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父亲的妹妹带着好消息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她已经预订了船位，不仅为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而且也为我们家。父亲立即回答道：“我刚刚打开行李，没有精力再重新打包了。”当然，我们于1945年从特兰尼斯特里亚回来后，没有什么东西可打开，所以在1947年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打包。他的小玩笑只是在试图掩盖他不愿意进行冒险的心境而已。
离开的问题定期萦绕在我们心头，并且理由充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不愿离开的人。我上大学时，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不仅与佩日普拉瓦有关，而且也与一个朋友的移民有关。
我们在进入第一个学年的几周之内就变得非常亲密。雷卢头发乌黑，身材高挑瘦削，是个聪明的学生，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数学、篮球和音乐会，甚至似乎愿意给文学一个机会。他注意到我对工程学研究缺乏兴趣，我将大量时间都泡在布加勒斯特图书馆中，并且与漂亮的艾伯特太太的漂亮女儿打情骂俏。他意识到了我的不满、我的渴望、我的怪念头，于是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那过分的、气人的敏感与使他避免一切复杂事物的同样气人的实用主义达成了平衡。然而，这些差异——甚至他对异性的缺乏兴趣——丝毫也不足以构成我们间的友谊的重要障碍。
1958年春，雷卢给我带来了一条敏感的消息：他母亲和姐妹已决定移民到以色列。她们已填好表格，将他也纳入了她们的计划。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7年12月的那个冬日，国王的突然退位促使我穿过雪原飞奔回家，嘴里念叨着“结束了，我们现在就离开，马上”，自从那时起，日子仿佛已经过了千年。战后早些年里，当我倾向于亚博廷斯基的好战观念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曾吸引过我，可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超越披着安乐矫饰和自由幻想的铁幕，逃到资本主义的天堂，现在似乎是种庸俗的观念。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过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
我的朋友不仅平静地接受了离开的观点，甚至还举出了几个论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他的父亲在1941年雅西的“死亡列车”暴行中失踪了，当时，被从家中搜出、拖过街道的犹太人发现自己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不知将驶向何处的密封的货运火车车厢里。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
我本人对这些恐怖事件并不陌生。我的启蒙也始于一节由武装士兵看守的密封的货运车厢，但那列火车有一个目的地：它的由囚犯构成的货物将被倾倒在一座集中营的人类垃圾堆上。然而，在我看来，雷卢离开的辩护理由似乎多少有些巧言令色和“雕琢过甚”。我已对试图将仅属于传记环境的东西理智化的努力越来越警惕。就连佩日普拉瓦也不能削减这股力量，凭着这股力量，我的怯懦找出了留下来的最自命不凡的理由。
移居圣地的候选人们在头天晚上就开始排起了队，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有机会到达发放那充满魔力的申请表的桌子边。漫游的部落再次开始移动。它让我想起了我们重返生活乐土时的情形，那1945年的重生。我回想起那童话故事里的声音和色彩，那童话故事般的美味佳肴，以及我从自己陌生的充满书卷气的表亲那里收到的童话书，他是雷米尔家的后辈，也是我的老师。黑板盖住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写满了公式、表格和谜题。在那个奇妙的地方，我发现了常态的快乐，那由我那些从未被战争所驱逐并送往集中营的亲戚们所上演的色彩缤纷的穿插表演。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到崭新的一天，我就像只活泼的小羊羔般欢呼雀跃。
我以为自己已被安全运抵一个青春永驻、盛事不朽的世界中，可是，突然间，那只无形的夜枭再次向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俯冲下来。死亡像闪电般袭来，将我的叔叔伊祖从他正在工作的电线杆上击落在地。父亲的弟弟被送回家时已经死去，仅仅是在他去上班的几小时后。在那里，在那根被雨水浸泡过的电线杆上，看不见的鸟喙发起了攻击。他只是痉挛了一下，便跌落在地，目击者说。他17岁。他的脸，在死亡中，与那些还活着的人的脸非常相像：他的父亲本杰明——他的亲人都叫他的爱称比约姆——还有他的哥哥们：阿伦和马尔库，他们静静地站在他的棺材边。
没过多久，恶枭的叫声再度响起。这一次它是在为祖父比约姆而鸣叫，他死在夏日午后明亮的光线之中。他巨大的黑色身躯突然崩塌在躺椅之上，他的孙子就在躺椅旁边，眼睛睁得溜圆。我吓得呆若木鸡。这位玛士撒拉[1]的突然倒毙使我的血液都变得冰凉。时间凝固了，我再也无法喘息。我晕沉沉地呆在那里，直到我从高悬在餐具柜上方的大镜子里看到祖母那只修长而苍白的手。有关这个被我们称作马马亚的轮廓分明的老妇人——尽管实际上她没那么老——有一些闲言碎语，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妈，她是如何苛严地对待鳏夫比约姆的三个孤子的。我震惊地看到她在照镜子，梳头发！仅仅几秒钟后，也许只有永恒的一秒钟后，她发出了注意到这一灾难后的尖叫声。在镜中，她直愣愣的眼睛遇到了她孙子那大睁的双眼。局促不安中，她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悲伤面具。她的呻吟声和喘息声都增大了，可她与孙子间的关系再也不复从前了。
一刹那，伊祖，他们中最小的，以及比约姆，他们中最老的，都走了。接着，马马亚也消失了，与她的女儿卢茜和阿努塔定居在靠近死海海滩的遥远的应许之地。大多数家人都将追随而去，带着他们古老的名字——丽贝卡、阿伦、雷切尔、露丝、戴维、埃丝特、莎拉、伊里泽尔、莫舍——这些名字已在外国的土地上、在外国人和外国语言中漫游了数百年，现在正重返它们认为自己所属于的那个地方和语言。那些名字的回音将渐渐消失，与之一同匿迹的还有他们著名的特质——他们的商业精神与群体的团结，他们的焦虑与坚韧，他们的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他们的激情澎湃与明晰开朗。在所有这些老一套中，我该插在哪里呢？难道我也受到过他们的猜疑的影响，受到过他们那由周遭环境阴险地注入我们全体心中的困窘与敌意的影响？
在我的同族人的名字与名声中，我不再觉得自在，他们起伏不定的流浪命运也不再让我感到束缚。我已疏远了10年前我在他们中重生的那些人吗？事实上，当我知道他们在自己远祖的土地上非常安全时——当我知道我现在脱离了他们的关切时，我觉得释然。他们的空虚、他们的急躁、挫败、虚伪和花言巧语事实上并不比其他民族更甚，可我很高兴能够忘掉它们，不再与它们有任何关联。对于他们的大批离去我心无芥蒂，这证明了我怀着不加掩饰的释然心情接受的那种常态。已经认领了我的克迈拉似乎已在我们之间画了一道比任何物理距离都要宽的分割线。我们间的地理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保护性的证明而到来。
我的朋友雷卢怎么办？佩日普拉瓦怎么办？雷卢现在扛起自己的流浪者的背包，加入了那些梦想者和被开除者之列。这些移民急切地想要离开这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每人只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对他们留在身后的僵局大放厥词。以前，甚至在战争刚结束时，都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离开。为加入大批离去的人中而形成的队列不同于为了食物、燃料或衣物而排成的常规队列，可它们并非毫无联系。我完全了解这种由流浪者怀揣着的记忆、激情和焦虑所构成的行囊。
历史上对于1958年10月的这一时刻的第一手记录弥补了我自己模糊不明的反应：
起初，犹太人开始在凌晨3点排队，以领取移民以色列的申请表。现在，他们在2点、1点甚至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排队。他们中有破产的小商人，孤苦伶仃的老人，还有共产党员、机关领导、各部门常务理事、国家中央机构的公务员，政治机构、军事及安全部门的干部。队伍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可就连我也开始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些文字是由一位名叫尼库·斯坦哈特的罗马尼亚作家写下的，他继续说：
从口袋里拿出护照的简单姿势看似戏法，有点儿像一个不起眼的魔术师的有关它的魔术。或者，它看似一个讨厌的妈妈的儿子也许会干的事：我再也不玩了，我要回去找妈妈。或者，它看似一个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我要回家了。我再也不玩了。就这样，你把每个人都带到舞会上，你敦促他们，你付钱给拉琴的人，你让聚会进行下去，你鼓励他们，你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你就那么跳出身来，你把他们全都留在原地，像个白痴似的站在那里：再见，我要走了。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其他人则只是微笑。头脑再简单一点的人则表示愤怒和嫉妒，忍受着对来世的恶意的怨恨。
这段文字后面是一段关于塞万提斯的叙述和一个有关一个叛国者的故事，一个犹大，一个象征，很显然，是犹大及其共同信仰者们一直以来所象征的一切中的一种。
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到最初的——可也许没那么原初——从憎恨他人向憎恨自己的转换，以及反之亦然的转换。我当时可能也无法让自己对此种痛苦的微妙情绪具有免疫力，但我设法让自己保持比它们的作者更疏离的状态，这位作者后来成了一名东正教修士。
作家于1960年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群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罪名全都是“阴谋反对社会主义秩序”。他被判12年强迫劳役，剥夺政治权利7年，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对于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而言，监狱是个具有启示性的地方，在那里，他发现了基督教，不仅皈依了基督教信仰，而且皈依了军团兵的“英雄主义”，这些军团兵本身因“阴谋”而获罪，尽管他们缺乏智力方面的天性。他的下一本书题为“快乐日记”，在其中，他叙述了自己的狱中经历和受到福佑的宗教皈依，这本书将成为畅销书，是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精英读者的必读书目。
我自己对那些选择离开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反应源于一种较为个人的、不那么巨大的愤怒。身为青少年的我所拥有的梦想与年轻的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的梦想截然不同，他将自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克内鲁·科德雷亚努——那位反犹太人的铁卫军“上尉”——的救星。对军团兵所宣扬的“与死亡订立婚约”的英雄之举，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我自己的启蒙不过是一种与卓越性的神秘婚约，即使在监狱，我可能也无法像基督教的新近皈依者尼库·斯坦哈特那样，因我是个犹太人的事实而请求军团兵的原谅。
在我看来，逃离共产主义牢笼的努力既正当，又庸俗。我不是在抱怨阻止我做出这种自然决定的精神障碍，如果我的朋友雷卢也具有相同的障碍，我倒是宁愿选择它。给他提供了离开这个国家的精神论据的是否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杀害他父亲的粗鲁的反犹太人凶手的地盘，这个国家从未因这一暴行向他的家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正式歉意，就像我自己的家人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后从未接受过一次正式道歉一样？那些调用了这些理由的人激怒了我。我的犬儒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深度，以至于我把那些恐怖仅仅看作是通向那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遍及宇宙的罪行，即死亡——我们所有生命的前提——的一个步骤而已。夭折，暴亡，与寿终正寝没什么不同，死亡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追上并抓住我们是无所谓的事——这就是我对此事的迟钝逻辑。在激烈争论时，我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在向谁说出这些话语的。
我与尼库·斯坦哈特的愤怒有种天然的联系。我们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关联，但我们间的不同始终无法逾越。对我而言，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并不像在尼库·斯坦哈特眼中那么尊贵，他把它看作是成为地球上那些最优雅的、最崇信基督教的人中的一分子的证明。不，对我而言，身为罗马尼亚人是一个事实，不多，也不少。我对“经过美化的”民族并无爱好，无意成为那样的罗马尼亚人、法国人、巴拉圭人、柬埔寨人。由于既缺乏宗教信仰的安慰，又缺乏皈依者的充满热情的民族主义，我认为那些选择改变自己公民身份的人并不比那些改变自己信仰的人更糟。不，我不会请求那位军团兵的原谅，正相反，他倒是应该跪下来请求犹太人的宽恕。我是在用恩赐的态度对待我的那些为了离去而排队的可怜的犹太同胞吗？我对他们的神志清醒感到过蔑视吗？那位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文学家尼库·斯坦哈特间歇性地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我，一个持不可知论的犹太人和未来的文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让我留在罗马尼亚的不是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而是语言以及它所提供的所有客迈拉——不仅是语言及其客迈拉，而且是我的整个生命，当然，其中有好有坏，它的语言及它的客迈拉构成了这种生命的本质。
当我的朋友雷卢谈到他即将进行的冒险时，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被尼库·斯坦哈特优雅地形容为骗子的“诡计”的东西。他身上丝毫没有“讨厌的妈妈的儿子”或“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的气息。这种描述也不适合于我的任何一个家人，他们全都是辛苦工作、谦逊卑微的人，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之中。没有必要认为，申请进行连根拔起的冒险的人要比那些接受扎根于此的危险的人更糟。在这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国家，他们中一直没有多少“赢了钱的人”，肯定没有赢了大钱的人。甚至那些曾跳着共产主义的华尔兹的人，甚至那些付钱给“拉琴的人”、为化装舞会喝彩的人，也有权承认自己的错误，带着罪行离去，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而，我的亲戚们也不属于这类人，雷卢也绝不是这种人。这一指控用在我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我这个红色少年，冥顽不化的13岁的政委。可是，我选择留下来，不是因为我自认有罪，或者我还信仰那“在欧洲徘徊的幽灵”。我倒是已经发现了另一个客迈拉，它不同于那个政治的客迈拉，它不曾向任何人做出快乐幸福的许诺。
不，我的朋友雷卢体现的不是斯坦哈特那充满轻蔑的冗长叙述所说的“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而是恰恰相反。他也不是变节的犹大。他远不应该遭到“厌恶”，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嫉妒他，因为他抓住了一个他们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机会——离开这个国家。假如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考虑国籍，不基于那场针对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不断试图摆脱掉的“恶魔”的有预谋的歧视战役，那么想要离开的人的队伍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纵横交错成一片。犹太人成为此类战役的攻击对象并非第一次，但这一次，他们的离去证实了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失败，按照斯坦哈特神甫的说法，这里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他们的离去是对极权主义的控告，斯坦哈特及其哲学辩论中的伙伴们——他们本人因叛国反党“阴谋”而被捕——应当一致同意，这是个路线问题。
为移民扣帽子的措施不久就被提出，对申请移民的人的报复开始发动。雷卢立即被大学开除，他很幸运地早早逃走了。1959年春，我送他上了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他将从维也纳继续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坐船去以色列。分离的时刻充满了离情别绪。当火车即将开动时，他的母亲微笑着问我：“没有了你，我该拿他怎么办？”很难说她指的仅仅是我们友谊的中断，还是有什么言外之意。雷卢局促不安地交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后来发现它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们快乐的青年时代的友谊。读着他那盖满宽大页面的整齐字迹，我不久便发现了一种我们谁都不曾真正意识到的热烈的、甚至带有色欲的爱意。他的离去标志着一段我们已永远失去的岁月的终结。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他写道：“与这些页面中的主要人物的分离似乎无可挽回。这本日记理所当然应该留给他。”未来的世界只能用一种我们谁都没有钥匙的密码去开解。我看不到再次聚首的机会。
我离开火车站，在那个布加勒斯特的春风和煦的夜晚，心中充满疑问，可我并不怀疑我留下来的决定，尽管我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危险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一个——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恰如其分。我认为，变换我观察这个充满博弈游戏的世界的地方，或是改变我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不会增加我幸福快乐的机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必须怀疑此类改变，甚至怀着轻蔑之情去看待它们。“庸人”，我想，可以继续吮吸他们那无言的希望的棒棒糖，可以继续相信立竿见影的报偿。我要从幽闭恐怖症中活下来，依靠的是其他的反作用，但我承认，对于别的那些接受了我的策略的人而言，它将是不公平的。
那个因强迫劳动而精疲力竭、因囚服而深感卑贱的佩日普拉瓦的囚犯该怎么办？我能够向他提出什么样的生存建议？对他来说，报偿一如既往地无关紧要，他只求能一个人安安静静、体体面面地活着。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肠胃中，在我的心底里，打开了一个空洞之地。对于一个客迈拉——一个暴躁的自私自利的怪物——的忠诚，再次证明它要更强大些。我一直忙于编造我自己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护。我不希望加入竞争激烈的自由者的行列，尤其不希望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在自由市场上，我什么也提供不了，背井离乡的障碍将毁灭我。我满足于不满足的当地标签，可以在不借助于复杂的逃亡冒险的情况下应付自如。由于在我那歪七扭八的社会主义地洞中贫困交加，我可能甚至会对社会主义者使不幸“相等化”的努力感到一丝满意，他们试图通过减少贪婪地获取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机会的方式来缩小社会差距。这种把戏绝非是天真无知的。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她与家庭和以色列的联系很密切——定期经历的危机没能动摇我。
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一个客迈拉也许看上去是件好事，可我怀疑它会把我带入困境。此类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神秘的忠诚却拥有准宗教的因素吗？有时，即使是在这种奇异的变量中，似乎只有神秘的信仰才能给社会主义坑道中的生活带来意义。那时，我无法猜到，30年后的一天，会轮到我转身离开，那一天，我将为了向老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意，去申请一份护照。
[1]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享年9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