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正忙着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盖公寓楼。那是幢九层建筑，靠近隐蔽的市场，被称作绿廊大厦。我猜它还巍然屹立着。它是一样可以缓解我还没有生孩子的罪孽的东西，也是对我写了一些短命的书籍的一种安抚。
普罗耶什蒂的矫健步伐对我这个慢吞吞的布克维纳人来说是一种震撼，哪怕是在布加勒斯特当了几年学生后，我依旧慢性不改。一位较为年长的工程师提醒过我，要“密切注意”建筑工地上的人民运动。“你可能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50袋水泥不翼而飞，或者你签收了比你的实际需要多出20车的混凝土，或者你收到的砖块只是发票上的一半。”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当我甚至不肯定自己是否是个好工程师时，我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警察。
绿廊大厦是当时市中心的最高建筑，在盖它之前，我在盖L大厦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期，L大厦位于市场的另一端，只有四层楼高。作为工地上最年轻的工程师，我被指派上夜班。所以，从晚上6点到黎明时分，我不仅要与正规的建筑人员一起工作，而且得与一群囚犯打交道。当地监狱的指挥官已签署了一份合同，内容涉及工人数量、所需技能、工作时间及信贷大楼的应付报酬等。这位指挥官是德拉黑茨少校，是可怕的内政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兄弟。
如果说我1954年刚刚踏进大学校门时，在学生食堂与茄子和黄瓜的调和物初次相遇时几乎晕倒的话，那么在看到囚犯和卫兵时我会做何反应呢？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当我看到穿着土褐色囚服的犯人们在卫兵的押解下被带进来时，我没有晕倒，正如我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看到在卫兵监视下的穿着暗褐色衣服的我父亲时没有晕倒一样。像过去一样，我变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可我没有晕倒。在任何情况下，与犯人的接触将保持在严格的最低限度，我只能获准在卫兵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的工头交涉，这个工头以前就是个建筑工人。再者，犯人和卫兵被限制在建筑工地的几个特殊地带。我问过老板，这些囚犯中是否有政治犯，他向我保证，这些人只是些“普通罪犯”。根据我自己的家庭历史，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名称就像可笑的社会主义词典中的其他称呼一样，一点儿也不可信。
囚犯们通过监狱外面的工作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他们参加新的市中心的建设，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信托大厦——毕竟，普罗耶什蒂，即使是从黄昏到黎明，也几乎算不上是佩日普拉瓦。实事求是地说，许多囚犯可能确实是“普通罪犯”。虽说不正当，但法院的诡计并不排斥一定量的事实。工作本身要求并不太苛刻，而且肯定比一天到晚关在牢房里好些。
虽说有这一切旨在平息我的恐惧的保证，我每晚上班时还是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之中，不仅要留意我应该签收的东西——混凝土的数量，水泥和砖头的数量—还要留神囚犯或卫兵可能对我玩弄的诡计。我从未完全放松过。夜晚刚一降临，那些女人就会出现，蹑手蹑脚地溜过还湿着的混凝土和露天的钢桁支架。她们带着大包小包，不耐烦地左顾右盼，来见自己的丈夫、兄弟或情人，给他们奉上自己的献礼。为将这些女人阻止在建筑工地外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把她们挡在外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偷偷摸摸，悄无声息。
我试着对促成这些晚间幽会的“网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显然，这支犯人小分队已经对我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我没问题，会对这些探访保持沉默。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个挑战会来自哪里，下一个陷阱会设在哪里。我不止一次地受到犯人家属或中间人的逼迫，有时是在工地的大门外，有时是在我工作时，而且你很难将他们与密探区分开来。到了黎明，我才会长舒一口气，回到自己那间由棚屋临时改成的陋室，在那里，在铁床上，我的朱丽叶正在酣睡。
假如，我到了25岁还不能在公共市场自焚——就像越南的那些表示抗议的佛僧一样——以公开谴责像个薄鸡蛋壳般包围着我们的生活的巨大谎言，那么我在5至9岁间所受到的启蒙的意义何在？你刚一碰到，那层薄膜就会爆裂，而你突然发现自己孤独而无助，任凭一条由权威挥舞着的鞭子的摆布。假如在片刻的疯狂中你喊道：“共产党没有穿衣服。”蛋壳就会立即分崩离析。立即就会有人上来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对待一个你确实就是的精神错乱的罪犯一样，而目击者则会走上前来证明你的不法行为。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我们生，也不让我们死。一个鲁莽的姿势就会让那纤薄的薄膜炸开。你必须屏住呼吸，不断自省，以便你那张被大大小小的谎言堵住的嘴不会一不留神地吐出可能粉碎那个保护茧的气息来。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来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那么，这个受到祝福的大谎言是什么呢？一块鸡蛋状的装甲板？一份大自然母亲的礼物？对于许多人而言，谎言之膜已变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衣，密实，不可摧毁，可防破裂。在装有装甲板的鸡蛋的内部——那个大谎言的集中营——囚犯们被判强颜欢笑。
我没有刺破那层薄膜。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有自己个人的补偿方式。我尽可能地不去理会那个壳，在它下面，我自行其是。我最关心的是不去理会公共环境，一心一意只当个干活拿钱的“工程师”，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日子像我一样年轻，城市充满新鲜和活力，是永恒的夏日的避难所，就像我的朱丽叶一样。
朱丽叶正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免被大学开除。她的一个同学给系主任送上一份“备忘录”，含沙射影地提到这个黑头发的维罗纳少女的令人怀疑的道德品性。她被叫到大约八年前我被未来的外交部长叫去过的同一间办公室。大学校长几天前刚被解职，这似乎是个“揭露”他的侄女的不道德行为的最佳时刻。但是，几天后，事实证明校长实际上没有被降职，而是升了官。一夜之间，朱丽叶的叔叔变成了副部长，整个事件随即分崩瓦解。
我又一次坐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的波勒瓦德餐馆的露台上，就在我的建筑工地的对面。我在庆祝60年代的到来，当时，西欧正在筹备其年轻人的大叛乱，而东欧则在更加迫切地学着让自己适应在那些不确定但有计划的部分中呈现的模糊性。下面的街道因走过的人群而发出震动。我所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样：为了拽起丰厚的捕获物而投下鱼线。我正在等待一个启示：现实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我注定会发现现实的意义及其秘密、其公正合理性。在任何时候，当我从生命中的一个舞台转向另一个舞台时，神明都会赠予我某种加密的特权。
我吃着烤鲟鱼，就着一口微酸的低度葡萄酒咽下。我抽着希腊香烟，注视着我的朱丽叶的眼睛——还不时偷偷瞥一眼别的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少女），在靠近45度纬线的罗马尼亚小城普罗耶什蒂的第七层楼上的波勒瓦德餐馆。我根本不把党或安全部放在心上。我很年轻，却自认为年老世故，认为自己不理睬劳改营及其形形色色的犯人（无论是政治犯或不是政治犯）的做法是正确的。我的头脑中充满了所有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政治的、革命的、反革命的乃至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观念，但当说过一切和做过一切时，我只是对任何东西都满不在乎。世界历史让我觉得乏味，我自己的历史正按其自己的节拍运行，我吃着鱼，抽着烟，对每日的节奏颇为敏感，对乔治乌-德治同志的疾病却漠不关心，一心一意只想着我的朱丽叶和我周围的所有其他朱丽叶，对越南战争的灾难却置若罔闻。我试图逃入与我的心愿背道而驰的职业的涉及流浪汉和无赖及其冒险活动的细节中。因为渴望对出现在我生命轨迹中的陌生人有更多的了解，在总是以胜利的姿态欢迎我的高山和大海间欢呼雀跃，避开也许会拥有我的问题的答案的书籍，所以我不希望被拖入世界的不幸之中，哪怕是我即将面临的世界。我又老又累，可又年轻得令人讨厌，充满了欲望和困惑。
“工程师同志，你母亲打来电话，她在线上。”秘书跑上脚手架的顶端，我正在那里监督水泥浇铸。“快点，她在等。她昨天也打过电话，从苏恰瓦。她说她最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两个星期……那孩子已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给家里写信了，恐怖中的恐怖。现在他正沿着覆盖了混凝土的钢桁支架奔跑，越过一堆堆的砖头和一摞摞的窗格玻璃，冲去向他的母亲保证，没出什么事，没发生什么坏事，没什么大灾大难。他对自己部族的苦难已不再感兴趣，他远离了悲悼圣母和犹太人区的爪子——可似乎永远都不够远。
过去正在紧追着我不放，总是离我只有一步之遥，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赶上我。向书本的逃亡，高山和大海的雄伟壮丽，性爱探险，政治学，专政，像鸡蛋一样一碰即碎的大谎言——什么都无法与爱的暴政相提并论。它柔软的爪子始终在那儿，准备重申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永恒。这是常态的代替品，是口是心非的新陈代谢吗？为什么两千万人不能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的不满和私利，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场突发性集体反叛中同时爆发？他们全都受到了鸡蛋壳薄膜的保护吗？“保护，保护”，我不断默念着这个词，一面跑过湿润的混凝土和成堆的砖头。我在这场奔跑中是个老态龙钟的人，我在逃离部族的手掌心，却从未真正逃离过。在25岁时，我已不再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政治的刺耳音调，去关注所有那些演说、威胁、警察、囚犯、或欢快或悲伤的合唱、焰火，以及社会主义现实的所有悲欢离合。
我没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这其中的任何事——或是我有？也许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