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音乐家协会，它位于作曲家乔治斯·埃奈斯库[1]的妻子玛露卡·坎塔库兹诺（Maruca Cantacuzino）以前的宅第。利昂调查了档案的事。我们发现成百上千的作曲家的手稿的状况堪忧。我们的东道主提到由法国萨拉贝特（Salabert）出版社提出的复杂的版权问题，并告诉我们他们缺乏资金。我们了解到，那里急需档案设备、影印工作、计算机使用、扩展编辑活动，最重要的，是一份与萨拉贝特的新协议，因为1965年的合同只允许在前苏维埃集团国家使用埃奈斯库的乐谱。
利昂在此处插了进来。“碰巧，”他说，“萨拉贝特的新老板是我在胡德森谷的邻居。”大家都露出了微笑。接着，利昂更进一步，提出要资助埃奈斯库在全世界的“重新起步”。他要了一张详细的所需用品列表，其中包括档案的重构和计算机化、唱片的重新发行、著作的国际出版和销售、一部新的权威性传记。
利昂仿佛在挥舞着一支想象中的指挥棒，将讨论带向高潮。“假如我们可以将埃奈斯库的全部作品都带到音乐大厅，那么这个世纪的音乐史就将为他在巴托克[2]和西蒙诺夫斯基[3]的身边保留一席之地。正如你们所知，萦绕本世纪的问题是勋伯格[4]和斯特拉文斯基[5]所造成的困扰。巴托克由于身为匈牙利人而遭到忽视，作为罗马尼亚人的埃奈斯库也有着同样的遭遇，而这些美国人又因为身为美国人而遭到忽视。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改变。埃奈斯库将不再被看作一位异乡人，而是合成大师，崇高的原创音乐理念的奠基人。共产主义的波兰接受了肖邦[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对斯美塔那[7]也有相同之举，捷克人对德沃夏克[8]不予接纳，而匈牙利人对巴托克一直心有芥蒂，直到科达伊[9]出于自己的爱好加以干涉为止。埃奈斯库需要重新胜利地向世界挺进。我们有了好机会，让我们实现它吧。”
当我们步出那典雅的建筑时，我俩都有一种感觉：在大大小小的与环境有关的困难之外，发生了某件重要而不朽的事情，它使我们的精神得以复活。这就是所谓的好人有好报吗？“埃奈斯库是个民主党人，你知道，这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中可是少之又少。从最确切的意义上说，他是个西欧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像个热心的导游般背诵道。然而，我停住口，因自己的自我陶醉而恼火。利昂也为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的“埃奈斯库行动”的前景所迷醉。他说到布达佩斯的巴托克的档案；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狭隘思想感到厌恶，因为事实上，你只能看到埃奈斯库的雕像。罗马尼亚共产党是否对这位作曲家因为娶了个贵族妻子而流亡巴黎这一事实心存嫌恶？为什么档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状态？我没有机会回答。
时间是第二场音乐会的晚上。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入口堵满了脚手架，院子里一片泥泞。红色长毛绒座位已经残破，音乐厅看上去就如同某部早期电影中的场景。在大厅中，坐在破破烂烂的小桌后的家庭主妇们在兜售音乐会的节目单，每份两千列伊。我还花了八百列伊买了份报纸。那女人没有零钱。“你知道，”她说：“今晚人不怎么多，今天是圣周，人们都得去教堂。”衣帽间的费用是五百。我给了那年轻女子一张面额较大的钞票，她向我致谢，我没有等着找零。听众陆续到来——经济拮据但衣着整齐的退休人员；几个外国人，可能来自某个大使馆；一对看上去像一部黑帮电影里的演员的夫妇；一位面似修道士的白发绅士；著名先锋派诗人萨沙·帕纳[10]的儿子，看上去与他父亲30岁时一模一样；一群音乐学校的学生；还有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上了年纪的寡妇们。
我找到自己位于18包厢第12号的座位。大厅只坐了四分之三的人，我的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一个清晰而优美的声音向观众说。“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下两场音乐会将在5月7日和8日举行，由音乐大师柯密申纳[11]指挥。我们还想提醒你们，迪努·李帕蒂[12]音乐节和比赛将在5月5日开幕。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快乐的复活节。”乐队走上舞台，演奏者们在调适自己的乐器。利昂在欢呼声中走上台来。
我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紧挨着我的包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的一对年轻夫妇。男子大约30岁，浓密的褐色头发，留胡须。他外穿一件脏兮兮的皮大衣，内穿灰色西装、紫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他有着坚实的侧影和弓形的眉毛。他的同伴比他后到，微笑着，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男子意乱情迷地看着那位年轻的希腊—瓦拉几亚公主。她的鼻子轮廓鲜明，挺拔而精致，鼻翼微微颤动，眼睛深陷，眉毛又长又黑，睫毛也是乌黑的。她散发出一种微妙而神秘的气息。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古铜色的长围巾，一直垂到她的裙子和臀部。她的嘴唇是种旧旧的深红色。
你已经从死者那里回到了音乐大厅，我对自己说，你曾在这里孩子气地东摇西摆，就像你现在又在做的这样。
我几天前参加的排练是场灾难。乐队就像由一群少年犯和江湖骗子组成的，是一伙儿穿牛仔服的小阿飞，歇斯底里地咯咯笑着，只为了惹老师生气。但奇迹发生了。牛仔裤和烂汗衫换成了晚礼服和黑色长裙，面目焕然一新，证明制服不仅只会带来灾难，有时也会上演奇迹。舒曼的宗教剧那渐渐汹涌的和音开始充斥在大厅之内，我们都陶醉在这讲述着一个从冥界重返人间的人的美妙故事中。它是儿童时代的幻想，是一个假想的存在的梦境。
节目单告诉我们，Das Paradis und die Peri（《天堂与佩里》）最早于1883年12月4日在莱比锡音乐厅上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根据波斯神话，佩里是与诸神一起住在天堂的仙女，以花的芳香为生，但有时也会降落凡世，与俗人成婚。舒曼以托马斯·莫尔[13]的诗歌为基础进行了创作，诗歌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仙女的故事，她被从天堂贬谪到人间，只有在带回一件最珍贵的人间礼物的情况下，她才能重返天庭。她带着一滴懊悔的眼泪回来，那是由一个因看到了快乐的孩童而感动的罪人所流下的。这简单但感人的故事在一出音声庄严的交响乐中得以展现，独唱者与合唱队间达到了完美的和谐。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利昂的胜利，当我在衣帽间拿外套时，确定了这一点。一个面容出众的女子靠近我说：“我正在找你。我听说你今晚会来这儿。”我认出她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主持人，我过去时常在电台里、后来又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声音。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见老，她那带有柔和变音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悦耳动听。
指挥家出现了，因表演的大获成功而满面红光。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肯及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加入了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在一个钱币兑换处停下了脚步。站在门口的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拦住了我们——关门了。我们指了指门上的牌子：24小时开放。没错，但在11点半至12点之间要中断营业。我们看了看表：11点40分。我们再次陷入困惑的窘迫之中，既非有序，也非绝对的混乱，总是某种介乎其间的东西。在这里，你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你必须面对或逃避的是什么。
“坏运气就是你的好运气，诺曼。”利昂对我说，这时，又一充实的一天的大幕落下了，音乐会使之变得令人难忘。“你的独裁者就是你的好运气。否则，你会永远留在这里不动的。”我已放弃了努力，不再试图解释我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所持的较为怀疑的观点。后来，我试图在我的巴德学院日志上用罗马尼亚语简述此事，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与现实的联系，并使我在与过去的作战中毫无建树？在我被勒得紧绷绷的破脑壳下，我招待着那些古老的饕餮之蛇：我的问题。今天已经变成了昨天，未来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未来很快就会将这一天变成一个官僚政治的笑话，六个月后，也就是在1997年10月，它在写给利昂的一封信中抵达。信是由索罗斯基金会的一位代表写来的，利昂曾发给他一份有关埃奈斯库项目的备忘录。信是这样写的：“如你所知，我请了一位杰出的法国档案学家来查看埃奈斯库的档案。我刚刚收到一份有关这次访问的报告。埃奈斯库基金会很不耐烦地接待了他。他们告诉他，文献保存完好，他无权看它们。我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假如掌握埃奈斯库资料的机构甚至不允许对这些资料的状况做出独立的评估，显然是不可能提供资助的。”
假如我们还没有认同自己那临时的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14]成员的角色，那么我和利昂只能对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们做出一种常识性的评论，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
[1]乔治斯·埃奈斯库（Georges Enesco，1881—1955），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
[2]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创作有多部歌剧、舞剧及许多乐曲、钢琴曲。由于法西斯迫害，于1940年流亡美国，生活凄苦，精神孤独，终因白血病客死他乡。
[3]西蒙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vski，1882—1937），波兰作曲家。
[4]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1933年流亡到美国，后入美国籍。他是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开山鼻祖，其音乐理论与作曲体系对世界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和声学理论》《和声的结构功能》和《作曲基本原理》等。
[5]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其创作风格多变，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6]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1831年定居法国，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本质和古典主义的特点，被誉为“钢琴诗人”。
[7]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捷克著名民族乐派作曲家，被誉为“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新捷克音乐之父”。
[8]德沃夏克（Antonln Dvorák，1841—1904），捷克作曲家，1885年到美国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作有11部歌剧、9部交响曲及室内乐、合唱曲等，以《新世界交响曲》最有为名。
[9]科达伊（Kodály Zoltán，1882—1967），匈牙利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其创作以民间曲调为基础，具有浪漫派倾向。作品有《匈牙利赞美诗》《加兰特舞曲》等。
[10]萨沙·帕纳（Sasa Panǎ，1902—1981），罗马尼亚先锋派诗人。
[11]柯密申纳（Sergiu Comissiona，1928—摇），美国罗马尼亚裔指挥家。
[12]迪努·李帕蒂（Dinu Lipatti，1917—1950），罗马尼亚钢琴家。
[1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系统地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4]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Samaritan），于1953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专为不幸者或想自杀的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