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觉察到，即使是在周二与饭店职员的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的脸也因听到罗马尼亚语而变得亮了起来。他的观察也许是正确的。因为那一瞬间，本国语言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在以前就曾发生过。在苏黎世，旅馆的门房因为听到我们在说罗马尼亚语就曾满脸堆笑地对茄拉说：“bunǎ dimineata”——早上好，继而说起一些闲言碎语，而我也很乐意地加入了其中。
清醒是种玩笑。一旦某人那样做了，他就别无选择，只能走出家门，用文字挣钱活命。在流浪者的迷宫之中，日子一步步地接踵而至。然后，就有了不久前在纽约的那一天。在经历了一个短如须臾的夜晚之后，我在没有真正清醒过来的情况下醒了过来。我的美国朋友，一位惯常早起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那声音，那嘲弄的语调都一如既往，但那些字眼本身，那声调，那口音……这是个陌生的替代者，一位巴尔干半岛的doppelgänger[1]。我睡眼惺忪地往浴室走去时，听到客厅里有声音。谁这么早入侵了我们的公寓？
茄拉外出工作时，没有关上电视机。电视播放的是O.J.辛普森[2]的审判，播出地点在加利福尼亚，但突然间变成了另一种词汇表，另一种发音。我抓起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然后又换了一个频道，换遍了纽约电视的全部75个频道。每个频道上——绝对无误——人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我关掉电视，走向浴室。镜子告诉我，我处于一种欢庆状态，我脸上黏着一丝白痴般的笑容。那一快乐的假面与我在电话响起后的几分钟里我认为自己所感觉到的东西大相径庭。我将眼睛俯在白色的水池中，不想看见一张陌生人的面孔。我的双手在颤抖，肥皂滑进水池，但尽管心怀焦虑，我的脸上仍然是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
我挣扎着走出浴室，没有向镜子再看一眼，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走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电梯。我要去拿报纸，正如我在多数早晨都会做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门也许都会出于又一次的幻觉而开启。在底层，佩德罗一如既往地坐在大理石桌子的后面，保持着一贯和蔼可亲的微笑。“早上好，先生。”他会像每天那样，用他那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这样问候我。而这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点头，说的却是：“Bunǎ dimineata，domnule！”我通常的回应是一句简单的“早上好”，这次这样说似乎不大合适。着了魔的白痴般的笑容继续点亮我的面孔。佩德罗也在说罗马尼亚语。不仅是佩德罗，就连O.J.辛普森、约翰尼·柯克伦和玛莎·克拉克[3]，还有克林顿总统和魔术师约翰逊，以及我仅几分钟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另外，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戴安娜·罗丝（Diana Ross）和雷·查尔斯（Ray Charles），全都在用罗马尼亚语演唱，假如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情景的话。“Doamne Dumnezeule。”我发现自己咕哝道，确信上帝也说罗马尼亚语，并且能够听懂我所说的话。报摊旁的那个年轻的亚洲人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不是因为他没能理解我向上帝所说的奇怪语言，而是因为他实际上也明白了那个密码。对此我十分肯定。我将零钱留在柜台上，弯腰拿起一份《纽约时报》。
我看了看大字标题。我在找什么？一个愿望，一个承诺，一条来自圣哲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去年确实从一个有着浪漫名称的小镇传来过，小镇的名字叫作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它以辛西娅的一张手写卡片的形式到来，我再次想起了她的话语：“我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全都在说、读、写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被宣布为美国国语！（既然世界正在做着它现在正在做的怪事，这事就没有理由不会发生）。”文字，仅仅是文字，没有力量预言它们的组合方式。我该怀疑括号里的话吗？我不是雅克·德里达[4]和“文本多义”的崇拜者。辛西娅的话自然是诚挚、有趣、天真、善意的。我是否太快地忽略了辛西娅本人用大写字母所写的“不”字？我是否一直在提醒自己那句古老的中国咒语：切勿贪得无厌，以免愿望成真？愿望已经达成，而且确实，它给我带来的不是福气或痊愈，而是彻头彻尾的迷茫困惑。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儿童电视节目中的木偶，让我害怕的是，这些木偶突然间说起了罗马尼亚语。一个外国人会像个突然破门而入的逃犯那样，赢得他的语言上的公民身份吗？当祖国命令你出境，你会带着语言跑开吗？“存在之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教授？它是语言，伤残而疏离的语言，失眠症患者的语言，希腊语hypocrino吗？语言是模仿、掩饰、谎言吗？它是戏剧性的，拙于模仿的表演吗？它是假面舞会和化装舞会吗？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假的、伪造的。克林顿总统在说罗马尼亚语，雷·查尔斯在说罗马尼亚语，魔术师约翰逊在说罗马尼亚语——好一个谬论：罗马尼亚语变成了全球性语言，没有人听不懂、不会说。流亡者变成了全球性的流亡者了吗？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是hypocrino的马戏团中的表演者？
青蛙王子正在痴笑，但在用罗马尼亚语与墨西哥人佩德罗、卖报纸的亚洲人甚至是菲利浦说话时，感觉很不自在。当辛西娅在玩文字游戏时，她脑子里的想法完全不同。像许许多多的作家以及非作家一样，她忘记了隐藏在文字中的危险。
我那愚蠢至极的笑容，我那中风患者般的快乐发作——事事都已变得简单、自然。我迟疑不决的毛病突然间治愈了吗？在老年，我正试图用这种迟疑不决，凭借一张完全不同的词汇表，来诠释我的童年时代。那场令人困惑的闹剧没有使诸事皆顺，却恰恰将它们扭曲成为拙劣的模仿。德里达先生有理由乐了：语言不能假装是非模糊性的，这正是他所声称的观点，不是吗？
太迟了，辛西娅，太迟了！1988年3月9日，我像个婴儿般天真无邪地从月球直奔此地，在华盛顿机场着陆，假如奇迹发生在这时，那么没错，我会快乐地用罗马尼亚语与辛西娅和菲利浦交谈，与罗杰和肯交谈，与利昂、索尔·B.、索尔·S.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交谈。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甚至会高高兴兴地用罗马尼亚语与丹·奎尔或乔治·布什交谈。可现在，所有事情都搅和到了一起。我不再是个通过手势和咿呀声牙牙学语的婴孩。与此同时，我将自己放逐其中的新语言自行渗入了老年的缝隙。我已变成了hypocrino，一个杂种。我身上没有保留丝毫的纯净或完整。
我现在明白了不久前我与路易斯（Louis）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及我们个人历史奇异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不仅是我们饱受创伤的童年，还有此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他做对比，我可以为自己想象出一种美国人的命运——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做研究，担任律师或作家——假如我的父母像他的父母一样，在战后就立即移民至美国，假如他们有办法支付自己儿子的学费。相反地，我可以看到路易斯——我猜，这个名字在波兰就像诺曼在罗马尼亚那样普遍——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国，经历着一种，谁知道呢，与我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穿梭于波兰社会主义的蜿蜒河流之上。
名律师与名作家似乎成了漂亮怡人的“东边”餐馆的常客，从侍者的殷勤程度判断，这里没多少用餐者。
“没错，你可能是对的，”他说，“我们像极了，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唯一的不同是，你至少还拥有一种语言。”
餐馆的宁静立即被粉碎，仿佛有人将一摞盘子掉在了地上。不，那哗啦啦的声音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路易斯的评说没有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我凝然了。他在说什么？我刚刚失去了一种语言，没有其他的损失可以与之相比。他所说的是，他，一个美国作家，在他的国家和语言中完全是自由自在的。
仿佛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他继续说道：“我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我的美国语言环境中。它是我掌握得臻于完善的语言，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同之处在于，你有你自己的语言。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相信我，即使是在那些你抱怨不已的翻译作品中。我的语言，虽说完美无缺，也许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疑，我可以用它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你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的人，你拥有一种一致性，一种完整性，即使是在流亡时，特别是在流亡时。”
一致性？完整性？在我那异国情调的语言中，在罗马尼亚语中？它们在翻译时韵味尽失。我在用一种易于翻译的语言写作，所使用的词汇表毫不费力地就能跨越国境吗？在那个漂亮餐馆的寂静之中，我再次遭到一连串问题的袭击，正如我那天出门到阿姆斯特丹大街去买《纽约时报》时一样。一次打击，我呆住了：文字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俘虏，并重新获得了它们的意义。
我站在那里，在那个不可能的时刻猝然呆住了。一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手继续伸向《纽约时报》。我弯腰去取报纸。是的，一份罗马尼亚语报纸！但现在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在一个与纽约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同样不可思议的早晨。我正站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报刊亭边，看着“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身后日记”的大字标题。
无论德里达先生怎么阐述语言的模糊性，清晰的文字都会有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意义，其中没有模糊性。是的，路易斯是对的。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没有人，没有物，甚至于那个突然间变成了现实的幻梦也不行。
[1]Doppelgänger，德语，德国民间传说中活人的幽灵，又指相貌酷似者。
[2]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美国橄榄球超级明星，1994年因涉嫌杀妻，震惊全美，其案件是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后被判无罪开释。
[3]约翰尼·柯克伦（Johnnie Cochran，1937—2005），著名黑人律师，辛普森案中的辩方律师。玛莎·克拉克（Marsha Clark），辛普森案的检察官。
[4]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哲学的边缘》《马克思的幽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