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我发现自己正在期望进入国立第一小学，那是座白色的一层建筑，坐落于市区公园的正中。教育改革已废除了私立学校，我的新学校意味着新朋友、新老师，也许还有沉浸在几何原理、物理定律和中世纪历史之中的全新的我。这学期稍后些时候，校长庄严地通知我，我可以加入少先队了，这是只有年龄在9至14岁之间的最优秀的小学生才有资格加入的组织。我的学习成绩使我有资格成为我们学校少先队组织的“队员”，我在当地报纸《人民战役报》（Lupta poporului）上发表了一篇诗歌体的报告，表达了自己的情感。1949年5月29日，一位党员积极分子，前铁路工人，将神圣的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并仪式性地将一面印有金色字体的红旗交到我的手中。劳动青年联合会是我们的兄长组织，而共产党，是我们的父母组织。那位积极分子对聚集在公园中的听众发表了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赋予党的最年轻的战士的责任。“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前进！”他最后说。幼儿军团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永远前进！”
就这样，在13岁——犹太人传统的成年期——我成了纠正世间谬误之重任的参与者。大家在瓦格纳糖果店用蛋糕和糖果为我进行了庆祝。在1949年，该店仍按皇家传统，在它狭窄的地下室供应馅饼皮和冰冻食品，这些东西只有在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才能买到。这是种“布尔乔亚”的庆祝方式，在我身为一名热情的革命信徒的革命工作中，我参加过多次此类庆祝。
在见过玛丽亚的丈夫、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后，我父亲的立场也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在战后，他对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概避不接触。可这一次，让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加入共产党的建议来自一个最权威的源头。马内阿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诚实与庄重得到了瓦拉斯齐科妻子的担保。据建议，马内阿先生应当采取正确的立场，与其他人一起投身于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和歧视的社会的工作中。毕竟，这位伊特卡尼糖厂的雇员不是一直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当牛做马吗？难道马内阿先生不应该牢记他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中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吗？玛丽亚，维克多同志的妻子，一直像个家人。她比我们自己的亲戚更有胆量，在战争期间努力帮助我们，乃至想把我们从被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元帅送去的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共产党已处决了元帅，现在正在将我们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挽救了我们的生命的红军的支持下，逐渐夺取政权。
我父亲的诚实与常识会让他成功地摆脱共产党的钳制吗？由于一种历史性的讽刺，玛丽亚以一种新的化身重返家庭生活。面对该城的共产党领袖时，马内阿先生试图对政治和政客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可最终，他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压力，变成了马内阿同志。他平常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遵守且尊重社会规范，现在却发现自己成了大众（如果说不确切的话）观念中的一个异数，而没有成为那些通过自主行动将共产主义强加给民众的人中的一员，也就是说，犹太人，他是个被一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拉进了党组织的犹太人。然而，虽说对老套的陈规颇感认同，马内阿同志却不适应那一直以来在他那么多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身上打有烙印的陈规老套。在接受了他的红本本后不久，这位新党员就被任命在当地社会主义商业系统中担任一个重要的领导职务。
到这时，马内阿的儿子也成了当局的红人，可他孩子气的热情自然比他父亲那较为抑制的反应更昭然易见。
新世界的原则听上去简单而公正：“按劳分配，能者多劳。”斯大林同志向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各地大获全胜，到那时，这项神圣的原则将变成：“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与此同时，剥削阶级正日趋腐朽。工厂和银行被收归国有，农业集体化开始实施，政治党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组织、私立学校都被废除。
1949年的红色夏天对我是个伟大的事件——少先队夏令营，行军，营火，诗歌朗诵，会见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斗士们，参观红色工厂和红色农场。然后，有一天，在我们小厨房的门口，站着位衣着优雅、光彩夺目、金发碧眼的女人。她实际上可能来自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可是不，她一定是直接从好莱坞驾临此地。她就像个幻影：丰乳肥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蔚蓝色的眼睛。她的钻锥似的高跟鞋与别出心裁的服装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的声音，多么无与伦比的声音！她不是普普通通地说一句“你好！”而是引人注目地宣布：“我来见这男孩儿的母亲。”从门口处，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惊愕得动弹不得的我母亲和我本人。我们请她进来，了解到她是刚搬到这个镇子上的艾伯特医生的妻子。“我们太爱您的儿子了。”她说。这就是那位光彩夺目的女士进入我们的家庭影像的方式，作为父母未来的朋友，作为她将其视为自己女婿的不二人选的男孩的欣赏者。
紧接着那个红色夏天的是红色秋天、红色新学年、聚集在市区广场的指挥台下的革命集会。少先队队长与党的书记、市区驻军上校和民主妇女联盟的代表站在一起，在演讲坛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同一天晚上，又在道姆-波尔斯基大厅讲话。一条崭新的纯丝红领巾，来自苏维埃先烈的礼物，围在他的脖子上。接下来是为伟大的红色纪念日做准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生日。
处在青春期困惑的掌握中的他发如飞蓬。在那里，在教师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男孩的手和唇正在摸索和探索着他渴望的物体。有时，我处在世界的巅峰，接下来，我又成了个孩子，敲打着结满严霜的窗户，好让我父亲来给我开门。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发现自己不仅越来越远离家中琐事，而且与自己中低阶层家庭那狭隘的思想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是个禁锢的世界，陷落在自己的恐惧与挫败感中，是个饱受过去病痛折磨的犹太人区，因怀疑与流言而窒息。只有在这种限制之外他才觉得自在；只有在他新的拥戴对象的简单、清晰的逻辑中他才觉得安全，它位于红色天空中的绚烂彩虹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那些被称为父母、亲戚、家人的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纠结不清的小谎言？就连他们的名字，它们怪异的发音都有点儿让人觉得羞辱，他们小小的戏剧性、他们的恐惧、他们只想独处的渴望也都如此，受其负担和幻觉的困扰，永远觉得自己在受迫害，因两千年前，七年前以及昨天下午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平而团结在一起。
“要不了几年，这孩子就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一天夜里，书商阿夫拉姆的女儿希埃娜对自己的丈夫马尔库同志、同时也是那位少先队队长的父亲耳语道。他没有对此挑战做出回应，他有足够的问题需要思考：社会主义商业更强调社会主义而非商业。然而，生活不可能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担心而停滞不前。斯大林同志警告说，阶级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尖锐，敌人的特务到处都是，甚至存在于我现在上的老哈布斯伯格公立男子中学中，存在于周围的同伴中，他们包括声严色厉的帝国主义分子教师以及反动的小学同学，他们都是新近涌现的富农、律师、商人、牧师、拉比和前政权政客的孝子贤孙。
我正处在一个充满迫切的欲望且为之陶醉的年龄。在黑暗的电影院中碰一下女同学是真正性启蒙的唯一替代物，因为没有可接触的伴侣，也许睡在厨房中的女仆除外，我会在夜里大气儿也不敢出地窥视她的一举一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有负罪感。我有一个来自我国南方的久尔久（Giurgiu）的新同学，他申请加入劳动青年联合会。他高挑个儿，反应灵敏，文采出众，我喜欢他。他父母的遮遮掩掩的状况——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搬到布克维纳的原因——本应使我批准进行一次更深入的调查，可是，我接受了他的申请，他得到了红色证书。这是妥协与背叛的毒剂吗？
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海报遍布大街小巷，上面用粗大的红色字体写下党对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的纲领，它们总是令人难以抵御——党的生日、耕地问题、国际局势、朝鲜战争、铁托的威胁、警惕性。随时随地都存在背离、开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âtre[1]。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转眼间就变成了左倾或右倾分子、叛国者、小资产阶级或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干部是党的珍贵财富”，红色司令部的题字宣称，并饰以镶在红色画框中的肖像。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研究机构和各个学校选拔出的仁人志士是“职业革命者”，用一种秘密编码联系在一起。在最上层，政治局统管一切，下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下面是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商业联盟，妇女联盟。整个体系的分支都向下扩展到地方、区和镇委员会。最下层的是城镇、乡村、工厂、集体农场、民兵与安全部部队以及学校的组织。在此大厦的最底层是公众集会，群众构成了该运转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星期四下午四点，中学礼堂。这一年是1952年，秋天。讲坛上的桌子盖着红布，镶在红色画框中的马、恩、列、斯的四位先驱的巨幅画像从舞台上方俯瞰着一切。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这其实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讲台，后面跟着一位区委员会代表，跟在他后面的则是中学校长。校长唯唯诺诺地抢先在第一排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该校其他成员。党的积极分子同志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政治局公报，此公报涉及的是党员中那些左倾或右倾分子。他庄严地评论着这语气坚定的文章。接下来的日程是一系列精心准备的演讲。积极分子同志干预、打断、提出问题，申斥那些仍然犹豫着不说出敌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后一项是开会拟定对犯罪分子、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的惩罚措施。这些倒霉的家伙包括一个新富农的儿子、一个屠夫的儿子、一个前自由党律师的儿子。“这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它要求紧密团结在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周围，”积极分子同志拖腔拖调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消灭可疑因素。”他的声音提高起来，“我们不能放过下面的三个人！三个人！”
第一位被告始终沉默不语，尽管听众在等。这位农场主的儿子怎么也无法鼓起勇气告诉他们，他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富农，即雇佣劳力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他只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罢了。这个刚搬到镇子里来的八年级学生情绪激动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可就是愚蠢地牙关紧咬。投票表决。意见一致：开除。
接下来轮到法提·赫泽尔，屠夫和卖牛人的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据与会群众所知，他像他父亲一样，唯一擅长的就是打架和卖牛。更糟的是，他的父亲已申请移民到以色列！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艾思多尔·赫泽尔的儿子嘟囔着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裁决再次完全一致：开除。小赫尔曼·赫泽尔，现在不再是赫泽尔同志，向前走近红色委员会的红色桌子，交还了他的红色证书。
接下来是迪努·莫戛，来自上流阶层，律师之子。开除的裁决做得很容易。高个儿、冷漠、英俊的他向红色书记交出红色证书，一脸镇静地向出口走去，那样子像是与富农、屠夫或法官席没有任何关联似的。
这是一个普通程序，就像许多别的时间的别的程序一样，可这一次多少有点儿不同。说实在的，那位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对他的革命行为并非完全感到高兴。窘迫感正噬咬着他。我不再是个12岁、13岁或14岁的男孩子，不再为我的特权作用而感到骄傲。由于迷失在了那出好戏的魔法——那严肃、冰冷的闹剧的魔力之中，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喊出审判大会的常规口号，借以掩饰我的怀疑与局促不安。作为一个前途光明的演员，我正在模仿那些资格更老的演员，他们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说着更冠冕堂皇的台词，在所有那些红色舞台上将巨大的红色旗帜和横幅铺展开来，旗帜上印有金红色的铁锤和镰刀，以及金红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识能够自行与道德意识相分离吗？我最初的热忱仍然在那些毫无感情、照猫画虎的姿势下日益高涨吗？这一切加起来会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马雅可夫斯基[2]的诗句，马克思的语录，丹东[3]的笑声？
在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议结束时，那位书记兼演说家是否让自己远离了肮脏的革命行为？我16岁。那个场合还没有向我揭示出正在进行中的所有恐怖，但我感觉到，在那脆弱的表皮下，有什么事情已经在变糟。
我是否真的拥有特权，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样稚嫩的年龄，就已经经历了其他人要到老年才会经历的事情？我参加会议，开除别人，获取信息，参加各种仪式，我必须承认，这对自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会使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相信自己能统治全世界。职位的任命、保密的技巧、空虚的荣誉——无疑，其他人已经在更大规模上体验了这一切，其辉煌的高度和悲惨的深度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在聚光灯下，在那个礼堂，在盖着红布的桌子后主持会议的那一刻，是所有参与那个乌托邦变审讯的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正是在那一时刻，你得被迫做出选择，从所有那些居于你的内心并声称拥有你的自我中做出选择，不仅要选出那一刻的最后通牒所要求的那一个，而且要选出真正代表你的那一个。我们不仅是在儿童时代、青春期和少年时代才会经历自己潜在的多样性。我不是一家之主，我没有职业，我不必去面对真正的政治背叛的风险。然而，我的两难境地几乎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更别提这样一个事实：对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根本不存在微不足道的两难境地。
幸运的是，有一些演员缺乏争夺权力的天分，即使是在他们被乌托邦观念及剧院游戏所吸引时。在1952年秋天的那个下午，我在谁都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退回到了水准低下的无名群众之列。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一刻，伤口已经长了坏疽，必须有所行动。这是因为那个年轻人的脸吗？那个迪努·莫戛，当他被剥夺了宝贵的红色证书，沉默地离开学校礼堂时的那张脸？当着因害怕和好奇而目瞪口呆的与会者，我没有表露自己的情感，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后来，我痛苦地获知了在那天下午遭驱逐的年轻人的命运。第二年，聪明能干的迪努·莫戛进了雅西的工艺研究所，在那里他干得并不好。几年后，他回到苏恰瓦。1959年，我以刚毕业的工程师的身份回到家乡，在那里找到了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才成为朋友。那年轻人用书籍、唱片以及一系列短命的风流韵事为自己建造了一块飞地，在那里，他可以惬意度日——舒适地蜷伏在他的单身公寓里，党或公共琐事都与他无涉，在周围的人中谨言慎行，彬彬有礼，是失败者的令人欣慰的象征，如同一块纪念碑般亘古永存。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宁同志的战友和继承者，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1953年3月15日逝世于……”一个平淡无奇的医学结论。人民的超级领袖，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和军队指挥官，科学的倡导者，和平的堡垒，全世界孩子的敬爱的父亲，一个被认为是不朽的人，毕竟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也是个凡人。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灯光过去从不熄灭，现在却一片黑暗。
一队队学生和教师向市中央广场进发。我一路相随，走在游行队列的外面。安装在树上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来自莫斯科红场的葬礼实况。响亮的哀乐响彻云霄。党的领导人，以及各组织团体——青年团体、工商协会、妇女联盟、体育运动协会——的代表，残疾人，邮票收藏者，猎人，都佩戴着中间有一道黑色条纹的红色臂章，走在游行队伍中。我左臂上也佩戴了一枚臂章，戴臂章的地方正是我的祖先们佩戴两个经文护符匣[4]中的一个的地方，这东西也许已将我与上帝的选民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挤满了人，可我有一个预留的位置，位于国立女子中等学校与技工学校的队伍之间。我看到女子中等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的书记在两个同学的怀中绝望地啜泣。其他的女中学生也在哭，流泪的甚至还有几位教师。男孩们表现出男子气概，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伤。
伟大领袖逝世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非洲丛林和地中海，也远远地传到了中国长城和蛮荒的西方。全球人民都沉浸在悲恸之中。罗马尼亚共和国也屏住了呼吸。布克维纳也悲伤不已。苏恰瓦覆满了黑色旗帜，包括国立男子中等学校。
从新学年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的接任者。我已经提出请求，下学期不再担任此职，因为我需要时间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已经推荐了一位继任者，并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训练那个八年级的农民之子，以使他适应自己的新使命。他现在正站在我的右侧，怀着羞怯和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兵的尊重注视着我。
在红场，送葬队伍在悲伤地蜿蜒前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队是乔治乌-德治[5]同志，与他并肩而行的有多列士[6]同志、陶里亚蒂[7]同志、多洛雷斯·伊巴露丽[8]同志、胡志明[9]同志、约里奥·居里[10]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由于没有电视，使得无线电台的广播更加强大。送葬游行，坟墓边的演说，席卷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布克维纳、市区、学校以及我自己的十年级班级的失落感，全都是现在包围了我们的巨大不确定感的证明。我们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小时后，明天早晨，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对我而言，那枚红黑相间的臂章有着不同的意味。我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我了。迪努·莫戛事件标志着我的突变的开始。
1945年7月，法尔提西尼举办了它的年度展览会。在那个月，我的正式教育也开始了，是在雷米尔家客厅中的家庭式学校教育。那里有书籍、笔记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词尾变化的小同学们。有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它是本有关奇迹的书，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文字本身。我小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故事，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有耐心这么做。我已逐渐变得只熟悉一个我所知道的故事——我实际生活的故事。
然而，那本绿皮书是种引人入胜之物。它里面有一个七颠八倒的世界，色彩缤纷，令人无法抗拒。它如诗如画的独特语言趣味盎然，充满令人迷醉的香料和芳草的甜香，以及世间罕有的辛辣的文字作料的呛人滋味。一则关于骗局、恶作剧和错觉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一个魔幻奇异的世界，既令人如痴如醉，又让人茅塞顿开。不久，其他书籍接踵而至：有关冒险、爱情和旅行的书籍。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一本本，廓清了视野，揭示了虚幻的自我现实。书籍成了我的世界，是自我借以发现和发明其本身的工具。内心的交谈正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展开。
高中一年级时，我试图用一次多情的演说去赢得我的同名校友博洛尼娅·诺曼的芳心，那演说不仅令我青春期的爱情对象惊奇，也让应邀出席那一场合的同学们咂舌。文字的力量，它们令人好奇的辐射力，扩张而为拙劣的模仿。我不断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搅制黄油正在寻找它们自己的语言。
当时还有报纸语言。德治同志、苏斯洛夫[11]同志、多列士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演说词与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12]、聂鲁达[13]等诗人较为诗化的文字杂糅并现。文字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吗？思维语言与公众语言间的鸿沟在加大。报纸、演说、共产党宣传和社会主义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语言在兵营式的简化基础上运行着。“斗争”要求干脆利落，当机立断，要求一种克制的语言，避免耸人听闻。单一的政党利用单一的语言，正规，标准，无细微差别，提倡一种非个人的、超然冷漠的风格，缺乏温暖或智慧。
虽说简单清晰，党的语言却始终含义深远。字里行间的阅读变成了常规练习。形容词的分量、动词的激烈程度、论辩的长度给人们提供了衡量标准，可据此判断局势实际上有多么严重，将要进行的修正是多么严厉。有关我们的领导人与东西方政治家的会谈或与苏联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会晤的简明扼要的公报，使得字谜爱好者们可以细审那些言辞中的奥妙所在，判断它们的细微差异——“诚挚的”、“同志般的”或“热忱的友谊”，“相互尊重与赞同”或“充分赞同与合作”。这些都是伊索式的套语，传达出联盟内部的紧张状态，标志着国内外政治策略的开放或封闭。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应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这种语言白痴行为的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你说你不打算学医是什么意思？”在毕业宴会上，我的自然科学老师吃惊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自然科学是一门被重新命名为“达尔文主义的基础”的学科。我已认定，医学不适合我，取而代之的是，我将利用我在数学方面的高分优势，继续学习工程，更准确地说，是水力电气工程。新闻中充斥着有关堤坝和社会主义水力电气能源站的报道。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中生，也就是说，有一列5分成绩（依照苏联1至5级的模式）的学生，不必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就可上大学。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我的选择的自然性。然而，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正在放弃“文字”的世界，以及它所意味的一切。我是在选择与我的更优秀的天性相对立的“现实”吗？我是在选择“阳刚气质”，而不是“阴柔气质”，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男子气的立场，而丢弃了我的天性中那较模糊的、不固定的、怀疑的、孩子气的一面吗？那种男子气概的选择按说不仅会保护我不受体制陷阱的伤害，而且会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心魔——语言冒险——的伤害。
国家是全能的。它是个人、商品、主动权、司法与运输、集邮与体育、电影院、餐馆、书店、马戏团、孤儿院和羊群牧场的绝对拥有者。现在一切都归国家所有，包括商业贸易、旅游业、工厂、出版、广播、电视、矿区、森林、公共厕所、电力、奶制品厂、烟草和酒类制造。这是拥有国家政权的左派专政的核心原则，标志着与右派专政的根本差异，在右派专政中，私有财产至少还使人存有最后一丝独立的机会。
紧接着空间收归国有之后到来的，是所有社会主义新发明创造中最非同凡响的创新——时间收归国有，这是通向将人本身收归国有的关键性一步，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们保有的唯一财产。一个新词现在加进了新时代和新现实的词典之中：Sedinta，“会议”。“我们总是在开会时见面”是当时的一句具有讽刺性的诗句，是一种概括了陈腐现实的陈腐的公式化陈述。个人的时间被转送给了团体：Sedinta，一个从“坐”字派生出来的词汇，现在标志着一种重大的新状况：盗窃时间。
“即使针对你的批评中只有5%的批评是正确的，你也必须虚心接受。”这是社会主义初期会议上一再重复的咒语。该规定由伟大的斯大林本人阐明，没有人会鼓起自己5%的勇气去挑战它，而由于接受了95%的批评都不正确的看法，该原则就暗中树立起了欺骗和告黑状的无上地位。它将个人的胁迫与团体的驱邪咒语神圣化，它以煽动性言论、例行公事、监视、胁迫以及舞台表演而著称。在屈服自身的行为中，以及在对它的怨恨中，这种顺从仪式是否也暗示着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团结？无论何时，他都是怀着一种好玩的冷漠对已做好的决定（“以人民的名义”）投上“无记名的”赞同票，匿名的个人成了化装舞会的一部分，在其中，他的赞同被当作一种象征性姿态得到征集。由于与其他人比肩而立，混为一谈，“头昏眼花、不知所措的公民”加入了集体的闹剧，这有助于帮他解除自己的个性和个人责任，再不用为选举中的进退维谷和政治上的选择而苦恼不已。不管他是在暗中窃笑还是在胁迫之下沉默不语，这被巴赫金[14]主称为“可笑的大合唱”中的成员始终是一个虚假的团体、一种幽默诙谐的托词中的一部分。
那些舞台上的演员又会怎样？儿童演员与nomenklatura（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演说者们毫无区别。宣传鼓动欢庆活动的大、小讲坛都是mise—en—scène[15]的同一种通常的催眠状态的一部分。那个年轻的天竺鼠经历了舞台表演的整个过程：登台，消退，落幕。
现在轮到我来品尝背叛者的痛苦了。这发生在1954年秋季，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年头。我终于到了布加勒斯特，为“大学颂”（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礼堂的教授们致意的学院颂歌。几天后我获悉，鉴于我在高中时的活跃行为和考试成绩，我已被提名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
这一次，我拒绝了这一荣誉。我为自己找的遁词是：我现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军事法庭迅速开庭，这次我发现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几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击的辩护只不过是种逃避责任的借口。不过，与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开除。
因为从外省刚来不久，我的同学们对我的了解相对较少。有几个同学在那次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态度是，出于纯粹的令人怀疑的宽宏大量，努力将我的罪行最小化——“假如他不想干，那就随他去吧，我们去找别人。”开除的流产激怒了幕后的傀儡操纵者。斯特凡·安德烈（Stefan Andrei）同志，学生政治阶层的“二号人物”，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将我送上更高一级的政治法庭。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中心的总部，我不得不向适当的申斥和威胁低头。
这个学年开学后的一个月，我将在我国南方的梅吉的亚（Medgidia）的一个水泥厂工地再次与斯特凡相遇，在那里，我们完全还是学生的身躯发现，它被意想不到地分派去做“志愿工作”。我父亲从“最北部”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我被那么匆忙地从自己的学术回廊叫来——他震惊地看到，我穿着巨大的胶靴、粗呢外套，戴着苏式帽子。他到来时，我正在建筑工地那一望无际的沼泽中艰难跋涉。我们注视着彼此，在那迅速的一瞥中，交换了有关战争和集中营的记忆。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工人的工棚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伙食差得要命，但气氛足够愉快，并非不同于一部探险影片。到了晚上，有人会弹起吉他，拉起手风琴，有人试着攀谈交流，甚至还有人试图谈恋爱。
我邻床的那个人让我觉得不自在，所以试图对他不予理睬。然而，斯特凡·安德烈，一位四年级的学生，不久便开始发起一次非政治的闲谈。他陶醉地谈起书籍，这在工科学生中很少见。我有所保留地小心回应着他。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刚刚重新读过的一本书：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一位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人，它证明了灾难是如何能够使人变得坚强。我读过它吗？是的，我读过此书，它在出版时得到了大力提倡。“你怎样看它？”安德烈同志问。“一本为儿童和少先队员写的书，”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时读过它。”我的同伴始终一言不发，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询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不知道该提到哪个书名。我偶然提到了罗曼·罗兰[16]的《母与子》（L’Âme enchantée）。我的同伴再次陷入沉默，然后改变了话题。
这种具有文化气息的幕间休息并无补于“志愿工作”所带来的痛苦。然而，报偿在我全无意料的情况下到来了——一次周末远足，前往离梅吉的亚仅一小时路程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Constanta）。生于布克维纳、长于森林与山岗间的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次历史性的相遇将是此后20年中每年一次前往黑海海岸的系列朝圣之举的第一次。在那期间，我以前的同学，斯特凡·安德烈，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崇拜者，正平步青云般爬向高峰，进入新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7]那令人着迷的圈子，最终将成为他的外交部长。他还成了一位认真的书籍收藏者，拥有一些罕见书籍和早期报纸，以及一些珍贵的外国图书，这都是他的外国同僚的赠予。安德烈部长同志享有学者和善人的名声，是一个漂亮而无能的女优的善解人意的丈夫，这名女优的多情冒险被我们无比珍贵的总统的无比珍贵的配偶的特务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外交部长在出访外国和会见自己世界各地的反对者期间，恣意放纵着自己那优雅的品味，而回到国内，则对那位独裁者所具体实施的准则唯命是从。我不曾享有他的特权，我也不曾对它们心存渴望。对党的忠诚所获的报偿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不忠诚的报偿则在我身上得到体现。我没有试图去拍现在那位名声显赫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的崇拜者的马屁，而当他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用他带有东欧口音的法语装腔作势地重复着例行公事的官方的愚蠢言论时，我也不曾为之欢呼雀跃。
然而，在我们的文学讨论的30年后，这位外交部长令我大吃一惊。那是在他参观布加勒斯特国立中央图书馆用于修补古籍和印刷品的图书病理学实验室期间。我妻子碰巧是实验室负责人，在欢迎他时，她被这位大名鼎鼎的参观者向她发出的亲昵问候弄糊涂了：“你丈夫最近怎么样？”茄拉在踌躇之中简单地答曰“还好”。事情似乎很清楚，这位参观者曾研究过这对夫妇的档案，对她和她丈夫的事了如指掌。后来，他提到他以前与她丈夫很熟，数十年前，他与她丈夫进的是同一所大学，对于她丈夫，他的评价甚高。他请她转达他的亲切问候，并请送他两本她丈夫最近出版的新书。书可以直接从出版社或书店买到——要多少本给多少本，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像图书本身一样，像作者一样，像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当时的其他所有产品一样，都归党和国家所有。为什么是两本？它纯属荒谬之举，而那个含义模糊的要求将在我遥远的放逐地一直与我同在，在那里，它似乎显得更为荒谬。
工程学真的能够保护我免于政治压迫和“木舌病”的白痴行为吗？那些标语口号，那些陈词滥调，那些威胁恐吓，那些两面派行为，那些约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绚丽或无色、无味、无嗅的谎言无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车上，在体育馆中，在医院，在裁缝铺，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于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很难保持免疫。
我们的内心生活是可以得到保全的唯一珍宝吗？这种茫然的内心生活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也没有自身的和谐安宁的源泉吗？
电气水利工程学起来相当困难，我可以立即这样告诉你，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在120个注册了那门课程的学生中，只有27人最终可以毕业。我初涉未知的学术世界的极度乐观的热情从一开始就遭到当头棒喝——学生食堂的午餐。“茄子砂锅菜”和“黄瓜砂锅菜”是社会主义烹饪发明中的两个名菜。仅仅吃了几口，我便停了下来，胃口大坏，然后陷入平静的虚无状态。我的胃习惯了布克维纳菜肴的精细口味，拒绝接受首都的垃圾食物。然而，最初的几堂课为初时的挫折提供了补偿。一切似乎都是新鲜有趣的，特别是数学和应用数学，可我不久就得与几门技术方面的描述性学科死缠烂打，它们让我举步不前。
我寄宿在一位老妇人家，她睡在一张设法塞在桌子与长沙发间的狭窄空间中的折叠床上。然而，我发现了更热情的主人：中央大学图书馆，阿尔鲁斯图书馆，以及外国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图书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我都会躲进带我远离水力学、建筑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的阅读之中。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绩排名直线下降。我应该跳下大学的乐队花车，彻底放弃我的学业吗？母亲用一种痛心疾首的声音宣布：“这毛病立即得改。”——绝对的爱的咏叹调。但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热爱往往与情感勒索并驾齐驱。心理分析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父母会毁了一个人的生活，可也许我的生活会被我自己的情感冲突所毁坏，而在任何情况下，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自我破坏，不管我们错过的是何种机会。一个人文学科的学位会为我在专制之下提供另一个选择吗？我的家人经过讨论，一致反对这一点，于是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十诫》是一种驯服我那些桀骜不驯的祖先的努力，放逐和犹太人区强化了谨小慎微的规则，活力和勇气似乎具有煽动性和冒险性。难道我那干涉过度的母亲和父亲毁掉了我的生活？然而，通过变形而构成的组合将不会受到轻视。即使是在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治体制之内，也会存在难以逆料之事。
1959年，我从水力电气专业毕业。随后，职业传送带开始运作——见习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工地工程师、主要项目负责人、首席研究员。口是心非每天都在时时刻刻地循环往复着。直到14年4个月零16天后，我才终于能够抛下这一角色。
难道放逐的启蒙曾告诉孩提时代的我，要拒绝外部世界，拒绝出生，推迟脱离营养丰富的胎盘？结果，在后来的生活中，假如你接受了你可利用的所有情境关卡，这会导致自我的多样性，而其中只有一个代表着你的真实自我吗？如果你竟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真实的自我，你是否竟会去否认它？你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要被模糊性所毒害和折磨。教堂与官僚机构、职业与婚姻，只不过是每日加在多样化身份档案中的材料而已。
命运对我们扮着鬼脸，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偶然遇见了斯特凡·安德烈，现在他已提升为地质系的助教。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过渡性工作，他在重新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假装是一个“科学”研究者。社会主义的居住规定只给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长期居住权的人发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执照，谁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没有像我一样来自外省的安德烈同志的政治关系，所以，与他不同，我无法让人们忽视这种障碍。“你似乎有望进入一项伟大事业的行列中，可是你却选择回归平庸。”在我上高中时退出政治活动之后，有人就曾这样告诉我。1959年，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布克维纳时，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出同样的话。
六年后，在“自由化”放松了规定，在成功地通过了首都的一个工程职位的资格考试后，我将重返布加勒斯特。在这时，我也必须出示证据，表明我拥有一个最小不少于八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这是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对居民身份的法定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社团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证实我居住在前犹太人区仪式用的公共浴室中的一个房间中。
命运为我在居住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表示了庆贺，因为我安定下来后没多久，便听说了卡夫卡的《审判》的罗马尼亚译本出版的消息。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我以前上高中时的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Liviu Obreja），他现在混迹于首都的文化消费者的含混圈子中。城里的书商定期向他提供此类书重要进展的情况。学院书店就在我刚刚就职的研究机构旁边，在那个春天早晨的七点左右，也就是离书店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书店门外就已开始排起长龙。我去上班时，看到了排着队的第一拨顾客。签过到后，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没有泄露请假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阅读《体育报》的工程师同事们在看到我在细读一些稀奇古怪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时，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我不想再在这些怀疑之中添油加醋。那几年是伟大的“解冻”期，新的出版物和翻译作品会以小批量发行的形式定期问世，所以你总是必须得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并且到得足够早，才能加入如饥似渴的读者的行列，等着成为幸运的购买者，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普鲁斯特[18]、福克纳[19]、洛特雷阿蒙[20]、马尔罗[21]的著作。在这一努力中，由一群志同道合的献身者组成的狂热队伍会聚集到脸色苍白、面带羞涩的同谋者的亲切神情的利维尤·奥布雷杰身边，我也位列其中，只要信号一出，这些人就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书店中。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正付梓出版。与此相伴——幸运仍在向我微笑——我在一家顶级的工程研究所——丘雷尔水疗院实验室找到份新工作，由于我那倒霉的档案，我的工作申请曾在那里多年遭拒。就在那时，在1969年，我成了一家真正的学术机构最年轻的首席科学研究员。为了证明我的新头衔名副其实，我理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假如我真的那么做了，我的冒牌行为将达到它的极点。相反——现在我的幸运有所下降——我偏偏被收容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尽管时间很短暂。不知怎的，在进行某种反思之后，这似乎是对我令人怀疑的职业成就的最准确的盖棺定论。
所以，在70年代中期，我到了这里，被禁闭在一间精神病房中，与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所做的第一次休学努力相距20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保持常态，而这种表演现在适时地记录在精神病医师的笔记中。与我的公民同事们的两面派做法和政治欺诈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职业失调症”看上去不像由大型的政治化装舞会所导致的疏离那样严重，在这样的舞会上，我们全都经历过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的虚假的自我代表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中，你的替代者不是你自己，却存在于你自身之中。这难道不像莫迪里阿尼[22]的肖像画中的扭曲姿势或格罗兹[23]、迪克斯[24]的讽刺漫画？
突然间，在最出乎你意料的时刻，你现了原形，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认为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完美地模仿了那种状况。现在，你终于可以拿到医疗证书，它将送你回家，进入你的房间，你的单人牢房，将你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的棺材——一切费用由仁慈的国家支付。成为一名工程师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保护我免遭我的社会的掠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保护。然而，当说了一切，做过一切后，我的结论是，我的困境不只是遭受审讯、关押或被送进集中营和反映了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特点的“再教育”收容所的结果，而且每天的梦游症也在折磨着我。反常无所不在，没有人对那愚民化的毒素是免疫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提供一种完美的保护罩来抵御这一阴险的疾病。另一方面，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直冒险生活在贫穷和不确定之中，生活在大脑粉碎机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也许你根本不必成为一名工程师。
工程学最终治愈了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我对懒惰的爱好和精力的散射吗？它帮助我征服了我的喜欢抠字眼、过分区分细节的恶习了吗？工程学将我引入了非如此就不可能接触到的境况，介绍给了非如此就不会遇到的人。无疑，这些是收获，但是，其中有多少主动性则是另一回事。此类收获的代价是那无价的流通物：时间。然而，没有什么错误值得被过高估计。过另外一种生活就能匹配我们为生活所绘制的理想化蓝图吗？工程学是苦役吗？那么，由对家庭、对朋友、爱人和孩子的义务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由对你的敌人的憎恨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
在我18岁时寄托在那不起眼的职业上的希望中，有一种保护自己不受自身伤害的需求。此类愿望始终未能得到实现。工程学没有治愈我，感谢上帝，我自己的上帝。
[1]法语，指戏剧性的事态突变。
[2]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苏联最有影响的诗人。早年参加过未来派诗歌运动，同时很早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
[3]丹东（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后因反对雅各宾派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被处死。
[4]经文护符匣（phylactery），两个成对、内装有书写经文的羊皮纸条的小匣，由犹太男子佩戴，一在左臂，一在额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法律。
[5]乔治乌-德治（Gheorghiu Dej，1901—1965），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6]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7]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8]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9]胡志明（Ho Chi Minh，1890—1969），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越南共和国主席（1945—1969）。
[10]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核物理学家。
[11]苏斯洛夫（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1902—1982），苏联政治家，理论家，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12]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早期倡导超现实主义，曾加入法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诗集《欢乐的火》《断肠集》，以及长篇小说《共产党员们》等。
[13]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西班牙在心中》《诗歌总集》等，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14]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
[15]mise—en—scène，法语，有演出、舞台调度、布景和道具等义。
[16]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等。
[17]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1989年12月22日在国内政局剧变中被捕并处死。
[18]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意识流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等。
[19]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喧嚣与骚动》《村子》等，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
[20]洛特雷阿蒙（Lau Tre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作品包括《马尔多罗之歌》，断篇《诗一》《诗二》等。
[21]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命运》等。
[22]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以形象颀长、色域广阔、构图不对称的肖像画和裸体像著称，代表作有《里维拉》《新郎和新娘》《躺着的裸体》等。
[23]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达达派画家，其漫画作品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军国主义及当时社会的腐败，屡遭纳粹迫害，1932年移居美国，作品有系列画《你们看这个人》等。
[24]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新客观主义派成员，作品讥讽虚伪，反对军国主义，代表作有《妓院老板和姑娘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