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贝拉鲁太太给了我一些土豆和洋葱。”母亲说。“她家有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勤奋工作，养家糊口。可人只有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赠予，我这样告诉她。她用德语回答说：Wenn die Not am gröβten,ist Gott am nächsten，上帝在最需要时离人最近。唉，这话说得太迟了，我说。随后我看见艾丽卡·赫勒站在门口。Sie haben Gäste，她说，你有客人。客人就是玛丽亚。”
1986年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时所录制的磁带讲述着这个故事：“这就是玛丽亚再次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在我们遭放逐时，她差点儿中了枪弹，她差点儿被捕，可她没有放弃，直到找到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她出现在集中营的警卫室。她要找一个犹太人，一个会计师，并说出了他的姓名，于是他们找到了马尔库。当她看见他时，当他看见她时……她带来了一切——橘子、蛋糕、巧克力。”
孤女玛丽亚就像家庭中的一员，拥有对所有家庭事务的绝对权威，包括对那个新生儿。她是仙女，我崇拜她。1941年10月，当我们被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时，警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弄下火车。她拼命想挤进那运牲口的车厢——它肮脏不堪，挤满了人和行李——决心要与那些她当作自己家人的人生死与共。她失败了，可她没有放弃，设法在几个月后到了我们那里。
“她有钱，”母亲继续说道，“她想在集中营边上开一家香烟铺，好离我们近些，以便帮助我们。当然，他们不让她那么做。集中营中的罗马尼亚长官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在他家中当女仆。她既年轻又漂亮。在伊特卡尼，军官们和各色的官员整天围着她转。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甚至好几次向她求婚。集中营长官愿意每天付她20升汽油。哪怕只要5升汽油，你就能够买到大量食物。玛丽亚问我们她该怎么做。我们能对她说什么呢？让她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出卖她自己？最后，那个长官说服她去为他工作，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是个吝啬鬼，是个骗子，没有给她答应过的汽油。玛丽亚回了罗马尼亚。她答应她会回来，而她确实做到了，扛着行李。她是回罗马尼亚去向我们的亲戚们募集钱款的。她认识所有未被放逐的人，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熟悉她，她把他们全都当作亲戚。她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然，他们没收了她的包裹，然后以帮助犹太人的罪名将她送上了军事法庭。”
当我们于1945年从集中营重返家园时，在回到我们离开时的居住地苏恰瓦之前，我们先在法尔提西尼和拉道提迂回了两年。1947年，那个圆终于在苏恰瓦闭合，在那里，我们与玛丽亚重逢——她现在是玛丽亚同志了，是共产党书记的妻子，该市未来的第一夫人。