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犹太人区的斗争说到底是与我母亲过度拥有的焦虑不安、夸大其词和惊慌恐惧的斗争，她还会把这一切过分地传给自己周围的人。在这永无止境的对峙中，我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只是活了下来。
“我上床时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亲将会来吻我，与我道晚安。”普鲁斯特所描写的这种生活，与我的生活经历格格不入。那位嫁给了基督教徒阿希尔-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犹太人让娜-克雷蒙丝·韦伊（Jeanne-Clémence Weil）与我母亲完全不同，她们之间的社会、宗教、地理和历史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被普鲁斯特的罗马尼亚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灾难，在外来灾难自行减少时，也会随之减轻。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中的内外灾难间很少能得到解决的紧张状态需要不同的协定和不同的面具。临睡前安慰性的亲吻仪式将会与我们东欧家庭中或真实或虚构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发生冲撞。
到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母亲已经预见到了灾难的降临。面对灾难时，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辙，神经质的、殚精竭虑的等待一变而为干净利落的行动。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最初的几周过后，我父亲丢弃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静体面地过简单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调整境况的努力，像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内心的焦虑因不确定感而加剧，因对希望的需求而恶化。极端的行为和危险，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互通消息和传言的兴奋激动，以及强烈的群体感——这一切都动员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长计划生存事宜，她会拆东墙补西墙，带着一碗玉米面、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条好消息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她的儿子——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可怕动物——来说，最大的召唤不是普鲁斯特的蘸茶吃的玛德琳蛋糕，而是洋葱馅饼，一个对巴黎人马塞尔而言像饥饿一样陌生的奇迹。对我来说，就像对其他许多东欧少年来说一样，茶是红十字会在我们从集中营返回家园时为我们提供的热饮。
弱不禁风，满脸皱纹，不可战胜——这就是我们饱受创伤的救世主1945年站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时的样子。她立即被卷入复活的旋涡，像往常一样，与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拴在一起，对那种关联充满依赖，这与她宁愿孤独的丈夫的高贵与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满不在乎地为帮助别人而慷慨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要求爱和感激作为回报。我父亲的审慎、他的谦让的笨拙，不依赖于别人。这位温和的男人不要求或不期望别人的感恩戴德。
当我们返回罗马尼亚时，与我姨妈丽贝卡·格劳尔家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我父母从不提起我母亲的姐姐及其女儿明娜的名字，甚至在吵得不可开交时也是如此。不得说出那些不可提及的名字的禁忌被一条如雷电般袭来的消息所打破：丽贝卡姨妈的另一个女儿的死亡。母亲乘第一班火车前往格劳尔家的所在地提尔古·福鲁莫斯，然后在一周后的早晨回到家中。一年后，在我们苏恰瓦的家中，我们庆祝了“罪人”明娜的婚礼，她嫁给了她死去姐姐的鳏居丈夫。欢宴巩固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联系，我母亲得以再次分享她姐姐家的好坏事件；明娜和我父亲的通奸永远没有被再次提起，哪怕是顺便提到也没有。
我母亲与家里其他人的关系似乎暂时保护了她不受自己的伤害。她的儿子，她如此亲密的一部分，在我们那个狭小逼仄的避难所中，从未得到过晚安之吻。我从未读过或听过临睡前的故事。悲悼圣母没有时间或耐心那么做。由于她自己的关系，由于一种被夸大的感情主义的关系，她经受着自我矛盾的折磨；只有她那强大的、易受攻击的、激动不安的个性的核心部分是始终不可毁灭的。她的戏剧风格激发了她的热情，她的恐慌没有破坏她的精神、她的达观以及她的投入。
即使角色已经颠倒，儿子已经能够给母亲他未曾得到的东西，他还是不能重新创造一个普鲁斯特儿童时代的布克维纳版。可怕而狭小的东欧犹太人区生存了下来，裹在它扭曲的神秘色彩中，在它奇特的罪行中安全无虞。它是个充满阴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学会去适应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震撼。犹太人区之外是拥挤狭小的东正教教堂，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堂那庄严辉煌的景象，这些基督教堂有着直插云霄的哥特式布景，构成优雅和谐的出色表演的背景——一场在庄严凝重的管风琴的和声伴奏下的神圣演出。
午餐休息时，母亲离开自己工作的社会主义商店，不断地与犹太人区再结合。她宁愿与邻居交换小道消息，交头接耳，也不愿与自己的儿子谈话。她有一条固定的路线。她先要探望一下肥胖过度的阿波斯奇太太，在她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丈夫消失在共产党监狱中后，她就与自己的小女儿一起住进了第一间公寓。然后是塞格尔太太，她是个寡妇，与自己即将高中毕业的漂亮女儿丽塔一起生活。然后是会计师赫勒家。将那些人一一拜访过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吃午餐了。她匆匆忙忙地吃上几口，然后马马虎虎地问问自己家里两个学童的情况。可当我们因流感或中暑而卧床不起时，她又会怎样地大惊小怪啊！她丈夫、儿子或某个或远或近的亲戚的生活中任何无法预测的事件，都标志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对于它们的警告信号，她永远保持警觉。这位最投入的母亲和妻子似乎完全不适合她的角色，事实上也是如此，只因为她对日常的生活轮回的极端投入似乎掩盖了某种本质上的匮乏，对于此，她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措施。
食物主要是奥地利-布克维纳烹饪风格，带有其自身特殊的甜酸口味。肉食与牛奶没有按照教规分开食用，但过逾越节时，所有的盘子、罐子和锅子都被彻底地擦洗过，房子也是如此。秋天，与新年一起到来的是季节性的仪式和沉思反省，它们以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的斋戒为高潮。信仰已变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一种由规则构成的无所不包的规范，用来帮助你应付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母亲是神秘主义者，迷信，对命运的运行方式怀着经久不衰的信仰，这位犹太人区的女儿，对周围的基督教环境保持着一种热忱的猜疑，同时对它抱有一种适度的好奇。另一方面，她与自己民族的绝对团结又不会妨碍她充满智慧地做出批评性的评估和判断。
社会主义似乎没有影响到她。她知道新秩序及其各种规则，但乌托邦的幸福景象并没有触动她，虽然她的那么多共同信仰者的头脑为之发生了改变。她顺从地对待变化。她看着自己的儿子日复一日地远离了他祖先的世界。这些是充满烦恼与危险的时刻。过去虽说有那么多的阴冷凄凉，却被当作一段色彩斑斓、热情洋溢的岁月被追想着，而责难的矛头直指当前的恶毒与单调。像希腊人的集会一样，犹太人区过去一直激励一种在情感、观念及生意方面的积极贸易。她似乎在说，社会主义宣传也许会揭露毫无价值的资产阶级精神及其投机者和生意人，但它也促进了更深层次的贪污腐化。我本人在犹太人区感到窒息，被那些无节制的占有和无休止的恐慌堵得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憎恨只不过变成了奴性和束缚的另外一面。在我疯狂地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少年期之后，我变得憎恨任何与“我们”、与集体特性有关的事物，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很可疑，是一种令人压抑的简化。“我”与“我们”间的裂缝我永生不想再穿越。
我的共同信仰者们遭到社会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就像遭到以前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一样，说他们太过沉溺于商业。直到我生命的相当靠后的时期，我才解开了这个古老职业的复杂性，并开始欣赏它所需要的东西——智慧，冒险精神，谈判能力，没有固定时间的辛苦工作，信誉，好名声。假如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话，只有法律和精神病学才同样适合母亲。然而，社会主义抑制了创造发明的自由，旧时的贸易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已变成了强迫性的无效劳动，“按计划办事的”官僚机构。店员、营销专家、筹划人、会计师——全都在党的走狗或正规警察的密切监视之下。
母亲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我们的书店”，错误地进入一家社会主义缝纫用品商店工作，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她。现在，与她打交道的不再是书籍这一她的毕生挚爱，而是纽扣、针线、绸带、花边、丝巾和短袜。她迈着趔趄的脚步，爬上摇摇晃晃的梯子，去拿架子上层的盒子。然后她气喘吁吁地慢慢爬下来，满是皱纹的大手中颤巍巍地拿着所需要的盒子。与此同时，顾客，通常是一位农妇，已经改变了主意。可是，没有时间去争吵，因为其他顾客在叫她。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截刺绣花边或一卷缎带消失不见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偷盗的嫌疑犯，她可能是个年轻学徒，其职业道德微乎其微，只关心她的同样微乎其微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小偷，小偷！”我可以听到母亲在冲那个打零工的女售货员叫喊着，这些售货员总是换来换去，有着常常伸向钱柜的灵巧手指。
商店的噩梦总是在令人歇斯底里的盘点日达于高潮，盘点时，店员们得从清晨忙到深夜，逐条登记商品，并给商品标价。这时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我父亲，在他自己的工作之余，还得在家检查各种账目手续，改正不称职的甚至是公然贪污的管理人员的错误。终于，所有的不祥预兆都得到了证实，作为一次损失惨重的账目错误的结果，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年龄和某种小心的幕后操纵才没有进监狱。她在接受审讯时垮掉了，就像在我们探访佩日普拉瓦回来时乘坐的夜间火车上一样，当时父亲正在佩日普拉瓦，忍受着羞辱的煎熬。羞辱本身并不能影响她，可如果它触及到她的丈夫或儿子，她就会因为他们的耻辱而深感内疚。
“上帝会为了你所做的一切而帮助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早晨，当我陪她去看医生时，她会不断重复着说——在从佩日普拉瓦回来的火车上，在她接受审讯的日子里，她都说过同样的话。瞎眼的她会在街角耐心地等我叫出租车回来，这在布加勒斯特的上班高峰可不是件普通的壮举。
她对我的疏远和我离开家乡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这导致了破坏性的神经危机，常常因为件小事而一触即发。她没有力量与我直接对峙。虽然在口头上无法伤害我，可她还是想伤害我，深深地、不可救治地伤害我，为了我用以使自己远离她的绝境和创伤而表现出的冷漠。她的因其无助感而加剧了的紧张将我变成了一个义愤填膺、冷若冰霜的旁观者。她的哀号和恸哭是一场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表演吗？我试图让自己抵制这些攻击，可并不总能取得成功。我无法逃离她的占有欲，她的钢铁般的、无可救药的自我主义。她似乎想惩罚身边的所有人，方法是折磨她自己和他们，只因为他们不能对她的壮烈牺牲、她的绝对奉献给予回报。
这其实是爱的暴行，是犹太人区令人无法忍受的疾病。那裹着天鹅绒和丝绸的爪子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抓住你。我无法逃离，即使是在我已经让自己脱离了犹太人区之后。接着，出人意料地，她再次变得平静下来，她的幽默感、她的温和亲切会奇迹般地回到她身上。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平静似乎是为了证明昨日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的真实性。回想起来，平静为她先前的失衡提供了一种奇怪的基础。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分裂人格的案例，不如说是证明她本人的两面性的案例。她似乎在说，她无法成为某种事物，如果不能同时成为它的对立面的话。哪一面都不能凌驾于她那陷入困境的、骚动不安的个性之上。面对她的弱点，一种神秘的祖传力量在坚持不懈。“我也在为他们祈祷。”她显然会说，一面向她周围的基督教社会投去一瞥。她对那个非本质的世界进行过长久而艰辛的思考，这时，她手捂双眼，仿佛是在祈祷，就像她恳求那未知的神的保护时一样。
对她而言，墓地似乎比犹太教会堂更具意义。它是一种自然的、无中介的，却又是超验的交流形式，一种将她自己安插进历史的方式。我们的祖先曾经是我们，而现在我们是他们；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每年都会出埃及，就像他们做过的那样，却从未将它彻底留在身后。我们一遍遍地重新体验另外的埃及，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一如我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永永远远，没有止息。无论何时，只要这个世上的事物运行不畅，这种神秘的关联，这世世代代的同一性，这对神圣潜能的祈祷，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频繁。
她接受了世界已经改变的事实。但是，你不能相信正在提供给你的平等，或是相信自己是个爱国者，也就是说，相信自己是个有资格批评这个国家的困境的人，就像我试图耐心地解释给她的那样。她试着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正如她避免谈及我的书。可当我身处暴风雨的中心时，她总是非常不安。她感觉到了危机时刻，而她从未要求我承认她的忧惧是对的。不管怎样，那都将太迟。我拒绝让自己接受部族的重新收留，被它拴住。我已经让自己接受了怀疑主义的训练，从伟大的怀疑论者马克·吐温那里了解到，没有什么比当一个人更糟的了。我想成为一个罗马尼亚人吗？我喜欢别人对我开的玩笑吗？那位美国智者似乎会问。成为一个巴拉圭人或中国人会是什么感觉？或是成为一个犹太人，就此而言？这段特别的坏运气并不比其他的坏运气更无趣。
我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构想出来的吗，他真的有我的面孔吗？假使是那样的话，就是那个超越的存在，那个使一切变为存在者，给了我生命。他化身成了我周围的那个离我最近的人、那个实际上给了我生命的女人吗？确实，没有哪种与神性的冲突会比那些我因是母亲的儿子而从中受益的争吵更丰富的了，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强有力的锁链了。
我母亲不是让娜-克雷蒙丝·普鲁斯特，尼·韦伊，她的儿子也不是马塞尔的投胎转世。我从未得到过她的晚安之吻，即使是现在，几十年后，当我在记忆中重访她、当我被乡愁所缠绕时，这也不是我躺在床上所等待的。过去的爪子竟是如此疼痛。她偶尔会忘记露面，可是，当我从漫无边际的神思游走中回过神来时，我可以透过夜晚那红色的天空，重又看到那瞎眼的老妇坐在轮椅上的片段景象。上帝坐在他的天堂椅中打着盹儿。他化作了一个垂死的女人的形象。那柔弱、盲目、疲倦的样子拥有我母亲那凹陷的脸。在我周围的陌生人中，在这里，在别处，在所有地方，我的困惑——流亡者的最后的财富——给我带来了一个熟悉的、可以接近的上帝。
家庭相簿中只有寥寥的几张照片，其余的都在家庭的迁徙中丢失了。那个年轻女人头戴帽子，面笼轻纱，披着黑色毛皮斗篷，羞涩地凝视着自己的新婚丈夫。她的眼睛乌黑明亮，精巧的鼻子轮廓鲜明，鼻翼微张，额头高高，眉毛弯弯，是个典型的神经质的地中海美人，在东欧熔炉之火中经受了锻炼。相片不代表记忆。启蒙之前的那些年里没有记忆，那些年被湮灭在了健忘症中。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那些孤立的、无法忘记的续发事件到来时，没有看得见的辅助物，它们从历史档案中消失了，如今则被悲悼的陈词滥调所取代。当我们于1945年春天重返曾经将我们驱逐出境的祖国时，我们站在雅西街头，衣衫褴褛，一位摄影师为这群散乱的人拍下了照片。可惜的是，他没有继续为重生的形象留下文件证据——年终的欢宴，夏天的假日，瓦特拉-多内的度假者公园，佩日普拉瓦堤坝周围的焦枯的田园，我父亲的劳改营的囚服。
当我告诉她，我要从大学退学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你是对的，”她终于开口说道：“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必继续。”当身为刚从学校毕业的工程师的我告诉她，我正在市区租房子时，她有着同样的反应。“好吧，如果你再也无法忍受……”在为刚娶进门的儿媳妇准备饭菜时，她在厨房里显得焦躁不安。她不耐烦地待在门口，等着邮递员的出现。在老年疾病的剧痛中，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却又对它抱怨不止。她将自己痛苦的讥讽转向丈夫：“我年轻时，让你很快活，那时比较好，不是吗？”
在我第一次遭放逐的40年后，现在的这次放逐的优势是，它没有应许回归的幻想。我生活的目击者现在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墓地中。过去的形象偶尔会在夜晚来探访我，带着那位在我父母相遇之前就知道了我的相貌的中国圣贤的礼貌。我看见墙上的影子，在黑暗中，我可以辨别出我母亲的侧影。我可以认出边境、我的出生地、墓地。当我父母在1933年相遇时，他们无法预见到，他们将会埋在离自己的父母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彼此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唯一的儿子可能的坟墓甚至还要遥远的地方，这个儿子现在正为了后世记下这份报告。
墙上的影子影影绰绰，闪烁不定，我可以看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森林中的无名的、无标记的坟墓，我的外祖父母就留在了那里。我看到另外一位祖父——我父亲的父亲覆满鲜花的坟墓，在田园牧歌般的法尔提西尼。我还看见，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岗上，一块石板在犹太人的太阳的照射下熊熊燃烧，我父亲就安息在它下面。在所有人中，只有我母亲，留在了她一直居住却一直想离开的地方。她是我们中唯一至死还留在祖国的人，躺在了苏恰瓦的墓地中，对于她浪迹天涯的儿子来说，苏恰瓦是令人心动的家园。她一直认为自己将被驱逐，而她如此信奉的命运将她放逐到了她的出发之地，让她在此永久安息。这样做是为了用又一个理由来加重她儿子的内疚感吗？内疚，总是内疚——不复存在的家庭丢失的家庭相簿的丰富的替代品。
只有到了现在，在他较成熟的时候，流亡者才显露出对母亲的爱慕和痛苦的需求。只有到了现在，我才在巴黎的那个妈妈的孩子的嘶叫声中认出了我自己。马塞尔的这个一直渴望解放的东欧双胞胎兄弟，现在，在他垂垂老矣之时，是否正渴望从与自己民族的重新结合中获得安慰？难道我竟然会听到我母亲那以她窸窣作响的天鹅绒衣裙为标志的脚步声，从没有归路的世界走回来，穿过走廊，走向她被抛弃的儿子的卧房？“一个痛苦的时刻，”马塞尔说：“宣告着下一个，下一个她已经离去的时刻的到来。”这种探访会持续多长时间？在我重新被独自留下来之前，时间会多么迅速地流逝？“当我听到她走上楼梯时，然后是听到她的沿着走廊走来的脚步声时……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我希望她花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等待就可以被拉长。”马塞尔的文字现在就是我的文字，尽管，与他不同，我不是在由大教堂和管风琴音乐构成的世界中长大的。我是个不同的流亡者，我属于东欧的沉沉雾霭。“我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我无法将任何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不仅是现在和未来，而且包括过去。”弗朗兹·卡夫卡写道。以前我绝不会欣赏此类文字，但在东欧流亡困境中的任何时刻，我肯定会认出我自己。是的，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我们也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
不仅犹太人区消失了，而且整个世界都已无影无踪。时间是深夜。现在我无从去开始对失去时光的追寻，也没有什么神奇的药片可以将它们交还给我。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那么我是生活在租来的现在的幻想中、一个不安全的陷阱中吗？一天深夜，我问弗朗兹·卡夫卡：“你真的想念犹太人区吗？”“噢，假如我有那种选择的话。”他耳语着说。然后他再次低语道：
如果我竟然可以有机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要当一个东欧的小男孩，不带一丝焦虑地站在房间的一角。父亲站在房间中央，在与其他男人交谈；母亲，裹得厚厚暖暖的，在到处搜检旅行的包袱；姐姐在远处与姑娘们窃窃私语，一面搔着脑袋和她漂亮的头发。然后，在几个星期后，我们全都到了美国。
以前我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现在我在重复它们，我凝望着虚幻莫测的天空，我那瞎眼的老母正坐着轮椅横过天际。我屏住呼吸，被乡愁和孤独所压倒，然后，像一个心搏停止的人那样，我感到她撕扯着我的胸膛的爪子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