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娶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的女儿、挥霍掉她的嫁妆的骗子迫使老人卖掉了一年前才买的房子。老人告诉自己，什么时候买房子都是有可能的，可他心爱的女儿的心灵安宁更加珍贵。不久后，真正的未来女婿出现了，他为圣埃利亚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伴侣而深深着迷。
婚礼后，新婚夫妇开始为买新房子攒钱。1941年10月，他们几乎已攒到了必要的数目。然而，到头来，在那个可怕的启蒙的冬季，那笔钱将被用于与命运之路的讨价还价。1945年春季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家。他们留下的房子已被再分配，个人财产遭到扣押。幸存者必须满足于他们还活着。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死了，我的父母活了下来，我们也是，年轻的幸存者。他们梦想中的房子化为了泡影，现在，所有房屋及其居民都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布杜杰尼“我们的书店”的建筑及书店后面的生活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已归属于记忆——淡黄色的墙壁，夏季永远敞开的房门，色彩绚丽的房间里满是书籍、铅笔和笔记本，后面的房间，昏暗，拥挤。我对伊特卡尼的房子没有记忆，它留在了启蒙之前的那个没有历史的时间段中。许多年后，当我们从集中营回来时，它向我展示了自己。它位于火车站的对面，在一个有许多长凳的公园后面，一所结实的房子，德国风格，正面简洁朴素，涂着一层近于黄褐色的油漆，前面排列着几扇矩形的窗户。入口要穿过院子。
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常常有机会进出火车站，可从来没有足够的好奇心走进院子，穿过小径，迈上通往房屋前门的两级台阶。我对我在集中营的四年间在其中日渐憔悴下去的房间也没有记忆，我主要是从传闻中了解到，它们没有窗户也没有门，许多家挤在一起生活。我对红军解放了我们之后，我们在比萨拉比亚居住的房子也没有任何记忆——失去的空间只属于失去的岁月。只有在我们回来后，时间才治愈了我，空间也开始有了形状。
1945年7月，我回归了童话般的常态。新住所在我们的亲戚雷米尔家的房子里，位于法尔提西尼。我记得一间半明半暗的房间，一张帝国风格的床，它有着铁制床架、老式的软垫和一条黄色的长毛绒床罩，用石灰水刷白的墙壁，一张黑色圆桌，两把椅子，一扇挂着厚窗帘的窄窗。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觉。那时可能也标志着某种不同于和超越了实际日历的东西的开始。我9岁生日时得到的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为我打开了文字魔法师的世界，这些魔法师成了我新的家人。
我的外祖父曾将自己的钱投资在一所房子上；我的父母，在他们婚姻的初期，在攒钱买一所房子。战后，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时，人们不再想着买房，但求有个庇身之所。1947年，在我们重返苏恰瓦后，我们搬进了一所租来的房子，它位于与主干道相平行的一条街上，靠近那个可爱的三角形小公园。我们占据了一幢一层建筑的左边的最后一间公寓。入口处在拐角附近，要穿过一截走廊。一个小房间被用作厨房，它的门朝向一段黑暗的公用走廊，从走廊可以下到常用来贮藏土豆和腌菜缸的地下室。走廊右面立着一只安置在木头支架上的脸盆，上面有放肥皂和漱口杯的凹槽。墙对面是毛巾架。水是从院子里的井中打来的，存放在脸盆旁的一只水槽里。
右边的第一扇门通向我们的房间。右边的第二扇门通向护士斯特伦斯基的公寓，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她就嫁给了一个薄情寡义但性情温和的酒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通向公共厕所，它是个又高又窄的房间，只有一个台阶那么宽，抽水马桶没有座圈，抽水的链子锈了，失去了作用。水得用桶从走廊里的水槽打来。
我们的公寓由两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构成。第一间是起居室，我们在那里吃饭、会客，也充当两个上学的孩子的卧室和做功课的地方。下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里面有个巨大的家用衣橱。墙上没有绘画作品，但在前面的房间，在一张床的上方，有一张装在薄薄的黑色木制相框中的长方形照片，照片记录了年轻的少先队员在革命节那天戴上红领巾的历史庆典，当时，这位小积极分子在公共广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向红色的旗帜敬礼，旗帜上用金色的字母拼出俄文：向斯大林致敬。
我的学生公寓也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居住规定——每人8平方米——的最好例证。老阿德尔曼太太把她唯一的房间租给了我，以贴补她那菲薄的收入。房子位于院子的后部，在米哈·沃达街27号，靠近波杜尔·伊佐沃尔公园。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厕所要与邻居共用，邻居是总在锻炼身体的图多尔上尉和他无所事事的妻子，他们也占据着一个单人房间。无产阶级的平等政策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房子分成了好几个单元，供社会主义家庭居住。在寒冷的冬夜，老阿德尔曼太太会把自己的折叠床从她现在睡在那里的公用厨房搬到房间里，安置在她以前睡的床边，这张床她已给了自己的寄宿者。
搬到离克勒拉希大道不远的那排城区住宅标志着一大进步。在这些住宅中，我向雅各比医生租了一间房，他是位儿科医生，主要在医院工作，但偶尔也会在家诊治非法病人。他的诊室的玻璃门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将是胖胖的雅各比太太，她对自己的丈夫醋意十足；从里面出来的人也有可能是马里安，他们的儿子，一个胆怯用功的学生，正在学习当牙医，他对自己的母亲唯唯诺诺，却总是打算讲他父亲情妇的故事，这位情妇是个饶舌而好斗的吉卜赛人，住在地下室里。
当我从一个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个租来的房间时，我唯一可以称作是自己的空间的是我的行李箱。但在我结婚后，在全部房屋都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我的名下终于正式有了一个房间。它是个令人愉快的房间，俯瞰着街道，位于首都尼冯街上的一间公寓里，距解放公园不远。我们与住在隔壁的一对退休老夫妇共用浴室、厨房和门厅。
下一次搬迁，无论是搬进还是搬出联合市场附近的位于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宽敞公寓，都为社会主义拜占庭式喜剧提供了一个出色例证。公寓楼第三层的两套公寓中的一套住着茄拉的父母、一位叔叔及一位婶婶。在另一套公寓中，她的祖父母占着一个房间，而另外两个房间住着一位剧院经理及其家人。当这位经理成功地申请移居德国后，我们得到了搬入空出的房间的机会。按照住房规定，茄拉的祖父母可以行使选择权让近亲来住，而我们作为他们的孙女和孙女婿，是有资格的。当然，两个房间比通常所允许的一个房间要多出一间，但法律允许给艺术家和作家协会成员或科学研究者额外多提供一个房间充当书房。除这条法律外，还存在惯例的贿赂和幕后操纵。终于，我们住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家，有两个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个门厅，还有浴室和厨房。
1977年3月4日大地震的那个致命夜晚，茄拉带着一盒她从市区买的糕饼下班回家。我在书房，坐在床头柜旁的红色长沙发上听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广播。我起身去迎接她，就在这时，房间突然晃动起来，家具在抖动，齐墙的书架轰然倒在我几秒钟前坐着的地方。我们被吓坏了，把门框内侧当成了避难所。随后我们冲下满是碎片的楼梯，来到街道上。我们加入了受到惊吓的人群，不知所措地徘徊在坍塌的建筑物间，然后走向市中心。到这时，时间已近午夜。我们欣慰地看着彼此，意识到只不过是好运气救了我们，茄拉没有被压在斯卡拉糕饼店的烘焙物的残骸下，我没有被压在倒塌的书架下。
第二年，茄拉的祖父母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决定移民以色列。我们无权支配他们的房间，也没有资格住整套公寓。因此，我们通知房管所，我们很愿意另外分配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至于我们目前的住处，现在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以只分配给一个更大的家庭，或者一个属于社会主义权势集团成员的家庭。如果某个党政要人对这套公寓感兴趣，他很有可能安排让我们得到一套在适当位置的适当的公寓。事实上，几个第二梯队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几位副部长确实来看过这地方，但对它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显然，我们低估了这些人民代表的口味和欲求。我们徒劳无益地请求作家协会的帮助，寄希望于它自己的要人及其与当局的沟通渠道。
那对老夫妇离开后的两周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接下来，一天早晨，一个吉卜赛家庭拿着可占据空房间的授权书出现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他们的女儿，以及这个家庭的第四位成员，看上去十分醒目——一架手风琴。他们没有家具，只有几个他们开始打开的包袱。他们接着在墙上钉钉子，在钉子上拴了一条绳，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都挂在这根绳子上。占领结束后，那位父亲抓起手风琴，用一段生动的华彩乐段招待了我们。
新邻居的欢歌笑语与我们较为沉闷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种僵局的办法：我们把整个厨房都让给他们，条件是浴室留给我们专用。因为他们很少清洗，他们可以使用厨房的水槽和走廊外的另一间厕所。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设法入侵了浴室，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仿佛我们从未达成协议似的。从黎明至深夜，烤香肠的味道和手风琴的声音主宰着我们共有的房屋。
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采取极端措施。在忍受了一年之后，一个周一的早晨，10点钟，我出现在作家协会，提醒作协副主席我们早先进行过的讨论。我还告诉他，如果到下午2点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我就会在公寓举办一次针对外国报刊的新闻发布会。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穷苦的工人阶级是如何生活的——三个人，母亲，父亲，女儿，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与隔壁的夫妇共用一间浴室和厨房，而这对夫妇对那个三口之家的无休无止的手风琴演奏相当反感。我的同事，那位国家的代表，试图让我平静下来。然而，他明白这样做没什么用处，可不管怎样，他办公室里的麦克风已将我的威胁传到了管事的当局那里。他打了个电话，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通知我说，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有一个会面，B入口，第3层，309房间，11点，即半小时后。
我一走进那个圣地的内部，就应邀在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座谈小组前坐下。他们似乎是平级，可能来自不同的部门——文化、种族、少数民族、安全，天知道呢，考虑到我发出的威胁的性质，也许甚至还有对外新闻处。我应邀总结了情况，然后座谈小组成员一一向我提问。最后，他们问我，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重复了我已经说过的话：一年前，在那对老夫妇离开前，我已经建议将公寓分配给一个按规定有资格居住的人，作为回报，给我妻子和我一套较小的、更合适的住处。是的，他们意识到了，错误已经铸成，但是我，他们问，脑子里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实际上，我有。我已经贴了无数张寻求换房的小广告，并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同志们也许可以考虑考虑。行政指挥部的一位陆军中校有位妻子和一个马上高中毕业的儿子，他愿意搬进我们三居室的公寓，拿他们位于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的公寓作为交换。然而，根据中校的解释，这需要军队的特批，手续纷繁复杂。我把军官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座谈小组的一个成员，一个看上去属于性情乖戾的那种人，向自己的秃头同事发了个信号，此人拨通了中校同志的号码，他证实了我所说的。
党的积极分子们豁地放松下来，他们向我保证，很快每件事情都会得到解决。我甚至还收到了——你能相信吗——道歉，说是误会了我。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天，当我向家中走去时，我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现在肯定已经加进了我本来已经鼓囊囊的档案中的那几页纸。国际新闻发布会的威胁似乎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个好信号，还是个坏信号？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出旨在在断头斧落下之前让我的神经睡去的闹剧？
我不慌不忙地向家中走去。外面阳光明媚，这一最新进展使我精神大振。下午1点左右，我抵达了斯弗因图尔·扬·努街26号。我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爬上三楼。手风琴一定是休息了，或者到市区逛去了。我们邻居的门大敞着，里面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我往里看了看——空无一物，空无一人，就连拴在两面墙上的绳子也不见了，地板上没有包袱，绝对空无一物。仿佛那里从未有人住过。窗户大开着，一个幽灵曾忍着痛苦为这个房间通风。
我一头雾水地走出去，正碰上大楼管理员，他正顺道来通知我，那个吉卜赛剧团已经被带走了，捆进了一辆卡车开走了。是谁带走他们的？谁都无法肯定，但这一定是来自上头某人的命令。马戏团以魔术师的灵巧与效率表演了绝妙的大变活人的把戏。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整整一年的紧张局面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一套前社会主义公寓的一半—将是我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处住所。流氓终于放弃了他的高空走钢丝表演，成为他一直不愿承认的人——一位作家，一位彻头彻尾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在一家地方杂志上不声不响地发表了几段批评新兴的罗马尼亚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字。官方的批判应声而至。落井下石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涌来：我一夜之间成了“治外法权者”、“叛国者”、“党的敌人”。时间遵照适当的过程将我的面具一一撕去——我的小心谨慎，我的胆小怕事，我的幽默感。我的失眠症加重了。我每天早晨醒来，都会被剥去另外一张面具。不久以后，我冒险丢掉了身为一个安静的、令人尊敬的公民所有残存的习惯。我不喜欢这出新闹剧。流氓不曾忘记流氓战争或流氓和平的岁月。
时间飞逝。似乎40年前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只不过是瞬间之前的事，当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却又不是我的——从各处、从虚无之处传来，向我保证，我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茕茕孑立于天地之间。独自在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家那个陌生的房间里，独自在宇宙中，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家，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自我。书的世界将成为我的新家。在我在苏恰瓦的整个学徒期间，在我投身于革命之时，在我在布加勒斯特学习工程的那些年里，在我拖着唯一的私人财产——我的幻想的行李——住在老丽贝卡·阿德尔曼和雅各比医生的房子里以及所有其他庇身之所的时候，我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中。
我真的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析几何、材料阻力、建筑结构、流体力学和水力电气学的保护吗——这一切保护了我不受外部环境的煽动或我自己头脑中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吗？口是心非、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症正教会我们如何将集体历史深埋在我们的个人历史之中。然而，我对“其他东西”的需求并没有减少。我在只有书本可以提供的家园中找到了藏身之所。分裂的自我的双重放逐——那是种弥补性的疾病吗？难道保护自己不受自己伤害的希望最终被重新夺回自我的希望所取代了吗？我沿着自己蜿蜒曲折的道路前行，走向我自己，离开我自己，试图回归我自己，取代我自己，失去我自己，然后一切又从头再来一遍。与此同时，我遭受的掠夺和我所冒的风险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命运，仿佛每个人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恐惧之下，我对书籍的迷恋加强了，我得到了无形的对话伙伴，它们通过提供自己的友谊，使死亡得以延迟。
在位于解放公园附近的首都尼冯街的房间中，我与茄拉一起度过了我们婚姻的第一个年头，1969年夏天，我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在我自己的书中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的特权。这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正如1945年的那本书。
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自从外祖父阿夫拉姆询问新生儿是否有活下去所必需的指甲时起，一个流氓世纪中的50年已经过去。1986年，历史似乎重演了它的黑色闹剧。难道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厌倦了那个牺牲品的古老角色了吗？启蒙总是来得过早，它的教育价值是相对的。出于某种认为我可以用语言来代替家乡的具有催眠性的幻想，我推迟了离开我于1945年重新获得的祖国的时间。现在，我还能够做的就是带着语言，我的家，与我一起走。
我将把这个蜗牛壳背在身上。无论海难在哪里向我袭来，这个蜗牛壳，这个少年时代的避难所，将依旧是我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