中的针织套衫。她步履缓慢，我步履匆匆，可我们却在并肩而行。到了饭店门前，我又成了孤独一人，那些狭窄、曲折的街道也留在了我身后，留在了虚无中。
回到房间，我设法弄到了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电话号码，并且给他打了电话。那位康复中的人用一种年老虚弱的声音在说话。是的，我随时都可以来拜访。我再次动身，前往阿姆则（Amzei）市场。途中，我在一家邮局——很高兴它开着—驻足，为我的美国朋友们购买明信片。柜台旁的女人专注地打量着我。她是我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她那张令人愉快的开朗面容。我挑选明信片时，她一直在冲我笑。我欣赏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丰满的嘴唇、完美的牙齿。从第一眼起，我便喜欢上了她平静、愉快的举止。她让我想起那些类似的、已被忘怀的形象，一段可栖居的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你根本用不着说多少话。
“你碰巧会说德语吗？”她问。
“会。”我回答，她友好的声音使我很愉快。
“噢，你是我的救星，真的。”
她递给我一张用德文写着使用说明的条子，那是给复活节彩蛋上色的粉末的使用方法。我一面翻译，那位女士一面明白地点着头，并把听到的记下来，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曾几何时，那个曾经年轻的我是不会始终对那微笑中隐藏的许诺无动于衷的。
我走进阿姆则市场里的店铺，在共产党时代，你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极少量的肉类。现在，购物者多为从国外回来的罗马尼亚人，像往常一样，他们是来欢度复活节的。我为朋友金头脑买了几瓶昂贵的罗马尼亚白酒，还买了两瓶威士忌，一瓶给他，一瓶供我计划中的苏恰瓦之旅用。
布卢门菲尔德家所在的公寓楼矗立在一块儿空地中央，这是周遭的拆迁工作所带来的结果。这家的女主人前来开门，我认识她，这个纤细、美丽的女人在任何社团宴会上都是个炫目的存在，陪伴她的往往是她高大英俊、出类拔萃的丈夫。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看上去明显衰老了，并且失去了昔日令人难忘的风采。他们要给我倒咖啡，我谢绝了，于是布卢门菲尔德太太用一只水晶小茶托端来杯水。时间已在这老式但舒适的家中积下了一层薄薄的锈迹。
我将椅子拉至康复病人的扶手椅旁，告诉他我来访的原因。几个月前，我提出申请，要求开具一份说明我家于1841年被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证明。证明是给我父亲的，1989年，他以81岁的高龄移民以色列，现在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养老院，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布卢门菲尔德先生做着笔记，证实被驱逐者的档案现在保存在社团档案室中，因此，是的，可以开具一份证明，这样父亲就可以获得他应得的赔偿——当然不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他没有问长篇大论的问题，他的虚弱使他喜怒无常。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的境遇，如同他衰老的年龄一样，都对欢乐无益。
像其他犹太共产党官员一样，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的布卢门菲尔德在退休后，成为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在战后几年里，他曾中断了与犹太人社团的联系）。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伤害任何人，并且只要有可能，总是想帮助别人。由于习惯了权威感，他在担任犹太人社团秘书的新职位时很是有用。然而，在共产党专政末期，发现他并不像可能预期的那样，属于该体制的敌手之列。现在，到了老年，他发现要适应资本主义的喧嚣是种令人羞辱的经历。
我预期会在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家用午餐。他的命运与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命运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位才华卓著的作家，他已找到了额外的工作机会。还有他的妻子费里西娅（Felicia），这位女英雄在最近30年里确保了他们夫妇的心智健全。我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最后10年间，通常会在他们宽敞的家中度过所有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以及犹太人的假日和亵渎仪式，现在，这里唯一的新鲜事物是他们跳来跳去的大黑狗。
我知道，午餐将是个冗长的过程，一道经过精心策划的烹饪程序。最先上来的菜是Tarama Salata[1]和加入调料并剁成块儿的羊排，目的是刺激食欲，与之相佐的是自制的李子酒和红、白葡萄酒，用以增强味道。在共产党专政时期，应邀到罗马尼亚人家中做客的外国人都惊讶于烹饪食物的丰盛，这与普遍的贫困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当有国外的亲戚或熟人来我家做客时，我总是避免解释有关此类盛情表演所必须的精巧把戏。
我们碰了第一杯酒。金头脑和费里西娅按传统的“基督复活”要求互相敬酒。我们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美国指挥家的音乐会。我们对沙拉、罗宋汤、烤羊肉和猪肉、泡菜、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都赞不绝口。谈话从唐娜·奥尔巴转向她的丈夫，他在共产党政权倒台前不久便去世了，他在这个政权上浪费了那么多的聪明才智。我们谈到在同一时期重新在墓地找到了栖身之所的故友，谈到那些重新在巴黎、纽约和特拉维夫安身立命的旧交。我们聊起仍然生活在此地的朋友和熟人，他们活跃于自由市场的后共产党世界，就像他们在不久前活跃于共产党当政的世界中一样。
7点，我在我的东道主的陪伴下回到饭店，他想要遛狗。一路上，我们遇到几个认识的人：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位教授。街道安详静谧，太阳徐徐西沉，这让人觉得像是旧时的生活。我们谈到罗马尼亚极权的末日到来时的困惑和危险，当时谣言四起，变化无常，散布谣言的人不仅有无所不在的安全部人员，还有准备从人民的怨恨中有所收获的隐秘力量。
11点，我在火车北站（Garade Nord），这里是主火车站，准备搭乘前往克卢日的夜间快车。我想搭乘的飞机因为乘客太少，加上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卧铺车厢中只有另外两位乘客和两名看上去像大学生的服务员。我很想念那位有趣的老列车长。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每年都要乘好几次火车，进行布加勒斯特与苏恰瓦之间的七小时夜间旅行。后来，在与朱丽叶交往的那几年，我会往返于普罗耶什蒂与布加勒斯特之间。载我前往佩日普拉瓦的劳改营去探望我父亲的也是火车，1986年，另一趟列车载着我进行了辞别父母和布克维纳的告别之旅。
我现在正在过去的列车中旅行。与我搭乘同一辆列车的，是陪伴着我那一直就是和已经变成鬼魂的鬼魂。车厢似乎挺干净，但持续散发出消毒水的气味，而当我铺床时，发现床单上有令人怀疑的斑点。枕头正置于火车车轮上方，丝毫也不能指望它会减缓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周时间里所积聚起来的疲惫感。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毯子，脱去外衣，浑身冰凉地钻进床铺。我拉上了窗帘，黑暗随着移动的光箭投射进来。车轮在我的脑袋下叮当作响，我试着捂住耳朵，不去倾听这夜晚的喧嚣。那匹铁马，喷着鼻息，发出怒吼，正奔跑着穿过黑暗。
[1]Trarma Salata，希腊风格的鱼子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