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作为领导和家长都是严厉而独裁的。他突然间的大发雷霆是无法缓和的，他态度温和的瞬间少之又少，并且都是打了折扣的。他不会不公平，而且决不说谎，即使是在说谎可以更易解决问题时。
随机应变、胆小怕事的母亲是更敏感的那种人。她向他提出建议，甚至在专业事务上。她拥有直觉和宽容的本能，但她无法说不，无法拒绝请求。由于情绪反复无常，会突然变得抑郁沮丧，她会迅速从责备别人一变而为自责。她一直与家人和她过去生活中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过去一直要追溯到她成为自己父亲最喜爱的女儿的时候。她渴望爱和赞誉，她焦躁不安，富于想象，热情洋溢，相信宿命，擅长交际，她相信奇迹、友善和感恩，却常常遭受失望的折磨。她试图对儿子实施的那些禁令和处罚似乎有点儿荒谬可笑，因为她总是要求丈夫进行管教，而当后者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太过严厉时，她又后悔不迭。生活完全没有给这对夫妇中的任何一个带来改变，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刻。
身为孤儿的儿童时代和后来为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付出的努力塑造了父亲，也扭曲了父亲，他近乎于一个典型的“布克维纳”人，尽管他不是出生在布克维纳，而是出生在法尔提西尼附近的摩尔达维亚。他理智、孤独、谨慎、沉默、含蓄、注重尊严、吹毛求疵、谦虚诚实，总是带着一种持续不变的、令人悲哀的羞涩拘谨，这可以理解为不愿参与或宽恕冒犯之举。如果能够自行其是，他总是相当自得其乐，在小心地不强加于人的情况下，他会赞扬庄重、谨慎和尊严，并将它们付诸实践，即使是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是如此。谨慎，毫无疑问，暗示着一种隐秘的生活，而且确实，处处都有一些秘密的小迹象，他的妻子会怀着令人吃惊的愤慨发现这些秘密。当她劈头盖脸地向他发出斥责和控告的质询时，他既不抗议，也不否认，只是希望忘记这件事，回到它应有的暧昧状态。
他的简洁精确的书写风格表现了同样的谨慎：没有诗情画意的流露，没有情感的勃然迸发。“我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勒斯佩兹的一个小集镇，当时属于巴亚县”——这就是他简单的自传的开头，这份文献只有几页纸，不是在1949年每位罗马尼亚共和国公民都得按要求所写的档案，而是40年后在他的儿子的请求下所写。90年代，父亲不再是领导，他的儿子不再是少先队队长，而且我们都远离了过去居住的镇子，彼此也离得很远。
5岁时，我开始上犹太宗教小学，它是初期的希伯来语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了初步的犹太语字母表。7岁时，我进了勒斯佩兹的一所犹太人学校。我学习意第绪语和罗马尼亚语。1916年，我的哥哥阿伦被送上前线，我的父亲被征召入伍。1917年，爆发了一场斑疹伤寒症。我母亲那年去世。我成了孤儿，与比我小3岁的弟弟努卡一起生活。当时我只有9岁，可我不得不照顾弟弟，时间约为一年。随后，我的姨妈，我母亲的一个姐妹，从雅西县的拉吉诺阿萨（Ruginoasa）赶来，将我俩带去与她一起生活。努卡在一家食品店当小售货员，一个太小的售货员，在那里，他还得到了住处和膳食，我则继续上学。当我父亲从军队退伍时，他续娶了苏恰瓦县的利特尼（Liteni）的年轻姑娘丽贝卡。我留在拉吉诺阿萨一年时间，以便上完小学。那里也有一所犹太宗教小学，我很优秀，因为我从勒斯佩兹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
他继续自述道：
在拉吉诺阿萨的那一年结束后，我返回勒斯佩兹，发现我有了位继母。我私下里在帕斯卡尼（Pascani）的体育馆学习，这意味着我不去上课，只参加考试。随后我上了法尔提西尼的高中。我给小学生当家庭教师，以便自己养活自己。后来，我在勒斯佩兹的玻璃厂找到份工作。当首席会计师搬至伊特卡尼糖厂时，他把我也带了过去。于是我开始了更文明的生活，周围都是些工程师、技师和搞经济的人。厂里有个小食堂，由在食堂吃饭的人管理。轮到我来管时，除了传统食物之外，我还设法供应甜食和腌菜，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1930年，我应征入伍。我最初在法尔提西尼的第16步兵团服役，然后我回到伊特卡尼，回到工厂，在那里我有一份非常优厚的薪水。我买得起大多数东西，因此心满意足。在遭放逐之前，我一直在伊特卡尼糖厂工作，得到了优秀的组织者和会计师的赞誉。当时，法尔提西尼每年夏天都会在圣埃利亚斯节那天举办一个盛大的集市。摩尔达维亚的人全都会去。我每年夏天都去，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周日。1932年，当我从集市回来时，我与公共汽车上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年轻女子交谈起来。她长得很像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太太。她告诉我，她与父母一起住在布杜杰尼，在那里，她父亲，也就是雷米尔太太的兄弟，经营着一家书店。我们的恋爱持续了三年时间。我常常在周日前往布杜杰尼，晚上乘马车回伊特卡尼。1935年，我们结了婚。我在书店工作，图书生意似乎进展得很顺利，可没多久，由于入不敷出，我便返回了工厂。我们搬到伊特卡尼，留下岳父岳母经营书店。玛丽亚来与我们一起生活……你生于1936年……我们的正常生活止于1941年10月我们遭放逐时。
在许多家庭事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提及：
1939年，阿努塔，我弟弟努卡的妻子，死于心脏病。她突然摔倒在地，手里还抱着自己的小女儿。我设法让自己与一个代表团一起被派往罗马的糖厂，以便出席葬礼。我妻子珍尼塔在博托沙尼，当时我没有对她提及此事。1939年，军团已经掌握了权力。为了活命，珍尼塔希望我们能够越过边界到苏联去，可我没有同意。当我从罗马回来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珍尼塔。我们决定收养我弟弟的小女儿露蒂，直到努卡能够再娶。我返回罗马时，发现露蒂很可怜，营养不良，肮脏不堪，无人关心。她的外祖母已十分衰老，而努卡从来不善持家。我带着露蒂回到伊特卡尼。过去一直为我生活在布杜杰尼的岳父母工作的玛丽亚与我们一起住在伊特卡尼，还有我的妹妹克拉拉也是如此。吃晚饭时，通常是我来喂你，克拉拉喂露蒂。玛丽亚悉心照料着她，露蒂渐渐长成了大姑娘。玛丽亚充满关切地照料她，就像照料你一样。可我们的正常生活在1941年我们遭放逐时终止了。
那么，在1939年，母亲希望通过越过边界到苏联去的方式从罗马尼亚军团手中拯救我们的生命。那一倡议很有可能确保我们在特兰尼斯特里亚之外的其他地方自由游走，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军团的前盟友、自命为“将军”的安东内斯库送到了特兰尼斯特里亚。我们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前往那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将出乎意料地很快了解到共产主义的好处。相反，那个红色乌托邦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走向我们，从苏联往西，来到了罗马尼亚。我们在1949年还不确定它的好处，可我们对它的信号做出了回应。1939年曾对那种红色承诺表示怀疑的父亲成了共产党政体中的一名职员（尽管有点三心二意），而他的儿子，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则相信自己是未来无限光明的新世界的化身。
然而，我们一直没有忘记30年代的珍贵教训，以及持续了十余年、五十余年的流放生活的记忆。就连我父亲那简明扼要的自述也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收拾家里的几样东西时，我在糖厂认识的宪兵队头目告诉我，那样做没有用，我们必须徒步走很长的路，我只能带着两个小孩。于是我们把一切都留在了家里，只背着个背包就离开了。我一手拉着你，塔图塔（他对我的昵称，这个称呼一直用到我的儿童时代结束之后），一手抱着露蒂。可是，我们还是带上了为买房子攒下的16万列伊。我们一个摞一个地挤在运牲畜的车厢里。火车走了很长时间，一天一夜，外加一个白天。当火车停下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被带到一个叫阿塔基的集镇，该镇靠近德涅斯特河。接着袭击开始了。许多人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的抢劫，一些人被扔进了德涅斯特河。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邻居拉科瓦尔，伊特卡尼火车站餐馆的老板。早晨，等钱币兑换开始时，钱都必须换成卢布，汇率是40列伊换1卢布。一位友善的罗马尼亚军官悄悄告诉我们，建议我们不要换钱，等到了河对岸再换，在那里，汇率是6列伊换1卢布。那一提示暂时救了我们。可钱没能支撑多久。你母亲付了不少钱，好把她父母带到莫格黑勒夫来，那是在我们从阿塔基又是坐船又是走路又是坐马车到达后的那一天。那对老夫妇留在了位于德涅斯特河另一边的阿塔基。在莫格黑勒夫，我们六七个人住在一间没有生火的房间里。我什么活都干。薪水是每天1德国马克，那是规定。1公斤土豆无论如何也要2至3马克。我们为了吃饭，卖掉了手表、戒指和衣物。后来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作温的塞尼（Vindiceni）的村庄，那里有家糖厂。罗马尼亚士兵中有个人曾在伊特卡尼的工厂工作过，他认识我。他有时会给我们带来点面包、茶叶和土豆。玛丽亚就是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她来的时候，带着两只装满了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箱子。东西全被没收了。可是，在那种穷困潦倒的境况下，她还是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照料斑疹伤寒症的祖父母，还要照料珍尼塔和露蒂。人们会用一枚金戒指去换几片阿司匹林或面包。只有你和我，塔图塔，从不生病。1942年冬天的时候，老阿夫拉姆，你的外祖父，死了。三周后，那位老妇人，他的妻子，也走了。在温的塞尼，有一个极端邪恶的官员，一个Rakhlisky，一个畜生。他千方百计地折磨我们，破坏我们。我们搬到了尤尔卡乌提（Iurcǎuti）的一家酒厂。明娜·格劳尔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珍尼塔的姐姐丽贝卡的女儿。
这个造成那么多人神经崩溃，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离婚”一词的事件，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叙述出来：明娜·格劳尔，丽贝卡的女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丽贝卡是母亲的姐姐，她女儿的名字是我们家中的禁忌。明娜关系到一个家庭丑闻，直到母亲去参加罪人明娜的姐姐贝蒂的葬礼，她的名字才被重新提起。只是到了那时，这家人才就明娜以及我父亲的通奸行为达成和解。
负责那个村子的军官把我叫到警察局司令部。我认识他，他一直对我们很好。他一句话也没问，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开始一面吼叫着，一面诅咒着，一面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我的头肿了起来。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最终，我们逃离了那个村子。我们回到了莫格黑勒夫。这发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当时德国军队正在撤退。苏联人到达时，我们试图跟随他们，向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边境推进。可是，苏联人抓住了我，把我召入红军，并试图将我送往前线。我逃了出来，跑过森林，好几天都远离所有住人的地方。仿佛是借助于奇迹，我在一个名叫布里塞尼（Briceni）的小镇找到了你们大家。就是在那里，在苏联人占领期间，你开始上学。
一天，你回到家，说你想跟表哥们一起上二年级。我去学校与老师谈话，因为你是个好学生，你获准进入二年级。1945年4月，我们回到法尔提西尼。我们先是与雷米尔一家住在一起。利厄·雷米尔是珍尼塔的姑妈。后来我们去了拉道提。在那里，我在一个负责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协调向苏联运送牛羊事宜的办公室当会计。那些动物需要喂养和照料，于是我雇了些兽医、助手和工人。农业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出口商瞄准了那些动物的重量，以确保事事都按计划进行，因为大利润就意味着大风险。许多牛都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假如它们病了的话。当时，有超过五千头牛和大约二万只羊被送给了苏联人，罗马尼亚人的新主人。这一业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我们那时搬到了苏恰瓦。
短文在谈到他在战后与玛丽亚重逢时，谈到与她的丈夫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会面时，以及谈到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队伍时，所使用的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简洁的文字是那个人的特征。他避免谈及冲突、错误和失败，正如他避免含糊其词一样。在他弥留之际，当问到他为什么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从不提起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或者她比他大4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有何意义？”假如我向他问及那个安全部军官的事——在他从佩日普拉瓦被释放后，此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不断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一个告密者，假如我问他是怎么沉默、平静、坚忍地加以拒绝，直到那个警察精疲力竭时，他也会说出大致相同的话来：“现在谈这个有何意义？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