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将参观宫廷大院：白小丑的白宫，乔尔马尼亚的凡尔赛宫。我们穿过一条长街，街道两边为公寓建筑，每座建筑的门脸都略有不同，是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设计的住宅。白宫伫立在俯临都市风景的山顶上，是一座混合了东西风格的折中派建筑，与某种战前的别墅异曲同工，只是奇异地被“现代化”了，带有明显的朝鲜烙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座拜占庭式共产党独裁者的纪念碑，我想起了在我们的总统及其挚爱的夫人对距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的住处不远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工作”访问后，那相邻的古老街区的气势恢宏的毁灭。我得捂住耳朵，不去听那由载着这对皇帝夫妇的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队列所发出的警报声。夜间，起重机在夜晚天空的映衬下兀然挺立，被电焊的火焰所照亮。到了白天，人行道在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中颤抖不已。我仍能听到警笛的呼啸和建筑工人们机械的号子声。
这座宫殿激起了利昂的兴趣，对他而言，这是此次旅途中很早就已提出的亮点之一。“20年后，”他说，“当政治因素被遗忘时，这座建筑将成为建筑系的研究对象。如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工程。只有暴君才负担得起这样大规模的摧毁和修建。”
我不是处于头脑的和解结构中，所以没有利昂的那种激情，尽管我意识到了美国人对于这个前现代世界的迷恋。美国将这个世界落在了身后，并将双方的距离越拉越大。尽管它自身面临着重重困境与磨难，可美国始终准备对这个古老世界施以援手，仿佛是希望它能够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特权罪行加以赔付似的。
我们在附近吃午餐，在历史悠久的曼努克酒吧。今天是耶稣受难日，是半斋日，侍者能端上来的只有沙拉和啤酒。
利昂将乘机飞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与苏格兰皇家交响乐团将就一场录音进行会谈。在前往机场时，他告诉我，他真的很享受这次异国情调的冒险。他已经为自己在巴德学院的办公室买了张东方小地毯，并很享受用英语与以前是外交官的地毯商讨价还价的过程。至于我，我受益于他的陪伴以及他所带来的美国效率，这阻止了我长时间地与我那些幽灵们进行交流。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罗马尼亚，但对位法证明了我们的共同利益。
再过两条街就是我过去住过的胜利大道2号。几分钟后，我就可以站在15号公寓的门前，在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下，为20年前的共产主义的午睡做出贡献。那古老的旋律会回来，我会变回那个我不可能再是的人吗？除非时间废止了曾经同时发生的一切。
离我过去的公寓不远处是安提姆街，是索尔·S.的老住处。在我这次旅行的前几个月中，他总是说他愿意伴我同行。他认为自己太过脆弱，无法独自实现无限延期的回归愿望，但如果我们一起去，也许有助于减轻我俩都曾经受的伤痛，虽说方式极为不同。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算起，已经过去了七个美国年。我作为罗马尼亚同胞被介绍给他，以期引起他的同情，不料效果却适得其反。这并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但也没有让我退却。他让我想起伟大的罗马尼亚诗人阿尔盖齐[1]，不仅因为他的沉默寡言、他的胡子和渐秃的头顶，而且因为他在迎接陌生人及熟人时同样尖刻的语言。他就像只警惕的猫，外表漫不经心，但必要时一触即发。他是那种可被称作性情乖戾的老人，肯定曾经是个性情乖戾的年轻人。
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某一天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近况如何，我对这个我认为是常规性的问题给出了常规性的回答。“不，你不可能一切都好，你怎么说都行，就是不能说好。我了解这一点。我们背负着诅咒，它来自我们所来之处。我们将它存于内心，这可不会轻易治愈。也许永远也无法治愈。”
尽管在美国快乐地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并且名声鹊起，但索尔一直未能治愈他的罗马尼亚伤口。“你读过20世纪40年代出的一本有关罗马尼亚的书籍吗？我记得它叫《雅典娜宫》。作者是位女伯爵，一位美国女伯爵，如果此类事情可能发生的话。据女伯爵的报道，一位当地贵族对她说，我们在这里是反犹主义者，女士，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且因为罗马尼亚人不信任其他罗马尼亚人。他们只能将自己肮脏的秘密说给犹太人听。”
他等我做出评论，但我只报以微笑。
“可假如他们是反犹主义者，”索尔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可能信任犹太人？假如他们信任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是智慧而优秀的民族，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我的回答还是一丝持续的微笑。
“地方的魅力！你瞧，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魔力！”
他将自己流亡前的过去视为某种不治之症，一种逐渐渗入他的所有毛孔的淤泥，它不仅传染给了奸商，而且传染给了受害者，这些受害者训练有素，足以适应周围的憎恨与阴谋，其方式是不停地讨价还价，而这种讨价还价已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他会满腔怨恨地、恶毒地说起那怪异的郊区的变形，它靠微不足道的家庭欢乐与一种永远处于酝酿中的伪善为生。此时此地，站在1997年的这条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我想我可以理解他那辛辣尖酸的讽刺：一种同情与残忍的混合体。
他独特的绘画作品是他的世界观的浓缩，我也有同样的世界观。在最近几年中，祖国已经成了他的痴迷之地，它不只是他所谓的“黑色国度”或“流亡之地”，而且也是“一去不返的童年乐土”。这位艺术家不断绘制着他记忆中的风景，这风景具有魔幻的格调和滑稽之处，具有令人心迷神醉的芬芳。怀着年轻人的疯狂想象，即使是到了已年过八旬的现在，他仍然会沉浸在对所有那些过去气味的记忆中——鞋店和香料店的味道，附近火车站的灰尘味和汗味，腌菜、馅饼和辣味香肠的味道，理发师身上的香味。
“因为将自己放置在移民者这一令人不快的位置上，我们像是重新变成了孩童。”他写道。儿童时代也是放逐，但它是不可思议的，充满了幻想和魔法。如今放在他桌子上的他的著名地图诞生于曼哈顿，它们无一不将帕拉斯街和布加勒斯特周围街道的魔圈包含在内。“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继续将我们在童年时代常常绘制的草图加以完善的人之一。”他推心置腹地说。
此时此地，我可以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可以看见他正向碰巧在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询问曾经常常问我的问题：“cacialma，你怎么看？它是个土耳其语词汇，就像mahala，就像sarma、narglié、ciulama。不？那么cicǎ和……cicǎlealǎ呢？它们全都是土耳其语。工作是德语，花朵是法语，但rastel来自意大利语的rastello。rǎu来自拉丁语。zid是斯拉夫语，zîmbet也是。dijmǎ似乎是斯拉夫语，就像diac和diacon。这个diac是什么？一位教会抄写员或教堂歌者？”他发掘奇怪的字眼，它们的异国发音会突然再现那塑造和扭曲我们、并将我们抛入世界之中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成不了美国人。”这位美国的长期居民令人安慰地宣称，尽管他被视为新世界的国宝。他有一切理由陪我前往罗马尼亚，也有一切理由避免回来。
现在，在利昂离开后，我们本可以绕着曾经是他儿童时代的帕拉斯天堂的地方漫步游荡。然而，最终，他决定回米兰，他年轻时代的城市，一个他更遥远的过去的“较安全的”替代品，一个较少惊奇的地方。作为告别礼物，他送给我一本有关布加勒斯特的书籍中的一页的复制品，上面有幅地图，在地图上，他强调了他那被施了魔法的领土。“亲爱的诺曼，”他写道，“这里是我的魔圈：帕拉斯街，离安提姆街不远，还有与拉和维大道相交的居斯提特伊艾伊街。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吗？假如你有时间，去看一看。”
利昂走后，我有大量的时间。魔圈所在地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它早已被那位独裁者的推土机一扫而光，现在，在纽约，仅仅生存于这位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老艺术家的记忆里。我可以听到他在诵读那些古老名称时的优美声音：“帕拉斯街，安提姆，日诺瑟如鲁伊，拉比林特，根提拉路。康科迪埃，以及右边紧挨着它的迪斯科德伊艾伊！这里我们有特若费罗尔、欧利姆普鲁伊、艾曼茨帕塔。听听这个，艾曼茨帕塔！它不是精彩绝伦的吗？还有日诺瑟如鲁伊，比林特，根提拉路，根特乐街。还有Cutitul de Argint，Putul cuapǎ和Cuǎitu de Argint——水井和银刀！”
魔圈已消失，但我可以按照索尔的嘱托，在饭店附近的书店为他的收藏买些老明信片。还有苏恰瓦和法尔提西尼的老风景明信片，在这里是可以带回纽约的珍宝。
索尔第一次拜访我们时，没有像他后来那样，常规性地带一瓶葡萄酒，或者甚至更为常规性地带几瓶葡萄酒，而是带了一张布泽乌的旧彩色明信片，那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他在儿童时代初期所生活的家园。他将它递给我们，仔细地观察我和茄拉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份礼物。它是这位流亡者的访贴，他听不得别人提起罗马尼亚这个名称，却即使是离开祖国半个世纪之久后，都无法让自己脱离过去。“我无法与那种语言言归于好。”他说。
我现在站在洲际饭店的门前，全身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我的保护神已经回来了。我认出了那侧影、那步态，以及她臂上的购物袋。我又在跟踪她吗，就像不久前在纽约顺着阿姆斯特丹街跟踪她一样？她在微笑，她的眼睛充满欢乐以及那种我渴望已久的充满智慧的温文尔雅。现实将我们变成了敌人，将我们分开了那么多次，但随后又让我们重新团聚。她的微笑在一瞬间追随我进了1515房间。我迅速回到街上，位于白昼喧嚣的中心，为的是像我应得的那样，茕茕孑立，完全独处。
晚上，我在“巴黎咖啡馆”用餐，这是家新开的餐馆，价格昂贵，离我住的饭店不远。参加聚会的还有美国大使馆的顾问及事务主管，以及他们的夫人。气氛十分热烈。我承认，我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这周一直很安宁，忙碌但安宁。在为利昂和我举办的正式午宴上，我们说定，一旦有任何可疑之处，我都要加以报告。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其实，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任何有助于我对在东欧大屠杀的柴堆上饱受折磨的殉教者形象展开比我在纽约已经做过的更好的想象。这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好地了解，那明信片里含着的是憎恨还是同情的信息。餐馆中的谈话集中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东欧上。外交官们对当今的罗马尼亚做出小心谨慎的评估，向我询问米尔恰·伊利亚德，询问1991年在芝加哥对古利阿努教授的暗杀行动。“不久，即使是在这里，在东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将变得无足轻重。”那位年轻的事务主管说。“此地的知识分子将变得像他们在西方一样漠然。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将遭到忽视。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争论都是如此告终，不是吗？”我打消了询问他在东欧以及苏联的外交使命的念头。我安详地接受了这位欢快的年轻人的乐天派的实用主义、餐桌上的友好气氛，以及它所预示的相当有限的安慰。
一群人坚持送我回旅馆。他们四人全都陪我进了大厅，我们又在大厅里聊了10分钟。他们在遵守冷战的过时规则吗？这是否是场事先就定好的小戏，就像在过去一样，以便向接待员及其上司表明，我有伙伴，并处于美国官员的保护之下？
一走进房间，我便打开了蓝色笔记本。我手执钢笔，但一道阴影似乎包围了房间，占领了它。我闭起眼睛，合上笔记本，与萦绕在我周围的阴影缔结了一份合约。
[1]阿尔盖齐（Tudor Arghezi，1880—1967），原名Ion N.Theodorescu，20世纪罗马尼亚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