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最初没有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剃着光头，帽子拿在手中，眼睑低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与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长而窄的条桌的另一侧。卫兵在桌子的两边警惕地监视着一切。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带来的包裹只有等探视结束时，在卫兵的仔细检查下才能打开。
他低着头，等着听他想听的话语。他没有听到。他抬起头，孩子气地微笑着，眼睛红肿，充满恐惧，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发青的眼袋，双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证，他身体健康，而且正在妥善应对。工作环境又热又脏，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应对。他继续微笑着，带着孤儿重新找到了双亲的快乐感激之情。
父亲50岁，可荒寂的环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个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我22岁。我是个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变得哑口无言，我无法不顾规定，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拥抱我的父亲，安慰他，就如同他是个孩子。我甚至连允许说的几个词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有关母亲的询问。最好不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定罪，她已经被解雇，最终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头厂干非熟练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时，躬身俯在巨大的钵槽之上，槽中装着辣椒、土豆和黄瓜，她得用手将它们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证，母亲下个月会来看他，我也给他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师声称，政治压力正趋于缓解，拘捕行动已经放慢，“上面”的某处已经承认有虐待行为。我趁着卫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边倾过身去，耳语道：“律师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检察官。”这意味着上诉很有可能将会成功，不公正的判决将被推翻。
他才刮过的脸与令人惨不忍睹的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通常，他的服装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自己那喜爱挑剔、讲究整洁的个性。现在，囚服遮蔽下的只不过是一只虱子，就像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最初几周一样，当时，他惊恐地注意到，自己曾经洁白的衬衣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当时他说，变得垂头丧气，被羞辱所压倒，准备放弃。母亲，伟大的希望的发言人，那时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可她无法让他从失望中跳出来。然而，他活了下来，结果只是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那被放逐的漫漫长夜之中，一只虱子。现在，在这里，是我，小虱子，虱子的儿子，再次许诺重生，许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的希望。
在他遭到拘捕的前几年，他已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撤销了所担任的OCL Metalul（苏恰瓦的金属及化学制品国贸公司）的领导之职。他一直恪尽职守，诚实不怠，就连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OCL Alimentara（当地一家食品分配机构）担任会计工作。“社会主义商业”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就像“社会主义哲学”一样。保持人员及商品流动的古代贸易暗示着个人意志、主动性和智慧。相反，国家商业，由于一切商业都属国家所有，在严格计划的基础上展开，它所需的仅仅是官僚机构、定期的补给、毫无经验的受害者。
我父亲既无经商天分，也无经商经验。商业心理、策略、冒险和精明之道一直与他无涉。他只是成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国家职员，就像战前他是私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模范职员一样。
“1947年，当我们搬到苏恰瓦时，”一次，他告诉我们，“我为合作协会做营销工作。我负责刚成立的合作农场的物资供应。一天，一个人来找我们，提出向我们出售取暖木材的建议。领导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是笔好交易，于是我们立即同意了他的条件。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金付给那人。于是我与几个认识的家庭联系，为他们提供过冬的取暖木材。当时的大多数家庭仍然用烧木材的炉子取暖，可木材很难弄到。许多人打算先付款，这样我们就能筹到钱，付给与我们做交易的人。合作协会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布加勒斯特的头面人物听说此事后，我被提拔为负责物资供应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作为协会管理梯队中的成员，有权签银行汇票。这一切在1948年9月停止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接管了一切，我被任命为当地金属、化学制品和建筑材料贸易协会的负责人。”
事实上，1948年9月所发生的事情是，此类交易不复存在。在玛丽亚的丈夫、市共产党领导人瓦拉斯齐科同志的坚持下，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被带入人称为国家商业的极度脱离常规的新星们的行列中。训练有素、不屈不挠、怀着过时的白领工人的热忱的父亲似乎忘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的荒谬性。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高中的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和父亲——金属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自动脱离了政治斗争，父亲从他的管理职位上被降职。
几年后，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过了些时候，我问一位区党委的积极分子，为什么要让我去职，他用一个比喻作答：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犹太人被另一个犹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犹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这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份匿名信称，你让某人免费得到一辆自行车……我怎么可能给自行车？我不负责物资供应，我是主管。你说得对，没人愿意费心去核实那一指控。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纯粹是个谎言。你能怎么办？”
1958年，在担任OCL Alimentara财政部门的领导时，父亲突然遭到拘捕。这是运气不好吗，是一个诅咒的结果吗？共产党全体会议定期指出位居上层的敌对者，有许多出人意表的战术转变可以搅乱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级别，通过群众的巨大网络发送冲击波，而群众的冷漠需要用反复无常的恐怖之刺加以震撼。社会主义日常现实的薄雾迅速变为血迹斑斑的黑暗。惹人注目的“少数派”被挑选出来受大家监督。
就像他每天工作结束后几乎都会做的那样，马内阿同志在屠夫身边停了下来。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木偶们全都按照常规路线运作着。父亲走向柜台，屠夫正站在那里，打算把他常用的包裹交给他。像OCL Alimentara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马内阿同志与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下属的屠夫有个约定：他赊账买肉，等拿了工资后，一个月分两次付清欠款。然而，那一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那具木偶的线绳像通了电般地摇晃起来，绕在了毫无疑虑的受害人的喉咙上。
接下来的情形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脚本上演。屠夫将袋子交给马内阿同志，马内阿同志一点儿也没有怀疑那是个圈套。化装成顾客的目击证人站在指定位置上，准备依照指示，证明该犯人其实拎的是嘀嗒作响的炸弹。在幕后，木偶操纵者拉扯着绳子，无助的木偶准确地扑向他，第一出戏的大幕落下。被当场拘捕的被告发现，自己立即进入第二幕——审讯。
凭借紧急情况处理权，审讯在第二天一大早开始。之所以有一夜的暂缓时间，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而是为了让鼓手们在空无人迹的市场上游行，颁布最新的官方举措——提高社会主义者的警惕性，揭露一切企图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行为。
由法庭指定因而不愿挑战当局的律师咕哝着说出“仁慈”一词，提到被告清白的过去：他没有犯罪前科，他热爱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司法原则。被告坚持亲自向法庭提出申辩。在得到允许后，他坚定但礼貌地否认有任何欺诈意图。可接下来——以被视为鹰钩鼻子的暴发户的厚颜无耻——他继续说，他被指控的行为，即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在他看来，并不构成欺诈，而且是太微不足道的侵害，连罚款都不应当。人民法庭一片哗然。坐在法官左侧的检察官带着显而易见的恼怒神情打断了不知深浅的罪犯。被告是在声称，延迟支付不构成起诉的理由吗？他是在声称，所欠的钱数只应判罚款吗？这是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欺骗”。在紧张的沉默中，法庭中的人听到，OCL Metalul的前任领导、OCL Alimentara的现任部门负责人被判入狱服刑五年。闹剧迅速收场，而被判有罪的那个人被押送至第三幕—赎罪。
密集呛人的灰尘弥漫在扩大了的舞台。背景是一个劳改营，它的入口处用闪亮的红色字母写着：佩日普拉瓦劳改营。穿着暗褐色囚服的模糊身影在四处移动。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他们推着装满沙砾的手推车。在酷烈的太阳下，在咆哮的狂风中，五大三粗的卫兵用枪管捅着苦役们的脖子。不公正的感觉未必会使不公正变得较易忍受。向政府集中营输送人质的不仅是肉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公共机构也会定期送上自己的贡品。对我父亲而言，关押在佩日普拉瓦不仅意味着禁闭和羞辱，而且也意味着生命的磨难。这位从会计师变为社会主义者再沦为阶下囚的人身上，没有也许可以帮他度过痛苦磨难的哲学家的超然态度或商人的实用主义。
我的父亲不是赫尔曼·卡夫卡，后者一直是世界的粗鲁的统治者，直到他的儿子弗朗兹[1]使之发生了动摇；他也不是那位伟大的魔术师和即兴诗人，也就是布鲁诺·舒尔茨[2]的父亲，他又被称为造物主雅各布（Jakub the Demiurge）。我太了解他了。对于他而言，比体力劳动更艰辛的，比这次重逢的痛苦更严酷的，是他现在正在遭受的羞辱。他从未设法让自己从尊严的习俗中解放出来。尊严，他生活的指导法则，是他的第十一诫，在他看来，它巩固了其他十诫。他既不能忽视一次冒犯，也无法对它一笑了之。他终其一生树立起的诚实名声加强了他不可撼动的尊严感，这常常会激怒我，也常常会感动我。共产党政体经常上演对常备被告——反党分子、地主、银行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分子、牧师、将领，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的堕落的共产党员——的审讯表演。既没有那么出名，又不曾少受痛苦的是那些落入“灰色地带”的指控，它们在本质上显然与政治无关，可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这种恐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降临在无助的受害者头上。
尽管我父亲接受了红色党证，却完全没有政治热情。像他骄傲地将自己包括其中的所有“普通群众”一样，他不喜欢幕后操纵。他只是按照被常识和庄重所定义的毫无特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属于那些被编年史所忽略不计的天真无辜者的行列中人。这些是我在与那位佩日普拉瓦囚犯仅仅几分钟的吃力交谈之际掠过脑海的部分想法。我无法传达我的真实想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监视之下。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总是无法表达，就像以前我们关系中的许多时候一样。他是一个禁锢在自己的孤独中的人，他的主要挑衅方式是沉默和严守秘密。如果他能够表达自己的羞辱和轻蔑，那么他就有可能感到一些释然，但抱怨不是他的天性，它属于那对夫妇中的另外一人。他很少谈及痛苦和欢乐。不同于我母亲，他从来不提特兰尼斯特里亚，你很难让他说说他是如何被一个以前看似友善的军官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一顿的经历。他没有忘掉任何一个细节，有一次，当我问及此事时，我立即就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追悔莫及。讲述那个羞辱的故事，几乎如同那次经历本身一样让他感到创痛和羞惭。
羞辱是种令人羞惭的事。我知道我本不应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憔悴的面容，颤抖的双手，囚服，狱帽。正如他从不谈及位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样，他也将永不谈起佩日普拉瓦的社会主义劳改营。至于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我绝不能描写这次会面。
彼时彼地，我应当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正在离开。你不久就会从这里出去。我们正在离开。”“离开，离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阿里尔的呐喊曾不为人注意地在我外祖父的书店中响起过。在1947年的冬天，当我乘着雪橇穿越雪原时，我自己也发出过那种呼喊，也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头天下午乘从布加勒斯特开来的火车抵达佩日普拉瓦这座位于巴拉干（Bǎrǎgan）与多布罗迪亚（Dobroudja）之间的尘土地狱的。那是个灼热的春日，灰尘填满了我的鼻孔，落在我的手上、眼睛上、衣服上。在远处，我可以看到那忙碌的蚁丘，劳改营中的居民，如同穿着暗褐色制服的微型昆虫，正在远远地挖掘着。他们将沙砾装上手推车，捣碎，卸在堤防脚下，然后用木板条将其压实。全副武装的卫兵在木头搭的瞭望塔上俯瞰着他们。这绝对是一个埃及法老式的工程，用以灌溉酸性土壤，每块土地都分成小块，像古埃及时代那样，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开垦。在地平线之外，还有更多的苦役，他们站在齐腰深的肮脏的黑水中割芦苇，并将它们扎成捆。
我走下火车时，天已擦黑，我必须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附近的村庄，找个睡觉的地方。透过飞扬的尘土，我刚刚可以分辨出站在自家门廊上的村民们，他们十分漠然地看着聚集在街道上的一群陌生人。这些人像我一样是来探监的。这种自发的聚集似乎会定期发生，目的是为了交换信息和传言。我走近了一点儿，在保持了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停住脚。我可以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却又觉得无法介入其中。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褴褛外套的女人走出人群，向我走来。我曾无意间向她发出过某种信号吗？这位满脸雀斑的年轻女子张口就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来看谁。明天她要去探访她的兄弟，她告诉我，他和对外贸易部的其他雇员一道，在一次有政治动机的审讯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有罪，裁决的集体性质使得个人上诉变得不可能。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来的个人灾难似乎已将她可能拥有过的矜持击得粉碎。她简明扼要、快言快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声音低沉，带有喉音。
我们离开那一小群人，顺着狭窄弯曲的乡村街道一路走下去。她有些神经质，证据是她一路上会不时地摇晃自己的大脑袋，或是拢拢肩头的外套，尽管天气很热。她整理自己的围巾时，我可以看到她凌乱的厚发，就像一个金属丝编就的王冠。她谈着她要去见的兄弟，以及家中的那个兄弟，还有她的母亲，她在听到判决之后中了风，现在几乎瘫痪。我又一次问她，她对劳改营了解多少。“邪恶！邪恶！”她重复道。你听说过位于皮特什蒂（Pitesti）的监狱吗？她问。在那里，每个囚犯都被迫轮流折磨自己的狱友，被折磨者成了折磨者。你听说过斯大林式的工程，也就是多瑙河至黑海运河的工程吗？在那里，那些囚犯——那些尚未被粗暴地杀害的人——成千上万地死去。佩日普拉瓦肯定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最恶劣的一个，她继续告诉我，犯人的食物是喂猪的少量泔水，瞎眼的苦役们从早到晚地干着体力活，卫兵的咆哮声充斥在他们耳际，临时性的木板房污秽不堪，人满为患，每天都要挖掘有定额的土方——野蛮！那些不习惯体力劳动的人，或者那些不再年轻的人，往往当场倒毙在地。此外，从春季到秋季，还得与酷热搏斗，到了冬天，则要面对凛冽的寒风。
很显然，她需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我不再听她说话，第二天早晨的会面抢占了我的脑海。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此刻毫无疑问也在想着明天早上的团聚的人？我该对他说些什么？说他将熬过这场磨难，就像他熬过那么多其他磨难一样？他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幸存下来，也会从这一座中活下来。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说这些是艰难岁月，说无辜的人正在被拖去接受荒谬可笑的间谍审讯，说他们在有关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亲戚的粗暴审问中惨遭毒打？或者我该告诉他美国佬、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或天主教徒的反共阴谋？这些白痴行为能够给他带来安慰吗？
我的同伴不再说话，也许是因为我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告诉我，村民在出租过夜的房屋，我得一大早就起床，以便确保准时到达刑事犯们的居住地。随后她迅速走开了。我没有听进她对我所说的每件事。第二天去见我来探访的囚犯的念头盘踞在我心头。时间开始在嘀嗒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着。
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那张被艰辛劳作时的风沙摧残得皱巴巴的饱经风霜的面容时，我还是找不出话来表达我那无法言传的思绪。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如何才能克服总是在我们的交流间构成障碍的局促不安呢？我应该喊些希望的口号，说些在他那爬满虱子的囚服前面纯属嘲讽的常识性的陈词滥调吗？我摇了摇头，决心开口，让情感直接发话，可我的头脑还在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老生常谈：“案子将会重新开庭，我马上就毕业了，你会走出这个鬼地方，我们将会离开，我们要离开，从这里出去，像我们所有亲戚那样，像我们的众多朋友那样。”但这些让人宽慰的话语不可能说出口。某种隐晦不明却强大有力的力量抑制着我。为什么？
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对他说：“我要把自己绑在你曾经绑我的桌子腿上。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当时认为我应该懂的道理：自由的代价和囚禁的代价。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颠倒这些术语的。”这些就是在我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数月之前掠过我脑际的想法。在空虚中，我曾想，我可以将我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现在，我当然不可能用自己自私而天真的困扰去加重他的负担，我也找不到力量去用魔法召唤离开的前景。由于感到内疚，我无法向他许诺，即使是在眼下，与被称为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被称为佩日普拉瓦的现在决裂的关头。我始终一言不发，羞愧万分，不配获得奇迹，用自己那双还活着的眼睛去看他。
我俩都沉默下来，双眼低垂，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交谈中，他不断问问题，就像一个试图为父母打气的孩子，我则用父母的口吻回答他，情绪混乱茫然，而父亲就像个影子似的坐在我对面，憔悴，苍白，卑微。他那双会计师的小手搁在桌上。他的手掌被铁锹把儿磨得伤痕累累，起满了水泡。我可以看到，他手背和手指上的金黄色汗毛中点缀着白色的汗毛。他的指甲一如既往地修剪过，可这次修得很不平整，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没有剪刀的情况下。
卫兵大喝一声，父亲倏地离开座位，向突然间凭空生成的囚服行列中挤去。我最后瞥了他一眼，我的包裹挂在他的胳膊上，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他们每人都拎着自己的包裹，因为害怕犯最微小的错误，一个个都变成了十足俯首帖耳的奴才。他们的恐惧，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站入队列准备听从号令离开的迅速劲儿，将我再次见到他的希望击得粉碎。
然而，我真的再次见到了他。不同于其他那些如此众多的永不改正或推迟改正的可怕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伪装，我父亲的较为不起眼的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判决从原来的五年减为他已经在佩日普拉瓦劳改营度过的十个月。减刑而非撤销处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遮掩其“司法错误”，避免向囚犯支付赔偿金，而囚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国家财产。
[1]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变形记》《城堡》等。
[2]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1892—1942），波兰小说家、画家。代表作有《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