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世生活的回忆
天在下雨，但几乎算不得《圣经》中所记的大洪水。那位《圣经》人物的近代同名人物，诺亚，只不过是在当前的喜剧中扮演着他的流亡者角色。
在纽约一处优雅之地的优雅的乡村房屋的优雅的起居室中，谈话者们似乎对一直在下的绵绵细雨视而不见。那位遭遇海难的流亡者发现自己正在向同伴讲述特兰尼斯特里亚，讲述启蒙，讲述战争，讲述玛丽亚，那个决心加入犹太人的死亡之旅的年轻村妇。为了回应人们的兴趣，他继续谈及共产主义及其模棱两可之处，谈及流亡的模棱两可之处。装有镜子的门开了又关，突然间，他从它的水晶玻璃格中看到了他不想承认的回忆录作者的样子。到现在，要停下来为时已晚，于是他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挣扎着想在与过去的战争中获得的虚假胜利。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我认为不只是因为天在下雨，而且因为在我们愉快的午餐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想你，我的意思是想你的故事，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只是因为它是你的故事，而且因为你生活、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的中心。”出版商还写道：“你是个目击者，而作为一位作家，你必须抵抗。”将他的生活公之于众，写一部个人回忆录？齐奥朗对此曾提出过警告：“一场煤灰浴，一次出众的自焚练习。”这也将像一层层地剥去你的皮，与电视谈话节目的坦陈一切和群体疗法的自我揭露异曲同工。
我面对这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字陷入沉思。公众纪念活动已经将恐怖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就这样履行它们的功能，接下来的，当然是疲惫与冷漠。
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拿出来当众受审，我会成为它的挥笔杆子的代理人吗？观众渴望细节，不是渴望被称为启蒙和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隐喻。我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中接受到的逃避练习仍旧清晰可触。想到我可能会在一场意想不到的对嫌疑犯的围捕中突然被选中，我还会惊慌失措吗？我宁愿戴上小说的面具。不过，镜子在召唤，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被放逐者所走的道路、运输营地、分拣中心，以及由元帅设计的坟墓。
“我赞同强制性移民。”扬·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元帅，军队指挥官，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在1941年夏天宣称。“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被当作野蛮人记录在历史之中。罗马尼亚帝国有过许多野蛮之举，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权。”这位高贵的野蛮人不想错过让他最终根除国家害虫的机会。“我们的国家处于历史上的绝佳时刻。如果需要，就开枪。”希特勒的同盟宣布。
零星的大屠杀一年前已经开始，1941年秋天只不过加速了这一活动。10月4日，将军发布了驱逐令；10月9日，火车——以创纪录的效率——已经启动。公告说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9日，火车将开始运送伊特卡尼、布杜杰尼以及苏恰瓦城的犹太人，从斯普里安·波鲁姆贝斯库街到佩特鲁·拉热斯街，直至斯弗·杜米特鲁街和犹太人剧院，从玛丽皇后街直至瑟塔提伊街的雷弗药房，从美国饭店过后的第一条街至女工健身房，以及整个波塞恩西罗尔街。”
行动应在指定的那一天的下午4点于布杜杰尼火车站的军用仓库开始。前一天晚上，波托托阿嘎少校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你得带上两个小孩，你必须抱着他们。路很长。除了必需品，其他什么也别带。”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对我父亲说。驱逐行动将会在第二天，即10月9日开始，在一天后结束。规定非常精确：“每个犹太居民可以携带大衣外套、日常衣物和鞋子，以及供几天食用的食物，不得超过能拿得动的重量。所有犹太居民都要带上自家的钥匙，并将它们与家庭财产清单一起放进写有犹太居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中，交由火车站委员会保管。”
玛丽亚专心致志地听着，眼睛一直看着小挪亚，他被吓呆了，直愣愣地看着那位信使。他转向她，仿佛是在要一个解释。玛丽亚报之以微笑，冲他做了个鬼脸，这是他们的暗号，意思是“这全都是胡说八道”。
少校继续着自己的陈述：“不顺从，或是抵制，或煽动对当局的抗议或施暴的人，试图逃跑或破坏自己的财产的人，以及没有将自己的现钞、金币、珠宝和贵重金属交付保管的人，都将当场击毙。帮助或藏匿犯有此类反抗罪行的犹太人的人，也将被击毙。”少校在说出最后几个字时，不必要地看着玛丽亚，可她一定在当时当地就做出了决定，要犯下比仅仅帮助或藏匿那些受蔑视的人更严重的罪行——她要同他们一起走。
警察头目、地方行政长官、副长官、负责指挥当地卫戍部队的上校，以及身为当地宪兵指挥官的波托托阿嘎少校本人，在这个疯女人被拖离火车车门时，都带着嫌恶的神情看着她。死刑将是太体面的死法，最好的惩罚是让她生活在她所背叛的人中间。
几个月后，玛丽亚出现在集中营门口，背着装满了给她的小王子挪亚及其父母的衣服和食物的行李箱。这些被当场没收的行李将成为她在军事法庭上的证据。
“从千年之交起，一种悲剧命运就已将巴比伦囚虏[1]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地狱联系在了一起。”特拉伊阿恩·波波维奇（Traian Popovici）写道，他是布克维纳首府切尔诺威茨的基督徒市长。“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合点对被放逐者依旧持有的个人财产的肆无忌惮的劫掠，光脚在冬天的雨、雪、泥中的漫长行走，饥饿和焦渴，可能来自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市长继续写道。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试图阻止驱逐。“在一次运送过程中，只有六分之一的婴儿可以活下来。”他写道，“累得走不动的人或没有行走能力的残疾人被留在路边，成为秃鹰和野狗的掠食对象。总算到达目的地的人生活在肮脏得骇人听闻的状态下，没有适当的住处，没有柴火，没有食物和衣服，暴露在严酷的天气下，忍受着卫兵及集中营管理人员的折磨。”
如果不提及位于德涅斯特至阿塔基的交界点，这门历史地理课程就是不完整的。不是《圣经》大洪水时的阿勒山[2]，而是阿塔基。小挪亚当时只有5岁，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50年后，他依然记得它。苏恰瓦犹太人社团主席在回忆那个地方时写道：“阿塔基将始终是个谜，只有我们中那些从它曲折蜿蜒的街道上如同戴着镣铐般蹒跚走过的人才能理解它。曾经强壮的人突然间就轰然倒下。以前健全的人发了疯。律师萨穆尔·斯坦恩的遗孀罗莎·斯坦恩认为自己仍在苏恰瓦，老是礼貌地问：‘你能好心地给我指一下回家的路吗？我家与威尼尔书店在同一幢楼里。’”威尼尔书店依旧存在于现在正安静地睡在他的纽约避难所中的流亡者的记忆里。在战后，它成了市民的天堂，里面充满了奇迹，直到共产党查禁私有财产和所有其他私人捐助时。
1941年，拉道提的另外一位犹太裔官员从阿塔基给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同等级别的官员送去一条令人绝望的信息：“10月14日，我们被疏散，带到了这里，我们现在正在这里等着被送过德涅斯特河，遣送至乌克兰的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我们住在户外，在雨中，泥中和寒冷中。这里，在阿塔基，成百上千的人已经死去。许多人发了疯，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如果再不马上采取措施拯救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当前，有大约两万五千个幽灵处在这种境地中。一些人正前往乌克兰，一些人在莫格黑勒夫，另外一些人还在阿塔基这里。”
莫格黑勒夫也是个不会轻易忘记的名字。马内阿家的四口人被送往的正是莫格黑勒夫。1942年1月6日，一名莫格黑勒夫的记者向日内瓦的一个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部门发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每天有60人死亡”。那第一个冬天其实是希特勒军队和安东内斯库元帅的同盟。
特兰尼斯特里亚没有得偿所愿，只能展示一张死亡人数为50%的资产负债表。在这方面，它无法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竞争。正如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事情一样，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成就始终暧昧不明。罗马尼亚可以如一些编年史所声称的那样，被视为欧洲反犹最甚的国家吗？竞争很难评估，但那可疑的大屠杀奖杯仍应授予纳粹德国，尽管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对其罗马尼亚同盟所实施的肆无忌惮的暴行颇为反感，因为他们总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杀人，而且使用的是手边的任何一种原始手段。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小挪亚初步了解了生命，以及它的对立面。第一次死亡来自我挚爱的外祖父阿夫拉姆，然后是我的外祖母，三周之内的两次打击。无生命的突变魔术：死后的生活，在死寂的无名墓穴中。
在男孩的脑海里，他看到自己木乃伊般地躺着，处于一种永久性的昏迷之中。他可以看见坟墓，冰雪覆盖的大地，冰冻的杂草的叶片，蠕动的虫子。狂风在号叫，留胡子的男人们正随着古老的犹太教哀悼祈祷文的祈祷节奏摇摆着身体。
我活着，正在思考我自己的死亡，但我当时所能明白的是，哭泣与饥饿、寒冷和恐惧属于生命而非死亡。没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母亲总是说，一面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活下去。死亡就是消灭，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斗争。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她总是不断重复着说。渐渐地，局势有所改善。战争转向了西方，同盟国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安东内斯库元帅听任昆虫们活了下来，充当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担保人。
前公民马尔库·马内阿获准在一家工厂工作，他的报酬是买一条面包的钱，这就是一家四口每天的食物。没有人能够预言，生命与死亡的轮盘赌的轮子下一次会停在哪里。我父亲据以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逻辑现在毫无用处。通过与命运的腐败交易和讨价还价来保全自己的做法令他作呕，正如活着这一最高报偿令他作呕一样。我父亲的观点始终未变，尽管他遭到了以前很友好的军官的粗暴鞭打，现在，那个因仇恨而面部扭曲的军官似乎随时打算碾死这只该死的虫子。父亲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冒险试过一切后，他厌恶地从他目前现实的严酷真相中退却了。他没有变得奴颜卑膝和虚伪狡诈，这是对奴隶的要求；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他的妻子不在乎此类白痴行为，可他在乎。不仅是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他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
元首的“最终方案”不曾虑及掠过那些被判灭绝的受害人脑际的想法。纳粹用清晰的语言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兑现了诺言，回报了它的信徒，毫不犹豫地歼灭了它的牺牲品，没有给他们任何皈依或撒谎的机会。相反，宣扬普天同乐的却鼓励皈依、撒谎、阴谋，甚至对自己的信徒也并非不愿吞噬。对该体制来说如此必不可少的思想警察强行利用了一个真理为党服务。在越来越矛盾的许诺与现实之间，为怀疑、颠倒是非和恐惧敞开了空间。
这就是在卑鄙而贪婪的20世纪的第80个年头的那个布加勒斯特的秋日午后划过我头脑中的想法。在安静的房间中，读者与书籍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不愿与任何人交谈，并已经将书面朝下放下，可是，我还是拿起了听筒。
“你想去走走吗？”我的朋友问。
“下雨，我们能去哪儿？来这儿吧，我们谈谈。”
“不，我宁愿出去。雨要停了。我们半小时后在图书馆前的皇宫广场见。”
我的朋友通常是那种久坐不动的人，所以他突如其来的散步渴望令我很是惊讶。雨确实已停了，空气很清新。他把我领到附近的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公园。长凳还湿着。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总认为，只有邻居才会落入他们的罗网。现在事情发生了。他们出击了。”
我沉默不语，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他们一共有两个人，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上尉记笔记。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
散步的理由变得清楚了。房间有耳朵，警察的耳朵。
“一切都与你有关。他们想知道有关你的一切，你干什么，你见什么人，你从国外收到或发往国外的邮件。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情妇，或者茄拉是否有情人。他们询问你的财政状况，你父母的，你岳母的。他们问你是否曾对最高领导同志及其妻子说过什么坏话，你是否打算移民。”
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告密者的花名册渐渐类似于一次人口普查。自我谦让、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象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事实证明，与世隔绝并没有保护作用。
“你不会相信，可我最终还是投降了，签了字。我别无选择。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代号，‘阿林’。”
警察给他选的名字正是他们的新线人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戏剧评论时所用的笔名。让这成为他的一个教训吧，毕竟，这两种职业，诗人与线人，都是要探明我们隐藏的全部秘密。
“你为什么要签字？你以后只有到了棺材里才能摆脱他们，也许到那时也摆脱不了。假如你再坚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放弃的。现在不再是斯大林时代，他们也许不会招惹你的。”
阿林没有回答，于是我也陷入沉默。毕竟，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建议或责备同样毫无意义。在地狱，面包意味着一切，在炼狱中，它也意味良多。在集中营的门上，卫兵常常写上：“天堂”，“地狱”，“炼狱”。面包无论在哪里都是勒索的杠杆。
“他们威胁我。他们对我说，你是国家职工，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换言之，你可能连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也保不住。正如这位国家职工所了解的那样，这样的威胁是违背法律的，可他也知道，法律不过是权力的玩物。不仅阿林的面包危如累卵，就连他年老多病的父母双亲的面包也危在旦夕。
“阿林”就这样，不但是文学中的阿林，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阿林。他身为社会主义公民的二三重的生活现在因一个精确、秘密、无报酬的任务而扩大：汇报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二三重的生活。他将每周都要与联络官员碰面，不仅是在意料之中的后者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在安全部控制下的“安全的”私人住宅中。粗陋的家庭装置，一个灰色的、狭窄的社会主义的居住空间，会使这种行动人性化吗？警察线人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一招募战役已经加速。“犹太人区的饱受创伤的幸存者，与战前民族主义国家的警察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接任者——指挥官同志，没有任何区别。”一次，我瞅准了机会说。
从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从这个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宵火车旅程，结束于对那对老夫妇的短暂探访。只有时间喝杯咖啡，乘机打量他们的面容，看看电话交谈所无法记录的东西。他们显得惊恐不安，这是千年的恐惧所培育出的惊恐，它们永远都是可更新的。我再次看了看我的父母，然后站起身走出来，把喝了一半的咖啡留在了身后。驱使我登上火车的紧迫感现在迫使我回到过去的街道。
以前的奥地利市政厅现在成了当地共产党总部所在地，把门的卫兵专注地听着我说的话。20世纪70年代末，作家协会会员证在罗马尼亚的偏僻之处依旧具有某种权威性。他记下了细节，然后看着他的会面登记表说：“我不知道第一书记同志什么时候能够见你，可我会把信息送过去的。”
“我今天必须见他。我今晚就要乘火车回布加勒斯特。”我坚持道。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说：“午餐左右再回来，到那时我告诉你答案。”
我不会等下去，于是更加冒险地决定前往安全部总部，它位于一座全新的现代建筑中，距老医院不远。我再次出示了我的会员证。接待人员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一次会面？与指挥官？今天？为什么这么急？
“是的，今天，午饭前。在那之后，我要去见第一书记。”
卫兵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数字，然后他离开了，另外一个人接替了他的岗位。等了好一阵子，第一个卫兵再次出现。
“指挥官同志不在市里，但副指挥官——瓦西刘同志，将在11点接见你。”
现在是10点过5分。我田园诗般的故乡的每个角落都有鲜花盛开的花园和热情好客的长凳。阿德尔公园就在附近。春日的阳光令我昏昏欲睡。我走过那些老树，它们是古老过去的见证者。
11点，我被护送至一楼。巨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位面色苍白的人，他稀少的头发呈灰色，穿着件灰色羊毛背心和一件没打领带的白衬衫。他的左手坐着位面容英俊的黑发男子，留着黑色的胡须，穿着上尉的制服。我开门见山地说：“几个月来，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一直被一个特工纠缠不放，特工指控他要么是以色列间谍，要么是个以犹太人社团秘书的身份进行私下交易的骗子。如果这有证据，那就起诉他。如果没有，这种恐吓活动必须停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近段时间，嫌疑人都已经受够了。他终其一生生活的那个镇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正派人。”
上校的热切凝视标志着他想起了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佩日普拉瓦”的最近时段。他也知道“正派”意味着什么。拘留所的有罪和无辜的幸存者最终都被迫成了国家的告密者。但是，前同志和前囚犯马内阿拒绝这一荣誉已一年多了，用的也是同样的句子：“我是个正派人。”这白痴般单调重复的滑稽陈述终于惹恼了警察，他的上级适时地获知了招募失败的消息。
上校简单地评论了几句，他是个聪明但危险的谈话对象。他表面的矜持是引我上钩的精巧策略，但此刻没有时间思前想后了。
“以色列间谍？”我说，“通过什么方式？”
我并不指望会有人回答，这次会面会按照其自身的动力继续下去。
“他被指控，”我继续说，“利用他犹太人社团秘书之职陪同参观布克维纳的美国和以色列要人。这些都是正式访问，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可能还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长的批准。监视机构必定早就了解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
上校又一次高深莫测地微笑起来，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证实了我的大胆陈述。
“是的，是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无声地说。
我乘胜追击。“据称，参观者中有一位肯定是布里尔（Brill），以色列一秘密组织的头目。他在苏联边境附近的锡雷特（Siret）参观了著名的犹太人墓地。我们就应该猜他在那里是要收集情报，用他的裸眼或他根本没有的双筒望远镜侦察边境地区吗？他甚至没有迈出给游客规定的区域一步。至于我父亲，小小的苏恰瓦的小小的犹太人社团的卑微雇员，怎么会知道罗马尼亚秘密黑名单上的嫌疑犯的名字？毕竟，监视机构效率很高，罗马尼亚安全部在世界各地都颇具声誉。”上校此刻几乎大笑起来，上尉从他正在用打字机打的记录上抬起眼，加入了进来。是的，他绝对是在笑。
我没有停下来。“假如马内阿先生，以前的马内阿同志，让我们假设，患有心脏病怎么办？他老朽的身体上布满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特兰尼斯特里亚、战后的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非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伤痕。过去的错误不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重犯。报纸上都这么说。”
我的两位听众似乎对这种全新的叙述性歪曲的兴趣比对前面的一言堂更浓厚，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犹太人区的后裔弄不清过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心怀鬼胎的警察与如今的社会主义民兵之间的区别。对他们而言，事情并非总是清晰可辨。社会主义法律宣称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且战后确实有犹太人占据了重要的、甚至是部长级的职位。一些人仍留在这些职位上。但这不会让记忆或恐惧愈合。嫌疑犯都很谨慎，上校同志。也许他们有权那样。”
我已结束了我的辉煌咏叹调。我已证明了我的机敏与勇气，那么我的两位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微笑着的对话者还在等什么？掌声在哪里？鲜花在哪里？
我的恐惧和我的反抗精神联合起来产生了一段一气呵成、甚至堪称勇敢的陈述，但这出戏并未到此结束。我依然在此，活着，我的全部思想和加剧的情感也依旧活着。
轮到上校出场时，他将自己的角色表演得尽善尽美，你很难不为他的表演所折服。他没有反驳我的任何谴责，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看上去就像个因整天不得不与白痴打交道而疲惫不堪的人。通过接受我的论点的方式，他几乎解除了我的精神防线。然而，我设法自始至终保持住了镇静。最后他说：“谢谢你，这是有关犹太人区心理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经常能够获得如此有用的信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会请求你的合作，我肯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虚弱无力地咕哝道：“不，我不合适，不是我。”上校不再听下去。他站起身，伸出手。会面结束了。
我离开时，上尉向我保证，有关马尔库·马内阿先生的误会很快就会得到处理。上校同志总是会信守诺言，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正如你自己可以看出来的那样。确实，那个场合一直很特殊，但我已不再在意上尉及其渐渐飘远的话语。
那次会见的压力使我饱受折磨。由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的，因自身的冲动而变得盲目，我忽视了我是在哪里，在对谁说话。如果整件事再多持续五分钟，我可能就会像个破布娃娃似的瘫倒在上校和上尉的怀中，那时他们就真的可以开始逼迫我告密了。这次努力让我精疲力竭，并对自己的胆大包天吃惊不已。我一步步地走下那座可诅咒的大楼的台阶，渴望赶快逃离，忘掉一切。
但是，我不能忘记的是，在面对这样令人发狂的两难境地时，没有人有权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阿林了解曾加在经历了佩日普拉瓦之后的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身上的警察的压力，了解瓦西刘上校循循善诱的魅力，了解上校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们与我——他们未来的受害人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的两次交谈。他知道，会见很短，并且我拒绝了那讨人喜欢的合作要求。现在，警察再次围了上来。除了常规报告及与我的诗人朋友的每周谈话所提供的信息外，他们一定还拥有更多的有关他们的嫌疑犯的信息。
阿林是个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对自己的质询者写下的有关我的文字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由于性格内向、忧郁，他喜欢书籍和独处。”但那种描述不知怎的似乎无法令人信服，它缺少党的陈词滥调的注释。我已经染上了自我怀疑的毛病，开始认为，我的朋友对我隐瞒了一些事，为的是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伤害，而不是仅仅不受我的追随者的伤害。我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我的双重线人了。
阿林是个大高个儿，一双大手，有着爱尔兰人般的火红头发，活力四射，声音浑厚，做起手势来幅度大得像个乐队指挥，可不知怎的，他变成了个小矮个儿，大鼻头，鬃毛般的头发突然像个油光发亮的头盔似的紧贴在他缩小了的头颅上。他曾经低沉浑厚的声音现在变得尖声尖气，很难听得明白。他省略了有可能让我感到不安的细节吗？我不断要求见他，不管为时多么短暂。一次又一次地，我与他反复检查着细节，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警察调查过我的病历吗？在精神病病房中的拘禁当然是警察相当喜爱的一种实践。
那些审问显然流于例行公事和官僚主义。警察会推迟所有勒索性的策略，就像他们迟迟不去解决在总部堆积如山的档案一样。为了防止被指控为懒惰或无效率，他们不断增加合作者的数量，不是为了也许能够获得的微不足道的情报，而是为了维持共谋者的网络。
正如我的诗人朋友向我报告的，他传送的有关我的情报没有引起警觉的理由，甚至还带点儿消遣性。警察没有了解到任何关于我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但我所发现的深埋在我内心的焦虑向我自己揭示的有关我的东西，远比我那些揭示着过去隐晦创伤的警察局档案要多。
我发现，我是这种调查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通过我从阿林的报告中了解到的情况，而是通过它所触动的我的内心反应。我看见自己仿佛身处一出提供了迷人见识的闹剧的特权中心。光是对于官员与线人每周会面的私人公寓的描述就足以引起任何人类学家的注意，但我只能聚焦于我自己的焦虑，就像一个寻求毒品注射的吸毒者一样。突然间，我沉浸在20世纪40年代的恐怖之中，有机会去理解（虽然有些迟了）那时的焦虑，以及它的所有那些循环往复的不确定性和神经分泌物。
这种奇怪的状况会持续多久——一年，两年？阿林证实，即使是在共产党警察国家，友谊也可能是深挚而持久的。
他继续提供自己的报告，不断让我了解它们琐屑的内容，直到他终于决定，他已经受够了社会主义天堂，选择移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从那里，他将定期写信给我。几年后，我们又见面了，但绝口不提他充当线人的微妙话题。我很高兴地知道，我的朋友始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其命运没有与我分离的人中的一个。
阿林的替代者没有那么快地暴露自己，我永远也不曾发现他的身份。上头的力量一定优化了他们的招募标准。我对与我密切接触的人十分警惕，你永远不会知道谁可能是告密者，每张脸都戴着面具。这种濒于妄想狂的惊惧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化，以致被当作了正常状态。焦虑现在是一种集体财产。
事实证明，国家对人的利用并不比人对人的利用更具吸引力。私有制的废除扰乱了经济，逐渐建立起国家对公民的占有权。仇外情绪变得更微妙，怀疑统治着全部的个人生活。不再有党派间的具有煽动性的相互竞争，现在只有一个政党的绝对蛊惑。自由市场与自由言论的混乱被禁忌的精神分裂症所取代。强迫性同谋在一种象征性的滥用那里达到了顶点——红本本。
甚至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也有禁忌话题吗？那位从医学角度解除我的工程学工作事宜的医生的不满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他也是位诗人，就像几年后我的那位线人一样，但所不同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公开谈论的风险始终很难估价。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坦承的焦虑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财产。
随着新秩序统治力的扩张，你能灵活机动地利用的灰色地带变得更加有限，常态的飞地也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人都在等待神奇的解冻。实际上，这会定期发生，但只是为了强化不确定性，增加陷阱的数量。怀疑和口是心非渐渐渗透到了厨房和卧室，悄悄潜入睡眠、语言和心境。
我是否应该告诉那位精神病学家兼诗人他肯定心知肚明的东西，即不仅学校、医院、出版社和报刊新闻业属于国家，而且森林、空气、水、土地、体育馆、银行、电影院、纽扣和兵工厂、军队和马戏团、幼儿园和养老院、乐器厂、制药企业以及羊群也都属于国家？医生及其病人也是国家财产。在你买手纸、床、早餐牛奶、手表、鞋子、假牙时，你处在那些无动于衷、傲慢无礼的国家职员的怜悯之下，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平等”准则举双手赞成，这种准则可以翻译为“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在付钱”。
精神病学家的另一个身份只能是又一个国家职员——可能有红本本的。党是至高无上的。经营着中学、屠宰场、裁缝铺、当然还有门诊部的正是党的书记，而不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由书记任命的责任人们。
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右翼政治传统的国家，红本本的数量呈指数函数增加。没有红本本你什么也不是，可即使有了红本本，你也值不了大价钱。宣传的陈词滥调很合适于这极权主义的马戏团的变戏法者们，但谁也不再相信他们。生活，或者生活中所剩的东西，已经转入了地下通道，里面充满了沉默的声音和秘密的符号。
医生同志能够允许一个为这双重角色的喜剧所困扰的病人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吗？这位诗人能够发现口是心非的混乱中的诗情画意的联系吗？这种混乱表面上是由戴着面具的掌权者控制，而在私底下，却是因怨恨的毒液而常存不朽。
病人的问题迅速反弹给了他自己，仿佛他已借去了医生的怪癖，能够闭着眼睛阅读精神病学会议的主题：启蒙之后的启蒙。或者它应当被称为适应？幸存者们到底要适应什么呢？一个熟悉的问题。十年后，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熟悉的：病人尽可能简单地适应生活。实际上，所有幸存者在适应的都是生活，无论他们是黑色、绿色或红色专政的幸存者。他们这么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在流亡前夜对自己的传记的总结，这是一种与前面的试验具有同等教育性的试验。
一个人假如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那位美国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两难局面，他是新世界的关乎自由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如果这个问题由他的东欧同行提出来，听上去就会像个不成功的笑话，但限制性病理学专家与自由创伤分析家间的意见互换将不会是毫无用处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精神病学家们将会在不同之中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相同之处。
新人的自由意味着接受必要性——这正是医生和病人从一个日益变得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必要性，因此要有适应性；适应性，因此要有实用主义：因此，接受必要性。适应生活，医生，这正是身处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提供的平庸陈腐中的学徒所面临的任务。生活，这就是一切。在东方，在西方，在天地宇宙中。
共产主义童话故事所许诺的未来对于那些处于审讯下和监狱中的人来说成了地狱。位于审讯与监狱之间的是被迫向党的变化无常屈服的炼狱的滑稽表演。当糊口度日的折磨不再是唯一目的时，满口托词的交往就会生出某种令人愉快的弄虚作假来。这就是东欧后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化”的面目。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甚至使我们——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线人——在党和国家的期刊和出版社中登台亮相。
这是一种规则不断改变的游戏：禁忌词汇、禁忌观念和禁忌暗示按照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的反复无常的教规进行校准。我想方设法地挤过检查者的探测器，出版了一本书，然后是另一本书，在此之后，我会享受更大的社会保护吗？千真万确，但监视也增加了。党用特权和津贴来表彰艺术家，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成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
剩下的只有逃避了——不是这样吗，医生同志？揭露了现实的真面目的不仅是水果市场和肉铺的状况，还包括医院的状况。有一则故事说，一个警察被叫到了首都最大的精神病医院，他震惊地发现，病人们在狂喊：“打倒共产主义！打倒领袖！”他准备当场逮捕他们，但医院的院长阻止了他。院长反对道：“我们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这些人是疯子，你不明白吗？”警察以完美的常识回答道：“疯子？你是什么意思？疯子？怎么没有一个人喊‘共产主义万岁，领袖万岁’？”无意间，他发现了国民疾病的模糊性的症结所在。
从所有医学实践的幻想中得以保全下来的老诗人的皱巴巴的脸抬起来看着你。这位医生大腹便便，头发渐秃，说r时带有喉音，他已接受了一位失败方面的专家的态度。
“那么一两年后你要干什么？补助金很少，甚至不到你工程师薪水的一半。另外，你认为你可以让一份医疗补助延续多久？永永远远，你想这么说吗？”
一个疯子在一间充塞着制图板、电话和香烟烟雾的巨大仓库中干着工程学方面的工作，每天12小时，蓝图让他窒息，冗长的公式让他头晕眼花。
为了生活，为什么梦游者不接受一个自己的笼子？治疗伤口的将是一个更大的伤口吗？写作至少提供了一条脱离流放地的捷径，将屠杀留在身后。正如卡夫卡所云：“跃出暗杀者之列，你可以观察事实。”
“那么，二级补助，要么三级补助？”诗人兼医生问。“三级补助意味着每六个月接受一次专家组的重新审核。二级补助的重新审核是每年一次。”
“一级补助怎么样？”病人问。
“那意味着无法治愈，一种严重的精神状态，没有复原的可能。我不会选择这样的诊断。想也别想！”
“为什么不？”疯子据理力争。作家是毫无治愈希望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他唯一能够做的不就是像个精神病患者那样坐在自己的笼子里舞文弄墨吗？阅读，写作，再阅读，再写作，这难道不正是他的生活吗？医生——疾病，治疗，治疗，疾病，如此等等，直到尽头的尽头？你干的是医学，医生，所以你不会治不好，可坐在你面前的工程师会怎样？我已在太长的时间里过着双重人格和口是心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我一直在与计算、绘图板、发货单打交道，几乎成了我假装的人，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生怕伪装会随时被揭去，扔下楼梯，成为一个精神病院的小丑，成为观众喝彩和讥笑的笑柄。只有逃避才能拯救我们，医生。
你应当向他描述你的僵局，还是应当只把他当作接下来的弄虚作假的一个起点？你必须说服他，说他事实上只是在参与一次友好的合作性冒险，而不是在进行一次医学会诊。
“好的，那么二级补助。”你不热心地咕哝道。
在一个连时间都是国家财产的社会中，你突然成了自己的时间的拥有者，这一优势与一种内置的陷阱相伴而至：要么你与真实的权力机关合作，要么我们将你作为一个你假装成为的不负责任的人孤立起来。为了为新启蒙的冒险做好准备，你得参加协议所要求的运动，医生则要签署必要的文件。
如果医疗报告中所描述的症状是真的会怎样？你拒绝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你宁愿扮演较次要的弄虚作假者的角色。弄虚作假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的征象吗？你不是为了治疗而来，而是为了寻找走出炼狱的道路而来，在炼狱中，患病的当局与其患病的国民紧密相连。
你永远不相信精神病学家。你宁愿读他们的书，而不愿向他们咨询。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问，在一个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犹太人身上，在一个对《圣经》的语言置之不理的犹太人身上，还残存有多少犹太性时，你会费劲地吐出他本人给出的答案：很多。你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已经足够小心地没有给出解释。
问题与答案由一个简单的词令人震惊地联系在了一起——犹太人。不信教，不是民族主义者，不说那神圣的语言，这是弗洛伊德博士在说自己，而不是在为这个词下定义吗？犹太人的定义仅仅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语言的踪迹基础之上吗？它能够使那位如此关注性及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忽略割礼，也就是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刻在血肉之躯中的契约吗？因为刻在血肉之躯中，所以割礼不可被废除。
在外祖父阿夫拉姆的祝福下，你通过割礼，成了诺亚，一个《圣经》符号的名字，不是为了公开使用。毕竟，你不会当众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弗洛伊德博士不是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有关受了割礼的诺亚的事情吗，这位诺亚与藏在他裤子中的“双重性”、与其隐藏的、相似的生活进行着一次对话？这种双重生活，并不比一个有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种族性或神圣语言的个人的生活少些滑稽性或启示作用——这难道不会让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感到兴趣吗？
与此同时，正如弗洛伊德博士一样，你已经接受了引号。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而非犹太人，同属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4]、西奥多·阿多诺[5]、汉娜·阿伦特[6]、保罗·策兰等人也是如此。正如存在非德国人的德国人一样，也存在非犹太人的犹太人，那位法国人有益地解释道。他们怀疑传统、模拟和上帝无所不在的观念，也怀疑“移民、流散和整合之不可能性”——换言之，“非变化与变化的双重阳痿”。
5岁时，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那个小犹太人被叫作诺亚，而非诺曼。50岁时，在新的流亡的前夜，自我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结，它不可能不让弗洛伊德博士感兴趣。这位精神病学家最终将被要求回答的问题不仅有他本人已经问过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后世提出的：不是“在你已经失去了你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后，你还剩下些什么”这一必要问题，而是“在经历了大屠杀、共产主义运动和流亡之后，你怎样成为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从定义上说，这些是本质上的犹太人的创伤吗？这些是不仅刻在了你的肉体上，而且刻在了你的灵魂中，甚至使你在不是犹太人时成为犹太人的启蒙吗？“幸存者中的非人者”是利奥塔给那些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名字，据他看来，这些人的团体感依靠的是“一种独一无二、无比深刻、永无止境的记忆”，即一种永无止境的对往事的回忆。
在镜子前的回忆？你为什么要皱眉头，弗洛伊德博士？弗朗兹·卡夫卡——不是弗洛伊德式记忆的伟大崇拜者——没有列入利奥塔的引号中的那群人中。如果他扪心自问：“与犹太人断交，我会得到什么？”卡夫卡会回答：“与我自己断交，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然而，卡夫卡不是个非犹太人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天才的犹太人，尽管他并不精通希伯来语——尽管他确实做过几番努力，试图学习那种神圣的语言——不信奉宗教，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一个场景中，他试图将全体选民都塞进一只抽屉。“最终也包括我自己。”他又说。这是一种毫无歧义的犹太信仰告白，取代了宗教、种族性和那种神圣语言。
只有犹太人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释放千年以来一直是自身命运的自我厌恶和憎恨。当卡夫卡向米蕾娜[7]描述在布拉格街头以及沙龙中和学术界的憎恨犹太人者唱响的对“肮脏的乌合之众”的恶言谩骂时，你可以听到这些回声。憎恨没有止于卡夫卡的布拉格，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博士挚爱的维也纳，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在去世前不久被迫设法流亡的伦敦，也没有止于其他那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像卡夫卡那样，也能听到我们自己内心斗争的回音吗？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不再捍卫自己时自身的疲乏感吗？是其他那些不能接受我们自身的不完美的人的完美吗？
“在你自己与世界的较量中，站在世界一边。”未被征服的卡夫卡建议。
“归属的疲乏感可以得到宽恕”，弗洛伊德博士在与我们自己间的持续对话中低语道。“没有人能够因你试图不理会灾难而指控你”，他又说。这一分钟，你捍卫自己的命运，下一分钟，忘掉它，然后再来捍卫它，直到你厌倦了所有这些无用功。所以，别再把日常的闹剧看得太认真，别再用问题为它增光添彩，要优雅得体地显得心不在焉、茫然无措，与漠然的简单和荒谬保持一致——这将是你的治疗方法，即变得又聋又哑，天真烂漫，心不在焉，疏忽大意。
在经过大屠杀和共产主义运动后，当犹太人不再肯定他与自身有何关联时，流亡与犹太人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很多，那位维也纳的医生声称，无论喜欢与否，你都与他们和你自己有着许多共性。弗洛伊德博士宣称，当你在5岁时加入一种集体命运时，你就得到了一份比刻在血肉之躯上的契约更重要的合格证明。
“我们犹太人永远不会因大屠杀而得到宽恕。”在你躲进柏林的避难所（不是躲避大屠杀，而是躲避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些日子里，一位德国犹太裔作家写道。是的，有太多的证据，使你无法否认大屠杀，而且那种暴行是不可宽恕的。但它不仅仅是大屠杀，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它是犹太人的罪恶。还有大量其他微不足道、较为隐晦的罪恶是无法宽恕的。弗洛伊德博士，创建了被称为“犹太人科学”的精神分析的罪人，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然而，即使有可能，一个人也无法简单地弃绝那种被当作恶魔的化身而遭受怀疑、放逐和谴责的荣誉，自始至终都是如此——这是某种荣耀！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此类特权，即使是在那些陈词滥调本身不易忍受之时——受害人，复仇者，阴谋家，近代的耶路撒冷的长者们又往里面加进了一个新协议：“犹太人对受苦受难的垄断。”
受苦受难的平凡化……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只有当悲剧成为一种老生常谈时，它才会在集体记忆中找到自己的家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必须不断进行回忆，以便恐惧不再重复。我们必须坚守身份，分享记忆、种族气质、种族划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在终于踏上实用主义的星球之后，你以为自己也许逃脱了你的过去和你的身份，只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实体，正如在巴黎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8]所梦想的那样——到头来只不过发现，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明白流亡及它的剥夺、它的不满以及你也许会提及的它的自由所带来的混乱。他会了解在某个无名旅馆的房间里的一个非个人的家的意义，这房间是流亡者最后的避难所，是他暂时租借来的民主家园，它像一个家园应该的那样，既热情周到，又漠不关心。
你在寻找一张小照片，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变得起皱发黄，现在起到的是镜子的作用。那是在1945年6月，在罗马尼亚北部如诗如画的法尔提西尼镇，在那个初学者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远征返回的两个月后，在年终学校庆典结束的两个小时后。
那个可爱的小男孩穿着白衣白裤，站在其他获奖者（三个小男孩和三个小女孩）前面四分之一步的地方。使他与其他那些未曾从启蒙的特殊待遇中获益的获奖者得以区分的唯一之处似乎在于他的胜者风度，他现在被获奖桂冠所证实的幸存者的地位。他穿戴整齐，毫无瑕疵，左脚向前，一手叉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怎么看都像个明星，在照相机镜头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
男孩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在成千上万名饥寒交迫的人中、在死亡制造者和指挥者的玩物中充当学徒时的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一变而为他的对立面，白小丑，一个头戴桂冠、受到情节剧演员们喝彩的骑士。从世界上消失的那些年已经被取消。他重新渡过了冥河，发现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岸边，活着，真真切切地活着，回到了伊甸园，这里曾经属于他，现在又被重新夺了回来。
伊甸园最终变成了一个流放地。你再次穿越冥河，这一次是要渡过一片海洋。现在你身处不同的海岸，你头发花白，头顶渐秃，你的面容不再堪称完美。你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坦诚直率。围绕着你的幸存者的光环现在是最近由记忆出演的戏剧中的支柱。
回忆的过程——这用解剖刀无穷无尽地摸索的过程，这与你进行的辩论赛——是否借助于对9岁小男孩的照片的思索而得以加速？即使在那时，你还是觉得想缩回身去，在房间一角忙自己的事，让所有人把你永远忘记——实体的巨大孤独，格特鲁德·斯坦会说，兴奋至极的喜悦，因为你在由困惑不解的自我所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河流中迷失了自己时，却发现了你自己。
在你父亲那张沉稳庄重、全神贯注的脸上，有时会流露出一丝突然老去的表情，那是孤独麻痹症。你会恐惧地注视着它，但很快便回到你在那生动鲜活的舞台上的位置，舞台上有老师、父母、同学、朋友。儿童时代的结束并不标志着这种交替出现的迷狂与恐惧的结束，你总是在思索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突然停止活动，在遥远的无关联的世界中化为齑粉时，情况会怎样？不过，你保持了逃跑的幻想，即在最后一分钟从潜伏在黑暗中的无所不在的危险中获救的可能性。
不了解随时都会变成敌意。昨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在1941年10月9日，当表象一个接一个地坍塌，粉碎了日常生活的面具时。在布杜杰尼火车站的月台上，谁也无法阻止那场戏的上演。在你的睡梦中，你将仍会时常看到那一长串由饥饿、颤抖、惊惧的囚犯构成的演员表，这些演员们正在卖力地取悦着他们那些坐在包厢中的刽子手。“小心”是那些日子的口令。在那之后，你害怕喧哗，不敢挑战未知数。最终，你依偎在由语言构成的流动的掩蔽所中，它是最后的、实质性的避难所。但这就是你所寻找的一切吗，一个避难所？
弗洛伊德博士不可能不对此类回忆练习深感兴趣。“成为你自己”，品达[9]说。尼采[10]和这位维也纳医生本人也应声唱和。可这是什么，弗洛伊德博士：集体悲剧的回忆，或者这个孤独的个人的无能为力——他无法穿起悲剧的制服，在大街小巷出售自己？弗洛伊德博士会对那些否认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例行公事地干巴巴地对它们发出嘲笑的人有何见教？在最终的分析中，平凡化能否像使人间喜剧鲜活不朽的唯一途径的消化和排泄一样，成为一种基本功能？如果不如此，那些可怜的演员如何才能依旧享用大地的果实？记住普里默·莱维[11]的例子，他因为奥斯维辛而成了作家，后来却写不出一篇如意大利的天空般宁静的简单的爱情小说。
被一种集体否定行为或一种集体灾难所定义的羞辱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博士。然而，我们不是集体灾难的简单相加，不管这些灾难可能是什么。我们不止如此，而且我们每个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用地球上的所有语言，永不停止地大声疾呼，就像一台无法关闭的录音机一样。
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烂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
不过，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哀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还存在诺亚方舟饭店和实用主义艺术吗？
※※※
现在，更多的时间已经流逝。你已经了解了自由的欢乐与悲愁。你已经接受了流亡者的荣耀。这正是你在那个距纽约不远的乡村中的令人愉悦的地方对朋友们所说的。你告诉他们，你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可你还在继续谈论模糊性——集中营、共产党流放地以及流亡的模糊性。你怀疑确定性，即使在你也是谈论确定性的人中的一员时。不过，你发现自己在表达一种确定性：“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这简单易懂的句子似乎并不骇人，“一个人的母亲应该是他的真正家园。只有死亡才能最终将我们从这最终的归属中解放出来。”你继续背诵道，仿佛它出自一本手册。当然，你只是试图在重返早期生活情境的前夜给自己打气，但毫无幽默感的语调不是个好兆头。
“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你得出结论。似乎你已经真的开始相信那些话，将之视为迈向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回归的第一步。
在没有确切理解的情况下，你是不会发表关于坟墓的言论的。你的朋友们继续满怀同情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你告诉自己，你身在活生生的现在，而不是永远存在的过去。
这是个乡间的美丽的午后。有的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只有卓然不凡的日子，此时，此刻。
[1]巴比伦囚虏（Babylonian Captivity），指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大批犹太人被俘至巴比伦。
[2]阿勒山（Ararat），一译亚拉腊，位于土耳其东部，据《圣经》记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就停泊在此。
[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9—），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现为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利比多经济学》《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给后人的后现代解释》等。
[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犹太裔文艺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由于法西斯主义迫害，1935年流亡巴黎，1940年试图避居西班牙未果，在边境自杀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波德莱尔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历史哲学》等。
[5]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1933年，因为父亲是犹太人，他被禁止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1934年后，他先后移居英国和美国，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有《阿多诺文集》24卷。
[6]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国犹太裔哲学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深厚的渊源。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
[7]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896—1944），捷克记者，1919年在布拉格的阿果咖啡馆（ale Areo）与卡夫卡相遇，成为其女友。她是第一位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捷克文的人，“二战”期间，从事反纳粹的地下活动，1944年死于纳粹集中营。
[8]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前卫诗人、先锋派女作家、评论家及小说家，著有《三个女人》等。
[9]品达（Pindar，518?—438?BC），古希腊诗人，著有《合唱琴歌》《竞技胜利者颂》等。
[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11]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作家，1944年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名作为自传体小说《活在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