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一个令人痛苦的冬天。我暂时回到法尔提西尼，本打算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假期。镇子陷入一片骚动之中。米盖利国王的突然退位刚刚被公之于众。对于共产党员而言，这几乎算不上是令人吃惊的消息。推测起来，当地的斯大林分子早在收音机公布这一消息前，就已受到了警告。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公众在获悉公告后“自然而然地”爆发的狂热情绪。
我们1941年的流放和1945年的遣返都发生在米盖利国王在位期间，他是在他的父亲、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后登上王位的。他风流成性，其放荡不羁的行为令罗马尼亚政治组织头疼不已，更别提他与他那据说是犹太人的红发情妇埃琳娜·卢佩斯库之间的关系了。米盖利的第一次加冕是在他3岁时，至1941年9月，在他少年时代，他又得到第二次加冕，这是在他的父亲在军团与安东内斯库元帅联手操纵下遭废黜之后。小国王没有丝毫的机会来证明自己。在战争期间，他始终主要扮演着傀儡角色，生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下，听任那位conducǎtor，即这个国家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的随意摆布。
1944年8月，在安东内斯库被捕、与盟国休战后，米盖利国王成为斯大林的案头摆设。现在，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都醒目地悬挂着他和王后的肖像，与约瑟夫·斯大林的肖像肩并着肩。他有张喜气洋洋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喜欢赛车和飞机甚过喜欢权力和政府的阴谋诡计。所有的公众集会都以“国王颂”开场，以“国际歌”结束。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山呼海啸的映衬下，“国王万岁，和平与辉煌永在，国父与国家捍卫者万岁”的相当平淡无奇的祝愿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我的表哥泰里克和朗西奥都是印刷工，他们的父亲是提波印刷厂的合伙人，印刷厂的另一位股东是塔奇，他们全都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怀着澎湃的激情，在城市的大街上载歌载舞。“共和国，共和国，人民现在是国王，人民现在是国王。”手风琴师让乐器发出响亮的轰鸣，舞蹈重新开始，“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的颂歌一再唱起。我站在人行道的边缘动弹不得，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然后，我奋力向集市挤去，我的伯父阿伦在那里开了家小酒馆。
自从我离开法尔提西尼，回到苏恰瓦后，两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1947年12月30日的事件是重中之重——国王退位！我不是君主体制的拥护者，但我可以感觉得到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小镇广场上的所有歌者和舞者所庆祝的变化传达了某种新的东西——好的抑或坏的—谁能说得清呢。童话故事可以在最出乎你的意料的情况下，从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转向另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君主制灭亡了，从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罗马尼亚共和国之中。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阿伦伯父的小酒馆，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他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因为他有更紧迫的事要做。我来不及脱掉外套，就去通知雷切尔伯母，她肯定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激赏不已。她肯定也听说了，一群犹太人不久前已前往圣地，决定突破英国人的封锁，当时，这种封锁实际上关闭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他们必须偷偷地潜入巴勒斯坦，如果被抓，就会有被囚禁在塞浦路斯的危险。“他们在继续迁徙，他们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街头巷尾看热闹的女人们交头接耳地说，与此同时，街道上的人群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但雷切尔伯母听到这个消息后，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只是带着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和善与平静，坚持让我脱下外套，让自己暖和些，并且吃点儿东西。
阿伦伯父与雷切尔伯母的淡然没有打消我的疑虑。相反，我感觉到他们漠然的表面下隐藏着一种担忧。他们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那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他刚刚目睹了一场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气喘吁吁地冲进门来。我告诉阿伦伯父，我想回苏恰瓦。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令我惊愕地表示同意。“好吧，你可以回家。”他说。“我想马上就走。”我说。那对夫妇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担心地看着他们垂头丧气的侄子。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其间他们在盘算着如何应对这些歇斯底里的行为。“好吧，伯纳德会套好马。”伯父平静地说。雷切尔伯母一言不发，可她的手神经质地扭曲着。他们失聪的儿子伯纳德被叫了来。通过一系列富有表情的口型和手势，他弄明白了，他要去套马拉雪橇。“半个小时后，”阿伦和雷切尔指着墙上的时钟说：“一切都必须准备完毕。”伯纳德聋得像萝卜，可他明白了指示。
直到那时，那位不速之客才接受请求，脱下外套，坐了下来。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肉丸、新鲜沙拉和面包。等他吃完后，伯纳德微笑着指了指时钟。他急匆匆地重新穿上外套，将帽子拉到耳朵上，然后戴上手套。他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阿伦伯父拥抱了他，雷切尔伯母吻了他，伯纳德拉过他的手，雪橇正等在院子里。他们用毯子、皮毛和稻草把他包得严严实实，他即将开始自己北极圈的远征。
他们穿行在呼啸的风中，纷飞的雪中，阵阵席卷而来的风暴中。道路白光闪烁，天空是白色的，马是白色的，一望无垠的白色荒原无限延伸着，由孔武有力的白甲骑士驾驭的雪橇毫不费力地滑行在这荒原之上，马儿那强壮而修长的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发出宛如童话故事中的铃声。天寒地冻，好几层的毯子是柔软的，羊皮是宽大的，所有这些上面又盖着一堆稻草。然而，尽管穿着厚厚的毛袜和结实的靴子，乘客的腿还是冻成了冰柱。驾驭雪橇的人因为体格结实，所以一点儿也不怕冷，他毫不在意地驱车向前，对周围的哀嚎充耳不闻。白色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噬人的寒冷，纷飞的雪花，马蹄的嗒嗒声，马儿喷出的冒着蒸汽的鼻息，雪橇滑板的颠簸滑行，铃铛的叮叮乱响，令人绝望的风的哀鸣——一种无边的恐惧。
终于到家了，那个雪之子被小心翼翼地除去层层包裹的衣物，立即安置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家人给了他一杯加了蜂蜜的热腾腾的甜茶。他发出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他的父母不明白他想要什么。“离开了，离开，离开，离开了。”他不断地重复着说，只有力气一次说出一个音节。“立——刻，马——上”，这就是他们从他那猫叫似的声音中仅能分辨出来的话语。“离开？你才刚刚到家啊。”父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明天。早上。我们离开。”那小爱斯基摩人重复道。“谁离开？去哪里？”母亲在一片茫然中不断问道。“明天。立刻。明天早上。”没有抗议，没有嘲笑。“好，我们明天再说。现在，喝点茶。你冻坏了，喝点茶。”
“不，不，”那微弱的声音再次响起：“结束了，结束了。”他一直愣愣地盯着茶杯。“你们一定得答应我。”他们没有反对他，也没有表示同意。“答应我！现在，现在，你们一定得答应。”他坚持道，穿着毛袜的脚狂暴而有节奏地踢着木桌的腿。有人已脱去了我冻成冰块的靴子，所以我是穿着厚毛袜坐在那里，愤怒地踢着桌子腿，桌上放着我重新被注满了的茶杯。“喝吧，现在先喝点儿茶。我们明天再谈这事。”我以前听到过这些——那古老世界的小心谨慎、充满恐惧的讯息，那古老的语码，那妥协折中，那死气沉沉的郁积的恐惧。这些事情激怒了我，它们一如既往地让我感到窒息。“好吧，我们答应，说话算数。现在趁热把茶喝了。”我听到他们温和的、具有催眠作用的声音，那迟迟无果的协商意见，它来自我渴望逃离的犹太人区。
1947年的那个冬天，我对离开的渴望来了个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从那时算起，时间几乎过去了40年。与此同时，我学会了唱一首不同的歌。那些犹豫不决，那拒绝用在家的流亡与一次真正的、不可避免的流亡相交换的行为，已经成了我正在进行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