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我的朋友提醒我，我曾在10年前问过她：“谁会把我藏起来？”10年后，轮到她来问我，谁在隐藏我，在那里，在遥远的美国，在那块容易消失和重现的土地。现在，5年后，我们又将重逢，而我不知道能够藏在什么面具后，是我在失败的家园曾经做过的那个人的面具呢，还是我在成功的土地上变成的那个人的面具？
她在大厅等我，身穿剪裁讲究的绿色套装，仿佛是要出席一个学术会议。她不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认识的那个年轻诗人。她现在是哲学博士，一所大学的讲师，一家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但她的微笑还像以前一样，正如她的信件所证实的，她的性格仍旧未变。
我们注视着彼此，我透过记忆看着她的容貌特征——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的面容，一个巴尔干人的肖像，不对称，易变化，喜怒无常。我们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她放下了自己的外套和手袋。纤薄的宽松上衣勾勒出她纤弱的肩膀与手臂。一阵持续的沉默。我应该告诉她我的漫游生活，我对变老的思索吗？我不知道从哪里以及怎样开始。信件不曾取代现在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熟悉的声音和眼睛。然而，话语不由自主地滔滔涌出。我们没有谈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而是在谈别的事，最后，我俩都笑了起来。玩笑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话无关，因为我可以听到她在总结一段未向我说出口的独白：“尽管你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奖金，书籍被翻译成那么多文字，还拥有教授之职，以及令人嫉妒的一切，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你心中有一处正在化脓的伤口。不难猜出那伤口是什么。你必须写更多的作品，那是解决你的问题的唯一方法。”
当然，这是伤口，那是解决办法。我是否对她说起过我的喜剧幽灵、我觉得我被拘押其中的陈词滥调，以及那个被揪出的女巫，她在市场上被仇恨的凝固汽油炸弹当众焚烧，并被过去烧为焦炭？像往常一样，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引用语，仿佛只有别人文字的带有修饰性的歇斯底里才能将我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我听到一个外国口音说：“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不是莫里斯·布朗肖[1]说的话吗？我是否该向她提起那陈词滥调的紧身衣，我是否该打开卡夫卡将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塞入其中的抽屉？我是否该提一下那位跨骑着两匹马的马戏团演员，或者那个平躺在地上的人，他俩都是卡夫卡式的形象，并且人们确实在卡夫卡1916年写的一张明信片上发现了他们？
我不确定她是否在对我的突然发作加以回应，或者我听到的是否是我自己的声音：“不，你错了。你在通过所有这些隐喻、这些引用语以及所有这些花言巧语来逃避问题。”她会这样说。我的喋喋不休似乎只有一个目的：说话，用罗马尼亚语滔滔不绝地说出的话语。如果肯在寻找我的语言易容术的进一步证据，他会在这里找到它。
语言已经回归，不可抵御地颤动着，将我归还给了我自己。我又可以听到我自己了，在我们昔日的交流语言中，在沉默中。我的穿绿色套装的朋友现在正看着我微笑：“你，流氓？那纯属欺诈，假借的花头。如果我现在冲我的同胞们尖叫着说，你已经用一幅漫画代替了他，你毫不在乎他不得不说的话，你只想破坏他的名声，真正的流氓会听吗？”不，这其实并非她说出口的话。这些是她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的话。“你应该一年来这里两次，”她加了一句，“向我们出类拔萃的同事们致敬，让自己被拍摄，坐酒吧。”
她正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正在自己脑海中组成的口头的拼贴画。在恐怖的80年代，我曾问她：“谁会把我藏起来？”——一个来自40年代的问题，在重返它的起点之前，已绕着轨道运行了40年。“‘我的厕所’，这应当成为我的文集的标题。”另一位流亡中的罗马尼亚同事，一位基督教徒，最近对我说。“我已周游了世界，从幼发拉底河到洛杉矶，我可以证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罗马尼亚的厕所相比——粪便的启示。”我的诗人朋友能否理解，为什么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永远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一个被否认拥有祖国的人必须得到它，放弃它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我不曾得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安宁，我不曾被给予任何一样东西，我不得不去获取每样东西。”卡夫卡说。但这并非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我们甚至不曾提起1992年我们关于一本以色列文选《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犹太作家》（Jewish Writers Writing in Romanian）的交流意见，以及我对这个书名的不满。我认为自己是个罗马尼亚作家，认为种族纯粹是个人事务。我现在该不该问：当个罗马尼亚人是件可以期待的事吗？我们也许想读一下齐奥朗就此主题所写的文章，以此作为答案。我现在贴的是什么标签，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标签？为了让我感到轻松，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旧事重提。空话和引语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
在某一时刻，她必须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不同的面孔，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继续靠在窗边，然后转头看着我，如同过去一样，因有所期待而凝固不动。很久以前的那个钟点的钟摆准备因最初的触动而再次启动吗？什么能够成为藏身之所，它有可能在哪里？她在看我，我没在看她，我没有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我害怕她也许会反过来要求我把她藏起来，远离新时代，而我也许会发现，我没有地方和办法去这么做。
“让你的书回家。”她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喜欢它们，也就够了。十个人足以拯救俄摩拉城。”当她开始描述我们的国人间的日常竞争时，我打断她，开始说起我自己的流亡生活的回忆、它的戏剧性、模仿的裂变、它的自我分裂。幼稚的替身获准去表演自己的新剧本，而长大成人的另一半则俯身于古老的本能反应的精神分裂症中。这就是现在的我，俯身于一阵刺破了Hypocrino的灵魂的痉挛之中，向诗人谈起语言、一种秘密生活的动力，以及其他故作风雅之事。
突然我觉得累了。我摘下眼镜，揉着眼睛，发觉了对这个葬礼话题的一阵礼貌的沉默。然后她说：“诺曼，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点头表示同意。当然不同。一些人会给我提供庇护所，不仅是在1992年，而且是在1982年，甚至是在1942年。我引用我的新同胞马克·吐温的话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
我们微笑、大笑，明白话语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我们，也明白，事实上，它根本不用花时间。我听到，在那位独裁者及其夫人墨尔杜同志被处以死刑后，我的诗人朋友曾发誓，永远不再害怕，永远不放弃她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感觉。结果，她时常害怕，只不过表现得仿佛无所畏惧。我再次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了几件有关自由人的恐惧的事。我吃力地咕哝着说：“我们的会面已经驯服了我，它让我变得脆弱。”一种由困惑本身构成的困惑的合成。我或许也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另一个房间和不同的环境中。我或许也一直在想布拉格和米蕾娜·耶森斯卡，是的，卡夫卡的米蕾娜，在纳粹侵占捷克和斯洛伐克后，她在自己的家中为逃亡者提供掩蔽所。我承认，我受到了后世仍然获许拥有的团结的困扰。在我们告别之前，我相当勉强地答应，给她经营的那家小出版社一些文字以供出版。我们互相承诺要写信，要重逢，这是一种我已经成为的那种仍在途中的乘客的二等分之间的令人忧郁的抚慰。我是否正在遭受怀疑，正像卡夫卡的跨骑在两匹马上的骑手那样？不，我平躺在地面上，正如我应当做的那样。
九点半，利昂和肯从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回来，因音乐会而兴高采烈。我们问饭店附近有什么好的餐馆。接待员推荐了拉·普热米拉餐馆，就位于国家剧院的后面。利昂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放下装着乐谱和指挥棒的公文包。肯报告了那晚的成功。舒曼的宗教剧《天堂与佩里》（Das Paradis und die Peri）非凡动人，他想买张唱片，但因为这支曲子很少演奏，所以唱片一定很稀有。餐馆拥挤嘈杂，烟雾缭绕。罗马尼亚传统美食有了奇异的英国翻版。但利昂在布加勒斯特待了两天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填馅甘蓝。我们也跟着他要了同样的东西，以祝贺他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成功。
利昂情绪激昂，显然因管弦乐队和合唱队鼓舞人心的表演所带来的惊喜而感到高兴。他需要兴奋，极大的兴奋。“哥穆尔卡[2]!”他突然大叫道，找到了魔术密码。“你还记得哥穆尔卡吗？”他在问我们和来世，但并不期待回答。“哥穆尔卡！我想念哥穆尔卡！”指挥家称。我记得哥穆尔卡吗？我无法进入可笑的狂热状态，但变得像白小丑一样沉重、严肃、悲惨，终于因我们合作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颠倒而得到了安慰。是的，我当然记得哥穆尔卡，那个被召集来取悦我们、提升我们的欲望的鬼魂。不过，我向我欣然自得的合伙人说起的不是哥穆尔卡，而是他的后来者雅鲁泽尔斯基[3]于80年代初对布加勒斯特做短暂访问时所制造的那种感觉。这位波兰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戴一副烟灰色镜片的眼镜，看上去如同一位南美独裁者，与之相比，我们卑鄙的夸大狂齐奥塞斯库似乎只是个卑微的巴尔干漫画人物。“不，不是你的小小丑，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哥穆尔卡！这里，在布加勒斯特，我想念哥穆尔卡！”在我们点了传统的肉丸罗宋汤和随后的填馅甘蓝之前，利昂重复着这些话，如同一首经过重新编排的百老汇幕间曲中的老歌。利昂问我见了谁。
“我见了几个人。”我回答：“例如，今天下午，我见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一个从某省来看我的女子。时间很短，这是事实，但我也对会见老朋友颇为谨慎。肯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知道我已经拒绝了某些会面。”
利昂看着肯，觉得是个听有趣故事的机会，但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使我得以有机会说出我的愿望。
“是的，”我继续说道，“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邀请了我们俩，你和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场辩论。我解释说，我们太忙了。”
“你做得对。”利昂说，叉子上刺着一点儿填馅甘蓝。“时间一直都很紧。我周五中午走。”
“还有另一个个人性质的邀请。”我说，“我以前的一个女性朋友。肯过去认识她。”
我的用餐同伴竖起了他们的耳朵。
“哎呀，”我继续说，“肯认识这里的许多人。”肯证实了这一点。“一次，他送我去看望一个变成了政客的著名的文学人士，一个傲慢浅薄的人。后来他又送我去见一个出版商，此人认为我是美国人，于是为自己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法语而道歉。当我开始说法语时，他叫来自己的秘书当翻译。他越来越怀念文化受到国家资助、并且是国家关注和尊重的焦点的时代。在独裁统治下因没有做过任何肮脏之举而从不感到羞愧的人在1989年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民主的化装舞会、对西方的花言巧语、对使每个受压迫者都想变成人上人的冲动充满厌恶，这些人的改变靠的不是党证的力量，而是钞票的作用。”
“我十分理解。”利昂说。“你见过这些人吗，这些新兴的反资本主义者？瞧，我是在让你卸下责任。明天你不必与我一起来。见见这其中的什么人，与他们谈谈，发现他们的信仰。”
“那将是一次非常尴尬的交谈。”
一阵沉默。我必须不让这种中断持续更长的时间。
“至于那个要求肯让我知道她想见我的女子……”
“她是个民主党人还是个叛国者？”
“我就是叛国者，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这个头衔。这是德雷福斯[4]上尉遗留给我的。”
“好吧，好吧，但你必须至少见见这些反资本主义者中的一位。这是命令。”
我们回饭店时已经很晚。我要房间钥匙，结果吃惊地看到，那个年轻的接待员不懂罗马尼亚语。他是丹麦人，与一个德国女子一起工作。我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已经改变，即使是在安全部的前附属建筑物中。
巴德学院日志尽职尽责地记录了这漫长而重要的一天。它让我想起了米蕾娜·耶森斯卡，所以它值得我感谢。时间已过午夜，在跨过4月23日、星期三的当口，我写下了另一个米蕾娜的名字。我的目光牢牢盯在过去。我应当离开房间，顺着夜间的凹凸不平的小巷漫步，寻找特兰西瓦尼亚街，玛丽亚最后的家。我应该敲窗子，鬼魂将会出现，会听我说话，正如很久以前她常做的那样，当时，我是她毋庸置疑的王子，她还从未听说过共产主义和普天下的幸福。她的共产党丈夫的共产党妻子成了疾病的牺牲品，那架使她加入自己好战的配偶的阴险机器慢慢摧毁了她，他本人就是慢慢被摧毁，最终任其等死，年老，酗酒，被抛弃在乌托邦的灰堆之上。神圣的玛丽亚会用她从书商阿夫拉姆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问我，在那里，在美国的天堂中，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和平，仁慈，友善？不，玛丽亚。竞争。天堂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它是个让自己的占有者围着时钟忙个不停的新游戏。这是个不同的游戏，但每一步都引人入胜。
不再有一条特兰西瓦尼亚街。没有玛丽亚，没有过去，只有夜晚的流浪狗。它们的嗥叫传到了住在1515号房间的人那里。
[1]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当代文学家、批评家，著有小说《黑暗托马》《阿米那达》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空间》等。
[2]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1906—1982），波兰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有影响的活动家。
[3]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摇），波兰人民军大将。1981年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4]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53），法国军官，犹太人。1894年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引发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1906年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