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1988年夏，在我抵达纽约的数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巴德学院的院长利昂·波特斯坦的电话。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书，然后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学院任教。1989年春，我应邀访问巴德学院，终于与他见了面。他是个高个儿，举止优雅，打着蝴蝶领结，眼镜片很厚，身上有点儿炼金术士的气质。他还是位闻名遐迩的交响乐指挥。我原本以为会立即得到任职，却不曾想被引到一个面试小组面前。“民主。”院长解释道。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年多。我出了书，获了奖，成了巴德学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国，我的地位也已发生了变化。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有关米尔恰·伊利亚德和铁卫军的文章使我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国际级。我于1997年春重返罗马尼亚，就如同是一次建筑桥梁的练习。
下午3点45分，我来到汉莎航空公司的终点站肯尼迪机场，等待着利昂的到来。他要在布加勒斯特举办音乐会，我是他的陪同。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尔夫·希特勒的生日。我们乘坐的是头等舱，这使我们可以起飞前在候机室享用免费饮料。我们检查了日程表，我告诉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罗马尼亚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你也许会被要求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说。
“我？我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人。”
我解释说，在罗马尼亚，加入NATO不仅被看作一种国家荣誉，而且对国家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在我们离开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人一样，收到了来自一个罗马尼亚总统班底寄来的大信封，里面包括了好几项督促大家为罗马尼亚加入NATO而立即行动的内容。“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写信给白宫。请将你的信件的复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总统官邸，以便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一份此类文件这样说。实际上，我已听说，罗马尼亚当局已制订了计划，准备编辑一份在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爱国职责的罗裔美国人的名单——在布加勒斯特，这种名单可不是玩笑。
“这对我们有无好处？”利昂问。“你做我的陪同这一事实又当如何？或者说，我是你的陪同？”
事实上，NATO并非布加勒斯特唯一的热点话题。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刚刚出版，已成为争论焦点。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评论，然后被断章取义。也许只要几句响当当的话就够了，就像在美国电视上那样：“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死于1945年。他的《日记：1935—1944》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刚出版的维克多·克兰姆珀勒[1]的《我愿意作证》（I Will Bear Witness）的罗马尼亚翻版，后者用翔实的材料描写了战时纳粹统治下的德累斯顿的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纳粹的同情及反犹太情绪。”克兰姆珀勒这个名字也许会激发利昂谈及另一个克兰姆珀勒的奇闻逸事及其美国职业，即音乐指挥家奥托（Otto），维克多的表亲。
我们终于上了路，将自己安置在舒适的座位中。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纤细。我们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泽西，但她和家人已经返回德国居住。利昂再次对我说，除非我愿意一同前往，否则他绝不会接受罗马尼亚的邀请。他又一次对我说，我的重返罗马尼亚将使我与过去的生活最终脱离开来。我以前就听到过这些个说法，尽管我希望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宁愿不去想它，或者我们这一对儿象征着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利昂问。
“啊，典型的一对，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和白小丑。”
利昂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白小丑是老板，主人，权威，美国人，假如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是，”我赶紧加了一句，“大学校长，指挥家。”
利昂微笑起来。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贱民，失败者，是那个为了取悦观众而总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个流亡者。”
“你是什么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获奖并拥有一个捐赠教席而享有盛誉的人？这位老板竟会踢可怜的艺术家的屁股？”
“哦，”我说，“我们是一对旅行者，正在前往东欧，前往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旧时的出没地，他将给外国的艺术大师充当向导，以报答其友爱之情，美国人正是怀着这种友爱将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马戏团。”
利昂现在显得严肃起来，他说：“在美国马戏团，如你所说，流亡者代表了受害者。在东欧马戏团，从美国回来的小丑是胜利者，是明星。”
现在，他大笑起来，小心地不去弄乱放在膝上的舒曼的宗教剧的乐谱。奥古斯都此时已失去了演讲的热情，他做了个表示轻蔑的手势。两人打起瞌睡，清醒过来，用些点心，偶尔谈论几句。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旧版旅游指南如是说：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北纬43°37′07″至48°15′06″、东经20°15′44″至29°41′24″间。领土面积为237500平方公里（91738平方英里），位列欧洲国家的第20位。东部和北部与苏联（即马库里斯塔帝国）接壤，西部与兄弟般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为邻，西南部与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中央高原周围……
奥古斯都想，一个美丽的国家，优秀的知识分子，许多体面人。也有一些不是十分确定的东西，油滑，太多的微言琐事，魅力中混有污秽。
早晨7点，我们到达法兰克福。换乘布加勒斯特的航班还需等待两小时。我们在机场商店中转了转。利昂买了些雪茄、圆珠笔和铅笔，以增加他的收藏。我们返回候机室，找了两个座位，试着想休息一下。我听到自己首次的罗马尼亚语交流，我惊慌起来。窗子边是一群穿着老式运动衫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正在用我的母语欢天喜地而又词汇丰富地赌咒发誓。我看了看周围。这些面相普通的乘客是否可能其实是新的秘密政党或老的秘密组织的特工，被雇来监视我这个重返祖国的嫌疑犯？我可以分辨出开会归来的罗马尼亚学者、刚刚探访过自己在德国的女儿的老太太、医生、政客、商人。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正向自己昂贵的行李箱和一堆纸弯下腰去。他也是个秘密特工吗？
我们登上了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头等舱与经济舱的区分不是很明显。机舱里热闹而喧哗。我现在与自己焦虑的脉搏合上了调。利昂趣味盎然地看着我，他明白，我已经到家了。
我们在欧特佩尼（Otopeni）机场着陆，它看上去像个地方性机场，很小，但不知怎的，在其相当的退敛中却颇具吸引力。护照检查进行得快速而冷静。我们在一个有限而拥挤的空间里等候行李，乘客、过客、警察、搬运工和闲逛的人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充斥着东方式的不耐烦的嗡嗡声。我们的行李下来得较迟，我们找来一辆行李推车。是的，确实有小推车，毕竟，有些东西已经改变。
在钱币兑换台边，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负责兑换。“多少？”利昂问我。“100美元。”我回答。利昂似乎认为这个数目太少，换了200美元，结果收到了100万列伊。他困惑地盯着那厚厚一叠皱巴巴的钞票。“瞧啊，”我说，“你终于成了百万富翁了！”在机场外面，来接我们的是布加勒斯特交响乐团的一位代表和一位司机。
我们驶过欧特佩尼，这里是土地贫瘠的郊区，到处都是壶穴，两边是宣传美国商品的广告牌。到了苏茜区附近，视野开阔起来，有了树、公园和旧别墅。利昂似乎被这个地区的建筑迷住了，它们是东西方的奇怪混合。我咕哝着一些旅行导游的胡言乱语。是的，这地区曾经辉煌一时，颇为典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渐趋退化，后又在一代代暴发户手下进一步堕落。我们沿着胜利大道行驶，它是布加勒斯特的主干道之一。我第一次大失所望。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时代，这条著名的街道也是无比优雅的，现在却满目疮痍。我们驶过离我最后的住处不远的丁布维塔河（Dmbovita River）大桥，在大学左转，然后再向左转，向洲际饭店的方向驶去。
“我不知道安全部是否还会在饭店安置窃听装置。”我耳语道。我对利昂说了那个80年代早期在布加勒斯特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住在洲际饭店的上了年纪的优雅的法国女士走近接待员，怯生生地说：“请原谅，我有个请求……”那位装扮成接待员的友好的秘密警察用可接受的法语礼貌地问她有何要求。她说：“我听说房间里有麦克风。你能不能发发善心……我能要间没有麦克风的吗？”可怜的chérie[2]。一连数月，她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笑柄。
[1]维克多·克兰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德国作家，代表作为《我愿意作证》。
[2]chérie，法语，亲爱的人，心爱的人（指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